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文章回顧了我國圖書館學研究對象的幾種主要觀點，在此基礎上，作者對圖書館學研究對象的幾個問題進行了反思。
【關鍵詞】圖書館學研究對象 圖書館學基礎理論 圖書館學
1 圖書館學研究對象的困惑.
圖書館學研究對象是什么，“許多人，包括圖書館界內和圖書館界外的人們，都毫不遲疑地斷言：圖書館學的研究對象是圖書館工作”。這似乎是不言自明的道理。“ 然而，在事實上，從圖書館學誕生之日起，圖書館學的研究對象就成為人們長期爭論的問題，對圖書館學研究對象的爭論從來就沒有停止過。”依時間順序，我們可以把圖書館學研究對象粗略分為如下幾種：
一是圖書整理說。“圖書館學”這一名稱首先是由德國人施雷廷格在1807年提出來的，因此，他被譽為現代圖書館學的奠基人。施氏認為圖書館學研究內容應為符合圖書館目的的整理方面所必要的一切命題的總和。施雷廷還認為圖書館工作的核心是目錄的編制。他不僅編制出12個大類、200個小類的分類表，而且編制過主題目錄和字順目錄。另一位德國圖書館學家艾伯·特發展了施雷廷格的觀點。他明確地指出“圖書館學應當研究圖書館工作中的實際技術。”這與美國圖書館學家杜威的觀點十分相似。把圖書館學的研究對象定義為“圖書整理”或“圖書館工作中的技術經驗”，是早期圖書館學家的主要觀點，也是對后世影響最大的學派之一。
二是圖書館管理說。“圖書館管理說”也是早期圖書館學思想之一。1821年艾伯·特首次提出“圖書館管理學”之詞。法國人海塞(1893)認為圖書館學的宗旨是解決如何最有效地管理圖書館。英國人愛德華茲和帕尼茲也致力于圖書館管理思想的研究。并對17世紀-19世紀以來的圖書館管理經驗進行了全面總結。杜威的圖書館學思想在本質上也是提高圖書館管理和成本效益。我國第一代圖書館學人的學術思想也是源出此。
三是知識信息交流說。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后，科技信息的交流日趨頻繁，邊緣學科、交叉學科、橫斷學科紛紛問世，情報學也從圖書館學這個母體中剝離出來。20世紀40年代-70年代，國外一些圖書館學者對知識、信息、情報的交流問題給予了很大關注。如美國圖書館學家謝拉在《圖書館學教育基礎》一書中提出，“交流是社會結構的膠粘劑”、“圖書館是社會交流鏈中的一環。”“圖書館具有教育作用和傳遞情報的作用。它是人們與文字記錄知識之間的中介，是促使記錄知識最大限度地為社會利用的交流系統”。前蘇聯學者米哈依諾夫、丘巴梁也認為情報交流是信息部門的主要任務。20世紀80年代，“交流說”引入圖書館學領域。“知識交流說 ”在理論形態上自稱是圖書館學的理論基礎，實際上它是對圖書館學研究對象的一種新解。它擺脫了從圖書館實體出發確定圖書館學研究對象的封閉思維模式，以新的視角、新的方法探討圖書館學的研究對象。
四是信息資源說。20世紀80年代，歐美國家興起了一個新的專業術語“信息資源管理”（Information Resources Management，簡稱IRM）。 IRM理論形成后不久就滲入圖書情報學領域。80年代末，IRM傳入我國，并引起強烈的反映。如90年代初，國內圖書情報學系紛紛更名為信息管理或相關系名。并在教學中加大了信息資源管理課程的比重。1999年，徐引篪、霍國慶的《現代圖書館學理論》一書出版，該書明確提出：“圖書館學的研究對象是動態的信息資源體系”。信息資源說將圖書館視為動態的、有機的信息資源體系，力圖揭示圖書館學研究對象的本質。“信息資源說”雖挾西風而傳布，但是也有不少“本土化”的成果，如武漢大學信息管理學院的信息資源管理方向碩士點博士點，以及一些信息管理學專著的問世都有一定的影響。
五是知識組織說。知識組織(Knowledge Organization)的概念產生得較早，1929年英國分類學家布利斯曾出版過《知識組織和科學系統》和《圖書館的知識組織》兩部著作。20世紀60年代，英國情報學家布魯克斯也對知識組織進行了闡釋。他認為，圖書館中的文獻分類是文獻組織而非知識組織，知識組織是對文獻中所含的知識內容進行分析，找到相互影響及聯系的結點，像地圖一樣，為人們尋找信息提供服務。但在當時的技術條件下，這種深入知識內部，對知識內容進行分析的思想是不可能實現的。20世紀90年代，隨著計算機技術的飛速發展，知識組織重新成為人們關注的焦點。1989年—1990年馬費成、胡昌平、劉植惠等撰文探討了知識組織、知識揭示和知識基因的關系。豐成君則稱知識組織是圖書情報學所面臨的主要問題。黃俊貴主張用知識組織思想全面改組改造圖書館工作流程。“知識組織說”順應了網絡時代知識管理的需求，揭示了圖書館活動的本質，成為轉換圖書館學研究范式的重要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