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中央**
（一）三省制的演進
初唐的各種制度，大體是承襲隋朝的，這一點頗像漢初的承襲秦制。中央**的各種職官，諸如三公、三師、三省、九寺、諸監、御史臺等，其組織及職掌，莫不沿襲隋制。高祖時固然是“率由舊章”，即使太宗也沒有什么革命性的創作，只是把隋制加以充實或局部修改，使它更趨完善嚴密而已。
唐代的三省，仍是中央最高行政機關，三省的首長，均為宰相之職。隋時，三省的職掌尚沒有明確的劃分。直到太宗時，始告確定，以中書省制定法令，門下省審查法令，尚書省執行法令。但因權力的徹底分化，中書與門下，有時不免因成見的關系發生公務上的爭執。太宗為補救這個流弊，因而設“政事堂”，作為三省首長聯席議政的機關。最初政事堂設在門下省，后來移到中書省，改稱為“中書門下”。
三省長官雖為宰相，但其他官吏也可由皇帝指派，參決大政。這個制度也承自隋朝。太宗時，命杜淹以吏部尚書參議朝政。此后任何官吏，只要在他的原有官銜之下，加上一個“參議朝政”或“平章政事”之類的名號，便是實際的宰相。這類名號最初甚為繁多，后來逐漸確定為“同中書門下三品”及“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兩個名稱。前者的意思是表示任何擁有這個名號的官吏，都具有與中書省首長中書令和門下省首長侍中相同的品級（三品）和權力；后者的意思是表示可以與中書令、侍**同平章政事。到高宗以后，除三公、三師、中書令、侍中外，凡不加這兩個名號之一的官吏，雖為尚書省的首長，也不得入“中書門下”議政，而致失去宰相的權力。
唐代三省長官的名稱，屢有更改。尚書省的最高長官原為尚書令，高祖武德時，太宗曾為尚書令，其后無人敢任此職，因此自太宗時起，左右仆射變成尚書省的最高長官。至高宗龍朔二年（662），改左右仆射為左右匡政，咸亨元年（670），又復舊名。武后光宅元年（684），改尚書省為文昌臺（其后又稱文昌都省、都臺及中臺），左右仆射為文昌左右相。中宗時，復稱尚書省及左右仆射。玄宗開元元年（713），又改左右仆射為左右丞相，天寶元年（742）復舊。其后直至唐末，均稱左右仆射。門下省的最高長官，武德初稱納言，不久改稱侍中。高宗時，一度改稱左相。至武后，改門下省為鸞臺，侍中為訥言。中宗時，又稱門下省及侍中。玄宗開元初，改稱侍中為黃門監，不久復稱侍中。天寶初，又改稱左相。肅宗至德二年（757），復稱侍中，一直沿用到唐亡。中書省的最高長官，武德初稱內史令，不久改稱中書令。高宗時，一度改稱右相。武后時，改中書省為鳳閣，中書令為內史。中宗時，復稱中書省及中書令。玄宗開元初，改稱紫微令，不久復稱中書令。天寶初，又稱右相。至肅宗至德，復稱中書令，直至唐亡。
三省的組織，與隋也大致相同。尚書省的長官，自左右仆射（從二品）以下，有六部（吏戶禮兵刑工）尚書，正三品。每部又置侍郎一或二人，正四品上或正四品下。每部分四曹，各置郎中一或二人，正五品上或從五品上。此外又有左右丞各一人，左正四品上，右正四品下。門下省有侍中二人，正三品；門下侍郎二人，正四品上；左散騎常侍二人，從三品。此外又有左諫議大夫（正五品上）、給事中（正五品上）、左補闕（從七品上）、左拾遺（從八品上）等多名。中書省有中書令二人，正三品；中書侍郎二人，正四品上；中書舍人六人，正五品上；通事舍人十六人，從六品上。此外又有右散騎常侍、右諫議大夫、右補闕、右拾遺等多名，官品與左散騎常侍等相同。
由于三省首長以外的官員可以參議大政，因此唐代宰相數目之多，為歷代所少見。西漢二百年間，宰相僅有四十五人，而唐代二百九十年間，宰相竟多至三百六十九人。唐代宰相員額最多的時期，為武后、中宗、睿宗三朝。武后時，宰相同列者常七八人，中宗朝達十余人，而睿宗景云時，一度至十八人。宰相的數目既多，其權力也自然因而削弱，所以唐代相權，平均不如西漢為重。但唐代也有掌握大權的宰相，因為同一時期，宰相雖有多人，其中受皇帝信任的，權力往往較他相為大。例如玄宗開元時，姚崇與盧懷慎同為宰相，而政事皆由崇裁決，懷慎只能“伴食中書”。又如天寶時的李林甫、楊國忠，其權威之重，也都不亞于漢代。
（二）相權的剝奪
唐代中葉以前，相權有時遭受剝奪，其原因在皇室自身的把持政權。武后、中宗、睿宗三朝三十年間，由于武后、韋后、安樂公主、太平公主等人的壟斷朝政，以致三省無法充分行使其職權。當時的宰相，只能茍合取容，以保祿位而已。武后自高宗后期當國，竭力排斥前朝舊臣，起用新進；對舊有制度，也蓄意破壞。最初她引用文學之士，密參國政，以分宰相之權，漸至事無巨細，都由她本人決斷。李敬業舉兵后，她推行恐怖政策，恣意殺戮，宰相因細故而被殺的，先后達十六人之多。對親附者則不次拔擢，例如首先向她勸進的侍御史傅游藝，于一年之間，由九品歷升至三品。政事也由她獨斷專行，宰相并無置喙的余地，例如她的詔敕，不經鸞臺、鳳閣的審查頒布，即可行施。她對宰相的任遇既輕，禮數也薄，每當內庭宴樂，常命張易之兄弟，嘲戲公卿，以為笑樂。雖然她曾提攜了不少賢士，但目的也只是供她本人的驅策而已。
到中宗睿宗時代，韋后和安樂太平二公主相繼亂政，三省舊制，破壞愈甚。當時宰相的除拜，多出于安樂、太平之門，所除的宰相，也多不循資格。皇室狎戲公卿的風氣，也愈演愈烈，中宗時，竟有命大臣做拔河游戲的怪事出現。大臣的尊嚴，可謂掃地以盡。當時一切政事，均須取決于宮中，政事堂諸相的聯席會議，徒擁虛名，所議的僅是些極其瑣碎的事。中宗更以婕妤上官婉兒專掌制命，皇帝的制敕，也不必經中書門下，徑自施行，甚至安樂公主可以自制敕書。至此，三省可以說陷入癱瘓狀態，政治的敗壞，達于極點。直到玄宗，三省才恢復舊觀。
安史之亂以后，相權又被削弱，中書省的職權首先遭到破壞。原來中書省的六名中書舍人，不但負責制誥的起草，且可對國家政事條陳意見。舍人每有建議，皆同押連署，稱為“六押”，而由皇帝作最后的裁奪。及安史亂起，一切務從權便，因而廢除六押的制度，舍人乃變成純粹的文翰之臣，不再參與機務，其重要性乃大為降低。其后漸至舍人不設常員，中書省等于名存實亡。門下省也跟著變質，門下省的首長，有時獨主大政；中書省的官員，有時又可在門下省**。兩省職掌日趨紊亂，完全失去原來的立法意義，這種現象尤以代、德兩朝為最甚。此外，政事堂（即“中書門下”）的制度，也發生變化。政事堂原為宰相議政之處自開元末至天寶，李林甫楊國忠相繼擅權，改于私家處決機務，政事堂之制盡廢。肅宗時，為杜絕宰相專權，把宰相的聯席議政改為輪流執筆，十日一更，結果變成宰相輪流負責。德宗時，宰相雖常有四五人，但皇帝有時只與其中最親信的一人商決大政，他相竟不能預聞。
中書舍人的職務既廢，代之而起的為翰林學士。唐初，皇帝常選拔文詞經學之士，值于別院，以備宴見，有時召入宮中，草擬制誥，但當時并無特殊的名目。高宗時，號為北門學士。玄宗開元以后，始有翰林學士之號，但并非正官，也無品秩，只是一種加置的職名。他們的職掌，本與中書舍人不同，只掌理四方表疏，撰寫應酬文字和將相制命，中書舍人則草擬和署行詔敕。安史亂后，詔敕有時不經中書，而由翰林學士起草。德宗因酷愛文學，與翰林學士益加親密。他出奔奉天時，以翰林學士陸贄等參決大政，時人稱為“內相”，與政事堂分庭抗禮。此后翰林學士日益受親重，成為宰輔的儲備人員。從德宗到懿宗的九朝間，翰林學士凡一百五十四人；懿宗時最多，共三十人；順宗時最少，僅二人；其中位至宰相的五十三人，約占總數的34％。但德宗以后，宦官的勢力日益膨脹，翰林學士必須與宦官相結，才能居中用事，否則便無法久安其位。例如順宗時的王叔文為翰林學士，但因受宦官的嫉視，終致失敗；文宗時的李訓，因有宦官的支持，而由翰林學士擢任宰相。
唐中葉以后，其他侵奪相權的力量，又有樞密使。樞密使初置于代宗永泰時，以宦官充任，最初僅于內廷承受表奏。德宗時，權勢漸盛。到憲宗時，已能參與機密，左右朝政。文宗以后，樞密使更成為朝廷大臣，內可決定詔書，外可與宰相同議政事。戰爭時，皇帝詔令有時不經宰相，即由樞密使直接下達軍前。因此唐室大權，操于內廷。宦官之所以兇橫，雖然由于他們掌握禁軍，也因為他們占據這么一個要職。外廷的宰相，變成傀儡，他們必須獲得內廷宦官的支持，才能安于其位。直到唐末，藩鎮的勢力益強，外廷大臣借藩鎮的力量消滅宦官，才結束這種政局，但唐室也跟著滅亡。［參看周道濟《唐代宰相名稱與其實權之演變》（載《大陸雜志》十六卷四期）；孫國棟《唐代三省制之發展研究》（載《新亞學報》三卷一期）］
二、地方政區
（一）府道的建置
唐代地方政區的劃分，仍大體承襲隋制。隋制以州縣為主，州以上又有總管府。煬帝時，撤銷總管府，并改州為郡。到唐高祖武德元年（618），罷郡置州，復設總管府。七年（624），改總管府為都督府。玄宗天寶元年（742），又改州為郡。肅宗乾元元年（758），復改郡為州，其后一直沿用到唐亡。至于州縣的數目，代有不同，開元末，全國共有府州三百二十八，縣一千五百三十七，外族地區的“羈縻府州”，尚不在內。
都督府多設于國內沖要地區，每府督統數州。武德時，規定凡統十州以上者稱大都督府。貞觀時，全國共有四十一個都督府，三百五十八個州。除京畿九州外，其余各州，均隸屬于都督府。其后府數時有增減，睿宗時，分都督府為大、中、下三等；玄宗時，又分為上、中、下三等。都督府的主要任務，為統理所屬各州的軍事，對于各州的政事，并不能完全控制。因為安史亂前，諸州政事均直接報告中央，中央的政令也直接下達各州。州刺史以下的重要官吏，有別駕、長史、司馬各一人，錄事參軍事一人。又有六曹，即司功、司倉、司戶、司兵、司法、司士，每曹有參軍事一人，分掌各項政務。
都督府以外，還有兩種府，一是設于外族地區的都護府，一是設于京都及行在的府。都護府一名，承自西漢，自太宗至武后時代，前后凡設八都護府，用以統理降附的外族。八都護的名稱及范圍，前面已有說明，不再贅述。都護府以下，也轄有若干都督府和州，稱“羈縻府州”，以別于內地的府、州。羈縻府州的都督刺史，皆由異族充任。從貞觀到開元，唐室于四裔所設的羈縻府州，多至八百五十六個，這可看出唐帝國疆域的遼闊。
在京都所設的府，前后共有七個。唐初，以長安為京師；高宗時，以洛陽為東都；武后時，又以太原為北都；玄宗開元時，乃于三地設府，以長安為京兆府，洛陽為河南府，太原為太原府。玄宗并一度以蒲州（今山西永濟縣）為中都，置河中府，不久罷府為州。肅宗時，又復設府。肅宗至德二年（757）以扶風郡（今陜西鳳翔縣）為西京，置鳳翔府；蜀郡（今四川成都市）為南京，置成都府；不久罷京名，但仍置府。其后又以荊州（今湖北江陵縣）為南都，置江陵府，不久又罷都而置府如舊。行在亦即皇帝臨幸之地，所置的府有三，即興元府，原梁州（今陜西南鄭縣東），因德宗于其地避朱泚之亂而置；興德府，原華州（今陜西華縣），因昭宗于其地避李茂貞而置；興唐府，原陜州（今河南陜縣），因朱全忠挾昭宗幸其地而置。總計上述于京都、行在所設的府，共有十處。
至于道的建置，太宗曾于貞觀元年（627）分全國為十道，其名稱和轄區如下：
（一）關內道 今陜西省中北部（秦嶺以北地區）內蒙古南部，寧夏東南隅和甘肅省東北隅。
（二）河南道 今黃河與淮水之間，西到潼關東到沿海的地區。
（三）河東道 今山西省及河北北部內外長城間地區。
（四）河北道 今太行山以東，黃河以北，東到遼河一帶的地區。
（五）山南道 今漢水流域及長江中游沿岸地區。
（六）隴右道 大致包括今六盤山以西、青海省青海湖以東及新疆東部地區。
（七）淮南道 長江與淮水之間的地區。
（八）江南道 長江與南嶺之間的地區。
（九）劍南道 今四川省。
（十）嶺南道 五嶺以南地區，包括今兩廣及越南一帶。
十道并非實際的行政單位，也不是為巡察吏治而分，初可能只是一種地理上的區劃。到武后、中宗時，才漸成監察區。武后天授二年（691），設十道存撫使，督察各道政務，但不常置。中宗神龍二年（706），置十道巡察使，每道二員，二年一替，以按諸州，自此漸有定規。其后這種監察制度時廢時復，名稱也常有更改。直到玄宗開元二十年（732），才規定每道置一采訪處置使，如漢刺史之職，三年一奏，永為常式。次年，又析關內道置京畿道，析河南道置都畿道，分山南道為東西兩道，分江南道為東、西、黔中三道，共十五道。
（二）節度使區
節度使本是都督所兼有的一種特殊名義，始行于高宗永徽以后。凡都督持有中央所頒給的節鉞者，稱節度使，但最初只是一種重要名義而非正式官職。到玄宗時，由開元初年至天寶初年，先后在沿邊成立十大兵鎮，其最高長官稱節度使，于是節度使成了正式的官。他們下所轄的武力，也遠較從前的都督為大。十鎮的名稱、任務和所轄兵力如下：
（一）安西節度使 治龜茲（今新疆庫車縣），撫寧西域，有兵二萬四千人。
（二）北庭節度使 治北庭都護府（今新疆**市），防制突騎施、堅昆，有兵二萬人。
（三）河西節度使 治涼州（今甘肅武威市），斷隔吐蕃、突厥，有兵七萬三千人。
（四）朔方節度使 治靈州（今寧夏靈武市），捍御突厥，有兵六萬四千七百人。
（五）河東節度使 治太原府（今山西太原市），與朔方犄角，以御突厥，有兵五萬五千人。
（六）范陽節度使 治幽州（今北京大興區），臨制奚、契丹，有兵九萬一千四百人。
（七）平盧節度使 治營州（今遼寧朝陽市），鎮撫室韋、靺鞨，有兵三萬七千五百人。
（八）隴右節度使 治鄯州（今青海樂都縣），備御吐蕃，有兵七萬五千人。
（九）劍南節度使 治益州（今四川成都市），西抗吐蕃，南撫蠻獠，有兵三萬九百人。
（十）嶺南五府經略使 治廣州（今廣東廣州市），綏靖夷獠，有兵一萬五千四百人。［見《資治通鑒》卷二一五，天寶元年］
總計十鎮共轄兵四十八萬六千九百人，馬八萬余匹。節度使的任務，本是純軍事性的，目的在防御外族，保固疆土。但至遲到天寶后期，節度使已儼然是地方最高行政長官，集軍政大權于一身。例如安祿山任范陽節度使，不但可任意調換部將，并可保舉其轄區內的官吏。常山太守顏杲卿原任范陽戶曹參軍，便是經祿山保舉，轉遷至太守的。節度使所以能掌握地方政權，與兼任采訪處置使（簡稱“采訪使”）有關，安祿山便曾兼任過河北、河東采訪使。采訪使職司監察，而以節度使兼之，權威益重，漸成州縣的上官。由于節度使一面擁有龐大的武力，一面又掌握地方政權，因此他們的轄區，漸變成半獨立的封建王國，終致釀成安史之亂。
安史亂后，唐的地方行政制度發生劇烈的變化。唐室于平亂期間，在內地又設了不少兵鎮，權重者稱節度使，權輕者稱防御使，舊日內地的都督，乃漸為節度、防御所替代。又因武人勢大，往往干涉地方行政，各道采訪使無法行使其職權。肅宗不稱已，于乾元元年（758）廢采訪使，既而又改置觀察處置使（簡稱“觀察使”），而以節度使兼之。于是內地節度使也成為地方最高行政長官，舊有的道制，因而淪替。安史亂后所謂的“道”，實際是指節度使的轄區。
安史之亂以后的節度使和防御使，大都兼有觀察使之號。不設節度使的非軍事地區，有時也設觀察使，掌數州之政。西南地區，仍設有經略使與都護（如安南都護）的官，地位又在觀察使之下。節度、防御、觀察、經略諸使以及都護的轄區，通稱“方鎮”或“藩鎮”，數目時有變化。憲宗元和六年（811）左右，全國共有二十九個節度使，三個防御使，十個觀察使，兩個經略使，一個都護。在二十九個節度使中，其轄區在淮水、秦嶺以北的占二十二個，這與北方的戰亂較多有關。到唐末，全國騷亂，節度使的數目增加到五十個，他們的轄區，錯綜零亂到不可究詰的地步。唐代藩鎮中，除胡化諸鎮肆意擴軍搜括民財外，中央系的節度使也率多豪奢貪暴，不恤民力。加以戰爭頻仍，因此不但使唐室中央的財政陷于絕境，而整個的社會經濟也趨于破產，這現象以關中和關東地區為最甚。中國經濟重心的逐漸南移，與此大有關系。唐室滅亡后，整個中國成為藩鎮軍閥的世界，五代與十國，事實上只是一些大型的藩鎮。
三、財經制度
（一）田賦
唐朝前期的田制，大體承襲隋朝，由**授田給人民而征其租賦。男子十八歲以上者授田一頃，即一百畝（高祖時規定，闊一步長二百四十步為一畝），其中二十畝為“永業”田，用以種植榆棗桑等類的樹，身死可以傳后，不須歸還國家；八十畝為“口分”田，用以種植農作物，身死必須歸還。年老以及殘廢或生重病的人，給田四十畝。寡妻妾三十畝，如是一個家庭的主持者，則另加二十畝。但這種授田辦法，只限“寬鄉”，“狹鄉”則須減半。所謂寬鄉，是田地足夠當地人口分配的地區，狹鄉則是人多田地不敷分配的地區。至于寬鄉的工商業者，授田要較常人減半，狹鄉則不給田。死者交還的田，再由**授給無田者。**于每年十月，辦理田地的收授事宜。除平民外，**官員自王公以下，也各有定額的永業田。
人民對于國家所應繳的賦稅和應盡的義務，分租、庸、調三種。租是授田的男丁，每年須繳粟二斛或稻三斛（一斛十斗）。庸是每丁每年須為國家服勞役二十日，遇閏月則加二日，因故不能服役者，每日可折絹三尺；加役十五日者免調，加三十日者租、調全免。調是每丁按照當地的出產，每年輸納絹二匹，綾二丈，綿三兩；繳布則加五分之一，并須繳麻三斤；不產絹麻之區，可折銀十四兩繳納。這種征課，平均僅占當時人民總收入的四十分之一，免課的范圍也很廣，官吏九品以上及皇親貴戚、官學生徒等，均免課役；此外如鰥寡孤獨以及部曲客女（豪族的仆婦）奴婢等，也都不課。
租庸調制的精神，在于**為民治產，然后因其產而課賦。這種辦法，既沒有重斂病民的弊病，又可以杜絕兼并，自是一種善制。但實行這種制度，必須有其特殊條件，即社會秩序必須安定，人口流動性不能太大，戶籍和田籍又須清楚齊全，然后才能實行。這些條件，也只有一個具有高度行政效率的**才能做到。唐自武后時起，政治漸不如前，加以突厥、契丹連年入寇，人民規避搖役，逃亡者漸多。玄宗開元時，曾力加整頓，檢括逃亡戶口。但到天寶時代，政事日壞，田地兼并之風大盛。據史書的統計，天寶十四載（755），全國人口為八百九十一萬余戶，五千二百九十一萬余口。而不課賦役的戶達三百五十六萬余，占全國總戶數的三分之一強：不課賦役的口達四千四百七十萬余，占全國總口數的六分之五強。［見《通典》卷七“食貨七、歷代盛衰戶口。”］法令的廢弛，可以想見。安史亂后，戶口逃匿者益多，舊有的戶口名籍，多非其實；租庸調制度，無法繼續實行，因此到德宗時，乃有兩稅法的創立。
兩稅法是德宗時宰相楊炎制定的，于建中元年（780）頒布。頒布后，唐室設兩稅使以推行之。其辦法是由**將全國各地定居的人民，不論主戶客戶，一律以他們現有男丁與田地的數目為標準，劃分等級，規定稅額，分兩次于夏秋兩季輸納，夏輸不能過六月，秋輸不能過十一月。其余一切名目的租稅，均予罷除。商賈則于其所在的州縣課稅，稅率為其貨物總值的三十分之一。兩稅法的稅額，先以錢計算，再折合綾絹繳納。最初物重錢輕，人民的負擔不重，但不久變成物輕錢重，人民生計日艱。而豪家大賈，更一味積蓄金錢，操縱物價，以從中取利，于是農民益困。因此到穆宗時，改為繳納布帛，以匹數計而不以錢計，這是兩稅法的一個重要修改。
唐自行兩稅法，舊有的租庸調制完全破壞，往日授田征租的辦法，變為只征租而不授田。這不但使戶籍、田籍益陷以紊亂，而兼并之風，更無法遏止。此后中國的田制，一直沿襲兩稅法的原則，最多只能作局部的修改，而無法恢復租庸調的舊觀。
（二）雜稅與幣制
所謂雜稅，大致是指鹽酒茶關礦五種稅課，這類雜稅的征收，多半實施于安史之亂以后。因為當時戰亂頻仍，**的收入較前銳減，唐室不得不于田賦以外，別開財源。唐朝前期，雖也征課某些雜稅，但并非**的主要收入；中葉以后，才變成**的大宗利源。
唐初，全國共有鹽池十八座，鹽井六百四十口，均由官辦。但商民可以自由買賣，并不課稅，因此鹽價極廉。玄宗開元元年（713），始征鹽稅，但稅率甚低，鹽價仍賤。天寶時，每斗不過十錢。肅宗乾元元年（758），開始收歸官賣，就出鹽之地，設立監院，由鹽鐵使統轄之。百姓愿業鹽者，**免其徭役，隸于監院，謂之亭戶，禁止百姓私自煮鬻。鹽價則每斗賣一百一十錢。代宗時，劉晏為鹽鐵使，改為官賣商銷，于產鹽之處，仍置亭戶，以之制鹽，而由商人批發，往各地出售。僻遠之地，則由**在當地設常平鹽倉，如商運不至，則減價出售倉鹽，以濟鹽荒。這辦法施行后，獲利甚多。至代宗末年，鹽稅幾占**全部稅收的一半。其后唐室仍行官賣辦法，但鹽價屢增。德宗時，官價每斗達三百七十錢，而商人售價，有時又超出官價一倍。
酒稅唐時稱榷酤，代宗時開始征收。廣德二年（764），唐室命全國各州，自行規定其州“酤酒戶”的釀酒數量，按月納稅，此外不問公私，一律禁止釀造。德宗建中三年（782），改為**專賣，收利以助軍費。其后有時由**專賣，有時由人民經營而由**征稅，嚴禁漏稅私賣。
茶稅始于德宗貞元九年（793），其辦法是于出茶州縣和茶山附近的商旅要路，由**設置關卡，估計茶價，分三等征稅，稅率為茶價的十分之一。憲宗時，置茶榷使以董其事。穆宗時，茶稅每百錢增五十。其后茶稅益重，茶商所過之地，上至節度、觀察，下至州縣，均有征課。因此私販者漸多，**對私販的處分，則非常嚴厲。
關稅也始于德宗時，其辦法是于諸道沖要之地，設置關卡，過路商賈攜錢者，每緡（千錢）稅二十錢；商貨如竹木茶漆之類，則稅十分之一。其后關稅一直維持，但稅率和征課的范圍，則時有不同，無法詳考。此外唐于廣州（今廣東廣州市）、泉州（今福建晉江市）、杭州（今浙江杭州市）等與外國互市之地，設市舶司，由市舶使主之，掌理互市事宜，并征課商稅。
礦稅始于玄宗開元十五年（727），但當時課稅的僅為伊陽（今河南嵩縣）五重山的銀礦和錫礦，只是局部性的收稅。到德宗時，把全國各地礦冶都改為官辦，由鹽鐵使主其事。文宗時，礦冶改由地方自辦，獲利亦歸州縣**。至宣宗，再度劃歸中央，仍由鹽鐵使統轄之。
除以上五種重要雜稅外，尚有種種苛斂，大都為供應**的急需。例如代宗時，曾增加田稅，并征收戶稅：德宗時，也曾征收房屋稅。但這類征斂，大都時征時免，并非常制。
幣制方面，自隋文帝鑄五銖錢，統一錢幣。至隋末，全國大亂，民間私鑄的錢極多，因此錢幣的重量越來越輕。高祖初年，惡錢仍充斥全國。武德四年（621），鑄“開元通寶”，每十錢重一兩，嚴禁私鑄。其后盜鑄者漸多，至高宗時，惡錢又復充斥，**不得已加以收購。乾封元年（666），改鑄“乾封泉寶”，重二銖六分，以一當舊錢十，但市面拒用，仍通行開元通寶錢，而盜鑄之風益烈。至肅宗乾元元年（758），鑄錢使第五琦鑄“乾元重寶”，每千重十斤，以一當開元通寶十，故又稱“乾元十當錢”。繼而第五琦為相，又鑄“重輪乾元錢”，每千重十二斤，以一當開元通寶五十。當時三種錢同時通用，因幣制屢更，物價騰貴，百姓貧餓而死者，充滿道路。及代宗即位，改為無論大錢小錢，均以一當一，民始稱便，其后乾元、重輪二錢，不再使用，只有開元通寶錢，一直維持到唐亡。但盜鑄之風，始終不能戢止。
唐代貨幣，以錢為主，金銀則不甚流行。當時全國大部地區，均通用錢幣，惟邊遠如嶺南地區，始以金銀為貨幣。西南地區（今四川省南部及貴州省一帶），則尚停滯于以物易物的階段。
四、兵制
（一）府兵與騎
唐前期的兵制，仍是承襲隋朝的府兵制，而組織更為完密。高祖時，因國家草創，兵府只設在關內地區。到太宗，規模方才宏備，兵府也擴充到全國各地。當時全國凡設兵府六百三十四個，名曰折沖府，各有自己的名號。折沖府設于關內地區的有二百六十個，占全國兵府總數的五分之二以上。全國的折沖府，分屬于十六衛，十六衛的名稱是左右衛、左右驍衛、右左武衛、右左威衛、左右領軍衛、左右金吾衛、左右監門衛、左右千牛衛。每衛置上將軍一人，大將軍一人，將軍二人。十六衛中左右衛各轄六十府，其他各衛轄五十四十不等，剩余的府則隸屬于太子東宮的六個率府。十六衛的總部皆在京師，它們的責任，是一面宿衛京城，一面統領全國的兵府。而宿衛京城的士卒，乃是自各地兵府輪流抽調而來。因此全國軍隊不但均由中央直接統領，同時中央軍與地方軍也沒有嚴格的界限。加以兵府集中于關內，形成了絕對的內重形勢。
折沖府共分三等，上府有兵一千二百人，中府一千人，下府八百人。估計太宗之時，全國的府兵當在六十萬人以上，每府的最高長官是折沖都尉，其下有左右果毅都尉各一人，長史兵曹別將各一人。士兵的編制是三百人為一團，團有校尉；五十人為一隊，隊有隊正；十人為一火，火有火長。府兵的役齡是二十至六十。府兵能騎射的，名為越騎；其余的編為步兵，名目有三，即步兵、武騎排手、步射。府兵平時務農習武，每年冬天，由折沖都尉率領，作攻防演習。
凡調發府兵，必須有中央頒發的符契為憑，經過州刺史和折沖都尉勘驗屬實，然后發兵。如全府調發，則折沖都尉以下的官員全須隨行；如調一部分，則視其數目的多寡，由果毅都尉或其他官員率領出發。折沖府均負有宿衛京師的責任，派兵分批前往，輪流服務，名曰“番上”。并以各府所在地距離京師的遠近，規定其番上的次數。離京師五百里的府，將應服宿衛任務的兵分成五批，更番前往，每月一輪；一千里的分七批，一千五百里的分八批，二千里的分十批；二千里以外的分十二批，也都是每月一輪。換句話說，距京師五百里的府兵，每年至少要輪兩次；二千里以外的府兵，每年只輪一次。
府兵制的優點，在于國家無事，府兵可以從事農耕，自給自足；有事則臨時命將，事畢兵歸其府，將上其印；國家既不必竭財養兵，又可杜絕武人的擁兵自恣。同時府兵只是由若干精選的農民來充任，由一批身心武健的人組成一個專司戰斗的團體，其戰斗力自然強勁。而大多數的農民則可安心務農，不必為兵役所困擾。盛唐時代的武功彪炳，無疑得力于這種兵制。
高宗武后時，府兵制漸壞。主要由于國家承平日久，府兵備而不用，日漸腐敗，**對之也日益漠視。太宗時，對宿衛的府兵，異常重視，專命他們練武習戰，甚至與之共同習射。兵府的將卒，皆出身優越，其生時的褒賞和死后的哀榮，均足以令人歆羨。但后來宿衛的府兵多為京中貴勢所役使，如同奴隸。**對之也日益冷淡，軍官歷年不遷，士兵死事也不加存問。因此府兵漸為社會所輕，其素質也跟著大為降低，甚至貧弱到無力番上的地步。而府務的廢弛，逃亡的眾多，戰力的衰退，自然也都是不可避免的結果。
玄宗時，宰相張說以府兵逃亡過多，不能按時番上，因此奏請改用募兵擔任宿衛的任務。開元十一年（723），召募十二萬人，號曰“長從宿衛”。次年，改名“騎”。此后，諸折沖府的士兵空缺，不再補充，任其耗損。十三年（725），唐室把騎分隸于十二衛。當時騎均是農民中所簡拔的精壯，專司宿衛京城，而戍邊的任務則委之于藩鎮的士卒。因此中央軍與地方軍的界劃，漸趨明顯。其對立性也隨之增加。
中央的騎，因始終屯駐京師，缺少戰斗經驗，加以養尊處優，士氣日見衰頹。而藩鎮邊兵，則經常與外族接戰，實力始終強勁。同時藩鎮士卒的數目又遠較中央為多，因此造成內輕外重之局。到安祿山造反，騎不堪一擊，全面崩潰。唐室所仗以定難的，乃是藩鎮的邊兵和回紇人。亂平后，全國遍布藩鎮，對中央形成重大的威脅，而中央所靠的武力，只剩下禁軍。
（二）中葉以后的禁軍
所謂禁軍，乃是皇帝的侍衛親軍，它自成系統，不屬于衛。其任務是保衛宮廷，侍從扈駕，與衛兵的防守京城不同。這種禁軍在唐初就有，但在府兵制實行的時代，它并非唐室中央的主要武力。直至安史亂起，衛兵（騎）大衰，禁軍才成為唐室的最后力量。而宦官握有禁軍兵權，也就成為唐室的實際主宰。
唐代最初的禁軍，是由追隨高祖起義的士卒所組成的。高祖初以三萬人自太原起事，進抵長安時，麾下已有二十萬人。其后全國漸定，唐室乃遣散義軍，而以留宿衛的三萬人組成禁軍，號“元從禁軍”。后來這批人漸漸衰老，唐室乃以他們的子弟代之，因此又號“父子軍”。貞觀初年，太宗擇其善射者百人，號為“百騎”，以從田獵。其后又置左右屯營，駐于玄武門，以諸衛將軍兼領之，號曰“飛騎”。高宗時，擴充飛騎為“左右羽林軍”，而百騎仍然存在。武后時，擴百騎為“千騎”；睿宗時，又擴千騎為“萬騎”，玄宗便是以萬騎討平韋后的。玄宗即位后，又改萬騎為“左右龍武軍”，與左右羽林共為四軍。至天寶末期，因承平日久，紀律松弛，禁兵空缺甚多，玄宗幸蜀時，從駕者不過千人。
肅宗初至靈武時，兵力異常單弱，因此積極擴充禁軍。至德二年（757），置“左右神武軍”，又稱“神武天騎”，與羽林龍武，總稱“北衙六軍”。至代宗，又列“神策軍”為禁軍。神策軍始置于玄宗天寶，因哥舒翰攻破吐蕃磨環川（今甘肅臨洮縣西），唐室即以其地置神策軍，以成如璆為軍使。及安祿山反，如璆遣其將衛伯玉率千人入援，屯于陜（今河南陜縣）。其后因神策故地淪沒，肅宗乃以伯玉所部兵號神策軍，并以伯玉為節度使，而由宦官魚朝恩監其軍。其后伯玉罷職，軍權落入朝恩手中，廣德元年（763），代宗奔陜避吐蕃之難，朝恩率神策軍迎扈。及京師平，唐室乃以神策軍政隸禁軍，其后聲勢漸盛，分為左右廂，漸居其他諸軍之上。朝恩并要求京城以外的若干縣邑隸于神策，于是其勢力又擴展至京師以外的地區。
德宗時，又置“左右神威軍”。神威軍的前身是肅宗時代的“衙前射生手”。肅宗至靈武后，除置神武軍外，又以善騎射者千人任侍衛，名曰衙前射生手，分左右廂。其后名號屢更，德宗貞元二年（786），改稱“殿前左右射生軍”。四年（788），又改稱神威軍，與羽林、龍武、神武、神策總稱左右十軍。肅宗以后唐室所建的禁軍，除以上十軍外，尚有若干其他番號的軍隊，但廢置不定，只有十軍為最盛。
肅宗、代宗時，宦官李輔國、程元振、魚朝恩等雖均曾典掌禁軍，但為時甚暫，其權勢尚不十分鞏固，因此唐室猶能加以誅除。至德宗，因懲于涇原兵變，不敢信任武人，于是把禁軍再度交給宦官統領。貞元十二年（796），他于神策、神威等軍，設置護軍中尉、中護軍等官，以宦官竇文場、霍仙鳴等任之，從此宦官常主禁軍，直至唐亡。當時神策軍待遇特優，高出邊兵三倍，因此諸邊將多請遙隸神策軍，稱神策行營，于是邊兵亦多統于宦官。憲宗元和二年（807），省神武軍。次年，合并左右神威軍為天威軍。八年（813），廢天威軍，以其兵隸神策軍，于是神策之勢益盛。
德宗以后，若干皇帝與外朝士大夫想奪回宦官的兵權，都告失敗。順宗時，王叔文用事，曾用宿將范希朝為左右神策京西諸城鎮行營兵馬使。以分宦官之權，結果釀成“永貞內禪”。文宗時，李訓欲以京城衛軍搶出皇帝，然后消滅宦官，但為宦官仇士良統領的神策軍所破，而致功敗垂成，發生“甘露之變”的慘劇。昭宗時，也曾以宗室典掌一部禁兵，以分宦官之權，又為藩鎮李茂貞、韓建所破壞。直到朱溫誅宦官，神策軍才廢，唐室也跟著滅亡。
五、法律
（一）法典的修撰
唐代法律，在形式上雖是因襲隋律而損益之，但在精神或實質上，卻與隋律大不相同。隋律的精神是嚴酷的，而唐律則較仁厚。同時唐律經歷朝修撰，其內容除因襲隋律外，更參以漢律，因此審慎精密，寬嚴適中，不但為當時若干外國所采用，且為唐以后歷代法律的模范。
唐代法典的形式，共分四種：一曰律，是國家刑法的總則。二曰令，是國家制度的總則。三曰格，是**各機關工作范圍的條例。四曰式，是**各機關的單行法規。而令、格、式又都以律作最后的標準，也就是說，任何令、格、式的內容，都不能與律有所沖突。
唐高祖于武德元年（618），命裴寂、劉文靜等斟酌隋開皇律令，加以損益，頒新格五十三條，務從寬簡。其后又命裴寂、殷開山、蕭瑀等更撰律令，至七年（624）完成，共十二卷，頒行全國。十二卷的名目，全依隋制，即：（一）名例（刑法總目），（二）衛禁（警衛之法），（三）職制（職司之法），（四）戶婚（戶口婚姻之法），（五）廄庫（公物保藏之法），（六）擅興（國防軍戎之法），（七）賊盜（防禁盜賊之法），（八）斗訟（防止斗訟之法），（九）詐偽（處理欺詐之法），（十）雜律（補充各律闕遺之法），（十一）捕亡（捕系逃亡之法），（十二）斷獄（決斷獄案之法）。此外又有令三十一卷，式十四卷，但與律均已亡佚。
《武德律》雖較寬簡，尚未能大變隋律。到太宗貞觀元年（627），命長孫無忌、房玄齡等，與學士法官厘改舊律，又接納戴胄、魏征的建議，務刪前代酷法，凡成律十二卷，令二十七卷，格十八卷，留司格一卷。較隋代舊律，減大辟罪九十二條，徒流等罪七十一條，其他削繁去蠹、變重為輕之處，更不可勝記。高宗永徽二年（651），再命長孫無忌、李等修定律令，凡成律十二卷，式十四卷，式本四卷，令三十卷，散頒天下格七卷，留本司行格十八卷。三年（652），無忌等又撰《疏義》三十卷，解釋法義。次年，頒行全國。《貞觀律》久已佚失，但《永徽律》則因《疏義》而流傳至今，它是現存惟一完整的中國最古法典。高宗以后各朝，也常刪定律令，但大抵以《永徽律》為本而加以損益。
唐律也承襲前代的“十惡”之條，用以懲叛逆，禁淫亂。十惡據唐律的解釋是：（一）謀反，謂謀危社稷。（二）謀大逆，謂損毀宗廟、山陵及宮闕。（三）謀叛，謂叛國從偽。（四）惡逆，謂毆打及謀殺祖父母、父母，殺伯叔父母、姑、兄、姊、外祖父母、夫之祖父母及父母。（五）不道，謂殺一家非死罪者三人，或肢解人，以及制造蠱毒厭魅等。（六）大不敬，謂盜取重大祀典器物或御用物品；盜取或偽造御璽；配制御藥，與處方不合或封題有誤；調制御膳，誤犯食禁；御用舟船，誤不牢固；指斥皇帝，悖乎情理；以及對抗制使，無人臣之理等。（七）不孝，謂汗告或詛詈祖父母、父母；祖父母、父母在，而別籍異財，供養有闕；居父母喪而身自嫁娶，或釋服作樂；聞祖父母、父母喪，匿不舉哀；以及詐稱祖父母、父母死等。（八）不睦，謂謀殺及出賣緦麻以上親（高祖父母、中表兄弟、妻父母、婿、外孫等）；毆打或訟告夫及大功以上尊（夫之祖父母及伯叔父母）長（堂兄姊），小功尊屬（伯叔祖父母、姑、外祖父母、舅、姨等）。（九）不義，謂殺害直屬長官、刺史、縣令、現受業師等；聞夫喪匿不舉哀，或釋服作樂及改嫁等。（十）內亂，謂奸亂小功以上親（堂伯叔母、已嫁堂姊妹、嫡孫婦、侄孫女、兄弟妻等）及父祖妾。凡犯十惡之罪者，皆從重量刑，不予赦免。但另一方面，唐代的減刑辦法，其范圍又遠較隋代為廣。
唐律的基本觀念，簡而言之，是以禮教為中心。因此許多禮教中最重要的事，都受到刑律的維護。例如“立嫡違法”或“有妻更娶妻”，皆為法律所不許，犯者須服徒刑一年。同時唐律中充滿仁恕精神，這可以其“自首”法為證。犯人自首，可托他人代辦，不限本人；同時自首不必向官府投案，凡犯竊盜詐取等罪的罪犯，只須向物主首露，便與向官府自首者具有同一效力。又如當時規定子孫不應訐告父母，告而屬實，其父母之罪，亦按自首法辦理，從輕處分。［參看徐道鄰《唐律中的中國法律思想和制度》（載《大陸雜志》五卷一期）］
（二）刑法與司法機關
唐代的刑罰，分笞杖徒流死五種，其中笞杖徒死四刑，均同隋制，惟流刑的規定，略有不同。流分三等，即二千里、二千五百里、三千里，刑期均不超過三年。三流通常均配役一年，最重者為“加役流”，配役三年。
唐代刑罰雖與隋制大致相同，但其用法卻遠較隋為審慎。隋文帝用法已甚嚴急，煬帝末年，更尚酷法，冤濫已極。唐代則除武后、中宗時期，用法較濫以外，歷朝刑律，均甚寬和。監獄中犯人的待遇，也很合理。唐代不少系獄的詩人，皆曾在獄中作詩，可知其環境并不太壞。流犯則準許妻妾或父祖子孫隨行，前往徙地。當時官吏多流嶺南，百姓則多流北邊（如天德、振武節度使區）、西州（今新疆吐魯番市）等地。對死刑的處理更為審慎，太宗時，凡處決死罪，在京師者須于行刑前五次覆奏，外地須三次覆奏，經皇帝批準后，始可行刑。
至于減刑辦法，隋有“議貴”之法，唐則擴充至“八議”。八議是：（一）議親，親指皇親國戚。（二）議故，故指皇帝故舊。（三）議賢，賢指賢人君子、言行可為法則者。（四）議能，能指能整練軍旅、嫻熟政事、恢宏帝道、表率人倫者。（五）議功，功指能殺敵制勝、立功萬里，或率眾歸化、寧濟一時者。（六）議貴，貴指職事官三品以上，散官二品以上及爵一品者。（七）議勤，勤指將吏居官勤恪、夙夜在公，或遠使絕域、經涉險難者。（八）議賓，賓指周隋皇室后裔。凡身列八議的人，犯死罪的，皆先奏請，由皇帝與大臣議其所犯，作最后裁定。犯流罪以下的，罪減一等。但犯十惡條的，不用此律。
隋代以銅贖罪之法，唐時也有。唐制凡人九十歲以上，七歲以下，雖有死罪不加刑；老少廢疾，則可準其贖刑。其辦法大致為笞五十贖銅一斤，杖一百十斤，徒一年二十斤，流二千里八十斤，流三千里百斤，絞與斬均贖銅一百二十斤。此外又有“官當”之法，即官吏可以官抵罪，大致官吏犯罪屬私人性質者，五品以上，一官可抵徒二年；九品以上，一官可抵徒一年；犯公罪者，均多抵一年；三流均以徒四年計，也可以官抵罪。至于自首法，前面已經說過，今不贅述。
中央**的司法機關，主要為刑部及大理寺。刑部為大理寺的上級機關，掌全國律令刑法的頒布，復審大理寺的判決，以及接受全國各地司法機關的判案報告。大理寺司審理罪案，凡罪至流死的案件，皆須呈報刑部，轉至中書門下。凡鞫訊大獄，例由“三司”會審，三司是刑部尚書侍郎、御史中丞及大理卿。但平時刑部只掌按覆奏讞，并不親理獄案。御史臺兼掌糾察獄訟事，侍御史并可接受訴訟；同時御史臺中也設置監獄，御史中丞及侍御史均可系人于獄。
至于地方，并無獨立的司法機關，而由州縣**兼辦。州刺史和縣令皆有察聽獄訟之權，每州的司法參軍事，專主刑事案件，如鞫獄定刑，督捕盜賊，糾察貪污等事，均由他掌理。至于民事案件，如婚姻田地的爭訟，則由司戶參軍事處理。此外府、都督府及都護府，也均有法曹參軍事及戶曹參軍事，分掌刑事及民事案件。每縣則有司法佐及司戶佐分理之。地方訴訟，縣不能決的可訴之于州府，州府不能決的可訴之于大理。普通的獄案，以大理的判決為最后判決，不得再行上訴。因此唐代的司法程序，可以說是采三級制度。
六、科舉與學校
（一）明經與進士
唐代取士的主要途徑有三：一是禮部主持的各地士人的**，名為“鄉貢”。二是中央官學畢業生的**，名為“生徒”。三是皇帝下詔征求，名為“制舉”。前兩種**是經常舉辦的，制舉則依當時的需要舉行，并無定期。所謂科舉，主要是指鄉貢。
隋文帝于開皇中取消九品中正制，改采薦舉辦法，即命京官及地方官保舉人才。至煬帝，置進士科，開始改用以**任官的辦法，但其時尚不甚盛，科舉出身的士人，在政治上也不占勢力。到唐初，才為**用為取士任官的主要方法。唐代的鄉貢，是專為不由學館出身的士人而設。凡欲應試者，可至其所在的州縣報名，先由州縣加以甄試，其合格者于每年仲冬送禮部，與學館生徒一同**（鄉貢**最初由吏部主辦，玄宗開元二十四年，始移禮部，其后遂成定制）。由于參加鄉貢的士人不拘資格，因此成為平民的進身之階。
鄉貢的科目甚多，有秀才、明經、進士、明法、明字、明算、道舉、童子八科。當時士人所最感興趣的，是明經、進士二科。高宗永徽以后，形成進士科獨盛的局面，士大夫雖位極人臣，如不由進士出身，仍覺美中不足。
明經的主要**項目為經義，應試者須精熟文注，明辨義理。當時**規定的經有九：《禮記》、《左傳》為大經，《毛詩》、《周禮》、《儀禮》為中經，《周易》、《尚書》、《公羊》、《谷梁》為小經。凡通二經者，即可為明經。二經是一大經及一小經，或兩中經。試法是先行筆試，稱為“帖經”；及格后，再行口試，稱“經問大義”，凡十條；口試及格后，再試時務策，凡三題。有時尚須加試《孝經》、《論語》、《爾雅》等書。**辦法，也時有更動。
唐代科舉，錄取人數以明經為最多，平均每次約錄取一百名，較之其他各科錄取名額，常高出若干倍。但明經**，多重記憶注疏，對于經書的義理旨趣，反不注意。因此明經漸不為人所重，加以**的提倡文學，進士科乃為士人爭趨的對象。
進士取“士可進受爵祿”之意，始創于隋煬帝大業中。唐代進士分甲乙兩科，**項目，最初以時務策為主，題五道；帖經為副，試一小經及《老子》，題十道，經注均試；此外又試雜文兩首。策須義理愜當，文須洞識文律。經策全對者為甲科；策對四題、經對四題以上者為乙科。文士于經多不精熟，因此視帖經為難關。玄宗時，進士**始尚詩賦，其試雜文，最初用賦，后增以詩。應試者有策文俱佳而帖經成績過差的，也可以詩代替，謂之“贖帖”。試畢發榜，凡舉進士，合格者謂之“及第”，及第后，尚須經吏部**（又稱“釋褐試”），中試者始由**授以官職。
進士科始盛于高宗時，至玄宗開元以后，益為社會所尊崇。開元以前，朝中名士，雜出他途者尚多；開元以后，進士出身者占十之七八。進士科取士之數，每年不過二三十人。宣宗以后，選拔尤嚴，非專精贍博之才，無法膺選。若干士人，屢試屢敗，有垂老始中進士的，如昭宗時的王希羽，及第時已有七十三歲。明經**則遠較進士為易，因此當時有“三十老明經，五十少進士”的諺語。而進士之落第者，亦為人推重，有“白衣公卿”、“一品白衫”的稱號。
明經與進士，雖然同為科舉，但應試者的社會背景，則有顯然的不同。唐中葉以后，應明經試的，大多為北方的舊家子弟；應進士試的，則多為南方的平民階級。牛李黨爭，便是這兩派人士的沖突，但這只是個大致的劃分。明經多薄進士為浮冶，誠然進士中頗多行為放浪的人，但并不盡然。唐代名臣，出身進士科者甚多，最著名的如房玄齡、來濟、張柬之、姚崇、宋璟、張說、張九齡、張巡、顏真卿、裴度等。他們類皆公忠干練，勛績彪炳。進士之所以人才眾多，雖因**選拔嚴格，與**時務策和雜文也有相當關系。因為詩賦策論可使應試者的思想比較不受拘束，容易發揮才情，因此人才也比較容易被發現。
（二）中央官學
唐代的中央官學，最初成立的，有所謂“六學二館”。六學是國子學、太學、四門學、律學、書學、算學，均由國子監管轄；二館是弘文館和崇文館，不隸于國子監。玄宗時，又成立廣文館和崇玄館，前者屬國子監，后者不屬。
諸學之中，以國子學、太學、四門學為最重要。太學始創于漢代，前面已經詳述。國子學則始創于晉武帝咸寧二年（276），“國子”二字，據說是取“國之貴游子弟”的意思，可能因當時太學生流品過雜，才為貴族子弟特設這一學校。四門學創立于北魏孝文帝太和十九年（齊明帝建武二年，495），當時稱四門小學，它的名字，據說是因為學校設于“四門”（當指首都洛陽的四門）而起的。設置的目的，可能為普及教育，以招收平民出身的學生為主，程度方面也可能較國子、太學為低。但到唐朝，四門學與國子、太學的不同處，只剩了學生家庭地位不同的一點。
隋代國子學、太學、四門學同時并立，但文帝以“生徒多而不精”，于仁壽元年（601）廢除太學、四門學和全國的州郡學，只簡留國子學生七十人，并改國子學為太學。當時僅國子學生就有一千人，其他各學學生為數更多，這一措施，真是當時教育界的浩劫。煬帝時，雖又恢復已廢的學校，但當時舊儒多已凋謝，末年又以外戰內亂，教育事業遭受嚴重摧殘，所以談不到什么成績。
律、書、算三學，隋代也都設置過，但中間曾停頓了一個時期，至唐再行恢復。律學復置于貞觀六年（632），書學復置于貞觀元年（627），算學復置于顯慶元年（656）。其后，三學時廢時復，遠不如國子等學來得穩定。至于弘文、崇文等館，最初是一種特殊的研究機構，都在唐代開始設置，弘文館設于武德四年（621），崇文館設于貞觀十三年（639），崇玄館初名崇玄學，設于開元二十九年（741），廣文館則設于天寶九載（750）。
學館生徒的錄取資格，不在學生的教育程度，而在其父祖的政治地位。父祖政治地位最高的入崇文館及國子學，其次入弘文館及太學，再次入四門學，低級官吏及平民子孫則入律、書、算學。至于廣文館及崇玄學生徒的資格，則不得其詳。
國子學生名額三百人，學生主要為三品以上文武官的子孫。太學生名額五百人，學生主要為五品以上官的子孫。四門學生名額一千三百人，其中五百名為中級官員（七品以上）子弟而設，其余八百名為平民的優秀子弟而設。律學生名額五十人，書學及算學各三十人，學生資格均為八品以下官吏或平民的子弟。六學的教師，有博士、助教、直講等。廣文館學生名額為六十人，教師稱博士。崇玄館學生名額一百人，教師稱學士。
弘文館隸門下省，原名修文館，高祖武德末年，改名弘文館。太宗時，于太極宮的弘文殿置圖書二十萬卷，移弘文館于殿側，選朝臣中飽學之士，各以本官兼學士，輪流值宿館中，以備咨詢。并由學士一人主持館務，號為館主，其后漸成定制，但當時只是一個研究及顧問性質的機關。至玄宗開元七年（719），置學生三十八名，才成為學校。學生的資格，是五品以上京官的子弟。崇文館隸屬于東宮，原名崇賢館，肅宗時，才改名崇文館。高宗時，始置學士及生徒。學生名額二十人，都是皇族、皇親以及大臣如同平章事、尚書的子孫。
課程方面，國子、太學、四門三學，弘文、崇文二館及廣文館皆以經學為主。習經余暇，又須練習隸書，因為當時**，特重書法。律學研習各朝法律的內容、格式和法例，如《貞觀律》、《永徽律》等。書學每日寫字一幅，間或研習時務策論，并讀《國語》、《說文》、《爾雅》等書。算學的課目分兩組，甲組著重學習算學原理，乙組著重演習算式。崇玄學的課目，則有《道德經》、《莊子》、《列子》等。
修業期限，律學六年，玄學三年，其他各學則為九年。假期通常每十天放假一日，稱為“旬假”。此外每年五月有“田假”，九月有“授衣假”，假期不詳。每年仲冬，國子監派人**所轄各學學生，就各生一年所修的課業，加以口試。成績平庸而次年仍無進步者，停給公膳；成績連續三年為下等者，開除學籍。學館生徒畢業后想出仕的，先由國子監舉行“簡試”，應試者有時多至千人，被淘汰者占十之七八。簡試及格的，由國子監呈報禮部，再由禮部加以**，及格的才有做官的資格。
唐代官學，以太宗時為最盛。當時四方儒士，云集京師；四裔如高麗、百濟、新羅、高昌、吐蕃等國，相繼派遣子弟，來中國求學。六學二館的學生，多至八千余人。高宗初年，唐以洛陽為東都，并于其地設六學。但因提倡進士科的**，學校日就衰敗。到武后時，學校等于完全荒廢。中宗復位后，國學稍有起色。玄宗對學校頗加整頓，兩京官學學生達二千余人，但已不及唐初之盛。及安史亂起，兩京淪陷，官學生徒盡散，直至代宗時，學校仍是一片荒涼。同時進士科已為取士的主要途徑，學校不復為世人所重視，但唐室為裝潢門面，仍不能不維持官學。至憲宗，兩京官學生不過二三百人，學風的敗壞也日甚一日；但官學仍在奄奄一息的境況下，一直維持到唐末。［參看拙作《唐代的中央官學》（載《中國歷代大學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