昔馬遷《秦紀》載始皇諸碑，魏收代書錄大邗城碣，金石足重，自古伊然。歐趙肇始，專書日出。直省通志具全文加考訂者，前稱兩廣，近則湖南，今用其例。墨本為主，若石佚文存，則歸諸待訪，只存目錄，省篇幅也。志金石。
周
無專鼎銘 金文不載，各家收藏。惟此鼎永鎮焦山，取以冠首。遂啟其鼎識，系偽刻不錄。鼎高一尺八寸，深 九寸一分，圍一尺九寸六分。銘十行。行九字十字不等。今在丹徒縣焦山寺。
佳惟九月既望十甲戌王各，古格字。程注及還二字，汪云還，鄒云如，并誤。于周，《說文》周從用口。丙子二字。徐云廟，程云宓子。于圖徐云周。室嗣司，程云疑治。南中仲右程、鄒并云佑，頤云古佑字。槲無，顧、鄒并云世。下同。，古專字。古文專又作程、顧、鄒、汪并云惠，誤。下同。徐云賓，頤、鄒并云僉，恐誤。翁氏釋作內門二字合并，其說較確，當從之。《說文》：入，內也，內，入也。內字從入得聲。古字亦通用。立中戶廷王乎呼史友。程、汪云受，顧、鄒云端，林琮《金石釋文》云：徐本釋為友。《說文》：，古文友字，則徐本是。冊令《爾雅》：令，命也。《國語》注：命，令也。二字古通。《周禮》則令為壇三成。《儀禮注》引作則命。《左傳》：令不及魯，莊子先君之令。《經典》、《釋文》并云本作命。無曰官頤、鄒并云宣。嗣徐、汪、翁并云同，程注司治二字，顧、鄒并云治。按《古文孝經》治作。徐云空，顧、鄒并云佐。案此乃紅字，古與工通。見《漢書》酈食其傳、董仲舒傳，兩注并云：嗣紅者治工也。一說司空也。王徐云道，顧、鄒則并云頗。側徐云則。戌徐云民，顧、鄒并云弗。徐云以，程、顧、鄒、汪并云作。錫女汝幺衣帶束二字，諸家釋為束帶，并誤，倒也。戈南，戲《說文》：戟，有枝兵也。讀若棘，戛棘也，亦讀若棘。二字音義同。縞必古字。肜古矢字，見宰辟父敦。古通鋚。到古勒字，象形。番鑾，此字與敦同。旂，籀文，從擴之字，并作從。無取敢敦對礙揚天子不丕歉顯南敷，徐云睿，顧鄒并云敬。休用亡作填尊鼎用盲享于翁云朕。勤烈考用習：周蓋簋，程注簋簋二字。壽萬年子孫永寶用。
焦山鼎，故京口某公家物。分宜枋國時，聞此鼎欲之，某公不即獻，因嫁禍焉。鼎遂入嚴氏，嚴氏敗，鼎復歸江南，因置焦山寺中。王士禎《池北偶談》。
右周鼎銘詞曰：惠敢對揚天子丕顯敷休。其人莫考。曰王格于周，曰司徒南仲，殆周初器也。其曰立中庭，按《毛伯敦銘》文亦有之。薛尚功釋為立。而楊氏謂古立位同字。古文春秋書公即位，為公即立。則是銘曰“立”亦當作“位”。程穆倩定為立，從薛氏讀也。《曝書亭集》。
丙子秋，宋大中丞以《筠廊偶筆》見贈，余始得讀兩王先生古鼎詩。丁丑夏，偶過焦山，求所謂古鼎者，摩挲拂拭之次，恨未攜王先生詩。第其銘字以歸，求之《博古圖》而不得也。越一年，王先生以此帙寄余，則并其圖與其銘咸在，而程處士之釋文與林次公之增訂莫不備具。而后知鼎之出于權門而隱于僧寺者，蓋欲待人表章之，不欲安于枯寂已也。昔東坡《四菩薩閣記》。自度其不能守，因以予僧；僧之愿以身守，與盟于佛而以鬼守，皆在不可必之數。今此鼎雖歸僧寺，焉知不有大力者負之而趨乎！惟一讀王先生之詩，則將憬然懼，俯然思，是此二詩者殊勝于斧鉞之誅、司寇之罰矣！若僅以音節之醇古引證之博奧目之，猶淺之乎。視此詩已，余讀古鼎詩，不禁喟然而嘆也。曰：嗟乎！當分宜得此鼎時，必且盛供張，召賓客，相與鑒賞而品題之。其能為詩文者，必且形之歌詠，作為文章，以稱道而贊美之。今幸皆不傳于世，使當日之詩文具在，有不因分宜而永遭詬病者乎？今讀此兩詩，可以識盛衰，昭法戒，足與此鼎并垂不朽，不僅為博古家備考訂而已也。張潮《焦山古鼎考跋》。
焦山周鼎銘有曰司徒南仲，疑亦宣王時物也。銘文與《集古錄》、《毛伯敦銘》相類，周人器物銘多用此體。牛運震《金石圖》。翁方綱云：此云宣王時者，用《毛傳》之詩說。《大雅·常武篇》《毛傳》云：王命南仲于太祖，皇甫為**。鄭箋云：南仲文王時武臣也，宣王之命卿士為大將也，乃用其以南仲為太祖者，今太師皇父是也。命將必本其祖者，因有世功，于是尤顯。疏毛以為王今命卿士南仲者，于王太祖之廟，又命為太師之公者皇父，使此二人為將為監。鄭以南仲為皇父遠祖，止命皇父一人而已。以《出車》之篇言之，知南仲文王時武臣，是今所命者皇父之太祖，故本言之。又《小雅·采薇篇》疏：昆夷之患，文王于時事殷王也，命其屬為將帥，其屬為南仲。出車，經稱“赫赫南仲，獫狁于襄”，又曰“赫赫南仲，薄伐西戎”。則南仲一出，并御西戎及北夷之難也。又本篇君子之車箋，君子謂將率，《正義》曰：將帥則命卿南仲。南仲雖為元帥，時未稱王，無三公，亦不過命卿也。又《漢書》古今人表第三等，于周宣王之世列召虎、方叔、南中、中山父、申伯、尹吉父、韓侯、蹶父、張中、程伯休父，則班氏以南仲為宣王大將矣。
周鼎銘諸家釋文以為九十三字，蓋全蝕不可辨久矣。鎮江守門人謝蘊山屬工精拓，得其全文，則第九行列考上隱隱有字，詳其篆勢“朕”字也。朱竹坨《跋》以“立”為“位”，固無不可；然銘辭本是立字，不須假位，且當合上下文讀之。又顧亭林《跋》以“右”為“佑”，此應以歐陽永叔之跋弁敦正之也。《周官大宗伯》注云：王將出命，假祖廟，立依前南鄉，儐者進，當命者延之，命使登，內史由王右以策命之。《禮、祭統》云：古者明君爵有德而祿有功，必賜爵于太廟，示不敢專也。故祭之日一獻，君降立于阼階之南，南鄉，所命北面，史由君右執策命之。是二條皆“右”字“立”字之證。所命者延登北面，即所謂立中庭也；內史由王右，即所謂右也。稽古吉金之文：宰辟父右見于辟父敦，邢伯右見于毛父敦。毛伯內門立中庭右，見于邾敦。永叔釋之，謂中其庭立，而祝與弁皆在其右。此二語明晰甚矣。穆公入右哉立中庭北向，見于哉敦；入右牧立中庭，見于牧敦；宰 右寰入門立中庭北向，見于伯姬鼎；宰忽入右龍立中廷，見于敦；王呼虢中入右，見于何敦；宰宏右頌入門立中庭，見于周司成頌寶尊。諸如此類，有一足以知右之文對中庭而言之也。蓋立于王之右者，宣王命者也。入門北向立于中庭者，承王命者也。立于王右者，有宰、有司徒、有公、有伯、有內史，不必其一人也。立于中庭者，則惟茲作器之人耳。立中庭之上一字，其為內門二字合寫無疑矣。而亭林乃從諸家釋為“僉”，是眾人皆立于中庭，豈不思大宗伯祭統之文與歐陽《集古》跋尾。是器也，可以昭見周家假廟祝冊之儀式，補經訓所未言，不特篆文之足寶矣。“內門”既為二字，若依釋者又謂“丙子”為二字，則是銘凡九十五字也。末行周簋周字旁作形，則匕向內之文，象主鬯執匕之義，蓋亦持刀立戈之類，非別有一字也。故錄諸家釋而備，論之。林吉人得徐興公家藏釋文，所釋惟“賓”字顯然非是。余則程注所釋皆不逮也。程穆倩釋本于時最著，而及“還”字“佑”字，皆顯然之誤。《金石文字記》惟“佑”字“僉”字顯然之誤。蓋亭林必先見諸家釋為“僉”而遂仍之耳。汪堯峰釋文，惟“還”字顯然之誤。寺中石刻鄒氏釋本內“如”字“佑”字，皆顯然之誤。(翁方綱《焦山鼎銘考》)。
宋人好辨識鐘鼎文字，此銘獨未著于錄，其出于何時何地不可得而知矣。古器銘多用鋚勒字，惟石鼓及寅簋文正作鋚勒，伯姬鼎則作攸勒。宰辟父敦又作攸革。薛尚功、王俅諸家皆釋攸為鋚，此文亦但作攸，蓋古文之鋚勒，即詩所云鞗革也。詩修革凡四見鄭氏箋，或云轡，或云轡首或云轡首垂。毛公則訓俺為轡，革為轡首。《說文》無修需字，而有鋚字，訓為轡首銅。明乎鋚之即鞗也。《釋器》云：轡首謂之革。郭景純曰：轡，靶 勒也。《詩》如烏斯革，韓詩作勒，明乎勒之即革也。《詩》鞗革有鴿為金飾，古文鞗從金，與許叔重訓轡首銅合。孔疏謂以鞗皮為轡首之革，似未達古制矣。伯姬鼎師骰敦并有縞必字，薛氏釋必為絆。案《考工記》天子圭中必，鄭注讀如鹿車之絆。是必絆古文相通。此銘亦作必，與康成注合。潛研堂《金石文跋尾》。
昆守鎮江之明年，拓此鼎銘，呈覃溪先生。逾月先生以銘考相示，且曰：卷中于詩僅錄數首者，以其有關考據爾。若薛鋐歌云：“千年自鎮隱君山，一銘猶識宣王字”；郭梅歌云：“維昔宣王振周紀，頗側弗作天顏喜”；湯之龍歌云：“憶昔周宣中興年，吉甫為作崧高篇。方叔召虎得見否，圭瓚柜鬯今猶傳。嘉爾世惠有成績，用作尊鼎藏圖室。太史端冊跪陳詞，九月既望惟甲戍”。是竟以此鼎為宣王時作矣。今年夏，袁州李奠基進士謁選來京，與共論此，奠基博稽群書，謂此九月既望甲戍，是成王初年，而愚終弗敢信也。子盍為我跋之？昆不敏，因述來書語以為跋。乾隆三十八年謝啟昆。《焦山鼎銘考·跋》。
按鼎銘九十五字，其文有司徒、南仲，牛氏以為宣王時物，翁氏著《焦山鼎銘考》，論其非是。昶考常武詩“王命卿士，南仲太祖，太師皇父”，《毛傳》誤解太祖為命將于太祖之廟。故《漢書》以薄伐獫狁至于太原數詩為宣王征伐詩，人美大其功所作。《古今人表》遂以南仲與召叔、方叔并列宣王之世，蓋其沿誤已久。《竹書紀年》：帝乙三年，王命南仲西拒昆夷，城朔方；《尚書·大傳》：四年伐犬夷；《逸周書》：文王五祀，西拒昆夷，備獫狁；帝王《世紀》：文王受命四年，昆夷氏侵周；《後漢書·西羌傳》及《通鑒》前編引衛氏詩序云：昆夷獫狁之難，命將遣戍，皆文王時事，足與鄭箋孔疏相證。又《出車》詩“王命南仲，往城于方”，《傳》云“王殷王也”，南仲文王之屬，亦與《采薇》詩序鄭箋吻合。則毛氏之說矛盾顯然，其為文王時人無可疑也。是銘釋者甚多，林估得于徐坳家者，不知何人所釋。程氏邃本見《池北偶談》，汪氏琬本見《堯峰集》，顧氏炎武本見《金石文字記》，鄒氏儀周本刻于焦山寺，合翁氏鼎銘考中釋文，共有六家，今并采注于下。又有寺中重摹本。字畫訛謬之處，不可悉舉，則翁氏已詳辨之矣。王昶《金石萃編》
孔子見延陵君子葬題字俗呼十字碑。篆書。在丹陽。
拓本高七尺七寸，廣三尺二寸，古篆二行，行五字。每字縱徑九寸至一尺一寸余不等。前有標題一行篆書，下截張從申題字廿行，行五字，正書。
嗚呼有吳延陵季子之墓
夫子篆季子之墓，凡十字。歷代綿遠，其文殘缺，人勞應命，其石湮埋。在昔開元，中宗大圣皇帝敕殷仲容模拓其本，尚可得而傳之者。暨大十四年己未歲，潤州刺史蘭陵蕭定重刊于石。**遺范，以永將來。前試大理司直吳郡張從申書。
附：唐、宋、明人題字五段
建中元年八月十二日，朝請郎守令盧國遷樹建并堂。
文林郎守丞皇甫汶 文林郎尉程備
將仕郎守尉王仲鱗 將仕郎守尉楊憑。
以上三行正書在“之墓”二字左。
公制禮作樂，聲名雅量，皆編諸史冊，載在碑頌，欲為具紀，恐近繁文。清風凜然，萬古不朽。播作尉斯邑，因謁靈宇，式鐫數字，聊以紀年。時大唐貞元三年歲次丁卯五月廿八日。滎陽鄭播字伯豊記。
以上六行，第五行十四字，余行十三字，正書，在“延”字右。
大宋元祐三年六月，知潤州楊杰奏：竊見管下延陵鎮吳季子冢廟，載在圖經，祠禱有應。近因夏旱，遂差官嚴潔致祭，未逾旬浹，雨澤沾之。謹按季札生于晚周，當干戈剽攘之際，獨能執德謙退，輕千乘之國，凜然清風，千古如在。其審樂知政，盛德信義，詳見舊史。廟中有孔子所題十字碑，本朝太宗皇帝嘗以其字載之法帖，以信萬世。而其祠冢未經國朝旌表賜號，誠為闕典，伏乞朝廷特賜封爵。九月奉敕賜嘉賢之廟。
以上九行，行廿四字，正書，在“有吳”二字右。
正德六年四月八日太原喬字敬
以上一行篆書，在張從申題字左。
梁地有夫子書比干墓碑，後人于路左大書立石以志之，過者皆知吊古。丹陽亦有夫子篆季子墓碑，僻在縣西延陵鎮，世鮮知。翀調令是邑，因思秦火後圣筆在宇內僅一二見，世變無常，恐就湮滅。今幸拓本尚在，極力摹仿，鐫立于陳少陽祠前，兩存以垂永久，以為云陽重，俾往來縉紳停擢俄頃，得睹圣人之心畫，遂其瞻仰之愿，顧不快歟！然比干死于仁，夫子題其墓，季子堅于讓，夫子亦題其墓，題雖同也，此獨加以“嗚呼”二字書法，蓋有深意，讀者當致思。其字體端嚴，運筆勻整，乃乾坤定位，日月流行，毫發不可增損。回視後世俗書規規于點畫之間者，天地迥隔矣。有識者鑒焉。
時大明嘉靖陸年，歲在丁亥拾壹月望。
賜進士知丹陽縣事滇南張鳳猻書。
以上七行，行五十字，正書在“陵季子”三字左。
王象之《輿地碑目》載：吳季子墓銘，一在鎮江府，一在江陰軍，一在合州巴川縣，一在昌州北山。今巴蜀二碑佚失，僅見丹徒、江陰二碑及丹陽驛前重摹碑。三文大同，碑下方各有題字，惟江陰碑之朱彥記所辨季子墓在申港，即申浦。又辨潤之延陵非古之延陵，為最確。《越絕書》：由毗陵上湖中，湖中冢者，季子冢也。《史記·吳世家集解》引《皇覽》：延陵季子冢在毗陵暨陽鄉，至今吏民皆祀事。路史《國名紀》：古延陵在今常之晉陽，故漢毗陵地志會稽毗陵季札居。《公 羊傳》云：札退居延陵終身，蓋因封此。今江陰夫容湖西馬鞍山札所耕處，有札墓。今墓在縣北七十里申浦之西，江陰西三十五里。合此數說，足證朱彥所考是也。歐陽、董、趙疑此篆非孔子書，然皆以字之小大及孔子未至吳紛紛致辯，而于流傳源委未能考究。且碑之二篆尚皆誤識，而遽定為好事者偽為，豈非惑易。實則唐內府所藏必有真跡殘字，故殷仲得以摹傳，故宋得以摹入淳化官帖及絳帖。帖本作，除“有吳君子之”五篆外，皆與碑異，字數次第亦異。王澍法帖考正讀博邑，與諸家釋又異。今據王讀，因悟此篆必孔子書，而與季子墓實不相涉。季子聘上國，喪子于贏、博之間，見《檀弓》，此蓋孔子觀葬時題字。歲久剝蝕，越次摹傳者稍以意改，後復放為大字，刻于延陵廟，故碑本帖本違異如此。碑之篆是“君”非“季”，吾子行己釋正。碑末篆，必非“墓”字。友人畢孝廉以田謂，從古文從求，當是“葬”字。讀此當以“于滹”句，“有吳延陵君”句，“子之葬”句，與《檀弓》觀葬事正合，而千古疑團頓釋矣。《水經注》：奉高縣北有吳季札子墓，在漢水南曲中。《從征記》曰：贏縣西六十里有季札兒冢，冢圓，其高可隱也。前有石銘一所，漢末奉高令所立，無所述敘，標志而已。自昔恒蠲民戶灑埽之，今不能。然碑石糜碎，靡有遺矣，惟故跌存焉。按贏博在今萊蕪縣境，縣西北三十里有季札子墓，若摹取十字篆樹碑墓道，才為核實。圣文僅存，縮之更小，放之更大，皆真跡也。且可證經，為識字助。官是土者，倘有意乎？嚴可均《鐵橋漫稿》。
漢
劉厲王胥宮殿記數殘石在揚州府學。
石三段，一豎兩橫。據拓本，豎者高二尺許，廣八寸；橫者一廣尺許，高八寸，一廣二尺許，高九寸。文各三四字，體兼篆隸，徑四五寸不等。從甘泉山出土。
中殿第廿
右一石四字，若廿作二十讀，則五字。
第百
右一石二行，橫列三字。
下疑保字。歲疑歲字。疑庶字。不可識。其文如此。
右一石四行，文俱漫漶難辨，摹其影跡，姑識疑以俟詳考。
先世墓廬在雷塘，形家以為甘泉山之支脈。偶于廬北溯二十余里至山，山有惠照寺，中多古石。尋得三石，其有筆蹤可辨者。一日中殿弟廿，一日弟百坩，其漫漶姑釋其文以俟考。江鄭堂云：此漢厲王胥冢中石也。甘泉山舊為厲山墓，今土人尚呼為琉璃王墳。琉璃者，劉厲之誤也。沈約《宋書·樂志》：陳思王《鼙鼓歌》云“中殿宜皇子”，中殿與東宮義相近，然則更可證為胥之物矣。若然，則是西漢之物，考其時當在五鳳後四年，在墳壇之前矣。因海內西漢石少，而江南更不可得，得此甚奇，亟為拓寄述庵先生，補《萃編》所未備。阮元跋。
士端謂一石作廿義者，《說文》義為古文 省，廿義是作石人紀數之文，猶今俗工匠畫馬子記數。《禮》投壺已有一馬二馬之文，其遺意與。又二石作中殿弟廿、弟百坩。文俱同。翁氏方綱謂胥為王時造宮殿有此刻文，并非冢中石也。漢刻最在前者，篆初變隸。士端謂吳天發神讖碑筆法從此發軔。宜祿堂《金石記》。
漢定陶鼎在焦山
拓本高一尺四寸，廣二寸。篆書，一行，字逕七分。蓋拓本高六寸，廣二寸，字逕七分。
隃麇陶陵共廚銅鼎一合容一升并汧共廚銅鼎容一升重八斤一兩第廿一重十斤。
隃麋陶陵共廚銅升鼎蓋并重十一。汧第世五
按《漢書·地理志》。隃麋、、陶二縣屬右扶風，《後漢書·耿弇傳》：建武四年封耿況為麋侯，《續漢書·郡國志》作渝麋，又《續漢志》：定在濟陰郡，本曹國後，漢屬兗州刺史部。郭璞曰：城中有陶邱，史記穰侯出自陶，即其地。定陶共王康元帝子，哀帝父。哀帝二年追尊共王為皇帝。《水經注》：濟水自定陶縣南，又東逕秦相魏冉冢南，又東北逕定陶共王陵。此器故曰共廚銅鼎。漢陵廟皆有廚，《三輔黃圖》：昭帝平陵為小廚。定陶故城在今山東曹州府定陶縣西南云。
東海廟碑殘字
翦裱本不計尺寸行款。
永壽元靈□實面并□芳史
碑陰：
闕者秦始皇所立名之秦東門闕事在史記
右東海廟碑，靈帝熹平元年立，在海州。永壽元年，東海相南陽君崇飾殿宇，起三樓，作兩傳。其掾屬何俊、左榮欲為鐫石，而南陽君止之。厥後山陽滿君踵其武，嘉嘆勛績，為作碑頌，而二君名皆淪滅矣。別有數句載秦東門事，乃頌所謂倚傾之闕者。《碑錄》朐山有秦始皇碑云“漢東海相任恭修祠，刻于碑陰”，似是此也。任君當又在滿君之後，南陽之役，更十八年，後人猶頌其美，則模扶決非茍然者。予官京口日，將士往來朐山者云，海廟一椽不存，自今非四十年前舊物，不復見此刻矣。歐陽公時天下一家，漢碑雖在遐陬窮谷，無脛而可至，集中錄中已屢言難得為可寶，況今乎！
漢東海廟碑殘字，舊藏長洲顧氏藝海樓，后歸于余。按碑在朐山，即今海州。歐、趙、洪俱有著錄，洪氏較詳。謂：官京口日，將士往來朐山，云海廟一椽不存，自今非四十年前舊物，不復見此刻云云。當日已寶貴如此。茲本可辨者九字：曰“永壽元”，為碑中永壽元年；曰“靈”，為凡尊靈祗；曰“實”，為實為黔勤；曰“面并”，為四面并集；曰“芳”，為芳烈永著。獨一“史”字，《釋文》未錄，各家跋語亦皆未及。嚴問樵保庸云：碑前有吏字，末無史字，《說文》吏從“一”從“史”，史亦聲，意者借史為吏，為裝背家誤移其次第。余按漢碑吏史二字習用，罕聞有假借者。此碑洪氏釋文闕字甚多，其末行“芳烈永著”下云“載垂馨”，此三字，不能成句，當是“載史垂馨”。洪氏錄此碑時，原石已佚。據墨本編入，此史字為洪氏所未見，可以補隸釋之闕。其碑陰自闕者以下皆完好，碑錄謂此十七字系東海相任恭修祠刻于碑陰，蓋是釋滿君頌中所謂倚傾之闕者。東南漢刻絕少，此碑尤世所稀有，余昔曾重勒石，藏之焦山，今復雙鉤鋟版，庶流傳益廣云。庚午仲夏退樓吳云記。
校官碑在溧水縣學。
拓本連額高五尺七寸，廣三尺二寸。分書，十六行，行二十七字。后方題名三列。又年月一行，字徑一寸二分。
校官之碑四字直下，字徑二寸許。
蓋漢三百八十有七載闕三字。于闕四字。銘功著斯金石。其誄曰：溧陽長潘君，諱乾，字元卓，陳國長平人，蓋楚太傅潘崇之末緒也。君稟資南霍之神，有天□德之絕操。髫髦克敏，□學典謨。祖講詩易，剖演奧藝。□外覽百家，眾推挈圣。抱不測之謀，秉高世之介。屈私趨公，即仕佐上郡。位既重，孔武赳著。疾惡義形，從風征暴。執訊護首，除益阿尉。禽奸戈猾，寇息善歡。履菰竹之廉，蹈公儀之潔。察廉除茲，初厲清肅。賦仁義之風，修□□之跡。垂化放乎岐周，流愛雙乎□□。親賢寶智，進直退慝。布政優優，令儀令色。獄無呼嗟之冤，野無叩匈之結。矜孤頤老，表孝貞節。重義輕利，制戶六百。省無正繇，不赍自畢。百姓心歡，官不失實。于是遠人聆聲景附，樂受一廛。既來安之，復役三年。惟泮宮之教，反失俗之禮。構修學宮，宗懿招德，既安且寧。干侯用張，籩豆用瞰。發彼有的，雅容□閑。鍾磬縣矣，虧胥樂焉。乃作敘曰：翼翼圣慈，惠我 葷蒸。貽我潘君，平茲溧陽。彬文赳武，扶弱抑強。□刈鯁雄，流惡顯忠。咨疑元老，師賢作朋。修學童冠，琢質繡章。實天生德，有漢將興。尚旦在昔，我君存今。即此龜艾，遂尹三梁。永世支百，民人所彰。子子孫孫，卑爾熾昌。
丞沛國銍趙勛字蔓伯、左尉河內汲董并字公房、右尉豫章南昌程陽字孝遂。時將作吏名：戶曹掾楊淮、議曹掾李就、議曹掾梅檜、戶曹史賀□、從掾位侯祖、主記史吳超、門下史吳訓、門下史吳翔、門下史時球。
漢校官碑，宋紹興十一年溧水尉喻仲遠得之固城湖濱，置之官舍，今在孔廟之大門右。長樂陳長方雖嘗□碑其所得本末，釋文則未之見。碑以靈帝光和四年歲在辛酉造，距今一千一百五十三年。番陽洪景伯先生出字為之釋，謂：挈為契， 為黎，耳為俾，為野，赍為責，劃去其刀，賢去其貝，干侯與 豻侯通，尚旦謂太公周公。可謂精審有據。其余不可辨者，尚有二十七字。今觀首行自三百字以下止斯字，凡十有六字，比之洪氏作釋文時，又皆不可考。且如第三行之字之下是字，下缺一字，有天字，敏之上是克字，眾之下是儁字，退之下是慝字，役之上為復，反之下為失，此之上為即，皆隱隱可見，洪則悉以為闕。又如既安且寧則以為目寧，梅檜則以為桓檜，豈當時誤于墨本而然耶？《溧陽志》至謂元卓為元貞，是又以名乾而傅會也。禧承乏于茲，暇日與士友曹國杰摩莎久之，得其一二，因以洪先生釋文列于上，僭附所見于下，勒諸樂石，以補前修之所偶未及者，余尚俟博雅君子云。至順四年，龍在癸酉夏五月，文學掾濟陰單禧謹識。
右校官之碑隸額，靈帝光和四年溧陽為其長潘君作。紹興十三年，溧水尉喻仲遠得之固城湖中，碑今在溧水縣。其間用字，劃省其刀，賢去其貝；干侯用張者，《周禮》士以三耦射 豻侯，大射禮用干字；尚旦在昔者似謂太公周公也。碑以為黎，為俾，即從字，廑即厲字，轡即垂宇，暫即智字，邏即退，即野，赍即責字，尊即蔓字，即房子。《隸釋》。
碑在溧水縣學，蓋溧水即漢溧陽地也。予初得此碑而不知其有釋文，近始得之，乃元至順四年校官單禧所為而刻之者也。禧又有跋，謂考訂碑文與《隸釋》不同者二十七字，而復辨溧陽志之失，可謂有功于文字者。故備錄之。《金薤琳瑯》。
碑光和四年立，按四年之碑，若逢童、三公、殽阬君、無極山神、敬仲、蔡湛、孫根，凡七見于《集古金石錄》，而獨此闕如者，蓋紹興十一年始出，在歐趙二公后耳。《弁州山人續稿》。
宋趙彥衛《云麓漫鈔》曰：范曄《後漢書》永平十年閏月甲午，南巡狩，幸南陽，祠章陵，日北至又祠舊宅，禮畢，召校官**作雅奏樂鹿鳴，自御塤篪和之，以娛嘉賓。則東漢時縣有校官矣。
碑辭末云：“永世支百，民人所彰，子子孫孫，俾爾熾昌”，宋吳械《韻補》引之作“民人所瞻”，以證詩桑柔瞻字可讀為彰。今此碑正作彰字，不知才老何所據而改為瞻也？才老時，此碑未出，或據類文才老自注云：三十卷，本朝陶內翰谷所編。錄之耳。《金石文字記》
碑首云蓋漢三百八十有七載，或謂高祖己亥即位，盡更始庚申，光武建武乙酉至光和辛酉，共三百八十三年。按高祖人關滅秦，在乙未，即代統更朔之年，碑未嘗誤也。後刊丞尉曹掾等姓名而無故字，知為潘君在位時立。夫生曰頌，死曰誄。而碑有“其誄曰”何耶？《溧陽志》，潘君字元貞，當以碑為正。《金石錄補》。
漢校官碑原在溧陽縣學，光和四年立。紹興十一年溧水尉喻仲遠始得之固城湖，移置官舍，至今得免于水侵上掩，仲遠之力也。蓋相去已九百六十二年矣，時時見光彩，弓兵宿直，或以褻字頓于趺上，必夢大龜逐而嚙之。乾道戊子有官告院吏出職為尉，顧此碑字多缺蝕，以為無用，且厭人來觀，呼吏史曾彥與謀，將沉之宅後廢沼內，一寓客素好古，聞其說往詰止之。邑宰陳容之為徙之縣圃，作屋覆焉。至辛卯歲，金陵守唐球作文一篇，欲識石背。遣匠來，甫鋟兩字，遭碎屑激入目，旋易他匠皆然，竟不能施工。此說見洪邁《夷堅志》，其碑之靈異知自有據矣。番陽洪景伯為之注釋。至順間，博士單禧始考訂而跋之，因手書洪氏釋文而附所補于後，可謂有功于此碑之文字者矣。此本溧陽潘君，而碑今在溧水學宮，乃禧所移置。曾得之固城湖中，固城今屬高淳縣，皆本漢溧陽地也。今三縣志俱載其碑文并禧跋，予更索得彼地友人拓寄數本，同出較對，中多同異。碑乃麻石，其首有額，直書校官之碑四字。字下有圓孔可貫。孔下即碑文，首行缺十六字，乃八十有七載，□□于□□□□銘工著，較溧水高淳二志所載原文補之，今碑又缺斯金二字矣。溧陽舊志以元卓為元貞，是因其名乾而傅之，金志已改正其誤。二行潘君，溧陽志作潘公誤。三行絕操，溧陽志作純摻誤。祖講，溧陽高淳二志作祖訓誤。五行除曲阿尉，高淳志落除字。十行失俗，溧水志作失谷誤。十一行招德，溧陽志作昭德。十二行閑，高淳志作間。十三行皇慈，三志皆作圣慈。十五行龜艾。溧陽志作龜文誤。後姓名梅檜，溧陽高淳二志作桓檜誤。時球，溧水高淳二志作求誤。又考碑字，形通刑，禽作會，孤作菰。竊以為漢碑之文，惟地志所載，乃親見碑石，其文自無訛謬，可補他書記載之失以徵信也。今三志爭載其碑文，全不較核其字跡，況遠道未能手摸其文，以訛傳訛，豈能更為之考論哉！王蓍《校官碑考》。
碑中用字類多假借，洪氏釋之良是。至云劃省其刀，賢去其貝，則有不盡然者。按《說文》：戔，傷也。《六書略》云：搗，傷也。禽奸猾即用本字，于義固通，不事借戔為劃也。《說文》取，堅也。古文以為賢字。袁良碑“優賢之寵”，與此碑正同，蓋用古文，亦非故去其貝。昌黎詩押玲瓏為瓏玲，參差為差參，後人但以用之自公，不敢致疑，實亦不知于古何本。碑云“惠我黎蒸”，亦倒用蒸黎字以押韻。漢廣漢屬國侯李翊碑銘云：“比列陵于”，《隸釋》云似倒用“于陵”以稱韻也，亦與此用黎蒸同。《左傳》楚商臣立，以潘崇為太師，此作太傅，恐誤。王貽上《居易錄》云：韓退之詩多倒用成字，蓋本諸三百，孫季昭《示兒編》所拈，如中林、中谷、中河、中路、中田、家室、裳衣、衡縱、稷黍、瑟琴、鼓鐘、斯螽、下上、羊牛、甥舅、孫子、女士、京周、家邦、鼐鼎、息偃之類皆是。古人倒用成語以就韻如此之多，但出自今人之手，則斷斷不可耳。《金石存》
都元敬跋云：單禧考訂碑文與《隸釋》不同者二十七字。近日杭州汪氏刻本《金薤琳瑯跋》云，單君謂洪氏所釋外，不可辨者尚有二十七字，即《隸釋》所注為闕者是也。單君于洪氏所闕者得八字，又異同者二字。今南濠乃以二十七字皆為單禧所考定，誤也。方綱按：單氏釋文即洪氏釋文，然如以挈為契一句，今日所行《隸釋》本竟無之。首行于字下云闕四字，今本乃誤作闕二字，則單氏此碑猶得據以存洪氏原本耳。若其所為紹興十一年者，則王象之《碑目注》引洪邁夷堅癸志作十三年，而首行銘功功字則單亦沿洪之誤釋為工也。稟資南□之下一字洪云闕，單釋為禱，今諦審是神字；眾之下一字洪云闕，單釋為；汪氏新刻又以為偽，今諦審是推字；又第三行單以為有天字，十五行此字上單以為即，汪以為服，今諦審之，皆未敢定也。又若賦仁義之風下一字，諸家皆闕，今諦審是修字。即來安之下一字，諸家皆闕，今諦審是復字。奧藝下闕一字，諸家或釋為外，今諦審之，非外字也。又呼嗟訛為吁嗟，則單氏石本之誤也。《金石文字記》引《云麓漫鈔》謂東漢時有校官，此蓋信潘君之職為校官也。《金石圖·跋》謂潘乾溧陽長，而題額校官，疑有斷文，此蓋疑潘君之職非校官也。以愚論之，二說皆非也。校官者學舍官職之統稱，如《漢書》云某經列于學官是也。潘君之職自是縣宰，後漢之時亦不聞特設學校之官，永平幸南陽所謂校官**者，學舍之**耳。《後漢書·百官志》：每縣邑道大者置令一人，千石，其次置長四百石，小者置長三百石。本注曰：皆掌治民、顯善、勸義、禁奸、罰惡、理訟、平賊、恤民、時務，然則縣宰之事不專在教，而茲碑特頌其與業之事，故其石刻于學舍云爾都南濠又稱單禧為校官，殆亦同此誤者也。又《隸釋》云：費鳳別碑與前碑今并立于吳興校官之壁，據此亦足證校官二字是學舍之名，非職官之名也。
《漢書·循吏傳》：文翁修起學官于成都市中，師古曰：學官學之官舍也。招下縣子弟以為學官**。至武帝時，乃令天下郡國皆立學校官。按此條即此碑校官二字出處。曲阜孔戶部誧孟云：學典謨之上是志字，賦仁義之風下是備達二字，雅字下是式字，今并存之。誧孟又云：碑云漢三百八十有七載，自漢高帝乙未改元至光和四年辛酉，數符。然蔡邕《獨斷》言，從高帝至桓帝三百八十六年，除王莽劉圣公三百六十六年，從高祖乙未至今壬子歲四百一十年，呂后王莽不人數，可證計漢歷者不并入呂后王莽圣公也，是可疑矣。愚按王莽合孺子嬰居攝，凡十七年，合更始二年為十九年，再合之呂后八年為二十七年。自高帝元年乙未至桓帝末年丁未，凡三百七十三年。若于中除二十七年，則是三百四十六年矣，安得云三百六十六年乎？且壬子是靈帝熹平元年，自高帝乙未至此是三百七十八年，又安得云四百一十年。而邕《獨斷》既云靈帝二十二年董卓立陳留王為帝，則是《獨斷》之書成于初平時，邕死于初平三年壬申，上距熹平壬子已二十年，又不當以壬子為止也，《獨斷》之紀漢年不可據以為證明矣，豈得轉因以疑是碑乎？
《金薤琳瑯》云：碑在今南畿溧水縣學，此與單氏跋謂在孔廟大門右者相合，而王象之《輿地碑目》建康府條下云：溧陽長潘元卓碑，后漢光和四年，今在尉廳；又云：校官之碑，後漢光和四年立，今在縣圃。既分二碑，又在兩地，則是圖經沿訛，又不止單禧所辨《溧陽志》之誤而已。
洪景伯《隸釋》在元時當有善本，即此一碑，單氏所引《隸釋》之文，覺今日《隸釋》本不可信者實多，如之為垂，邏之為退，之為房，豈復煩于釋乎？至若腐之為厲，碑本作腐，與正楷何別。而之為蔓，則又何待乎釋乎？以愚論之，字非蔓字，乃曼字也。蓋曼衍之義，于勛乎為近，而是碑菰藜皆從草，是以知之也。臤之為賢，洪所未釋。而《隸續》云，說者謂校官碑親臤寶智因蒙下文從省，今按碑中取字凡兩見，豈皆蒙上下文耶？不待援鄒氏《鏡銘》而後知其說之謬也。碑以前半敘事之文目曰誄，而以後半有韻之文目曰敘，亦變例也。靈帝光和四年九月庚寅朔，閏十月己丑朔，此云十月己丑朔者，閏十月也，不言閏，亦變例也。《兩漢金石記》
右碑溧陽人頌其長潘乾構修學宮而作。隋時割溧陽西鄉置溧水縣，宋南渡初，溧水尉得碑于固城湖中，其後移置縣學，碑遂為溧水所有矣。《釋名》：誄，累也，累列其事而稱之也。《廣韻》：誄，疊也，疊述前人之功德也。誄本為哀死而作。今縣民頌其長而稱誄，雖亦累德之詞，然失其義矣。《說文》：取，堅也。古文以為賢字。《公羊經》：鄭伯堅卒，《釋文》本作取。《疏》云《谷梁》作賢。蓋取賢本一字，古今文異爾。今本《公羊》、《谷梁》皆作堅，與左氏同矣。此碑“親臤寶智師賢作朋”，皆從古文，其書籩豆之籩為，亦籀文之變也。潛研堂《金石文跋尾》。
碑首行云“其誄曰”，錢少詹事云：誄本為哀死而作，今縣民頌其長，而稱誄，失其義矣。予證以《周禮》太祝作六詞以通上下親疏遠近，六曰誄。《注》誄為積累生時德行以錫之命主為其詞也。《疏》此六詞者，皆為生人作詞，無為死者之事。是誄之名施于死生而通之，殆如考、妣殯可兼生稱也。《論語》：誄曰禱爾于上下神祗。孔氏注云：誄禱篇名。《說文》引此，讄亦云累功德，以求福，從言累省聲。推之此碑，吏民頌其生君，于義固無嫌哉。碑稱“布政優優”，《詩》以布作敷，《說文》引《書》敷重莫席，敷亦作布，儀禮聘禮，管人布幕于寢門。《注》今文布作敷。是布敷為古今字。碑首校官字，東漢時縣有校官，已見《金石文字記》。案《漢書·韓延壽傳》：延壽于是令文學校官諸生皮弁執俎豆。蓋又在西漢時已然。《授堂金石跋》。
右碑光和四年十月己丑朔廿一日己酉造，文後分三橫列，綴以題名，漢碑多有此式。邇來拓本多劣，非對釋文讀之，幾莫能辨其啄磔，益知洪適《隸釋》有功于后學非淺。此碑前人考證，自洪文惠以下論者已極詳備，觀又聞之竹汀師云：《釋名》誄，累也，累列其事而稱之也。《廣韻》誄，壘也，壘述前人之功德也。誄本為哀死而作，今縣民頌其長而稱誄，雖亦累德之詞，然失其義矣，宜後世不以之為例。《江寧金石記》
碑云“宗懿招德”，按招德即昭德，古招字與昭通，《國語》“國武子好盡言以招人過”，韋昭注云，招，舉也。其說非。《後漢書·鍾皓傳》：“好昭人過以致怨”，蓋言好盡己之言，以明箸人之過也。張澍跋。
按碑經寇亂，恐遭兵燹。張君寶德詩云“未識存亡遠系思”，碑用古籀假借最多，前賢已詳言之，不具錄。石膛先先生《漢隸拾遺》云：畀誄曰畀，即《說文》鼻字，上從由，下從升，音拱。今碑省作畀，而以為其之借字。《隸釋》、《金薤琳瑯》作畀，皆不誤。《兩漢金石記》改畀為其，非也。又“發彼有的，雅容口閑”，閑上一字諸家皆缺，今諦審碑文，亦是字，但由字不省作田，與上畀字小異。士端家藏本諦視“雅容”上字下確是畀字，乃嘆先生精審過諸家遠矣。宜錄堂《金石記》。
漢司農劉夫人碑
翦裱本不計尺寸行款。
漢司農劉夫人碑
司農夫人祖會稽山陰姓劉氏伊□夫人受特貞□體性純淑非禮不行□人□□仁□□□□石□九族穆同□□□□子孫息盈房導男以□□□□□□□蔫□□□□□□□母儀□□□容德配古列任似為□□□□□□□□宮□□□□□□□□□□復金□□□□□□□□□□酒甘車騎陣□□□□□□□公嚴□□奉□□□□□□□□侯相迎醫極悠遠索名□□□□□□□□□幽藏咨嗟酷□□□□□□□□□□□□□命□□□□□德畫圖像甄采其□□□□□□□鄉人□□□□□不忘□□□□
碑陰：
談馬礪畢圭田數七
右司農夫人碑，漢太尉許馘之室也。首行有標題之文，石已列剝，所存數十百字，其漫漶者強半。惟次行獨全，故知其姓劉氏，而為山陰之人。其辭惟數句可讀，如云：“體性純淑，非禮不行”，及“孫息盈房”而已。其云“德配古列任似”者，以“似”為姒也。字畫多雜篆體，所書“以”字全類孔宙碑，其它偏旁多與故民吳公碑、中山相薛君題額相類。應劭《漢官儀》所載三公，孝靈時有吳郡陽羨許戫季軼，《漢紀》光和四年戫以衛尉代劉寬為太尉。今許氏兩墓皆在宜興，而此碑猶在夫人冢旁。吳處厚《青箱雜記》云：義興有許戫廟，其碑許劭所作。唐開元中，諸孫重刻。碑陰有八字云“談馬礪畢王田數七”。徐延休讀之曰：談馬即言午，言午許字。礪畢必石卑，石卑碑字。王田乃千里，千里重字。數七是六一，六一立字。今其殘碑才有數十字，其問載許君自司農遷衛尉。此文稱劉氏為司農夫人，則銘墓時許猶未為衛尉也，其碑在光和之前無疑。建康王厚之云：其友陽羨邵偉嘗泛舟過許氏叢冢，見水濱一石，舉而察之，則許君殘碑也，邵遂載以歸。厚之字順伯，樂古多聞；山陰石臺卿亦佳士，相與搜奇抉怪，埤助此書為多。《隸續》。
按《隸續·碑式》司農夫人碑題一行，行二十八字。石尚余其半，亦隱隱若有字。今此石久佚，止見殘字，亦宋拓本。
陳球碑在徐州。據《隸圖》。
漢故陳公之碑
右陳球碑篆額二行，黑字圭首甚大，一暈覆之。其右復有二暈。文在穿下，凡十九行。后有裂者，石又下斷，所存者行二十四字。碑陰穿暈皆同。縱橫亦有裂文。前兩行書二人之事，余存二十行，行二人。
射陽石門畫象并陰在寶應。
畫象高五尺四寸，廣二尺一寸。三層，上層題字。碑陰畫象，亦三層。
老子 孔子 **（上層題字）
江南寶應縣地名射陽者，有古墓焉。土人呼為夷齊墓，蓋傳訛也。墓有漢刻石二，一石兩面刻，非二石。其一，上層孔子見老子像，孔子在中面左，老子在左面右，**在孔子后，手執束幣。八分書，題三行，曰孔子、曰老子、曰**。中層模糊不可辨。下層三人，并食器烹魚者、靦鼎者。其一，高與闊稍殺之。亦三層，上層大鳥，中層獸首銜環，下層一人執刀楯者。《禮》明堂位疏曰“舞者左執楯，右執斧，謂之武舞”，此蓋其遺意與。《周禮·夏官》“司兵掌五盾”，《注》云：五盾干櫓之屬，其名未盡聞也。《詩》秦風蒙伐有苑疏：龍盾是畫龍于盾。則知蒙伐是畫物于伐。《左傳》：蒙之以申以為櫓。櫓是大盾，故伐為中干，干伐皆盾之別名也。蒙為雜色，知苑是文貌。今見此畫其亦干戈櫓盾之類與。大約此刻畫像與洪氏《隸續》所錄沈府君江原長諸刻相近。《兩漢金石記》。
此象為門人汪子中所貽。汪子來書云：寶應東七十里射陽聚為漢射陽古城，多古墓。曰雙敦者，有石門畫象，遂取歸拓之，以公同好。蓋自淮以南，東南至于海，西南至于徼外，漢刻之存者惟溧水校官碑及此石耳。而此石有先師遺象，尤可寶貴。《金石萃編》。
吾邑射陽多**古墓，此其墓門之石刻也。乾隆間始出土，江都汪容甫先生移歸其家。后四十年，厥嗣喜孫字孟慈官戶部時，士端計偕入都，言于孟慈，請將原石送還寶應。今在城內東隅畫川書院振秀堂。是石畫象正面中層下界筍篚， 上有人形趺坐者，諸家皆不考及。士端案《鄉射記》云，命**升設豐，聶氏《三禮圖》云，豐作人形，戴桿為戒，據此知古人燕飲必設豐器以示戒，此即豐侯之器也。《說文》豐字下云“一曰鄉飲酒有豐侯者”，是其證也。下層列醫機杯釜，又園器中為疏布文者，當是古籩巾之類。所列鹿豕行灶等物，武氏前石室畫象與此略同。又一石刻飛鳥獸首舞盾者，乃是石之陰。翁氏《兩漢金石記》分為兩石，云其高與闊稍殺之，誤矣。凡石闕本二，此闕汪氏僅得一石，其一石沈之水中，遂失所在。鄉俗呼為伯夷叔齊墓，疑即沉水中之石，或云曾見有畫題夷齊象者，土人不知，而偽為伯夷叔齊墓也。又建鼓兩旁有二人執椎擊鼓，其形今雖剝蝕，尚可辨明。惟豐器左右亦各有一人，隱隱似侍立狀，去豐步武較遠，各在石之邊界，人多置而不拓，余嘗細審得之。《強識編》
泗水石梁畫像在徐州。
拓本二紙，高二尺四寸，廣三尺六寸，無字。
象
右畫象二石碣，右有斷痕，左端缺角。凡畫三方，中列古彝器，左車馬，右缺落不完。人或坐，或立，衣冠句勒奇古。邊首左側皆有文，缺其右。其一碣已斷為三，裂縫適合。邊首有紋，長丈九寸，寬三尺三寸二分，厚六寸。亦三方，中刻人物、鹵簿、車馬、樓屋、楹柱，明了可辨。左方三圖，二圖兩人執刀對舞，一圖一人若迎拜狀，一人鞠躬應之。右方中缺徑尺許，駁蝕最甚。中有題識字，類八分，漫漶不可識。其車馬、軒蓋、衣冠、旌節，悉合古制，與漢武梁祠畫象略同。嘗考金石書畫象石刻凡三十余種，皆漢時物，自魏晉而后造像盛行，畫象遂廢，故知此碣為漢代故物無疑。舊存沛之夏鎮康阜樓下，制作樸古，人莫能識，或疑為古壙槨墻。然準今尺，寬僅二尺余，淺不容棺，決非古槨可知。又碑陽上方泐石稍薄，兩端鑿溝，寬三寸許，深約三分，尋考規制，實古欄也。案《水經注·泗水篇》：泗水南經小沛縣東，縣治故縣南坨上，東岸有泗水亭，漢高祖為泗水亭長，即此亭也。水中有故石梁處，遺石尚存。今康阜樓去故沛邑泗水亭甚近，酈氏所謂故石梁遺石，殆即此歟。徐海兵備道吳氏熊徙庋郡城，今存監司署中。《徐州府志》
吳
天發神讖碑
碑斷為三，故俗稱三段碑，原在江寧縣學，嘉慶年毀于火，今存拓本。
釋文：
上天帝言天□□□□□□□□□□□下步虧日月下闕帝曰大吳一□萬方甲午丙日□□□□才仁中虧予□人元示虧山川下闕。
天發神讖文
天璽元年桼月己酉朔，十四日壬□，□□武中郎將丹陽□□□□□□□□□□然發刻廣省□乃是天讖。廣多□未解，解者十二字。以桼月廿三日遣□□解文字令史建忠中郎將會稽陳治□□□解十三字。治復有□未解。以八月一日，詔遣中書郎行大將軍裨將軍關內矦九江費穹行視。更得□二字，合五十桼字宇，與西部校尉姜□□絡典校皋儀備□梅允章咸李楷賀□吳寵建業丞許□尉番約等十二人吏從并共觀視深甄歷□永歸大吳上天宣命昭□太平文字炳朖天□在諸石上故就□□□□刊銘敷垂億下闕，此處又空一行。蘭臺東觀令□□□□□□□吳郡□□巧工九江朱□□□□□□□江東□□功東海夏侯下闕。
予因游府南天禧寺，寺門之外有石三段，半埋于土，竊疑以為天璽元年巖山紀吳功德段石岡之碣，因觀之，果耳。人多傳皇象書，稽之實八百十有五年。字雖損缺，而猶有完者。寺僧不善護持，歲月之久，風雨所暴，必至泯滅。因輦置漕臺后圃籌思亭。時辛未元祐六年三月二十六日，轉運副使左朝請郎胡宗師題。
余奉使計臺，侍親游此，得天璽斷碑，視之，筆力高□ 而文辭殘缺，不可讀也，悲夫。崇寧元年中秋日，轉運判官石豫安正題。
秣陵縣南三十里有巖山，山西有石室。山東大道左有方石長一丈。勒名題贊吳功德。孫皓建。宋明帝太始中，建平王休祐從巖山射雉即此。巖山東有大石碣，長二丈，折為三段，因以名岡。《丹陽記》。
案《吳錄》其文東觀華核作，其字大篆，未知誰書，或傳是皇象，恐非。今在縣南四十里龍山下。許嵩《建康實錄》注。
皇象書人間殊少，惟建業有吳時天發神讖碑，若篆若隸，字勢雄偉，相傳乃象書也。張懷璀目以沈著痛快，真得其筆勢云。《東觀余論》。
象書獨步漢末，況體兼篆籀，□□宜居周鼓秦刻之次，魏鐘繇諸書無論也。其石四方，面背闊書各八行，兩傍□書□□行。其文書滿三方，而虛其一，辭雖不可讀，□□識者八十余字。末後別書目蘭臺東觀令，日巧工九江，日吳郡，日東海夏侯，蓋列與事之臣于正文之後。華核為東觀令，是必華核也。戚光《集慶續志》。
今江寧縣有段石岡，蓋舊立碑處。據《丹陽記》，晉宋時已折為三段。內一石上有轉運副使胡宗師刻字，言此石在府南天禧寺門外，半埋于土，因輦置轉運司后圃籌思亭。時宋元祐占六年，此石歷八百十有五年矣。蓋又不知何年自巖山徙至城南也。轉運司，今府治。此石在紬書閣前，后又徙錦繡堂前，碑刻中歸附，後改臺治。此石欹仆于地，其一段缺壞，蓋嘗為人鑿以他用而不果也。其第二段處有襄陽米芾四字，亦為人磨礪幾盡。至治□年，臺掾楊益得之廨草中，與教授湯彌口、訓導李東、戚光言于中丞石公珪，治書郭公思□募民升至廟學門內之左。張鉉《金陵新志》。
吳后主立碣紀吳功德，《吳錄》云。其文東觀令華核作，其字皇象書也。《明一統志》。
考吳志天冊元年，吳郡言掘地得銀，上有年月字，遂改明年為天璽元年。是年鄱陽言歷陽上石文理成二十字云：“楚九州渚，吳九州都。揚州士，作天子，四世治，太平始”。又吳興陽羨山有石寶之瑞，又改明年為天紀，以協石文。此碑不見于志，考其文有天發神讖等語，則亦當時瑞應之事。然天紀四年王濬遂入吳矣。楊士奇《東里集》。
天發神讖碑吳皇象書，又定為蘇建。周暉《金陵瑣事》。
案諸書俱以為皇象書，周暉獨言又定為蘇建，建無能書名，亦不知為何時人。考孫皓封禪國山所立碑文，末有東觀令史邱信、中郎將臣蘇健，或暉誤引此耶？周在浚《天發神讖碑考》。
碑文相傳為華核所作，蓋本張勃《吳錄》，而許嵩《建康實錄》注戚光《集慶續志》因之，以核嘗為東觀令。而碑復有蘭臺東觀令字，遂以實之也。考核為東觀令時，犯顏數諫，號稱直臣，又其免官在天冊元年，則碑之所云蘭臺東觀令，別是一人。核既免官，又素伉直，必不復藉符瑞取媚，未可遽信為核之文矣。文曰天璽元年桼，其下蓋有月字，揚雄《太元經》曰“運諸桼政”，王莽侯鉦文曰“重五十桼斤”，咸書七為桼，而吳興國山碑有云：“神女告徵表祥者世有七”，與是碑先后建立，則為七月無疑耳。《曝書亭集》。
天發神讖碑，集慶續志云“辭不可讀，可識者八十余字”，數其釋文僅七十一字，《客座贅語》載與志同。俱誤。以中書郎行在關內侯下，吳郡在九江朱下，未有厘正之者。今名三段，排尊經閣下，上段置中央，中段置左，下段置右，共字一百九十六。因洗剔段石，考證舊拓，連接三段，正其舛合，且就剝落思維，補三十一字，則辭意貫通可讀矣。仍有偏旁字腳不可識者五字，并載以俟考古君子。王概《跋》。
右石凡三段，第一段廿一行，中空一行，共存全字一百有七，半字一；第二段十七行，中空二行，共存全字八十五，半字九；第三段十行，中空一行，共存全字二十，半字二；總計三段廿一行，凡存全字二百十有二，半字十有二。乾隆四十四年秋，方綱親到江寧府學尊經閣下，手量是石，中段為第一石，高三尺五寸，圍八尺九寸，其頂宛然鐘形，截去上角者，截痕尚可辨也。東為第二石，高二尺三寸三分，圍八尺六寸，此石末工東二字乃是半字，自此以下削去，是以此半邊有似方形。西為第三石，高二尺六寸二分，其圍則上闊下束，亦以削去之故，側出方棱耳。上圍六尺八寸三分，下圍六尺三寸七分。按王概天發神讖碑賦自記云：是碑凡二十二行，然實是二十一行，其以為二十二行者，連空行計之也。又謂補三十一字，是二十一字之訛。二十一字者，第三行上段之下補統字，第四行中段之頂補元字非，第六行上段之下補月字此當是，第七行上段之下補陽字未知，第八行中段之頂補于字非，第九行上段之下補奈字未知，中段之頂補月字今從之，下段之頂補解字今從之，第十行上段之下補郎字當是，第十一行中段之下補日字未知，第十二行上段之下補大字未知，下段之上補侯字當是，第十三行上段之下補解字未知，中段之頂補十字非，中段之下補字字當是，第十六行上段之下補往字未知，中段之下補歷字當是，第十七行中段之頂補大字今從之，第十八行中段之頂補刻字非，中段之下補萬祀字未知。而反遺失數字，如第六行中段末之中字，第七行中段末之山字，第十四行中段末之備字，皆拓本見全者，而皆失之。其所總計行數字數概不可憑。不特近日《金石經眼錄》所圖三段之尺寸皆已差舛，而竹云題跋所計行數、字數，亦皆不足據也。吳山夫云：此碑非一石所折，今驗其東段第二石之頂為人磨平，刻一喬字，大于掌，而不能泯其鏟鑿之痕，是一石折為三，無可疑者。《兩漢金石記》。
右天璽元年紀功碑，《吳錄》以為華核文，黃長睿《東觀余論》作皇象書。今在江寧縣學尊經閣下，碑殆毀于晉季。石凡三段，形如覆臼，字列三面而虛其一，俗稱落星，實為可哂。戚光《集慶續志》云“辭不可讀，可識者八十余字”，數其釋文僅七十一字。顧起元《客座贅語》因之，俱誤。以中書郎在關內侯下，吳郡在九江朱下，未有厘正之者。今考證舊拓，連接三段，實存二百一十六字，又不全十一字，辭意乃貫通可讀。按陳壽《吳志》云：天冊元年，吳郡言掘地得銀，長一尺，廣三分，刻上有年月，于是改元天璽。又言臨平湖壅塞復開，于湖邊得石函，中有小石，青白色，長四寸，廣二寸余，刻上作皇帝字。八月。又言歷陽山石文理成字凡二十云：楚九州渚。吳九州都，揚州士，作天子。四世治，太平始”。又吳興陽羨山有空石，長十余丈，名石室所在，表為大瑞，于是改元天紀。總孫皓在位十六年，凡八改元，言符瑞者累累矣。未幾王睿入吳，符瑞之事果何有哉？此碑書法銛厲奇崛，董廣川以為本漢隸，楊東里以為八分，朱竹垞以為在篆隸之間，然總不若謂之篆書之確也。至郭引伯目以牛鬼蛇神，實為妄誕。學者去古日遠，以己之所未喻指訾古人，不亦過乎！然此體學之不成，便墮惡道，又不可不知也。按孫皓天璽元年屢有石函石室諸祥，書于《本紀傳》，碑云天讖廣多，又云上天宣命，則亦是時紀符瑞者。碑斷折三段，合之止數尺，許山謙之《丹陽記》云長二丈者，妄也。張勃《吳錄》以為華核撰文，皇象書，許嵩《建康實錄·注》董迪廣川書跋，黃長睿《東觀余論》說皆從之。近朱氏彝尊據吳志辨其非核所作。昶考國山碑以旃蒙協洽之歲乙未，月次陬訾之舍十二月，重光大淵獻之日辛亥。受天玉璽于柔兆涒灘，丙申月正革元，即為天璽元年。而告祭刊石，中有國史瑩核名，意核雖因微譴免官，猶在左右，遂命以撰文，未可遂定為非核。且并疑象書也，象字休明，廣陵江都人，張懷璀《書斷》云，象工章草小篆，人能，或即指此等篆書而言。然《書斷》及張彥遠《法書要錄》并以象為官至侍中，《梁書》及《南史·皇侃傳》并云青州刺史，惜吳志不為立傳，不能定其孰是矣。仁和袁明府枚舉此冊以贈，因記所疑于簡末。《金石萃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