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論】
魯定公十三年，孔子言于公曰：“臣無藏甲，大夫無百雉之城。”使仲由為季氏宰，將墮三都。于是叔孫氏先墮郈。季氏將墮費，公山弗狃、叔孫輒率費人襲公。公與三子入于季氏之宮，孔子命申句須、樂頎下伐之，費人北，二子奔齊，遂墮費。將墮成，公斂處父以成叛，公圍成，弗克。或曰：“殆哉，孔子之為政也，亦危而難成矣！”孔融曰：“古者王畿千里，寰內不封建諸侯。”曹操疑其論建漸廣，遂殺融。融特言之耳，安能為哉？操以為天子有千里之畿，將不利己，故殺之不旋踵。季氏親逐昭公，公死于外，從公者皆不敢入，雖子家羈亦亡。季氏之忌刻忮害如此，雖地勢不及曹氏，然君臣相猜，蓋不減操也，孔子安能以是時墮其名都而出其藏甲也哉！考于《春秋》，方是時三桓雖若不悅，然莫能違孔子也。以為孔子用事于魯，得政與民，三桓畏之歟？則季桓子之受女樂也，孔子能卻之矣。彼婦之口可以出走，是孔子畏季氏，季氏不畏孔子也。夫孔子蓋始修其政刑，以俟三桓之隙也哉？
蘇子曰：此孔子之所以圣也。蓋田氏、六卿不服，則齊、晉無不亡之道；三桓不臣，則魯無可治之理。孔子之用于世，其政無急于此者矣。彼晏嬰者亦知之，曰：“田氏之僭，惟禮可以已之。在禮，家施不及國，大夫不收公利。”齊景公曰：“善哉，吾今而后知禮之可以為國也！”嬰能知之而莫能為之，嬰非不賢也，其浩然之氣，以直養而無害，塞乎天地之間者，不及孔、孟也。孔子以羈旅之臣得政期月，而能舉治世之禮，以律亡國之臣，墮名都，出藏甲，而三桓不疑其害己，此必有不言而信，不怒而威者矣。孔子之圣見于行事，至此為無疑也。嬰之用于齊也，久于孔子，景公之信其臣也，愈于定公，而田氏之禍不少衰，吾是以知孔子之難也。孔子以哀公十六年卒，十四年，陳恒弒其君，孔子沐浴而朝，告于哀公曰：“請討之！”吾是以知孔子之欲治列國之君臣，使如《春秋》之法者，至于老且死而不忘也。
或曰：“孔子知哀公與三子之必不從，而以禮告也歟？”曰：否，孔子實欲伐齊。孔子既告哀公，公曰：“魯為齊弱久矣，子之伐之，將若之何？”對曰：“陳恒弒其君，民之不與者半。以魯之眾，加齊之半，可克也。”此豈禮告而已哉？哀公患三桓之逼，嘗欲以越伐魯而去之。夫以蠻夷伐國，民不與也，皋如、出公之事，斷可見矣，豈若從孔子而伐齊乎？若從孔子而伐齊，則凡所以勝齊之道，孔子任之有馀矣。既克田氏，則魯之公室自張，三桓不治而自服也，此孔子之志也。
【子思論】
昔者夫子之文章，非有意于為文，是以未嘗立論也。所可得而言者，唯其歸于至當，斯以為圣人而已矣。
夫子之道，可由而不可知，可言而不可議。此其不爭為區區之論，以開是非之端，是以獨得不廢，以與天下后世為仁義禮樂之主。夫子既沒，諸子之欲為書以傳于后世者，其意皆存乎為文，汲汲乎惟恐其汩沒而莫吾知也，是故皆喜立論。論立而爭起。自孟子之后，至于荀卿、揚雄，皆務為相攻之說，其馀不足數者紛紜于天下。
嗟夫！夫子之道，不幸而有老聃、莊周、楊朱、墨翟、田駢、慎到、申不害、韓非之徒，各持其私說以攻乎其外，天下方將惑之，而未知其所適從。奈何其**門人，又內自相攻而不決。千載之后，學者愈眾，而夫子之道益晦而不明者，由此之故歟？
昔三子之爭，起于孟子。孟子曰：“人之性善。”是以荀子曰：“人之性惡。”而揚子又曰：“人之性，善惡混。”孟子既已據其善，是故荀子不得不出于惡。人之性有善惡而已，二子既已據之，是以揚子亦不得不出于善惡混也。為論不求其精，而務以為異于人，則紛紛之說，未可以知其所止。
且夫夫子未嘗言性也，蓋亦嘗言之矣，而未有必然之論也。孟子之所謂性善者，皆出于其師子思之書。子思之書，皆圣人之微言篤論，孟子得之而不善用之，能言其道而不知其所以為言之名。舉天下之大，而必之以性善之論，昭昭乎自以為的于天下，使天下之過者，莫不欲援弓射之。故夫二子之為異論者，皆孟子之過也。
若夫子思之論則不然，曰：“夫婦之愚，可以與知焉。及其至也，雖圣人亦有所不知焉。夫婦之不肖，可以能行焉。及其至也，雖圣人亦有所不能焉。”圣人之道，造端乎夫婦之所能行，而極乎圣人之所不能知。造端乎夫婦之所能行，是以天下無不可學。而極乎圣人之所不能知，是以學者不知其所窮。夫如是，則惻隱足以為仁，而仁不止于惻隱。羞惡足以為義，而義不止于羞惡。此不亦孟子之所以為性善之論歟！子思論圣人之道出于天下之所能行，而孟子論天下之人皆可以行圣人之道。此無以異者。而子思取必于圣人之道，孟子取必于天下之人。故夫后世之異議皆出于孟子。而子思之論，天下同是而莫或非焉。然后知子思之善為論也。
【孟軻論】
昔者仲尼自衛反魯，網羅三代之舊聞，蓋經禮三百，曲禮三千，終年不能究其說。夫子謂子貢曰：“賜·爾以吾為多學而識之者歟？非也，予一貫之。”天下苦其難而莫能用也，不知夫子之有以貫之也。是故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之法度禮樂刑政，與當世之賢人君子百氏之收，百工之技藝，九州之內，四海之外，九夷八蠻之事，荒忽誕謾而不可考者，雜然皆列乎胸中，而有卓然不可亂者，此固有以一之也。是以博學而不亂，深思而不惑，非天下之至精，其孰能與于此？
蓋嘗求之于六經，至于《詩》與《春秋》之際，而后知圣人之道，始終本末，各有條理。夫正化之本，始于天下之易行。天下固知有父子正化之本，始于天下之易行。天下固知有父子也，父子不相賊，而足以為孝矣。天下固知有父子也，父子不相賊，而足以為孝矣。天下固知有兄弟也，史弟不相奪，而足以為悌矣。孝悌足而王道備，此固非有深遠而難見，勤苦而難行者也。故《詩》之為教也，使人歌舞佚樂，無所不至，要在于不失正焉而已矣。雖然，圣人固有所甚畏也。一失容者，禮之所由廢也。一失言者，義之所由亡也。君臣之相攘，上下之相殘，天下大亂，未嘗不始于此道。是故《春秋》力爭于毫厘之間，而深明乎疑似之際，截然其有所必不可為也。不觀于《詩》，無以見王道之易。不觀于《春秋》，無以知王政之難。
自孔子沒，諸子各以所聞著書，而皆不得其源流，故其言無有統要，若孟子，可謂深于《詩》而長于《春秋》者矣。其道始于至粗，而極于至精。充乎天地，放乎四海，而毫厘有所必計。至寬而不可犯，至密而可樂者，此其中必有所守，而后世或未之見也。
且孟子嘗有言矣：“人能充其無欲害人之心，而仁不可勝用也。人能充其無欲為穿窬之心，而義不可勝用也。士未可以言而言，是以言餂之也。可以言而不言，是以不言餂之也。是皆穿窬之類也。”唯其不為穿窬也，而義至于不可勝用。唯其未可以言而言、可以言而不言也，而其罪遂至于穿窬。故曰：其道始于至粗，而極于至精。充乎天地，放乎四海，而毫厘有所必計。嗚呼，此其所以為孟子歟！后之觀孟子者，無觀之他，亦觀諸此而已矣。
【荀卿論】
嘗讀《孔子世家》，觀其言語文章，循循莫不有規矩，不敢放言高論，言必稱先王，然后知圣人憂天下之深也。茫乎不知其畔岸，而非遠也；浩乎不知其津涯，而非深也。其所言者，匹夫匹婦之所共知；而所行者，圣人有所不能盡也。嗚呼！是亦足矣。使后世有能盡吾說者，雖為圣人無難，而不能者，不失為寡過而已矣。
子路之勇，子貢之辯，冉有之智，此三者，皆天下之所謂難能而可貴者也。然三子者，每不為夫子之所悅。顏淵默然不見其所能，若無以異于眾人者，而夫子亟稱之。且夫學圣人者，豈必其言之云爾哉？亦觀其意之所向而已。夫子以為后世必有不能行其說者矣，必有竊其說而為不義者矣。是故其言平易正直，而不敢為非常可喜之論，要在于不可易也。
昔者常怪李斯事荀卿，既而焚滅其書，大變古先圣王之法，于其師之道，不啻若寇仇。及今觀荀卿之書，然后知李斯之所以事秦者皆出于荀卿，而不足怪也。
荀卿者，喜為異說而不讓，敢為高論而不顧者也。其言愚人之所驚，小人之所喜也。子思、孟軻，世之所謂賢人君子也。荀卿獨曰：“亂天下者，子思、孟軻也。”天下之人，如此其眾也；仁人義士，如此其多也。荀卿獨曰：“人性惡。桀、紂，性也。堯、舜，偽也。”由是觀之，意其為人必也剛復不遜，而自許太過。彼李斯者，又特甚者耳。
今夫小人之為不善，猶必有所顧忌，是以夏、商之亡，桀、紂之殘暴，而先王之法度、禮樂、刑政，猶未至于絕滅而不可考者，是桀、紂猶有所存而不敢盡廢也。彼李斯者，獨能奮而不顧，焚燒夫子之六經，烹滅三代之諸侯，破壞周公之井田，此亦必有所恃者矣。彼見其師歷詆天下之賢人，以自是其愚，以為古先圣王皆無足法者。不知荀卿特以快一時之論，而荀卿亦不知其禍之至于此也。
其父殺人報仇，其子必且行劫。荀卿明王道，述禮樂，而李斯以其學亂天下，其高談異論有以激之也。孔、孟之論，未嘗異也，而天下卒無有及者。茍天下果無有及者，則尚安以求異為哉！
【韓非論】
圣人之所為惡夫異端盡力而排之者，非異端之能亂天下，而天下之亂所由出也。昔周之衰，有老聃、莊周、列御寇之徒，更為虛無淡泊之言，而治其猖狂浮游之說，紛紜顛倒，而卒歸于無有。由其道者，蕩然莫得其當，是以忘乎富貴之樂，而齊乎死生之分，此不得志于天下，高世遠舉之人，所以放心而無憂。雖非圣人之道，而其用意，固亦無惡于天下。自老聃之死百馀年，有商鞅、韓非著書，言治天下無若刑名之賢，及秦用之，終于勝、廣之亂，教化不足，而法有馀，秦以不祀，而天下被其毒。后世之學者，知申、韓之罪，而不知老聃、莊周之使然。
何者？仁義之道，起于夫婦、父子、兄弟相愛之間；而禮法刑政之原，出于君臣上下相忌之際。相愛則有所不忍，相忌則有所不敢。夫不敢與不忍之心合，而后圣人之道得存乎其中。今老聃、莊周論君臣、父子之間，汎汎乎若萍浮于江湖而適相值也。夫是以父不足愛，而君不足忌。不忌其君，不愛其父，則仁不足以懷，義不足以勸，禮樂不足以化。此四者皆不足用，而欲置天下于無有。夫無有，豈誠足以治天下哉！商鞅、韓非求為其說而不得，得其所以輕天下而齊萬物之術，是以敢為殘忍而無疑。
今夫不忍殺人而不足以為仁，而仁亦不足以治民；則是殺人不足以為不仁，而不仁亦不足以亂天下。如此，則舉天下唯吾之所為，刀鋸斧鉞，何施而不可？昔者夫子未嘗一日敢易其言。雖天下之小物，亦莫不有所畏。今其視天下眇然若不足為者，此其所以輕殺人歟！
太史遷曰：“申子卑卑，施于名實。韓子引繩墨，切事情，明是非，其極慘核少恩，皆原于道德之意。”嘗讀而思之，事固有不相謀而相感者，莊、老之后，其禍為申、韓。由三代之衰至于今，凡所以亂圣人之道者，其弊固已多矣，而未知其所終，奈何其不為之所也。
【揚雄論】
昔之為性論者多矣，而不能定于一。始孟子以為善，而荀子以為惡，揚子以為善惡混。而韓愈者又取夫三子之說，而折之以孔子之論，離性以為三品，曰：“中人可以上下，而上智與下愚不移。”以為三子者，皆出乎其中，而遺其上下。而天下之所是者，于愈之說為多焉。
嗟夫，是未知乎所謂性者，而以夫才者言之。夫性與才相近而不同，其別不啻若白黑之異也。圣人之所與小人共之，而皆不能逃焉，是真所謂性也。而其才固將有所不同。今夫木，得土而后生，雨露風氣之所養，暢然而遂茂者，是木之所同也，性也。而至于堅者為轂，柔者為輪，大者為楹，小者為桷。桷之不可以為楹，輪之不可以為轂，是豈其性之罪耶？天下之言性者，皆雜乎才而言之，是以紛紛而不能一也。
孔子所謂中人可以上下，而上智與下愚不移者，是論其才也。而至于言性，則未嘗斷其善惡，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而已。韓愈之說，則又有甚者，離性以為情，而合才以為性。是故其論終莫能通。彼以為性者，果泊然而無為耶？則不當復有善惡之說。茍性而有善惡也，則夫所謂情者，乃吾所謂性也。人生而莫不有饑寒之患，牝牡之欲，今告乎人曰：饑而食，渴而飲，男女之欲，不出于人之性也，可乎？是天下知其不可也。圣人無是，無由以為圣；而小人無是，無由以為惡。圣人以其喜怒哀懼愛惡欲七者御之，而之乎善；小人以是七者御之，而之乎惡。由此觀之，則夫善惡者，性之所能之，而非性之所能有也。且夫言性者，安以其善惡為哉！雖然，揚雄之論，則固已近之。曰：“人之性善惡混。修其善則為善人，修其惡則為惡人。”此其所以為異者，唯其不知性之不能以有夫善惡，而以為善惡之皆出乎性也而已。
夫太古之初，本非有善惡之論，唯天下之所同安者，圣人指以為善，而一人之所獨樂者，則名以為惡。天下之人，固將即其所樂而行之，孰知夫圣人唯其一人之獨樂不能勝天下之所同安，是以有善惡之辨。而諸子之意將以善惡為圣人之私說，不已疏乎！而韓愈又欲以書傳之所聞一人之事跡，而折夫三子之論，區區乎以后稷之岐嶷，文王之不勤，瞽、鯀、管、蔡之跡而明之！圣人之論性也，將以盡萬物之天理，與眾人之所共知者，以折天下之疑。而韓愈欲以一人之才，定天下之性，且其言曰：“今之言性者，皆雜乎佛、老。”愈之說，以為性之無與乎情，而喜怒哀樂皆非性者，是愈流入于佛、老而不自知也。
【韓愈論】
圣人之道，有趨其名而好之者，有安其實而樂之者。珠璣象犀，天下莫不好。奔走出力，爭斗奪取，其好之不可謂不至也。然不知其所以好之之實。至于粟米蔬肉，桑麻布帛，天下之人內之于口，而知其所以為美，被之于身，而知其所以為安，此非有所役乎其名也。
韓愈之于圣人之道，蓋亦知好其名矣，而未能樂其實。何者？其為論甚高，其待孔子、孟軻甚尊，而拒楊、墨、佛、老甚嚴。此其用力，亦不可謂不至也。然其論至于理而不精，支離蕩佚，往往自叛其說而不知。
昔者宰我、子貢、有若更稱其師，以為生民以來未有如夫子之盛，雖堯舜之賢，亦所不及。其尊道好學，亦已至矣。然而君子不以為貴，曰：宰我、子貢、有若，智足以知圣人之污而已矣。若夫顏淵豈亦云爾哉！蓋亦曰“夫子循循焉善誘人”。由此觀之，圣人之道，果不在于張而大之也。韓愈者，知好其名，而未能樂其實者也。
愈之《原人》曰：“天者，日月星辰之主也。地者，山川草木之主也。人者，殊俗禽獸之主也。主而暴之，不得其為主之道矣。是故圣人一視而同仁，篤近而舉遠。”夫圣人之所為異乎墨者，以其有別焉耳。今愈之言曰“一視而同仁”，則是以待人之道待殊俗，待殊俗之道待禽獸也，而可乎？教之使有能，化之使有知，是待人之仁也。薄其禮而致其情，不責其去而厚其來，是待殊俗之仁也。殺之以時，而用之有節，是待禽獸之仁也。若之何其一之！儒墨之相戾，不啻若胡越。而其疑似之間，相去不能以發。宜乎愈之以為一也。孔子曰：“泛愛眾而親仁。”仁者之為親，則是孔子不兼愛也。“祭如在，祭神如神在。”神不可知，而祭者之心，以為如其存焉，則是孔子不明鬼也。
儒者之患，患在于論性，以為喜怒哀樂皆出于情，而非性之所有。夫有喜有怒，而后有仁義；有哀有樂，而后有禮樂。以為仁義禮樂皆出于情而非性，則是相率而叛圣人之教也。老子曰：“能嬰兒乎？”喜怒哀樂，茍不出乎性而出乎情，則是相率而為老子之“嬰兒”也。
儒者或曰老、《易》，夫《易》，豈老子之徒歟？而儒者至有以老子說《易》，則是離性以為情者，其弊固至此也。嗟夫，君子之為學，知其人之所長而不知其蔽，豈可謂善學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