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佛教
（一）佛教的宏布
中國的傳統思想，著重于解決現實的人生問題，出世的宗教思想，自古就不發達。古代的儒家竭力避免談及天命鬼神一類的事。西漢儒家雖然喜談天變災異，但對于鬼神的崇拜，尚有一段距離。西漢以后的儒家，更完全屏除儒家思想中的宗教色彩，成為一種純粹的學派。因此儒家不能稱為宗教，也無法替代其他宗教。道教雖然相信神鬼，具有濃厚的宗教氣氛，但道士的業務，諸如祈雨、治病、捉鬼、煉丹，都是為生人解決問題；其主要理論，亦是在教人如何養生；對靈魂問題，并無完滿的解釋。既然中國的學派宗教不能滿足人們對死后的種種幻想，外國的出世宗教乃乘虛而入，這是佛教自東漢傳入中國后，能夠日益昌盛的主要原因。唐時，天竺的佛教已漸趨衰微，但佛教在中國的發展，則到達最高峰。而唐人對佛學的研究，更有極高的成就和深遠的影響。
佛教雖于北周武帝時遭受禁斷，但為時甚暫。宣帝時，又恢復佛教。到隋朝建立，皇室楊氏，篤信佛教，因而加意提倡。文帝即位之初，即下詔聽任百姓出家，并計口出錢，營造經像；更命于京師及諸大都邑，由**繕寫佛教經典。于是全國風從，佛教大盛。煬帝雖然荒淫暴虐，但對佛教仍極其尊崇。他曾受佛門的戒法，對佛教經典的翻譯整理也頗有貢獻。由于文帝父子的盡力扶持，佛教得以迅速地恢復舊觀。
唐初，佛道二教都很盛行，并發生劇烈的爭論。西晉王浮所作的《老子化胡經》，是道**攻擊佛教的利器，其書捏造老子出函谷關西渡流沙之說，指佛陀為老子的**。佛**也著論對道教加以反擊，如僧法琳的《辨正論》，縷述道教的荒謬舉動。當時朝臣中有篤信佛教的，如蕭瑀等；也有竭力排佛的，如傅奕等。高祖對佛道都不感興趣，但最初仍抱容忍態度，直到武德九年（626），他下詔淘汰僧道。詔中列舉僧道的過失，約有四點：一、妄自尊高，茍避徭役。二、耕織為生，估販成業。三、造作妖訛，交通豪猾。四、招徠隱匿，誘納奸邪。淘汰的辦法是京城留寺三所，觀二所，諸州各留一所；其余的寺觀，都予罷除。［詔載《舊唐書》卷一《高祖本紀》］但不久玄武門之變發生，高祖被迫退位，因此未及實行。
第子與菩薩，隋，敦煌莫高窟壁畫。圖中菩薩持柳枝、凈瓶，寶冠上飾化佛，具備隋代以降**造像的特征，**為迦葉。
太宗比較尊崇道教，這與李唐皇室與老子同姓有關。當時道士、女冠（即女道士）的法定地位，在僧尼之上。但太宗對佛教始終未加摧殘，相反的，對佛教經典的翻譯，曾經熱心的贊助。貞觀十九年（645），僧玄奘自天竺游學歸來，攜回佛經六百余部，太宗特在長安設立譯場，命他譯經，并命房玄齡、許敬宗等，廣召碩學沙門數十名相助。高宗、武后時，佛教益盛，這與武后的提倡有關，《老子化胡經》便于高宗時被禁止流行。武后之所以崇佛，主要由于她出身于佛教家庭，最后她更利用某些佛經作為稱帝的理論根據。高祖、太宗、高宗時，有所謂“三教講論”，也就是聚集儒、道、釋三教的名流大德，同于皇帝或皇太子前相互講述論難，以析理明教。其時**的席次，皆以道士居首，沙門殿后。武后時，廢除講論，到玄宗，三教的理論漸趨調和。
初唐佛像，敦煌莫高窟第332窟。
玄宗時，雖曾淘汰僧尼，但民間信仰已堅，無法遏止。其后經肅、代、德、順諸帝，佛教愈演愈盛。憲宗曾命人迎佛骨于鳳翔（今陜西鳳翔縣），留宮中三日，以求福祉。朝臣韓愈上表論諫，被貶為潮州（今廣東潮安縣）刺史。韓愈辟佛的理論，主要以傳統的儒家思想為依據，所以佛骨事件實是儒與佛的沖突。但韓愈對佛學并無深刻認識，因此所言甚為俚淺。他的結論，只是認為佛教來自夷狄，非先王之教，不宜崇信；對佛家的因果報應之說，表示懷疑而已。這類批評，自然不會發生多大影響。憲宗以后，穆、敬、文諸帝，都奉佛教，至武宗才又有滅佛之舉，德、憲、文、宣、懿五帝，均曾有三教講論的召集。但當時三教的論調，漸趨平淡，講論不過徒具形式（宣宗時，講論改以沙門居首席）。宋**學的產生，受這種制度的影響不小。
武宗的滅佛，一來因為他本人奉道，親近道士趙歸真，對佛教早有成見；二來是想收沒僧尼的產業，以裕財政。會昌五年（845），他下詔禁止道教以外的所有宗教，佛教自然首當其沖，除了在首都及諸州保留極少數的寺院，其余全遭拆除。總共拆毀寺院四千六百余所，僧尼勒令還俗的二十六萬五百人，均收充兩稅戶，按期納稅。此外拆毀招提蘭若（私人建立的小型寺院）四萬余所，沒收膏腴上田數十萬頃，僧尼所豢養的奴婢被收為兩稅戶的十五萬人。［參看《舊唐書》卷十八上《武宗本紀》］武宗時，政治所以頗有起色，與此舉不無關系。當時的宰相李德裕，也是這次滅佛事件的贊助者。德裕出身北方世家，崇尚經學，自然厭惡佛教。所以這次事件，可以說是道教與儒家對佛教的合力攻擊。
宣宗時，又恢復佛法，并殺掉勸武宗排佛的道士劉玄靖等十二人。懿宗佞佛益篤，施舍無度，政治因而日壞。其后直至唐亡，佛教未再遭遇任何嚴重打擊，但武宗以前的盛況，則不可復見了。
（二）宗派的興衰
佛教在南北朝時代，雖已有若干宗派，但大都在始創階段，僅具雛形。到唐，佛教的成實、凈土、三論、律、禪、天臺六宗，都盛行于世。此外，又有不少新宗派興起，重要的有法相、華嚴、密（即真言宗）、俱舍諸宗，前三者為大乘教義，俱舍則為小乘。這許多舊有和新興的宗派，互爭雄長，它們的興衰起伏，把唐代的佛教，裝點得空前燦爛。
玄奘法師，選自清刊本《佛祖正宗道影》。
唐代佛教各宗派的盛衰，可分前后兩期，前期由唐初至玄宗，后期由安史之亂至唐亡。
前期佛教，極盛于北方。唐初，法相、華嚴二宗同盛于京師。法相宗又名唯識宗，其宗師為玄奘。玄奘俗姓陳，名祎，洛州偃師（今河南偃師市）人，十三歲時，出家于洛陽。貞觀元年（627），他想赴天竺游學，當時嚴禁越境，他乃潛行出國。［玄奘出國年代，據梁啟超考證，見梁著《中國歷史研究法》，頁七七至七九］他貫穿西域的伊吾、高昌和北道諸國，然后越蔥嶺至西突厥國境，再南下經西域西部諸國，終抵天竺。他游學凡十七年，歷五十六國，于十九年（645）返國，其后譯經說法，創立法相宗。他死于高宗麟德元年（664），年六十九。［玄奘享壽年數，據羅香林考證，見羅著《舊唐書僧玄奘傳講疏》（載《唐代文化史》）］法相宗的宗義在破除我執、法（諸事物）執，二者均為實有。二執既破，顯示二空（我空、法空）。所謂唯識，乃指“識外無物”，宇宙萬有，都是識的表現，必須用修行方法，方能“悟入唯識”，破除二執。它著重心理學（唯識）及論理學（因明）的研究，以因明的方法，分析心理，多至六百六十法，可以說是純學理的探討，全無宗教的意味。這派思想，在天竺有其甚久的淵源，玄奘則受教于天竺的戒賢**。
玄奘取經回長安，佚名繪。圖為玄奘自天竺回到長安后，受到長安吏民的熱烈歡迎。
玄奘又是俱舍宗的建立者，此宗得名于天竺佛徒世親的《阿毗達摩俱舍論》（簡稱《俱舍論》），俱舍為梵文音譯，原義為“藏”，故俱舍論亦可譯為“藏論”。此論倡行“無我”說，以為一切萬有皆是因緣和合的假象，并非實在；既非實在，自然無我。由此推之，人死后亦無靈魂。陳時，真諦曾譯《俱舍論》，但信者不多，至玄奘，復譯此論，研究者日眾，漸至蔚成宗派。但此派僅以注釋《俱舍論》為務，未能發揮新義。
華嚴宗以研究《華嚴經》得名，這個宗派，始創于天竺佛徒龍樹，他的時代，約當中國的曹魏和西晉。其后，世親繼之。隋時，華嚴宗傳入中國，初祖杜順（即法順），甚受煬帝及唐高祖的敬重，并賜號為“帝心尊者”。二祖智儼，居于長安城南的終南山，努力弘揚師說。至三祖法藏（即賢首**），與玄奘同時，華嚴宗趨于極盛。此宗亦以研究心理學為主，但持論與法相不同，主張立一常恒不變的真心，為一切現象的根本，世上每一事物，皆是真心全體的表現。但它認為客觀的世界，可以脫離主觀而存在。
當法相、華嚴二宗盛時，其他宗派均為之失色，只有天臺宗流行于南方，但聲勢仍不足相抗。武后以后，法祖、華嚴漸衰，大概因它們的理論過于深邃，常人不易領會所致。繼二宗而起的，則有北派禪宗和密宗。禪宗的始祖為菩提達摩，到武后時，分為南北派，北派的宗師為神秀，南派為慧能。密宗以秘密“真言”（即咒語）立宗，故又名真言宗。玄宗開元時，天竺僧侶善無畏、金剛智及金剛智的**不空，相偕來華，世稱“開元三大士”。他們攜有不少密宗經典，加以翻譯，因而一時稱盛。至唐中葉，密宗由日本弘法**（即空海）傳入日本，世稱“東密”。此外，律宗自唐太宗時，道宣**依四分律樹立佛徒生活規范后，基礎漸固，此宗雖未能極盛，但持續的時間則甚久。它的理論，也于玄宗時由揚州的鑒真**傳入日本。
后期的佛教中心在南方。安史亂后，北禪衰微，而南派禪宗大盛于江南，天臺宗受其侵逼，日趨沒落。北禪的宗師神秀和南禪的宗師慧能都是禪宗五祖弘忍的**，而慧能又是弘忍衣缽的繼承者，佛徒尊之為六祖。南禪的宗義，以頓悟為本，北禪則主漸悟，但兩派思想的主旨，并沒有多大差別。慧能和神會所提倡的修行方法，都以“無念”為主，亦即“于諸境上心不染”，“常離諸境”。禪宗的要義，大致可分三點：一、貴自求不貴他求。佛教的其他各宗，莫不重視拜佛，講究禮儀，惟禪宗不然，它不但屏棄一切拜佛的禮節，有時甚至呵佛罵祖。它認為佛祖只是一種偶像，如對之禮拜，反為其迷惑。人人自有佛性，只須求諸自身，即可悟道成佛。二、貴行解不貴知解。它認為見性悟道是一種神秘的境界，必須人身親自體驗，而不是知識的研究可以求得的。三、貴超圣不貴住圣。它認為由凡入圣只是過程而不是終點。因為由凡入圣或由圣度凡，則凡與圣的對立依然存在，尚非博大完滿的極致。而最高的“涅槃”境界，則是凡圣同泯，不見有佛可成，也不見有眾生可度。［參看巴壺天《禪宗的思想》（載《中國文化論集》第一集）］
禪宗思想，與天竺佛教的出世思想頗不相同，與法相宗的科學思辨，更不相類，倒是與中國儒家和老莊思想，有其相近之處。禪宗思想的光大，可以說是佛教史上的一大革命。它使佛教從繁文縟節、煩瑣的思辨和天竺的形式中解放出來，加以簡易化和中國化。中國人最注重結婚生子，傳流后代；同時讀書人必須讀儒家經典，以應科舉。這兩點成為佛教在中國傳布的最大障礙。但禪宗主張不必出家，也不必誦讀佛經，即可悟道成佛，以是中國人尤其是士大夫信者漸多。由此看來，禪宗的產生，可以說是佛教對中國文化的一種妥協，也可以說是佛教衰落的現象。前期的法相宗，因崇尚細密的思辨，其宗派又淵源于天竺，因此其工作著重于留學和佛經的翻譯。到禪宗昌盛，佛徒們大規模的譯經和留學的狂熱都告終止，繼之而起的，是心性的講求和生活的體驗。這種思想，可以說是宋**學的先驅。唐武宗滅佛后，各宗衰微，惟有禪宗以秉守簡樸的宗風，受禍較輕，仍為士大夫所普遍崇信，漸至儒學幾乎完全禪化。此外，凈土宗也以宗義簡單，得以流傳于民間。
（三）學術的貢獻
佛教對中國學術的最大貢獻，便是佛教經典的翻譯，天竺的佛教思想，借著這些翻譯的經典在中國散播，使中國人的思想和生活都發生了劇烈的變動。從東漢末年到盛唐時代的六百年間，因翻譯佛經而創造的新字匯和成語，便有數萬之多，對中國語文的詞匯和內容，無疑大有助益。同時，佛教思想也漸漸注入中國的傳統文化之中，形成一種新文化。唐人的詩，已含有濃厚的佛學色彩；宋代的理學，更是佛學與儒學的結晶。總之，在中國歷史上，再沒有另外一種外來思想影響中國人如此大而且久的了。
佛**的譯經工作，從兩晉南北朝直到唐朝，從沒有間斷過。而唐代的譯經工作，其規模的龐大，成就的高超，又遠過前代。唐代第一位譯經**是玄奘，他于貞觀十九年（645）自天竺返國，攜回佛經六百五十七部，五千二百卷，多為大乘經典。同年，太宗在長安弘福寺設立譯場，命他主持譯經工作。重要的助譯人員有二十余人，都是當時的高僧。次年，他任長安大慈恩寺住持，繼續譯經。高宗顯慶三年（658），他移居西明寺。次年，又移居玉華宮（在今陜西宜君縣），但譯事始終不輟。麟德元年（664），他死于玉華宮。總計他從事譯經，前后歷十九年，共譯經律論七十五部，一千三百三十卷。從譯經的數量，可以看他的熱誠和精力的超人。玄奘以鳩摩羅什等前人的舊譯錯誤甚多，因此他譯經專以傳信為事。他的譯品，文字不如舊譯流暢，但忠于原著，務求存真，所以具有崇高的價值。華嚴宗的法藏，對譯經則主張調和新舊譯法，與玄奘的觀點不同。
唐代的譯經事業，在玄奘時代達到最高潮，其后譯事少衰，但仍有不少成就。玄奘以后著名的譯經者，有義凈、實叉難陀、不空等人。義凈，范陽（今北京大興區）人，于高宗咸亨二年（671）赴天竺，武后證圣元年（695）返國，攜回經典四百余部。他曾譯律藏百數十卷，并續譯法相宗諸論，補玄奘之不足。實叉難陀，于闐人，于武后時重譯《華嚴經》。不空，北天竺人，開元時來華，曾譯密部經咒一百四十余種。安史之亂后，禪宗興起，譯經之風漸衰。德宗以后，直到唐亡，譯經事業可以說完全中斷，注釋經典的作品，則仍有出現，其中以憲宗時河中府沙門慧琳所作的《一切經音義》最著名。此書共一百卷，書中引載失傳的古書甚多，對于古代中國文字的訓詁音義，也保存不少。
除了經典的翻譯注釋，唐代僧侶在學術上尚有許多其他方面的貢獻。由于他們的長途跋涉，遠赴天竺求學，他們的親身經歷，便是極好的地理書。唐代有不少僧侶，曾把他們所經歷的國家和見聞記錄成書。這類書籍，不但對唐人的地理知識大有助益，更成為后世研究唐代國際交通的重要資料。例如玄奘的《大唐西域記》，義凈的《大唐西行求法高僧傳》和《南海寄歸傳》，都是這一類的名著。
唐代的天文學與數學，均受天竺的影響，而其媒介人仍是佛**。宗教與天文有密切關系，天文又與數學不可分，因此不少這類的書籍，隨著佛教輸入中國。唐代曾屢次改易歷法，開元時，僧一行作《大衍歷》，最稱精密。醫學也隨著佛教輸入中國，其中最為中國人士所贊許的是眼科醫學。天竺的佛徒龍樹**，便擅長眼科醫術，他并著有醫論，流傳中國。此外如催眠術、按摩法、長生術等，也都自天竺傳入；并有不少天竺醫籍，由佛**攜帶東來，譯為漢文。繪畫也受天竺畫法的影響，例如天竺的暈染法（即陰影法）自南北朝時傳入中國，對于唐代繪畫的風格技巧，有甚大的影響。又如中國建筑中常見的牌樓，也仿自天竺。這類藝術，大都是隨佛教東來的。
二、其他宗教
（一）道教與祅教
道教在唐代，大體說來，是始終為皇室所尊奉的。它雖然沒有像佛教在社會上那樣風行過，也沒有遭遇像武宗時佛教所受的那種打擊。李唐皇室之所以支持道教，一來因為皇室與老子同姓，甚至自謂是老子的后裔。［參看唐太宗《令道士女冠在僧尼前詔》（載《隋唐文匯》頁四七五）］二來因唐代皇帝多喜食丹藥，以求長生，而這類丹藥的制造，正是道士們的專長，因此他們能與皇帝接近而受其寵信。道教的缺點，在其除《道德經》以外，缺少益人智慧的經典，較之佛藏的淵博精微，相去甚遠。而其若干儀節，亦不如佛教為合理。例如道教“救苦”的辦法是“解發系頸，以繩自縛，牛糞涂身，互相鞭打”。［見傅勤家《中國道教史》，頁二八七引《辨正論）］這種荒誕舉動，不但無法博取知識階級的尊奉，也難以獲得平民大眾的信仰。因此道教雖有皇室為后盾，其流布仍遠不如佛教之廣。
隋文帝雖然信佛，對道教也甚尊崇，他曾下詔保護道教。唐高祖雖對佛道都不感興趣，但也曾親謁終南山的老子廟。太宗時，佛道都已盛行，太宗本人則對道教比較尊重。高宗乾封二年（667），追號老子為太上玄元皇帝，道教的地位益隆。到武后臨朝，加意提倡佛教，她稱帝后，更把佛教的地位提升至道教之上，道教的聲勢乃大為低降。
到玄宗，又提倡道教，他一面淘汰沙門，一面尊崇道士。他一度命道士、女冠隸屬于宗正寺，簡直把他們看作宗室；又設崇玄學，置大學士一人，以宰相兼任，并領兩京玄元宮及道院。當時全國的道觀，共一千六百八十余所，公主妃嬪，多入道院為女冠，受“金仙”、“玉真”等封號，可以說是道教的極盛時代。玄宗后，佛教又盛，但道教一直未遭受挫折。肅代二宗時，因國內戰亂，對佛道都沒有加意提倡。德宗與憲宗，則采佛道兼信的態度。武宗在藩邸時，即好道術。他即位后，寵信道士趙歸真、劉玄靖等，并因歸真等人的慫恿，造成佛教的浩劫。其后不久，宣宗又崇佛教，道教的地位再度低降。但道教憑依其與皇室的關系，終唐之世，從未遇到嚴重的頓挫。
道教之所以能結歡帝室，主要原因是進獻丹藥。唐代食藥之風甚為流行，中唐以后益盛。有好幾位皇帝，作了這類丹藥的犧牲品，太宗、憲宗、武宗、宣宗的死，都與食“長年藥”有著直接或間接的關系。
祅教即拜火教，又名火祅教，為波斯人蘇魯阿士德（Zoroaster）所創，他大致是前六百年到前五百年之間的人。祅是“神”的意思，祅教是一種二神教，它把世上萬物，分為善惡兩面，有陰陽二神司之，陽神代表光明，為眾善之本，陰神代表黑暗，為萬惡之門，兩神時常爭斗，但善常能制惡。它認為火是陽神的象征，因而拜火，對太陽也加以崇拜。據說祅教的祭禱儀式非常簡單，凡欲祭神的，只需攜一犧牲，前往凈地，便可謁禱天神。但只許為全體波斯人或波斯王禱祝，禁止祈禱私事。同時必須有祅教教士“穆護”（Magi）蒞臨其旁，祭祀才算合法。
祅教于3世紀末期，為波斯奉為國教，其后流行于今中亞區域的西域諸國。北魏末年，祅教傳入中國，當時稱之為“胡天”，北魏胡太后、西魏文帝和北齊后主，均信奉之。北周也有拜胡天的儀式，由皇帝親自主持，其目的在招徠西域人。到唐時，傳布益廣。高祖武德四年（621），敕立祅寺于長安，并置薩寶、祅正等官，以掌教務，皆以胡人充之。其后東都洛陽以及磧西諸州，亦均有祅寺。唐平西域后，由**每年兩次派人祭祀兩京及磧西諸州火祅，以羈縻**，但禁止**信奉。其**來中國的，也沒有傳教舉動。武宗時，祅教與其他外教，同遭厄運，**被勒令還俗者二千余人。宣宗時雖弛教禁，但祅教日趨衰落，南宋以后，便不再見于中國的記載。
（二）新教的輸入
外國宗教于唐代輸入中國的，有景教、摩尼教和**。
景教，唐人或稱為彌施訶教（彌施訶Messiah是敘利亞人、猶太人和**人所稱耶穌的名字，義為“救世主”），為**教別派，其創始人聶斯托里（Nestorius），原為東羅馬君斯坦丁（Constantinople）東方教會的大主教，他的時代，約當我國東晉末年至劉宋初年。他主張人神兩性分離，認為耶穌兼具人神兩性，其母僅產生耶穌的身體，不產耶穌的神性，因此不能稱為神母。這種說法與正統派的理論發生沖突，而被視為異端。宋元嘉十二年（435），他被東羅馬皇帝下令放逐。他與門徒逃往波斯，設堂傳教，其后漸傳至中亞一帶。
太宗貞觀九年（635），波斯人阿羅本（Alopen）攜景教經典至長安，太宗命他譯成華文。十二年（638），太宗下詔建景教寺，當時名波斯寺，并度僧二十一人。高宗時，諸州各建波斯寺。玄宗天寶四載（745），以景教出自大秦（即東羅馬帝國），因而詔改波斯寺為大秦寺。德宗建中二年（781），大秦寺僧景凈等，立“大秦景教流行中國碑”，陳述其教德業之盛。景教碑于明熹宗天啟三年（1623）出土于西安，碑額兩旁有基路冰（有翼的天使），正中有十字紋，都是**教的特征。碑文除敘述自高宗至肅宗一段時間景教流布的情形，并言及若干教義及儀節，諸如“三一妙身”（三位一體），“娑殫（撒旦、魔鬼）施妄”，“室女誕圣于大秦”（“室女”指瑪麗亞，“圣”指耶穌），“七日一薦”（禮拜）等。至于景教經典，唐時譯成中國文字的，數達三十五種。武宗時，景教與其他外教同遭禁止。宣宗時雖弛禁，但其教務日漸衰微，至于廢絕。
摩尼教為東漢末年波斯人摩尼（Mani）所創，其教義以祅教學說為基礎，并參酌佛教和**教的哲理，糅合而成，有二宗（明、暗）三際（過去、現在、未來）之說。摩尼最初頗得波斯王的崇信，四出布教，后遭祅教僧正的嫉妒，于西晉咸寧三年（277）被誅死。之后信徒四散，其教傳播益廣，傳布的范圍，大致在今地中海東岸及中亞一帶。武后延載元年（694），波斯人拂多誕攜《二宗經》來朝，是摩尼教傳入中國的開始。玄宗開元十年（722），曾一度禁斷，但仍準西域人信奉。其后安史亂起，回紇入援，回紇人多信摩尼教，因此其教日盛。代宗大歷三年（768），敕令置摩尼寺于長安，名大云光明寺。其后回紇使者請于荊、揚、洪、越諸州置寺，憲宗時，又請于河南及太原二府置寺，均許之。摩尼教立法，有如下特點：一、嚴行制欲，信徒不嫁娶，男女不交言語；二、不祭祖；三、不茹葷酒；四、白衣白冠；五、尸身裸葬；六、能祈雨。
唐室的設置摩尼寺，純為聯絡回紇。武宗初，回紇為黠戛斯所滅，唐室乃敕停江淮諸地的摩尼寺。至排佛事起，摩尼寺也隨之罷廢，摩尼及景、祅**，被勒令還俗的三千余人。摩尼教在諸新教中實力最強，其**也較為頑悍。自遭武宗禁止，各地紛起反抗，以致京城摩尼**死者七十二人，諸道死者過半。其后摩尼教與其他秘密宗教為唐室所特禁，但人民仍私組教會，相互傳習，西北及東南地區信徒尤多。直至五代初期，仍有叛亂發生，而其秘密活動，到宋代仍未止息。
**原名**（Islam）教，教主為**人**（Mohammed），約于陳宣帝太建初年（570）左右生于**商業和宗教中心麥加（Mecca）城。當時猶太教及舊有的多神教和拜物教均流行于**，**教也開始在那里傳布。他大概受了這些宗教的感染刺激，創立了一種嚴肅的一神教。其經典曰《可蘭》（Quran），其教旨是信奉宇宙間惟一的神阿拉（Allah），阿拉是全知全能大慈大悲的，而他本人便是阿拉在人世間的代表。同時更確證有來生之說，凡無信仰或為惡的人必受天罰，忠義的人必享極樂。他于唐高祖武德五年（622），以其宗教力量在麥地那（Medina）城建立**，以神權手段統治人民。其后又征服麥加，于是**在**急劇的發展。他死于貞觀六年（632），其后數年間，他的繼承者征服敘利亞及波斯，形成一個龐大的帝國，就是唐人所稱的大食。
**約于高宗初年自海道輸入中國，最初只在廣州一帶流行。安史亂后，大食人自海路來華經商者日多，請于互市地區建寺布道，于是傳播益盛，但仍限于南方。另一方面，**隨著大食勢力的東漸，傳入中亞及天山南路。唐末，回鶻（即回紇）滅亡，其殘部避居西州者，逐漸發展至天山南路的西域諸國。唐以后，回鶻人多奉其教，**即由此得名。從此**在天山南路，繼佛教而日益流行。
三、經學與史地
（一）經學的演變
東漢以后，傳統的儒學漸趨衰微，繼之而興的是玄學和佛學。雖然如此，儒學卻始終有它自己的領域，仍有不少的人去研究它。玄學和佛學遠不如儒學與政治的關系來得密切，儒家政治理論的完整，更非玄學與佛學所能及，因此它們無法取代儒學的政治地位。歷代的中央**，無論尊儒與否，總有借重儒家儒學之處。所以無論玄學或佛學如何在社會上流行，儒學終能衰而不絕。魏晉南北朝時代如此，隋唐也是一樣。
東漢的儒學，以鄭玄集大成，他治經兼重古文和今文。其后曹魏的王肅，極端相信古文，風尚所趨，所有古文家的學說，都有人研究，而漢代古文經學未立學官的，魏時也都列入學官。古文盛行以后，諸家又各分派別。例如《周易》有王弼、鄭玄二家，《毛詩》有鄭玄、王肅二家，《左傳》有服虔、杜預二家，立說頗多不同。東晉以后，經學又分為南北兩派，各有所宗。南派《周易》宗王弼，《尚書》宗孔安國，《左傳》宗杜預；北派則《尚書》、《周易》宗鄭玄，《左傳》宗服虔；《詩》則同宗毛公，《禮記》同宗鄭玄。大體說來，南人多宗魏晉人的傳注而其間雜以玄學者，北人則猶宗晚漢經說。兩派的治學方法也不相同，大抵“南人約簡，得其英華；北學深蕪，窮其枝葉”。［見《北史》卷八一《儒林傳上》］
隋統一后，南學漸盛。陸德明作《經典釋文》，偏重南學，風行一時。至唐太宗，以經籍文字謬誤甚多，乃于貞觀四年（630）命顏師古考定《五經》。七年（633），頒行全國，是為《五經》定本。十二年（638），國子祭酒孔穎達撰《五經義疏》一百七十卷，太宗詔改名為《五經正義》。復經考正損益，至高宗永徽四年（653）始頒行全國。“五經”指《周易》、《尚書》、《左傳》、《毛詩》、《禮記》，《正義》于前三者的注疏，均采南派，因此經學統一，北并于南。每年明經的**，便以《正義》為依據。此外又有賈公彥的《周禮義疏》、《儀禮義疏》，均宗鄭玄注。
《五經正義》頒行后，經學定于一尊，明經**，不能與《正義》的學說相違背。因有此拘束，反而阻礙經學研究的進步，因此唐代除孔、賈外，竟沒有卓異的經學家。但一部書絕不可能毫無錯誤，也不可能永遠為人尊奉，因此漸有反對《五經正義》的立論出現。武后長安三年（703），王元感上《尚書糾謬》、《春秋振滯》、《禮記繩愆》等書，皆與《正義》立異。武后命弘文、崇賢兩館學士、成均（國子學）博士等加以審查，以其書非詆先儒，多不以為然。但若干朝臣，喜其議論新奇，對其書評價甚高，武后下詔褒美。此后《正義》漸不為人所重，遂形成一種懷疑舊注、崇尚新說的風氣。
代宗大歷以后，經學者多標新立異，不守舊說。例如啖助作《春秋集傳》，雜采三傳，各取其長。陸淳作《春秋纂例》等書，抨擊三傳，自以臆說解經。此外如成伯嶼的《毛詩指說》，李翱的《易銓》等，皆尚新說。這類著作，因過逞私意，本身并無多大價值，但影響所及，遂開宋人懷疑古經的風氣。
唐代又有石經的刊刻，此舉創議于太和四年（830），始事于九年（835），事成于開成元年（836），故名“開成石經”。石經包括十二經，即《易》、《書》、《詩》、《周禮》、《儀禮》、《禮記》、《左傳》、《公羊傳》、《谷梁傳》、《孝經》、《論語》、《爾雅》。共刻二百二十八石，計六十五萬二千零五十二字。凡**不從注疏的，皆有依據。其后五代雕印九經以及宋代石經，均以之為藍本。
至于唐代的儒家思想，也呈現衰落狀態，甚少創見。這主要由于佛學發達，才智之士，群趨佛學的研究，而對正統的儒家思想，反少興趣。韓愈是中唐時代的大文豪，同時是儒家思想的忠實擁護者，他曾作《原性》一文，約略談到人性問題，其持論主張發揮孔子性說之長，并無特殊的創見。同時文中對于雜用佛老學說而言性者，表示不滿。其后他被貶至潮州，與高僧大顛往還，頗受影響，其排佛的態度，漸不如以前的強厲。但他對心性之學，仍沒有顯明的收獲。他的**李翱，也曾與高僧惟儼論學，頗有警悟。翱曾作《復性書》，表面遠攀儒家經典，不及佛書，實際其中已雜有許多佛家理論。這部書被認為下開宋**學的先河，由此可以看出唐代儒家思想與佛學的關系。［參看羅香林《大頤惟儼與韓愈李翱關系考》（載《唐代文化史》）］
（二）史地的著作
史學自兩漢以后，下至隋唐，始終發達。除了歷朝官修的史籍，私人著作也異常繁多。魏晉南北朝時代完成的重要史書，有晉陳壽的《三國志》，宋范曄的《后漢書》，梁沈約的《宋書》，梁蕭子顯的《南齊書》，北齊魏收的《魏書》，都流傳至今，列為正史。其中尤以《后漢書》、《三國志》最稱良史，與《史記》、《漢書》合稱“四史”，為后世所傳誦。此外如宋裴松之的《三國志注》，裴骃（松之子）的《史記注》，梁劉昭的《后漢書注》，都是史注中的名著。
隋因國祚過短，并無重要的史書完成。到唐初，朝臣令狐德棻建議修撰前代歷史，高祖從之，命朝臣分修南北朝各朝的歷史，數年未成。太宗貞觀三年（629），再度下詔修史，以令狐德棻、岑文本修周史，李百藥修北齊史，姚思廉修梁陳史，魏征、孔穎達修隋史。十八年（644），又命令狐德棻等改撰《晉書》。計先后修成《晉書》一百三十卷，《梁書》五十六卷，《陳書》三十六卷，《北齊書》五十卷，《周書》五十卷。《隋書》八十五卷。魏晉南北朝各代歷史，連同前人所修者，至是全備。
以上諸史，惟晉、隋二書，出于眾手。參加《晉書》修撰工作的朝臣，除令狐德棻，又有房玄齡、褚遂良、李淳風、許敬宗、來濟、李義府、上官儀等。而晉宣、武二帝及陸機、王羲之四人的論贊，則出自太宗手筆，因此總題曰“御撰”。書中天文、律歷、五行三志，為李淳風所著，淳風深明星歷，善于著述，因此三志最為可觀。至于《晉書》的缺點，則是好采詭謬碎事，內容頗嫌瑣屑荒誕；其所評論，又競為綺艷之詞，而致失其平實。《隋書》的修撰者有魏征、顏師古、孔穎達、李延壽等，其書也以志見長。其他四書，大體均夠水準。至于私人所撰的前代歷史，則以李延壽的《南史》、《北史》為最著。以上八種史著，均為后世列為正史。但《北齊書》久已亡闕大半，今本是后人取《北史》及其他各書補綴而成的。此外，《周書》也殘缺不全。
除了修撰前代歷史，唐室并有自身的記述，如《起居注》、《實錄》一類的著作。唐初，溫大雅撰《創業起居注》三卷，述高祖自起義至代隋一段時間的史實，甚有價值。唐初的歷史紀錄，因太宗加以竄改，若干事實頗有隱諱之處，《創業起居注》雖不知是否也被竄改，但它仍保留若干事實的真相。例如高祖起義，史書多謂系太宗敦促而成，惟有《創業起居注》說是高祖本人的意思。貞觀時，許敬宗與敬播合撰《高祖太宗實錄》，自創業至貞觀十四年（640）。其后敬播又撰《太宗實錄》二十卷，記貞觀后期史事。播在當時有良史之目，但事實上《高祖太宗實錄》，對“玄武門之變”仍不敢據事直書，于太宗曲加回護。后世撰修唐史，因根據實錄，致使此一事變的真相，隱埋達千數百年，直到近代才被發現。太宗以后各朝，均有實錄，可惜唐代歷朝實錄，因經安史、黃巢兩次大亂，益以北宋的“靖康之難”，而致散失殆盡，惟有《創業起居注》流傳至今。實錄為編年體，至于紀傳體的國史，亦代有修撰。到肅宗時的韋述，勒成一書，共一百一十三卷。其后唐室曾二修國史，仍以韋述的《國史》為藍本，但《國史》亦以戰亂關系，而告失傳。
有關典章制度的紀錄，最著名的有玄宗時官修的《唐六典》，杜佑的《通典》，蘇冕的《唐會要》，楊紹復的《續會要》等。唐時，門第仍為社會所重視，因此“譜學”甚盛。這方面的重要著作有：路敬淳的《著姓略記》，太宗命學者所撰的《氏族志》，柳沖、魏知古等的《姓族錄》，韋述的《開元譜》等。關于史學方法的著作，則有劉知幾的《史通》，其書凡四十九篇，評論史學典籍，商討史體及史法，見解精辟，議論中肯，實為空前的創作。此外唐代為前史作注的風氣也很盛，其書流傳至今的，有司馬貞的《史記索隱》，張守節的《史記正義》，顏師古的《漢書注》，章懷太子（名賢，高宗子）的《后漢書注》等，對古代典籍，均有輯錄之功。
地理學方面，地圖至遲起源于戰國，地志則至遲起源于西漢。但古代地圖大都粗具形式，直到西晉初期的裴秀，定立六種體例，而后制圖始漸趨精審。裴秀的觀點與今日的制圖方法，在原則上已大體一致。［參看《晉書》卷三五《裴秀傳》］漢成帝時，朱贛著《風俗記》，條錄各地風俗，已具地志的雛形。東漢時，班固作《漢書·地理志》，對州國郡縣的山川風習、區域戶口，都有詳細的敘述，至此始有比較完備的地志。至于漢時四裔諸國的地理狀況，除《史記》、《漢書》等史書附帶述及外，尚無專著。魏晉南北朝時，地理的著作漸多，如西晉周處的《風土記》，東晉僧慧遠的《廬山記略》，北魏酈道元的《水經注》等，是其著者。有關外國的地志行記，則有三國時康泰的《扶南記》，東晉僧法顯的《佛國記》和僧道安的《西域志》等。
隋時，**曾編制《諸州圖經集》和《隋區域圖》，此外裴矩曾作《西域圖記》，地圖之外，均附說明。地圖與地志合流的新體例，自此創始。唐時因版圖擴張，佛教流行，地理學大為發達。當時的定制，州府三年一造地圖；域外國家，則由鴻臚寺派官詢問各國使臣僑民，記錄其山川風俗，然后制圖奏上。高宗時，許敬宗撰《西域圖志》，詳載風俗物產，凡六十卷。德宗時宰相賈耽，尤精地學，所繪的地圖甚多，但多失傳。他所制的《海內華夷圖》，廣三丈，長三丈三尺，率以一寸折成百里。他又作《古今郡國縣道四夷述》，亦已亡佚，但從其他史籍，尚可窺見其書的一部分內容，至今仍是有關唐代對外交通的珍貴資料。［見《新唐書》卷四三下《地理志》］此外，憲宗時李吉甫曾撰《元和郡縣圖志》四十卷，圖已佚失，但志至今猶存。
四、文學與藝術
（一）駢文與古文
魏晉時代的文學，在文章方面，因受漢賦的影響，漸有駢儷的體裁出現。這種文體，至南北朝時趨于極盛。當時的文章，無論抒情記事，甚至議論，大都以駢儷出之。所謂駢文，其特征約有三點：一是文中每一前句與其后句的字數，必須整齊劃一，不可參差。二是前后句的內容，須有對仗，形成聯語。三是前后句的聲韻，必須協調。駢文的聲韻，最初并無一定的規律，雖然若干作品，聲韻協調，但只是自然而然，并無固定的格式。直到齊梁時代的沈約等人，標明四聲（平、上、去、入），而后作者始有規矩可循。所以四聲的定立，在當時確是一大發現，這件事不但掀起中國音韻學史上的巨變，也為中國的文學開拓了廣大的領域。
魏晉南北朝時代以駢儷體寫成的文章，主要有賦、論及箋牘等類。魏晉的重要賦家，有王粲、曹植、左思、陸機等。他們的作品，大都清麗流暢，繁簡適中，可以王粲的《登樓賦》、曹植的《洛神賦》為代表。但其中仍不乏長篇巨制，如左思的《三都賦》，曾構思十年始成，其雄渾閎博，可以上追兩漢。而陸機的《文賦》，論列修辭布局之法，尤為后世所重視。到南北朝，漢魏的大賦不再出現，代之而起的，為一種輕松簡短的小賦，如宋鮑照的《蕪城賦》，謝惠連的《雪賦》，謝莊的《月賦》，梁江淹的《恨賦》、《別賦》，庾信的《小園賦》、《春賦》等，大都文筆輕倩，為前世所未見。論則以魏晉為最盛，如曹丕的《典論》，嵇康的《養生論》，干寶的《晉紀總論》，劉孝標的《廣絕交論》，都是千古名作。至于箋牘一類的小品文，則以南朝人最為擅長。這類文字，通常不過百字至數百字，但流利俊逸，妍雅自然，梁代的吳均、庾信和陳代的徐陵，都是作這類小品文的能手。庾、徐二人的作品，可以說集駢文的大成，當時有“徐庾體”之稱。他們的文筆，雖仍側重輕倩，但能自創新意，不同流俗，用典屬對，尤奇妙自然；而駢文中四六句屬對的形式，也自他們所倡導。
南北朝時代，開始有文和筆的劃分，文是指抒情寫景的美文，筆是指立論述事的散文。梁昭明太子蕭統（武帝子），曾根據這種觀點，專輯古代美文，成《文選》三十卷。這部書為后世研習美文的人，奉為寶典。此外，梁代劉勰的《文心雕龍》，是中國最早的文學史和文學批評作品，以文筆論，也是駢文中的杰出著作。
北朝的文學，遠不如南朝為盛。北魏自孝文帝勵行漢化后，才崇尚文學。南方的文風，漸漸流播到北方。到北齊，文士多取法于江左，當時的文章名家如邢邵、魏收，都經常模擬南士的作品。［參看《北齊書》卷三七《魏收傳》］北朝末年，綺靡的駢儷文辭，籠罩著整個北方文壇。西魏雖有蘇綽等模仿《尚書》文體，提倡復古，但終無法抗拒來自南方的洪流。就政治而言，是北朝征服南朝；就文學而言，卻是南朝征服北朝。隋代的文學，仍然承襲駢儷的風習，并無特殊的風格，知名的文人也不多，薛道衡是其中最有成就的一位。
唐代的文章，大體可分為三期：［參看《新唐書》卷二〇一《文藝傳序》］第一期由高祖至睿宗（618～712）。這段時間內，仍以駢文為最流行，可以“四杰”的作品為代表。四杰指王勃、楊炯、盧照鄰、駱賓王，他們的駢文，大都措詞綺麗，對仗工整，平仄協調，并多用四六句法。其缺點則是過于堆砌雕琢，有時且不易索解。四人的作品，以王勃的《滕王閣序》和駱賓王的《討武曌檄》，最為后世所傳誦。
第二期由玄宗至德宗（713～804），可以說是由駢文轉至古文的過渡時期。此期的作品以制誥文為代表，作家最負盛名的，首推玄宗時的張說、蘇。二人均以名相而擅文章，所作雄渾凝重，雖駢儷的形式未除，但風格大為改變，當時號為“燕許大手筆”（張說曾受封為燕國公，蘇曾為許國公）。此外，德宗時的陸贄，也擅長制誥。德宗在奉天（今陜西乾縣）時，所頒詔敕，多出于贄手，皆曲盡情理，誠摯動人。據說當時的武夫悍卒，讀之無不流淚。此外他的奏議，剴切詳明，一掃前代浮靡的積習。
第三期由順宗至唐亡（805～907）。順、憲二宗以后，古文興起，以韓愈、柳宗元為代表。所謂古文，乃是效法古代經典以及秦漢時代文章的體制，也就是非駢偶的散文。唐代古文的提倡，并不始自韓柳，唐太宗時的姚思廉，武后時的陳子昂，玄宗時的元結，代宗德宗時的獨孤及、梁肅等，都曾力主復古。直到韓柳，這種復古運動日益興盛，才為古文派奠定了基礎。韓柳的古文，實際是一種新的創作，他們以純文學的情趣，納入短篇的散文中，與古代的學術著述和朝廷文字，在精神上大有不同。同時他們于短篇散文中，又自創許多新體，如贈序、雜記、雜說等，內容則純憑作者的興會，恣意發揮。他們的這種創作，為中國的文學開辟一個新園地。此外他們又主“文本于道”之說，但從他們的作品，并看不出其中有什么高深的道。［參看錢穆《雜論唐代古文運動》（載《新亞學報》三卷一期）］韓柳以外，如張籍、白居易以及韓的門人李翱、皇甫湜等，都以古文相尚，一時蔚成風氣。
韓柳的古文運動，只是一種開風氣的舉動，實際并未能取代駢文的地位，駢文依然盛行不廢。李德裕與武宣時代的大詩人李商隱、溫庭筠，都是駢文的名家。而當時**的文告和朝臣的章奏，仍多半采用駢體。唐末駢文益盛，專以典麗華艷為尚，格調益卑，其風至五代而不衰。古文的真正大盛，是北宋時代的事了。
（二）詩與詞
東漢末年，北方的詩風大盛，名家輩出，而以曹操及其子曹丕、曹植為領袖。這時五言詩已至成熟階段，他們所吟詠的方面，較前大增。其作品氣味深厚，猶有古意，后世稱之為“建安體”。建安詩大都為五言，四言、七言者甚少。魏晉時代的詩，也以五言為主，其風格也與建安詩相近。魏和西晉的著名詩人，有阮籍、左思、陸機、潘岳等。東晉一代，并無偉大的詩人出現。當時清談盛行，風氣所被，因而有所謂“清談詩”。其內容或談老莊，或談佛理，讀之令人乏味，如孫綽、許詢等人，都好作這類詩。直到晉宋之交的陶淵明，詩風才為之一振。他的詩以描寫田園景色見長，饒有風致。陶淵明以后，風景詩大為盛行，繼起的詩家如宋的謝靈運、顏延之等，都以寫景見長。
南齊著名的詩人有沈約、謝朓等，他們的詩，雖仍以五言為主，但用字華美，且講求聲韻對仗，世稱“永明體”（永明為齊武帝年號）。唐代的律詩，便淵源于永明體詩。但當時詩的用韻，尚無一定的標準。到隋初，陸法言等參酌古今及各地方言，撰《切韻》一書，而后詩韻才漸統一。至于北朝的詩，和文一樣，只是南朝的附庸。隋代仍承襲南北朝的詩風，詩人的杰出者，仍以薛道衡為最。
唐代詩風大盛，這與國家的安富和**的提倡都有關系。唐詩大致可分古詩、律詩、絕句三大類。古詩主要分五、七言，篇章的長短和句法的結構，并無嚴格的規定。五言古詩，上承漢魏，其佳作較之古人，并不多讓。七言詩最遲起源于曹魏，到唐時才大盛。唐七言詩內容的豐富，氣勢的雄渾，都非古人可及。此外又有樂府詩，五、七言都有，也有字句長短不齊的，是一種可以入樂的詩。律詩又稱今體詩，有五、七言之分，每首限八句。這種詩有其一定的格律，必須平仄互調，用韻只限一種，不能轉韻；其第三句與第四句，第五句與第六句，又必須對仗。此外又有一種不限句數的律詩，其布局與古詩相似，但除起頭兩句和結尾兩句不必對仗外，其他各句，均須排成聯語。這種律詩，后世稱為排律。律詩雖淵源于南朝，但到唐才有完備的形式與格律，所以也可以說是一種創作。絕句每首限四句，也分五、七言，并有古體、今體的區別。“絕句”一詞起源于南北朝，為“短句”或“斷句”之意，原是一種小型的古詩，并無一定的格律。到唐代，絕句的意義變成了小型的律詩，其格律與律詩的前四句或后四句相同。
根據明人的意見，唐詩可分為四期：［參看明高棟《唐詩品匯自序》］
一、初唐，高祖至睿宗（618～712），共九十五年。唐初的詩，仍不脫六朝讖麗的余風，可以“四杰”的詩為代表。到武后時的陳子昂，仿效建安體，風氣稍有改變。中宗時，沈佺期、宋之問首創唐詩的新聲，從他們起，唐詩才有律詩及古今體之分。七言古詩，也于此時漸趨興盛。
二、盛唐，玄宗至肅宗（713～762），共五十年，是唐詩的極盛時代。這個時期的名家極多，各有所長。例如王維、孟浩然長于風格淡雅的田園詩；高適、岑參長于氣韻悲壯的邊塞詩；張九齡擅長古詩，詩格溫柔敦厚；王昌齡擅長七絕，尤善作描寫宮中情景的“宮詞”；但最偉大的詩人則為李白、杜甫。李白擅長古詩和絕句，律詩甚少。他頗有道家思想的傾向，他的詩現存約七百七十余首，率多神仙飲酒之作，氣勢雄放，格調俊逸。由于他的詩才橫溢，后世不易模擬，因而學者不多。杜甫為李白的好友，深受儒家思想的影響，忠君愛國、悲天憫人的情懷時常流露于詩中。杜詩描寫的方面甚廣，風格技巧變化無窮。他尤好吟詠時事，因而他的作品有“詩史”之稱。他現存的詩共一千四百余首，諸體兼備，尤以古詩、律詩為最佳，而排律一體，更是由他首創。他對后世詩壇的影響最大，為后人尊為“詩圣”。
李白、杜甫，佚名繪。
三、中唐，代宗至敬宗（763～826），共六十四年。代宗時，詩風頗盛，著名的詩人有劉長卿、李端、韓翃、錢起、盧綸等。他們都善五言詩，詩格穩和清秀，號稱“大歷體”。大歷以后的詩人，名家者也甚多，如韋應物、柳宗元，詩與王、孟同調；韓愈則追摹李杜，格調奇險，氣勢雄健。又如白居易、元稹的詩，皆平夷淺近，易于誦讀。他們并有“新樂府”的創作，唐代中期以前的樂府詩，大都刻意摹古，內容狹隘；到元白，專以之吟詠當時的民情時事，境界乃大為拓寬。白詩流傳極廣，不但為當時國人所喜好，并遠傳至高麗、日本等國。此外孟郊、賈島，詩體古奧，用字蹇澀冷僻。他們的詩，多詠嘆窮苦之作，每有真性情流露其間，后世批評他們的詩格為“郊寒島瘦”。又有李賀，其詩瑰奇而富想象，人稱“鬼才”；劉禹錫和李益，則擅長七絕。
四、晚唐，文宗至哀帝（827～907），共九十一年。這段時間，政治日非。風氣澆薄，文學方面的表現，也遠較盛唐、中唐為貧弱。當時絕少雄篇大作，詩格也日趨卑下，元氣淋漓的作品，已不可復見。晚唐的大詩人有溫庭筠、李商隱、杜牧等。溫古詩多艷麗綺靡，今體則較清疏。李詩精于修辭，好用含義深奧的文字典故，因此讀者常不知其意之所指：但他學杜甫，頗有神似之處。杜牧也學杜，其詩豪邁艷冶，兼而有之。他擅長絕句，其詠史懷古之作，最為人所傳誦。此外，司空圖詩格高雅，有承平遺風，但暮年因飽經喪亂，多寄慨之作。他的死與唐亡在同一年（907），可以說是唐代最后的一位大詩人。
詞是一種長短句的組合，因為它綜錯詩句，配合樂譜，故而又稱“詩余”。詞的樂譜甚多，各有其一定的格律，作者必須按律填詞，不可逾越。詞的起源，說法不一，大概與樂府詩有著密切的關系。其興起時代，約在中唐，如韓翃、白居易、劉禹錫、柳宗元，皆善創調填詞。晚唐的溫庭筠，尤為杰出，他的作品甚多，從他起，詩和詞才有正式的區分。但詞在唐代，始終不盛，到五代才大盛。五代詞人，祖述溫詞的甚多，因此溫在詞史上的地位，無疑為唐代的第一人。
（三）小說與書畫
先秦時代的學派中，雖有所謂“小說家”，但其作品久已全部亡佚。現存的**小說，也大都為后人所偽托，比較真實可靠的作品，最早只能上推到三國時代。魏時，邯鄲淳曾作《笑林》三卷，魏文帝曹丕也曾作《列異傳》三卷。兩書今已不全，但由其殘篇看來，可以知道全是些荒誕神怪的小故事。其后自兩晉至南北朝，小說漸盛。最著名的作品，如西晉張華的《博物志》，干寶的《搜神記》，宋劉義慶的《幽明錄》、《世說》等，其中雖也不乏具有文學價值的作品，但大都是片斷簡記，疏于布局。到唐，小說的體裁才變得曲折而有組織，與律詩同為唐代文學的特有創作。就體裁而論，唐代的小說可分傳奇與變文兩大類。
傳奇是一種有組織的短篇小說，文體雖仍傾向駢儷，但較規律嚴整的駢文已解放得多。傳奇又可分三類：一、神怪類，代表作有李朝威的《柳毅傳》，李公佐的《南柯太守傳》等。二、艷情類，代表作有元稙的《鶯鶯傳》，白行簡（居易弟）的《李娃傳》，蔣防的《霍小玉傳》等。三、豪俠類，代表作有楊巨源的《紅線傳》，杜光庭的《虬髯客傳》等。其中又以艷情類的傳奇最為精彩，而《鶯鶯傳》更為后人譜為戲曲，傳誦至今。
變文本是佛教僧侶用以宣傳教義的一種文體，一篇之中，駢散詩歌雜而有之，率多俚俗口語，求其易于通曉。這種文體，可能來自印度文學，因為在中國的傳統文學中，是前所未有的。這種文體，漸為文士所采用，以之講唱民間故事。其起源的時代，約在中唐，但其作品流傳于后者絕少。直到清末，才在敦煌大量發現，重要的有《列國志變文》、《明妃變文》等。俗文是一種用俚言口語寫成的散文，約起源于唐末或五代，可能自變文演化而成。以俗文寫成的故事，在清末發現的有唐太宗《入冥記》等。這種文體，是宋代“話本”、元明“演義”的先驅。
秦統一后，盛行小篆及隸書。到漢，草書和楷書相繼興起。東漢時，杜度善草書。王次仲善楷書，其后日見風行。魏晉時代的善書者則有鐘繇、衛瓘、王羲之等，其中衛瓘善草書，鐘王則博精群法。到南北朝時，北方喜尚鐘繇，其書方嚴遒勁，長于碑榜；南方喜尚王羲之，其書疏放妍妙，長于簡札。隋統一后，書法的作風也漸趨融和。到唐，因**的加意提倡，書道大興；風格方面，也能推陳出新。
唐初，王羲之的字最為風行，這與太宗的酷愛王書有關。當時的書家如虞世南、歐陽詢、褚遂良等，都學羲之，但皆兼寓北風。玄宗時，名家益多，最著者有賀知章、張旭、顏真卿等。知章善草隸，旭善草書，真卿則草隸之外，尤精楷書。穆宗時的柳公權也善楷書，與真卿并稱“顏柳”，為后世所師法。顏柳的楷書，自創新格，以嚴整勁婉見長，與唐前期書家的風格大不相同。鐘王的書法，也因顏柳的風行而漸趨衰落。
中國的繪畫，起源極早，由近代發現的古代遺物可知，在商代即已有繪畫。但古代圖畫多為壁畫，常隨宮室的傾圮而毀滅，因此周秦遺畫，流傳者極少。漢代亦多壁畫，所繪多為人物故事。其繪于器物上的，近代間有發現，筆意簡樸，稍嫌呆滯。到魏晉時代，繪畫開始發達，繪于絹或紙上的也漸多。三國時，吳曹不興以畫名。東晉顧愷之，為不興再傳**，善繪仕女，其《女史箴圖》在中國初期繪畫史上極有地位。到南北朝時代，繪畫趨于極盛，著名的畫家，有宋陸探微、齊謝赫，梁張僧繇及北齊曹仲達等。謝赫并創“六法”，闡述圖畫的氣韻、骨法、賦形、位置等理論，甚有創見。印度、西亞的畫法，也于此時隨佛教傳入中國。西方的畫法，著重明暗凹凸，對中國的人物畫，影響甚大。又因佛教流行，佛像畫也因而興盛，張僧繇與曹仲達都善畫佛像。
唐高祖、太宗以及玄宗等，都善書畫，宗室擅繪事的尤多。由于皇室的愛好，因而繪畫大興。唐初，人物畫仍極盛，名家有閻立德、立本兄弟。立德善寫生，無論中外人物、奇禽異獸，繪來莫不精妙。立本曾任右仆射，善畫像，曾繪太宗御容及凌煙閣功臣圖等。至盛唐，山水畫興，名家有李思訓、李昭道父子及王維。思訓畫尚工麗，善用青綠，雜以金色，號稱“金碧山水”，開后世北宗一派。昭道稍變父法，以細致見長。思訓曾于開元時任左武衛大將軍，故時稱昭道為“小李將軍”。王維擅長水墨，筆意清潤，以超脫秀逸為尚，號稱“破墨山水”，開后世南宗一派。另一名家為吳道玄（字道子），他的畫，山水人物，無所不工，號稱“畫圣”。此外曹霸、韓干，皆以畫馬著名。
安史亂后，繪事仍發展不已，但造詣則不逮盛唐。名家有周昉、邊鸞，皆德宗時人。周昉工于人物，衣紋簡勁，色彩柔麗。邊鸞長于花鳥，精于設色，濃艷如生。唐末，因國內戰亂不已，繪事也隨著步入衰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