愛書，服務，智慧——學習程煥文教授宣傳圖書館精神的著述

摘  要  對<?xml:namespace prefix = st1 ns = "urn:schemas-microsoft-:office:smarttags" />程煥文教授概括的“愛國、愛館、愛書、愛人”和“智慧與服務”的圖書館精神, 闡發了對“愛書”、“智慧”與“服務”的學習心得，認為在知識經濟時代，我國的圖書館任重道遠，圖書館人要繼承優良傳統，高揚圖書館精神大旗，忠于平凡的服務工作而不甘于平庸的水平。<?xml:namespace prefix = o ns = "urn:schemas-microsoft-:office:office" />

關鍵詞 圖書館精神 知識經濟 服務

精神不僅是永恒的，也是世間最寶貴的、又是事事處處顯露出來的特殊財富。圖書館精神是圖書館事業的靈魂，許多學者對它作了闡述和宣傳[1，2，3，4，5，6,7,8,9,10]，極大地激發了圖書館人的職業自豪感和陶冶了思想與情操。林漢城呼喚新世紀圖書館精神，提出新世紀圖書館精神的特點與內涵及其弘揚的途徑。韓繼章等將圖書館精神大致分為兩類,一種是表現于圖書館學研究中的學理觀念,一種是貫穿于圖書館事業和圖書館工作中的行業精神。也有一些學者在人文框架內闡述圖書館精神，而認為“圖書館精神不等于圖書館人文精神” 者有之（《 圖書情報工作》  2002年第9期）。在這些學者當中，就我們獲得的資料來看,覺得中山大學程煥文教授是長期熱心宣傳圖書館精神的一位。1992年，他將中國圖書館精神的主要內容概括“愛國、愛館、愛書、愛人”[1]；又將“文華(圖書館學專科學校)精神”概括為“智慧與服務”[2]。作者認為：雖然這些表述有所不同，但是它們在實質上是一樣的。不同時代、不同地區的圖書館人也許具有不同的“圖書館精神”，但是這些不同的“圖書館精神”總是有著許多的共性。我們覺得程老師關于圖書館精神的概念的表述，既精要又簡練。其中,使我們思索最多的是“愛書”、“服務“和，“智慧”這六個字。在中國這一個國家，在現今知識經濟時代和信息社會，她們有更多的時代意義。

1.   愛書

   圖書館業與其它行業最大的區別就是它經管的都是全社會公有公享的書，它的服務是非贏利性的或公益性的。

二十世紀初,一批圖書館界前輩毫不吝惜地放棄國外的高薪優職而毅然回到祖國,積極投入到二十世紀二十年代掀起的那場“引入新知、啟迪民智”的圖書館運動, 成為創立中國現代圖書館事業的開路先鋒。圖書館界的優秀前輩們都愛書如命，窮年搜討，歷盡艱辛，用于公有公享。戰亂年代他們冒著生命危險搶救和保護祖國的文化典籍，逝世后又毫不保留地將藏書捐獻給國家。這種精神是我們每個圖書館人所必須具備的基本精神。程老師主編的《廣東圖書館學會40年》，記載杜定友、沈祖榮等我國圖書館界大師們，在抗日戰爭時期冒著生命危險搶運公共圖書館的書刊文獻的可歌可泣的故事。程老師說：每當人們提到這個年代的圖書館和圖書館員，我的腦海里總會浮現中國圖書館學教育之父——沈祖榮大師在抗戰時所講的一段不朽名言：

  “我們雖然不能執干戈以衛社稷，但是我們要負責保存文化的這種責任。” “一個國家整體國力的養成，完全靠著教育。我們現在能向日寇面對面拼一氣的，就是靠了過去和現在不斷增強的教育力量。我們的武器不及敵人，我們的戰士卻有以血肉作長城的精神，這種精神就是由教育而產生的。”圖書館應擔負起“前方將士精神糧食的供給”、“受傷將士休閑教育的顧及”、“難民的教育”和“一般民眾的教育”的職責。在國家貧窮，列強欺侮，而至到了國土淪喪、中華民族最危險的時候（抗戰時期），愛國、圖強和救亡，突出地擺在每一個有良知、有血性的中國知識分子面前,愛國精神在各行各業弘揚，圖書館界首當其沖，因為他們經管的正是記載著民族精神、民族靈魂、民族精華的文獻書籍。愛書，突出地聯系著敬業，聯系著愛國。是愛國主義精神的體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