文章之道，以氣象光明俊偉為最難而可貴。如久雨初晴，登高山而望曠野；如樓俯大江，獨坐明窗凈幾之下，而可以遠眺；如英雄俠士，裼裘而來，絕無齷齪猥鄙之態。此三者皆光明俊偉之象，文中有此氣象者，大抵得于天授，不盡關乎學術。自孟子、韓子而外，惟賈生及陸敬輿、蘇子瞻得此氣象最多，陽明之文亦有光明俊偉之象，雖辭旨不甚淵雅，而其軒爽洞達，如與曉事人語，表里粲然，中邊俱徹，固自不可幾及也。
古人絕大事業，恒以精心敬慎出之。以區區蜀漢一隅，而欲出師關中，北伐曹魏，其志愿之宏大，事勢之艱危，亦古今所罕見。而此文不言其艱巨，但言志氣宜恢宏，刑賞宜平允，君宜以親賢納言為務，臣宜以討賊進諫為職而已。故知不朽之文，必自襟度遠大、思慮精微始也。
三古盛時，圣君賢相承繼熙洽，道德之精，淪于骨髓，而學問之意，達于閭巷。是以其時置兔之野人，漢陽之游女，皆含性貞嫻吟詠，若伊莘、周召、凡伯、仲山甫之倫，其道足文工，又不待言。降及春秋，王澤衰竭，道固將廢，文亦殆殊已。故孔子睹獲麟，曰：“吾道窮矣!”畏匡曰：“斯文將喪!”于是慨然發憤，修訂六籍，昭百王之法戒，垂千世而不刊，心至苦，事至盛也。仲尼即沒，徒人分布，轉相流衍。厥后聰明魁桀之士，或有識解撰著，大抵孔氏之苗裔，其文之醇駁，一視乎見道之多寡以為差：見道尤多者，文尤醇焉，孟軻是也；次多者，醇次焉；見少者，文駁焉；尤少者，尤駁焉。自荀、揚、莊、列、屈、賈而下，次第等差，略可指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