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一位學者的學術思想。其意義不僅在于對學者本人做出歷史的和公正的評價，更重要的是探明他為本學科付出了哪些創造性的勞動，在哪些方面有了新的突破，社會實踐的檢驗又證明了他的哪些觀點是規律性的、有用的東西，而另一些觀點是錯誤的假定，必須予以揚棄。從而把科學研究的水平，提升到一個新的高度。道理很簡單，人不能老念“三字經”，科學研究也不能老從“0”開始。馬克思的哲學如果不突破黑格爾、費爾巴哈的框框，那就不成其為馬克思主義了。
杜定友先生從二十年代開始，作為我國新圖書館運動倡導人之一，其在圖書館學上的成就是眾所公認的。他對于圖書館學的闡述幾乎涉及到所有各個方面，而以圖書分類、編目和文獻學的研究為最精、專。他的圖書館事業實踐經驗也是最豐富的。 杜先生的治學態度是實事求是的，他敢于標新立異，也敢于修正錯誤。時代的局限性和階級的偏見，注定了解放前他的學術思想必然是屬于資產階級體系的，但是我們仍然能夠從中找出一些“民主主義”的東西；解放后，杜先生很快就意識到自己做學問的路子走錯了，甚至走反了，于是自覺地、毫不含糊地、公開地作了自我批評，隨即開始用馬列主義的哲學思想來指導圖書館學的研究工作，并大膽地著手探索未來的圖書分類法的構想。 如果有興趣的話、翻翻杜先生當年的著作，我們就會發現，近幾年來，我國圖書館界爭論得比較熱烈的一些問題，在杜著中也能夠找到精辟的論點。這些論點，有的到現在還是一顆閃光的明珠，有的可以作為我們工作的佐證，有的則需要我們去發展、完善。這也是一種歷史的反復吧！
不過那是在新的歷史條件下，在更高水平上的反復就是了。
例如圖書館建設中的一些問題，就是這些論點之一。
圖書館是不是學術性的社會服務事業單位呢？過去和現在都有過爭論。過去有人認為圖書館業務只是一種技術，談不上學術。現在也還有人認為圖書館借書還書，認得書碼就行了，用不上大學問。問題不在于拔苗助長地提高圖書館的社會地位，而在于：我國歷代藏書樓主人多屬通儒碩,到了信息社會的今天，以傳遞信息為職能的圖書情報人員，反而毋須進入學術之林，胸無點墨，又如何克盡其為四化服務的職責呢？
三十七年前，杜先生在《廣東文化中心之今昔》一文中，就認為廣東省立圖書館應“集中全省學術團體，與圖書配合，成立各種研究室，蔚為學術研究中心。”他并明確提出“圖書館為高級文化學術機關，地方史料之總匯”。一年后，他在《廣東圖書教育事業的展望》一文中，批判了以圖書館為普通閱書報室、學者的象牙之塔和機關衙門的點綴品，人有我有這三種錯誤思想之后，再一次肯定“圖書館是文化學術機關之一”“杜先生與舊社會的上層人士雖有過從，但他對于官僚軍閥之摧殘圖書館是深惡痛絕的。他一再譴責官老爺們“囪欲節省每月千余元之經費，竟將該館停辦……當局措置之荒謬，莫此為甚”。 “可是圖書館、博物館既被踢在一旁、呻吟于極度貧乏病之下……”。抗戰之后他對于那些此“劫收大員”們發接收財，甚至吞沒善本、文物；而市場上又滿街圖書，以斤論價，更是十分痛心疾首的。
杜先生不但這樣說了，而且這樣做了。他在抗戰前夕，臨危受命，領導中山大學圖書館一再搬遷，抗戰中又兼長省圖書館，致力于地方文獻和藏書的建設，解放戰爭方熾，當事者離職去港；先生又兼長廣州市館，保存了祖國學術、文化遺產。 關于各類各級圖書館的專業分工和書刊采選重點，杜先生是這樣說的：省立圖書館應著重本省文獻，及省政參考資料，以實務研究為對象，以輔導各縣市圖書館為主要任務；而縣市圖書館，則以供應當地民眾之參考閱覽為主要任務。……至若各校圖書館，則以適應教學上之需要，及高深學術研究之參考為原則。（《廣東圖書教育事業的展望》）這與我國的現行體制，似尚吻合。
關于書刊采選原則，除上段所述外，杜先生在同文中還說了這么一段話：“關于藏書問題，各圖書館應注意內容類別，貴精不貴多、貴用不貴藏、在甲館不甚適用，而為乙館亟需的尤應互相交換，以盡其用：”可以說，這段話是切中目前我國圖書館藏書建設中的時弊的。
印度學者阮岡納贊（S.R.Ranga-nathan)提出的圖書館規律中，第五條稱：“圖書館是一個成長中的有機體”，故圖書館的藏書增長是理所當然的。但是目前我國各大圖書館由于種種原因，藏書增長過速，既無力同比例增加藏書空間，又無力即時分編消化，亦未交換或剔除復本，其結果是部分書刊壓架，而隔年書刊又不得不捆扎，大大影響了書刊的利用和流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