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座監獄幾乎是全新的。鐵墻和鐵門上的油漆呈戰艦的藍灰色，上面依然泛著嶄新的光彩，只是有兩三處被人啐上了嚼過煙草后的唾沫，顯得非常不雅。屋頂的燈被嵌在一塊厚厚的磨砂玻璃板里。牢房的一側有兩張床鋪，上鋪正睡著一個男人，正打著鼾，身上裹著一條深灰色的毯子。他睡得如此早，身上也沒有酒氣，而且還選擇了不礙事的上鋪，由此看來，他已經在這里住了很久了。
我坐在下鋪。他們怕我攜帶了槍支，給我搜過身，但沒有掏空口袋。我從中抽出一根香煙，摩擦著膝蓋后方的紅腫處，痛感從那里一路延伸到腳踝。咳到大衣前胸上的威士忌散發著一股臭味，我將那個部位的衣服提起來，對著它噴了幾口香煙。煙霧向上飄去，環繞著屋頂上被燈光照亮的玻璃板游動。監獄里十分安靜，在很遠之外的另一個區域里，一個女人尖聲喧鬧著，但我所處的這片區域平靜得像一個教堂。
那個女人不知在何處一直這樣尖叫，聲音又尖又細，不像是由人類發出的，倒像月光下的狼嚎，只是沒有其中漸漸上升的哀慟音調。過了一會兒后，聲音終于停止了。
我吸完兩根煙，將煙蒂扔進角落處的小馬桶里。上鋪的那個人仍然在打呼嚕，濕油油的頭發支出毯子的邊沿。關于他，我只能看到這些。他趴著睡得正香，也真是到了一定的境界。
我再次坐到鋪上。床鋪是由扁鋼板條制成的，板條上鋪著一張單薄堅硬的床墊，床墊上非常整齊地疊著兩條深灰色的毯子。監獄十分不錯，位于新市政廳的十二樓。市政廳也十分不錯，整個海灣城都十分不錯，這里的居民確實也這么想。如果我居住在這里，很可能也會這么想。因為我可以欣賞美麗的藍色海灣，懸崖峭壁，游艇港口，還有街道兩旁一排排平靜的房屋——有的已經老舊，成群地棲息在古樹的林蔭下；有的才建不久，傍著碧綠的草坪，圍有鐵絲柵欄，門前停車道旁種著一棵棵小樹苗。我認識一個住在25街的女孩，街美，人也美。她喜歡海灣城。
她不會去想廢舊的城市鐵軌南邊，陰郁的單元樓區里，殘喘著一個個墨西哥人和黑人貧民窟；也不會去想那些峭壁以南沿岸經營的低俗酒吧，那些開在路邊、滿是汗味兒的小舞廳，那些**煙卷，那些異常安靜的旅館大廳，以及里面那些隱在報紙后面四處窺視的狐貍似的細長面孔；也不會去想那些扒手、騙子、醉漢以及步行板上的妓男**。
我走過去，站到門邊。過道對面沒有任何動靜，監獄里的燈光陰涼冷寂，生意一片慘淡。
我看了一眼手表，九點五十四分，應該回家換上拖鞋下盤棋，應該喝一大杯酒，涼爽一下，應該平靜地抽一大管煙，坐下來抬起腳，什么都不去想，應該看著雜志，開始打哈欠，應該作為一個人，一個有家的人，一個沒什么事做的人，好好休息，呼吸夜晚的空氣，為明天做好準備。
一個穿著藍灰色監獄制服的人讀著牢房號一路走了過來，在我面前停下了腳步，打開牢門，然后惡狠狠地瞪著我。這些人自認為，這樣的神情必須日復一日年復一年地擺在他們那張鐵皮臉上。仿佛在說：老兄，我可是警察，我厲害得很；老兄，你可留點神，否則我們會好好修理你一番，讓你只能四只腳爬著走路；老兄，你別來這套；老兄，咱實話實說；老兄，跟我走吧，可別忘了我們的厲害，我們是警察，對付你們這幫孬種，我們想干啥就干啥。
“出來。”他說。
我邁出監獄。他將門重新鎖上，揮了一下大拇指。我們一路走到一扇寬大的鐵門前，他將門打開，待我們走了出去，又將門重新鎖上。他身上的鑰匙掛在一個大鐵環上，歡快地叮當作響。不一會兒，我們又穿過一扇鐵門，鐵門外部被漆成木色，內部則是戰艦的藍灰色。
德加默正站在柜臺旁與值勤室的警官說話。
他那泛著金屬藍色的眼睛轉到我身上，說：“感覺怎樣？”
“挺好的。”
“喜歡我們的監獄嗎？”
“喜歡，監獄挺好的。”
“韋伯隊長想找你談話。”
“挺好。”我說。
“你除了挺好還會說別的嗎？”
“現在不會。”我說，“在這里不會。”
“你有點兒瘸。”他說，“是絆到了什么東西嗎？”
“對。”我說，“我絆到了一根警棍，它跳了起來，在我膝蓋后咬了一口。”
“這可真糟。”德加默面無表情地說，“到物品寄存員那里把你的東西取回來吧。”
“東西都在我這兒。”我說，“沒有被拿走。”
“噢，那挺好。”
“當然了。”我說，“挺好。”
值班室的警官抬起頭發蓬松的腦袋，盯著我們看了好久。“如果你們真想知道什么挺好的話，”他說，“就該去看看庫尼的愛爾蘭小鼻子，現在就跟一坨攤在華夫餅上的糖漿一樣。”
德加默漫不經心地說：“怎么了？他跟人打架了？”
“這我哪里知道，”值班室警官說，“可能那根警棍也跳起來咬了他吧。”
“作為一個值班室的警官，你也太他媽的多嘴了。”德加默說。
“值班室的警官他媽的一直這么多嘴。”值班室的警官說，“可能這就是他當不上兇殺案警長的原因吧。”
“你看我們這兒。”德加默說，“好一個其樂融融的大家庭。”
“臉上笑容燦爛。”值班室警官說，“張開雙臂迎接你，手里還拿著塊兒磚。”
德加默朝我揚頭示意，隨后我們便走了出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