恰恰是三十個年頭了！
一九二〇年的冬季某日黃昏后，在黑沉沉的北京東城的極東，距高大城墻不遠一個胡同的小院落里的南屋里，窗前一只長方形的木案上擺設了幾大盤的花生、雞蛋糕、糖果，很明的電燈耀著那些各種顏色的食品發出亮光，像是有點喜事，或招待什么客人。
那時代，北京偏僻胡同里沒有路燈，往往找門牌的生人得借人力車夫的小油燈向人家大門旁邊去細細地辨認那些藍底白字的門牌。
這家人家的南屋算做客廳，居然在濕地上還鋪了一層草席，白壁黃席便顯得較為潔凈。木案的左右幾把圈椅上隨便坐了五六個青年。他們有的穿長袍青馬褂，有的則是藍布罩袍。雖預備下香煙，能吸的不過半數，點心糖果沒人動手。主人——這房子的主人，矮身個、小胖子，穿著還不舊的羊皮皮袍。他并不讓客人吃，似乎客人們也不需讓，因為他們自己湊起錢來買的東西毋須客氣。
最可怪的是他們在這個寒冬明燈的屋子里，一例都沒有吃得下的食欲，雖然那五六位沒有一個過二十五歲年齡的。
也似乎不像些青年人，這晚上他們的面色沉沉地，都提不起平常時高談闊論的興致。
“你快譯過一半了罷？”一個大眼睛有希臘人鼻子的紅紅面孔的（那時他還沒帶上近視鏡子）向矮胖的屋主人問話：“那——一大本《獵人日記》。”
“還得半年罷，學校剛剛考完，我又被派到外交部去，還不得上班下班先做外交的練習生。”青年主人的答話。
“《獵人日記》？可惜我從英文選集只讀過一篇，文字真美。”坐在長案一端，帶著金絲腿鏡子的清瘦青年摻入了這句。
“屠格涅夫的藝術名聞一代，十九世紀的俄國有名的文學人物，他與托爾斯泰走的路全不一樣。”紅面孔的便申述他的評論見解。
正談到這里，聽見拉大門的鈴響，坐中有一位突然站起，“來了，來了！準是他，——秋白。”
及至新來者邁進客廳，把手套、圍巾搭在一只手上，頭上是高高的土耳其式黑絨帽子，穿了很厚呢大衣的，卻不是那一位喊出的秋白君。
“少與，我們當是你不來了呢。大家早到了，只是等他。咱給他送行的，想不到你也來的這么晚。”
新來的少與笑了笑，用學得生硬的蘇州腔的北京話道：“好遠啦！還是雇的黃包車，在路上一直有半點鐘。怎么？……秋白一定很忙。”
“那能不。明兒大早上就上車，——他這一去，真的與大家隔遠了！”屋主人平日不好多談，這時自然有點興奮。
“哎！你記得罷，遠在天邊，近在眼前。——遠是遠，他去的這個地方豈止遠哩。……”另一位長發垂到耳后，說話沉緩，帶著福建口音，在這一群人里比較大兩歲的一位這樣說。
大家聽他說的頗有“哲理”氣味的話，都想不起怎么向下接談。燈光下他們互相望望，有的便把帶來的新出版的雜志攤開來看。
一陣北風卷起沙土小石子打在紙窗子上嘩啦啦地響著，偶爾從風聲里遠遠傳來了串巷子說書人三弦的凄切輕音。
約摸又過了一小時，他們專在那兒等待叫做秋白的方匆匆地從夜風中沖進。一身西裝衣服上抖滿了街塵。剛走入客廳，他立即摘下眼鏡用手絹擦抹，高亢而迅利地說出他遲到的緣故。
“明兒早上幾點？”有人直截問他。
“六點半，——天還不亮哩。”秋白的面容又瘦又蒼白，與胖胖的屋主人青年恰好成一對照。但他們是一個專科學校中很要好的同班，又是新近同畢業的兩位精通俄文的青年。
“不必客氣了，您走罷！您走您的遠道，我就不再上車站。……”一個高身個頗顯魁偉的北方人這么說。
“誰也不必送，哈！送么？也就是東車站，這隔赤塔還遠得很呢。哈哈！”秋白總是滿不在乎地灑脫神氣，雖然明兒大早他要開始走上現時極少中國人愿意去與能夠去的國度的長途。
“太冷！太冷！不要說現在的莫斯科，一到哈爾濱就冷得夠受。您雖有皮大衣，可是身子骨……”一個送行的青年的顧念話還沒說完。
“冷？我看北京也夠數。——到更冷可也更熱的地方重新鍛煉一下，秋白這把瘦骨頭準會有抗冷的本領。怕冷的還能去！——話是一樣，要找熱的他才能去。”紅紅面孔有希臘式鼻子的一位激動地說。
秋白一到之后，香煙氣立刻在屋子中噴發出來，還有一兩個也陪著他一同吸。談話在斷續中進行，把以前的沉悶打破。但大家卻不多談這個遠行人到了那邊怎樣做通訊的工作，怎樣明了那個舉行過空前大革命國度的情形。因為現時迢迢的鐵道還不能夠無阻礙的暢通，而在邊界上如何度過一時也無從想起。總之，對這個消息疏少的大革命后不久的國度的情形，他們也只是從報紙雜志上略略知道一點罷了。
自然，這一方的話便不易多談，而且大家雖然都抱著歡迎新時代曙光的熱情，可是在給他送行的前夜，反而對本題找不出多少話說。
他們帶著佩服與羨望的心理，望著秋白。至于在那個大國的空前大革命后，負有人民使者任務的青年，預測他的未來，誰也不能有什么斷語。
他們拉雜說到上海北京的新文章，說到由南方來明天與秋白同行的某報館的特派記者。……還是被送行的人，他的精采勝過他那瘦弱的身體，說話又快又響亮，像一切困難一切顧慮都不曾掛在心上的，老有經驗的戰士。縱然有點疲勞，他一樣還把精神提起。
快近十點了，風吹得更大。他們有的住在西城，路那么遠，也得給這被送行的人得到半夜的休息。于是微感黯然卻又同懷著壯旺的心情下，他們便在這所房子的門前冒著嚴寒的北風，一個個緊握住這位勇敢活潑的青年人的手珍重道別！……于是，每個與會者各懷了一顆熱烈又是沉重的心由黑暗中分別散去。
一九二〇年十一月，瞿秋白君頭一次到蘇俄（那時都稱蘇聯為蘇俄），也可說就是中國的知識青年頭一批踏進了十月革命后剛滿三年有點“謎”一樣的勞農**新國度。與他同行的還有俞頌華君，俞君是擔負著上海某報的通信記者名義到蘇俄去的。
后來俞君由蘇俄到德國留學，——他不通俄文。瞿秋白便在蘇俄住下。
秋白是江蘇的常州人。常州在清代原是所謂“文物之邦”，可是秋白自他的童年便經過了一些的流離，漂泊。他的家庭生活，到現在大概沒有幾個人能說得十分清楚罷？他父親是一位遭遇苦惱，一生中不很安定的舊讀書人，晚年——甚至可說從中年起，就在山東過活。是那時的讀書人的職業之一，大概是過著所謂“游幕”，一直住在濟南。秋白一家零落，雖說瞿姓是常州的望族。可是他家傳到他父親一輩明明是在沉落中了。他十幾歲便隨著他的叔父住在北京，他的叔父在法國讀過書，服務于京漢鐵路局，干了多年的中級職務。我在北京學第二外國語，學校中便請這位給我們教課。秋白與小弟弟同在他叔父家里做苦讀的學生。到五四運動的那年他已是北京外交部屬俄文專修館的最高年級的學生。
耿濟之君與他正是同班。
他們二位在新文學的萌發時代，為介紹俄國作品，——如托爾斯泰、屠格涅夫、契訶夫、果戈理——卻給中國以后的新文學創作上打下了良好的基礎。
那時在全中國找不到多少對俄文與俄國文學能夠作介紹的工作者，北京俄文專修館是專為舊日外交部造就俄文人才的專科學校，教授精勤，語文兼顧。加上瞿耿二位的中文程度也有根柢，又都嗜好文學，所以這自然的給中國那個新時代打開了廣泛介紹十九世紀俄國文學的先路。（除瞿耿二位，俄文專修館內還有賀汝欽，安壽頤，曾譯過普式庚的小說。但賀安的譯文只是當時共學社出版的兩本書，以后便再不見他們有繼續的譯述文字了。）
這里我還可以附帶提及，曾有兩種刊物當一九一九——二〇年中都有過秋白的文章（譯作皆有）。一種是折疊式的小型刊物《新社會》，記得印行二十多期。是半月刊罷，許地山，鄭振鐸，還加上瞿耿二位共同編刊。秋白有些短文就在這上面發表。還有一個《曙光》，是五號字印的每月雜志，我也是這個雜志的發起人與作者之一，秋白有兩篇譯文登出。可惜這兩種刊物從好多年來就找不到了。
當一九一九年五四運動之后，北京的新型刊物對于俄國十月大革命的前因后果，以及勞農**的建立，馬克思主義的學說，蘇俄的新情形，都或多或少予以注意，并且盡可能地找外國的資料譯為中文。明知當時蘇俄是在各帝國主義國家的包圍之中，以俄文新印的刊物難能傳到中國，一般人又不習俄文，所以只好從英法的報紙雜志上搜求。有兩種英文定期刊物，即《民族》與《日晷》比較是常常介紹新俄的情形。固然在報導評論中不免帶出資產階級的偏見，但從這兩種刊物上究竟可使中國的讀者多少知道點大革命后的略況。記得我總是在每一期上注意有無談論或敘寫這個嶄新政治的我們鄰邦的文章。李大釗先生以主持北大圖書館的關系，見到刊物較多，而那時北京的各個學社與公共社團內更沒有北大時常收到的外國期刊的數目。再則李先生既是《新青年》的長期撰稿者，他更熱心于倡導新的文化運動，為人誠懇，敦厚，雖然比起我們的年紀大十來歲，但投有一點學者的高傲架子，也不覺得自己是夠得上做領導的人物。與學生青年討論，研究，謙和可愛。因此北大圖書館館長室在那幾年中可說是新文化臨時俱樂部。找新書雜志的，商量會社事務的，想解答問題的，談文化上一般情況的，差不多每天都有些時代的青年在那里，小型會談也借那館長室外間舉行。所以當時提到北大圖書館與李守常先生，凡從事新文化運動與從事寫作的青年幾乎都極熟悉，并不分北大的校內與校外的學生。
秋白與守常先生自然也有來往，他雖然對于舊文學早有素養，對于新文藝有努力推進的熱情，可是他更熱心于整個社會的改革事業。他早已注意那時暮氣昏沉，一切不平等不進步所造成的社會現象。他對于社會主義早已扎下了強烈的信心的根子。恰值北京的《晨報》在提倡新文化的傳揚工作下，想有人能做新俄的通信記者，秋白方畢業俄文專修館，以他的才能、文筆，高等求知欲與熱烈地想研究新俄一切的心愿，當然是最最合適的人物。他不肯為照例的職務絆住他的身子，他那想改革社會的志氣更不愿只在文字上消磨，所以他就接受了這個通信記者的名義以及送給他的旅費。與俞頌華君結伴在隆冬風雪的北京開始踏上遼遠的道路，往隆冬風雪更甚的工農蘇維埃國家去。
他定日啟行之前曾往濟南住了幾天，與他的父親見面，后來在他那本《新俄國游記》里敘述出來。時代不同，三十年前，當蘇聯十月革命后只有三年，道路那樣難行，中蘇并無新的國交，入境手續如何，到后如何，如何通信等等……都是不易先知，不易解決的問題。西伯利亞一帶通往俄國的鐵道經過損壞還沒完全修好，不要說以前并未到過的人，即是熟于一切舊地重游的一個外國人，又有幾分勇氣能夠奮然毅然地踏上征途？
在這迢遠的路上經過一些麻煩，好容易到了莫斯科，那時候的心情，那時候他自己的壯志，熱感，我記得在他所作的《新俄國游記》與《赤都心史》中一一寫出，尤以后一種寫得更為活潑熱烈。明明是一位從東方古國身負了沉重的擔負，為向往一個更合理的社會，向暴風雨后初見晴朗的新國度而投入的心情，回顧東方，這沉沉昏暗，內侮外迫已經是到了不能再支持下去，而且受著歷史重壓下的舊邦，一切制度、風習，一切思想、學術，一切的深污的舊染，都到了個“咸與維新”，重行全盤改造的緊要關頭。他就當這個時機首先往那冰雪皎明艱苦奮斗的新國度中投入！……這份熱情與對于新時代的辨識，以及迎上前去的決心，都從他的筆下傾瀉出來。這兩本書內有好多段便是有熱有光的，永遠年青的，不須修飾的好散文，——也就是偉大的詩篇！
可惜他這兩本少年的著作出版后銷售不久即被禁止，以后未曾再印流行太少，極為可惜！
以后在一九三〇——三三年他潛寓上海作地下工作的時代，與魯迅先生時常為文提倡唯物觀的左派文學運動，翻譯與寫作明犀銳利的理論批評文字，在各個新刊物上發表出來。給十幾年來的文學改革運動以明白正確的結算；給大眾化的工農的文藝奠下了初步的良基；給那些迷離、動蕩的小資產階級的文藝論者一種清醒分析的指示；給右傾于封建勢力與資產階級的學者以嚴正的批判。這個時期是他再一度以靈活筆姿為革命文學而盡力的時期。他用宋陽、易嘉等化名發表文章，以他那種文筆在上海文壇上當然容易惹人注意，不過真正知道是他所寫的也只是文藝界的極少數人。
那時的左翼文壇他是一個重要領導者，但關于這些已往的情形現在身與其事的熟知者大概是愈來愈少了。
我對于他在北京俄文專修館畢業前后，也就是中國白話文學運動與五四運動的前后幾年較為熟習，至于他從蘇聯歸來，以及在**里負重大任務與地下工作的時期，我不多知悉。當然有些人可能道出。記得在一九三五年秋天，《國聞周報》中有一篇說是得自秋白被殺的那個小縣城來的材料，頗詳細地敘寫他的從容就義與死前所作的文字，還有兩首舊體詩，這倒是極不易見的資料。但自從《國聞周報》登過一回卻沒見有人收輯下來，不知那篇文章的資料是否完全真確。但我記得就那兩首舊體詩來看，頗像秋白的口氣。現在我的存書經過抗日戰爭期間全部損失，連這本刊物也丟失了！
秋白是一九三五年六月十八日以不到四十的年齡，辛苦奮斗十幾年，把生命殉了主義，殉了黨！屈指算來，到今年恰好是十五個周年。他活到如今才五十多歲，正是干練有為的時候。可惜他等不及見到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立，等不及見到全中國大陸都被解放，與以工人階級作領導的新民主主義的專政，便在十五年前的中國福建的一個小縣城中告別了人間！
但他的勇敢堅強的意志，開辟大道的精神，以及堅定的信仰，辛勤的工作，可也“長留天地間”給后人以無限的景慕與不忘的記憶！
至于他在倡導無產階級的文藝運動上給當年中國的左翼文學打下了堅實的基礎，這只是他短短一生中的一部分成績；但只就這份成績給予評價也是輝煌扎實，永久不能磨滅的。
去年文代大會在北京開過后，成立了全國文協，文協借中法大學禮堂開會的早上，我看見講壇上高掛的兩面巨幅油畫像：一邊是魯迅先生，一邊是青年的秋白，我不禁凝視著記起了好多舊跡！——這兩位自五四后在文藝界中的拓荒者不屈不撓，同走上光明大道。雖以年齡不同，處境不同，寫作的多少不同，可是到現在，他們的功績，他們的成就，他們的認識與苦斗，如日如星，光輝不滅。單就文藝的一項而言，已經如此，他們的評價又何待贅言。
寫到這里聽著中夜的喧濤拍打海岸，有節奏地一陣一陣像奏著雄壯的進行曲，唱著爭自由的高歌。
六月之夜的清空，皎月流光，眾星明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