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莽政權自始建國元年（公元9年）開始，至地皇四年（23年）被推翻，在這14年中，西漢末年出現的社會危機，不僅沒有消失，反而進一步加深，嚴重地動搖著封建統治基礎的兩大問題——奴婢和土地，并未因王莽提出的“王田”和“私屬”而得到解決，且由其倒行逆施的“改制”和狂妄、愚蠢的政策，使社會各種矛盾都迅速激化起來：農商凋敝，民不聊生，貨幣混亂，社會動蕩，與周邊各少數民族普遍發生沖突。于是階級矛盾、民族矛盾同時激化。面臨這種形勢，王莽除“托古改制”，依靠讖緯宣揚“天命”以外，拿不出任何辦法，只有依靠騙術自欺欺人。但一個政權畢竟不能靠欺騙來維持，因此，“新”莽政權最后終于在人民大起義的怒濤中覆亡。
第一節 自掘墳墓的王莽
西漢末年的社會危機，在“新”莽時期進一步加深，其罪魁禍首不是別人，就是王莽自己。
一 王莽的政治品格
“新”莽的政治變化，當然是由社會各種條件制約的，不能完全歸咎于一人。但作為專制制度最高統治者，其個人性格，在施政中不可能不產生巨大影響。“新”朝統治的混亂及其政權的迅速垮臺，與王莽的政治品格有極密切關系。盡管他在主觀上亦不妨有挽救社會危機，緩和各種矛盾的良好愿望，但由于缺乏與之相應的政治品質，而結果卻走向他自己愿望的反面。這不僅是王莽個人，也是歷史上不少政治家的悲劇。
浮夸拒諫猜疑心重 據傳王莽相貌與常人不同，故有的史學家據此論定其性格怪僻，這當然難以令人相信。[242]不過，從王莽為政時的各種表現，可以看出他缺乏政治家應有之風度，而具有當權者最致命的弱點，即心胸狹小。
大凡心胸狹小者，其潛意識皆具有自卑感，而表現則為喜自夸，自命不凡，似乎不可一世。王莽稱帝后的言行舉止，無不與此有關。
王莽之夸大狂表現于各個方面，如偽造先代世系，自稱“黃帝之后，其《自本》曰：黃帝姓姚氏，八世生虞舜。舜起媯汭，以媯為姓。至周武王封舜后媯滿于陳，是為胡公，十三世生完。完子敬仲，奔齊，齊桓公以為卿，姓田氏。十一世，田和有齊國，世稱王，至王建為秦所滅。項羽起，封建孫安為濟北王。至漢興，安失國，齊人謂之‘王家’，因以為氏”（《漢書·元后傳》）。將自家“王”氏上溯至黃帝，其可信程度已應打上問號，何況其自造的世系又頗多矛盾，在始建國元年（公元9年）詔書中自稱“惟王氏，虞帝之后也，出自帝嚳，劉氏，堯之后也，出自顓頊”（《漢書·王莽傳》中），將古史傳說中之堯、舜世系任意顛倒。[243]可見其所述世系無需事實根據，姑妄言之而已。而其故意編造的目的，無非是抬高自己身價，夸大其出身罷了。
這種夸大狂表現在施政方面，則為不求實效，但務虛名，如更改官制均仿古制，徒襲經典中之官名，不顧實際需要，結果重床疊架，大而無當。改“王田”“私屬”僅依先賢言論，而無具體辦法，終無法實行。至于將少數民族王為侯，改“高句驪”為“下句驪”，改“匈奴”為“恭奴”，改“匈奴單于”為“降奴單于”等愚蠢舉動，更是夸大狂的反映。這種夸大狂使王莽失去正常理智，從而付出極慘重的代價。
拒諫和猜忌也是王莽心胸狹隘的重要表現。他拒不聽嚴尤等慎征伐的有益建議，而遭覆頂之災已如前述。其興“六筦”之舉，司允費興曾極言“六筦”之弊，王莽不僅不聽，反而將興免官。其他拒諫之事不勝枚舉。其拒諫之根源在于猜忌心重，對屬下文臣武將均明顯地表現出不信任，如他遣將出征，有時卻不給兵符，必先請而后動，遣其心腹將所謂“九虎”者出征，卻納其妻子于宮中而為質，吏民上書，宦官左右可開視，尚書卻不知。表現王莽猜忌之心最具有諷刺意義的事件，莫過于平帝元始三年（公元3年）所發生的“呂寬之役”：王莽立平帝后，欲專國權，為防帝母衛姬及衛氏家族勢力，先揚言鑒于哀帝時丁、傅外戚亂國法之覆轍，拜帝母衛姬為中山孝王后，于帝舅、弟妹皆有封賜、食邑，但必須居留中山（今河北正定東北）不得至京師。王莽這種隔絕平帝與衛氏的做法，遭到許多大臣反對，如扶風功曹申屠剛等曾直言對策，但均遭到王莽打擊。就連王莽長子王宇也不以為然，曾暗與衛氏通報，并與其師吳章、妻兄呂寬密議，利用迷信鬼神，勸王莽放棄隔絕衛氏之做法。呂寬乘夜持血灑莽第宅，不料被捕，王莽執而審訊。結果，除呂寬訊后即被誅外，牽連及于千人之多：王宇被捕后飲藥自盡，宇妻呂焉懷孕，俟產子后殺之；衛氏全族，除衛后外，滿門皆斬，吳章腰斬，磔尸東門，其教授子弟千余人，皆禁錮不得仕宦。由呂寬之獄，連及王莽素所惡者，皆趁機誅之。如元帝妹敬武長公主，紅陽侯王立，平阿侯王仁以及許多貴戚大官皆因早為王莽猜忌，均遭殺身之禍。這次大獄，起因全系王莽猜忌心理作怪。事件本身雖僅系統治階級內部傾軋，卻也看出王莽之性格，對自己親生之子尚且如此，對臣下則更不在話下，而于用人為政方面嫉賢妒能，喜阿諛，講形式，尚空論，等等，乃是十分必然的了。
喜怒無常朝令夕改 王莽之性格具有一般懦弱無能的暴君特點：喜怒無常，而于施政方面又缺乏有益的成見，常常朝令夕改，有時令人莫名其妙。如上述呂寬一案，株連至司命孔仁之妻。孔仁妻畏罪自殺，孔仁自動投案見莽。開始王莽要尚書對孔仁論罪，但不久又下令免罪。又如太傅平晏屬下之戊曹士，對掖門仆射非法拘捕，王莽大怒，發士兵數百人圍太傅府，當場捕殺戊曹士，而大司空士夜間違法過奉常亭，又鞭打亭長，告至王莽，莽卻不予治罪。從這些小事就可以看出王莽的性格。其行“王田”“私屬”之法時，曾引經據典，大張厥詞。什么“天地之性人為貴”，“秦為無道，厚賦稅以自供奉”，“漢氏減輕田租，三十而稅一”，等等。這些揭露秦漢以來社會危機的言論不能不謂之深刻。推行“六筦”時，也頗似雷厲風行“每一筦下，為設科條防禁，犯者罪至死，吏民抵罪者浸眾”（《漢書·王莽傳》下）。大司馬允費興等因諫除“六筦”而被免官，但不幾年又下詔“除井田奴婢山澤六筦之禁”（同上），輕輕的一句話將前此施行的改革措施一筆勾銷。這固然是由于那些倒行逆施無法貫徹下去，但也可看出作為一個統治者，王莽缺乏政治家的深思熟慮，更缺乏主見和魄力，色厲而內荏。這種性格造成“新”莽政治混亂，政令前后不一。縱觀“新”莽時全部政治措施，正如其頒行的幣制一樣，五花八門，令人眼花繚亂，皆為權宜之計，缺乏長遠之策，如此為政，不垮臺才是怪事。
食古不化頑固迷信 王莽幼年熟讀經書，掌權后每有動作必先據古代經典，徒從形式上模仿，毫無意義的為古而古。如官名中原大司農，王莽依《尚書·堯典》“乃命羲和……敬授八時”改為“羲和”。后又依《尚書·舜典》“命汝作納言，夙夜出納朕命”改為納言。其他官員、地名、人名，等等，無不如此模仿，改來改去，于事毫無補益。
王莽是借助于符瑞、讖緯、謠言等迷信手段登上“真命天子”寶座的，因此他當皇帝后愈加相信和依靠這些迷信勾當。神仙道術、符瑞、讖緯等等已構成“新”莽統治時期政治生活的一部分。王莽不惜人力、財力大興迷信之事。始建國二年（10年），王莽聽方士蘇樂的鼓吹，習“黃帝谷仙之術”，以萬金起八風臺，順風作液湯，又種五粱禾于殿中，煮鶴髓、瑇瑁、犀玉等二十余物，用其汁漬谷種，每斛粟成費一金。這種勞民傷財之事不勝枚舉。又如地皇元年（20年）七月，大風毀王路堂，發屋拔木，王莽憂恐，但他從來未想到如何改善政治，而由大風聯想到二子多病，于是改二子名號，以為這樣就可天下太平了。王莽當政前后經常有所謂“符瑞”出現，如哪里母雞變為公雞，哪里出現“黃龍”等等。王莽加九錫時曾說：有“眾祥之瑞，七百有余”（《漢書·王莽傳》上），以此來證明“天命”歸于王莽。其實，這些所謂的“符瑞”有的乃是自然現象，有的是阿諛之徒編造，有的實為牽強附會。元始四年（公元4年）王莽派太仆王惲等八人，分行天下，觀風俗，次年還朝，言天下風俗齊同，各郡國歌謠（實際皆偽造）頌莽功德的謠、諺三萬言。像這樣的“符瑞”歌謠王莽當然樂于接受。于是，各地的歌謠“符瑞”紛紛出現，在王莽之世似乎所有的現象都證明“新”莽政權是有史以來最好的年代，人民安居樂業，歌舞升平，老幼婦孺個個頌贊當代君主的恩德。王莽也就沉浸在一片神秘而虛幻的頌聲中，走向自己掘開的墳墓。
王莽的這些性格，對于當時政治的影響是十分明顯的，正因為如此，“新”莽政權的統治也達到極其黑暗的程度。
二 “害遍生民，辜及朽骨”的統治
在王莽統治期間，政治昏暗。不僅下層勞動人民承受著空前的災難，就是統治階級內部也出現了前所未有的危機。這種危機給被壓迫階級的憤怒和不滿造成一個爆破的缺口。從而使廣大勞動人民不得不進行歷史性的發動。
賦役和酷刑 王莽不斷“改制”，口口聲聲以民生為念，其實，在不斷的“改制”中，人民遭到的剝削、壓迫比以往任何時候都要沉重。
王莽時的賦稅徭役，史雖無明文記載，但《漢書·食貨志》云：“邊兵二十余萬人，仰縣官衣食，用度不足，數橫賦斂，民愈貧困。”可見其賦稅、徭役比西漢末只有增加，決無減少。僅據現有資料可知，在王莽時期，新增加的賦稅就有很多，如王莽根據《周禮·地官司徒·載師》中有：“凡宅不毛者有里布（宅不樹桑麻者，罰以一里二十五家之錢），凡田不耕者出屋粟（空田者罰以三家之稅粟）。凡民無職者出家之征（無職者，出夫稅家稅，夫稅者，每畝之稅，家稅者出士徒車輦給徭役）”，于是立“稅民之法”：
凡田不耕為不殖，出三夫之稅；城郭中宅不樹藝者為不毛，出三夫之布；民浮游無事，出夫布一匹。其不能出布者，冗作，縣官衣食之。諸取眾物鳥獸魚鱉百蟲于山林水澤及畜牧者，嬪婦桑蠶織纴紡績補縫，工匠醫巫卜祝及它方技商賈人坐肆列里區謁舍，皆各自占所為于其在所之縣官，除其本，計其利，十一分之，而以其一為貢。敢不自占，自占不以實者，盡沒入所采取，而作縣官一歲。（《漢書·食貨志》）
這就是說：田不耕而令其荒蕪者，收“三夫”之稅；宅中不種樹者，收“三夫”之布；對失業者，征“夫布一匹”，不能出布者罰作苦役。對桑蠶、紡織、縫補等副業，及工、醫、巫、卜、商賈等收十分之一的稅。上報不實者，罰一年的勞役。從這些規定中看出：對荒地及失業者征稅乃是西漢所沒有的。至于“一夫之稅”“一夫之布”是多少，雖有待考證，但賦稅之煩則是肯定的。就連王莽左右的官吏也都不得不承認，百姓“力作所得，不足以給貢稅”（《漢書·王莽傳》下）。
隨著賦稅、徭役和各種名目“改制”而來的是嚴刑酷法。王莽時每行一“新政”都伴著極嚴厲的鎮壓，法網愈來愈密，如非議井田制及挾五銖錢、言大錢當罷者皆“投諸四裔”（《漢書·食貨志》），又如始建國二年（10年）加重對私鑄錢者的處罰，一家鑄錢，五家連坐，沒入奴婢。僅這一方面因觸禁令而被判刑者就多得不可勝數。地皇二年（21年）因犯罪而沒入官奴婢者達數十萬人。由此可見王莽時代刑罰的嚴酷程度了。
賦役和酷刑下的人民生活 本來就已十分悲慘的人民生活，到王莽統治時期就更加每況愈下。繁重的賦稅、徭役和嚴刑酷法把愈來愈多的人推到死亡線上。
王莽即位后自詡為變“秦為無道”之治而“改制”，其結果比秦還壞。其各項“改制”所帶來的惡果，已如上述。就是“改制”過程本身，也給社會造成極大災難：由于王莽醉心于托古改制，將大部分時間用在空與朝臣們議論經書上面，對政務無暇過問，各地官吏則趁機為非作惡，貪殘刻剝，賄賂公行。據記載：“莽意以為制定則天下自平，故銳思于地里，制禮作樂，講合《六經》說。公卿旦入暮出，議論連年不決，不暇省獄訟冤結民之急務。縣宰缺者，數年守兼，一切貪殘日甚。”就連朝廷派出監察執行法令情況的專員也貪贓枉法。“中郎將、繡衣執法在郡國者，并乘權勢，傅相舉奏”，“皆便為奸于外，擾亂州郡，貨賂為市，侵漁百姓”，“郡縣賦斂，遞相賕賂，白黑紛然”（《漢書·王莽傳》中）。由于制度不斷變化，王莽不給官吏發薪俸，這就是說默許其向人民任意勒索。因此“天下吏以不得奉祿并為奸利，郡尹縣宰家累千金”（《漢書·王莽傳》下）。
王莽的迷信，也給人民造成極大痛苦。地皇元年（20年）因聽從望氣者的胡謅而大興土木，在長安城修建九廟，又將城西之建章、承光、包陽、大臺、儲元等宮，及平樂、當路、陽祿等館十余所建筑物拆除。其修建之“太初祖廟東西南北各四十丈，高十七丈，余廟半之。為銅薄櫨，飾以金銀琱文，窮極百工之巧”。這樣拆、修不已，浪費大量的物力和人力“功費數百巨萬，卒徒死者萬數”（《漢書·王莽傳》下）。
王莽興師動眾討伐匈奴及鎮壓少數民族，迫使成批勞動人民死于非命，如征天水、隴西騎士，廣漢犍為吏民十萬人，轉輸者合二十萬人“其后軍糧前后不相及，士卒饑疫，三歲余死者數萬”（《漢書·西南夷兩粵朝鮮傳》），“費以億計，吏士罹毒氣死者什七”。人禍加上旱、蝗等天災，使土地荒蕪，物價騰貴，米價由漢初數十錢升至王莽時“米石二千”（《漢書·食貨志》），以至“黃金一斤易粟一斛”（《后漢書·光武帝紀》），竟上升千倍至萬倍之多。[244]
在王莽苛政、貪吏刻剝之下，人民戰死、餓死“民庶涂炭，百不一在”（《后漢書·楊震列傳》）。大批無以為生的百姓，紛紛逃亡成為“流民”，饑寒交迫下掙扎在死亡線上的窮苦人民愈來愈多，有時東方流民入關求食者就有數十萬人，而王莽卻派人教這些饑民“煮木為酪”（《漢書·食貨志》）讓人吃木頭，當然無法活下去，以至發生人吃人的現象，“北邊及青徐地人相食”（《漢書·食貨志》）。不少鋌而走險的貧苦百姓只能食人以延續生存，被稱為“餓賊”。請看這些血淋淋的記載：
趙孝字長平，沛國蘄人也……及天下亂，人相食，孝弟禮為餓賊所得，孝聞之，即自縛詣賊曰：“禮久餓羸瘦，不如孝肥飽。”賊大驚，并放之，謂曰：“且可歸，更持米糒來。”孝求不能得，復往報賊，愿就烹，眾異之，遂不害。（《后漢書·劉趙淳于江劉周趙列傳》）
淳于恭字孟孫，北海淳于人也……王莽末，歲饑兵起，恭兄崇將為盜所烹，恭請代，得與俱免。（同上）
蔡順，汝南人，至孝。王莽亂，人相食，順取桑椹赤黑異器，賊問所以，云：“黑與母，赤自食。”賊異之，遺鹽二斗，受而不食。（《東觀漢記·蔡順傳》）
從以上記載看出：那些“餓賊”“饑兵”在餓得不能不食人的境況下尚對至孝至義者仍極尊敬，也可看出王莽的暴政確實把他們逼得無路可走，才出現這種人類最悲慘的自身相食的悲劇。
統治階級內部分崩離析 王莽的統治不僅給廣大勞動人民帶來災難，使“眾庶各不安生”（《漢書·食貨志》），就是在統治階級內部也引起極大的反感。地主、富商也對王莽的政策不滿。“王田”“私屬”雖未能實行，卻引起許多富人恐惶，“五均”“六筦”之令也使得一些吏民“抵罪”。擁有奴婢之家“率一口出錢三千六百”，使“天下愈愁”（《漢書·王莽傳》中）。他又下詔“諸軍吏及緣邊吏大夫以上為奸利增產致富者，收其家所有財產五分之四”（《漢書·王莽傳》中）。這些政策遭到地主、富商的反對也是必然的。王莽個人不斷膨脹的權勢欲、夸大狂使他對于一切人，包括自己家族和臣下，都不惜使用殘酷手段，以保持統治地位。這就在統治階級內部，首先在王莽家族和朝廷內開始分崩離析。
王莽長子宇，次子獲，分別因“呂寬之獄”和殺奴，而被王莽逼死。王莽兄子衍功侯光曾使執金吾竇況殺人，王莽也逼其自殺。這些舉動曾使一些不明真相的人表示贊賞，認為王莽執法持平，能大義滅親。其實，這只是王莽沽名釣譽的一種手段和虛偽狂悖的表現。了解王莽的人品，就知上述舉動并不值得歌頌，反為其違背人性而厭惡。
同其他統治者一樣，王莽的生活極其荒淫腐朽。早在他稱帝之前，以“賢孝”“恭謹”揚名于世時，他就與侍女增秩、懷能、開明等私通，并生有兒女；后又與侍女原碧私通。這種隱私，在統治階級中司空見慣，原是公開的秘密，但王莽卻偽裝謹飭，儼然“正人君子”，對此一向諱言。王莽的偽裝只能欺騙被擋在高大宮墻以外的一般群眾，而無法瞞過左右親人。莽妻因其虛偽和狂悖，時常啼泣，以致雙目失明。太子臨入宮奉侍，臨又趁機與侍女原碧私通，后恐王莽發覺，即與妻劉愔謀劃殺莽，事未成而暴露，臨及妻愔均被莽逼死。天鳳五年（18年）皇孫功崇公宗，自畫容貌，被服天子衣冠，又刻三印，意為“新”皇位應傳于己，欲取繼莽位。事被王莽發覺，也被逼自殺。以上數事雖屬王莽家族內部丑事，但說明：近在王莽身邊之人，對他為人、為政了解得十分透徹，因而敢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
所以，除廣大勞動人民因遭壓迫、剝削起而反抗外，最先反莽的乃是“郡國豪杰”和最為了解王莽為人的親屬和心腹大臣。地皇元年（20年）“巨鹿男子馬適求等謀舉燕、趙兵以誅莽”，后被王莽派兵鎮壓，“連及郡國豪杰數千人，皆誅死”（《漢書·王莽傳》下）。這里指出被誅死的乃是“郡國豪杰”，就是豪強地主。至于王莽左右的心腹，對他早就恨之入骨。早在王莽居攝三年（公元8年），期門郎張充就準備劫殺將要稱“真皇帝”的王莽，后被發覺，誅死。甄豐是王莽早年時的心腹，其向權勢頂峰逼進的過程中，曾為之出謀劃策。王莽為宰衡時，常與甄豐密謀至半夜，有所謂“夜半客，甄長伯”（《王劉張李彭盧傳》）之諺。可見其親密程度。但王莽稱帝后，封甄豐為更始將軍，與賣餅兒王盛同列，因與子尋謀作“符命”，被王莽發覺，處死（見本書第十二章第二節）。劉歆也是王莽的心腹之一，但歆子棻、泳因甄豐案被牽連致死，女即王莽子臨之妻愔，也為王莽所殺，因而與王莽結怨。地皇三年（22年）劉歆與衛將軍王涉勾結，準備謀殺王莽，但未及動手，事泄，地皇四年（23年）被迫自殺。此外，王莽篡漢，將劉氏天下據為己有：一方面大封親信“侯、伯、子男凡三百九十五人”（《漢書·翟方進傳》），另一方面將劉氏宗族諸侯王三十二人，王子侯一百八十一人廢黜（見《漢書·諸侯王表》及《漢書·王子侯表》），這就同劉氏集團的沖突進一步加劇，而劉氏宗族在西漢末年已成為地主階級中一股很有影響的勢力。[245]早在居攝年間，就有劉氏宗族劉崇、劉信等舉行反莽起義。后雖失敗，至始建國元年（公元9年）又有劉快、劉都起義，始建國二年（10年）又有劉曾、劉貴舉事。這些反莽起義，說明劉氏宗族同王莽政權的矛盾已經激化。
王莽親屬和左右大臣對他的背叛，甚至企圖取而代之，以及同劉氏集團的矛盾激化，雖然不具有壓迫反壓迫、剝削反剝削的意義，只是統治階級內部的矛盾，但這些矛盾的爆發，標志著王莽政權從上到下發生動搖，它反映了這個政權遭到愈來愈多的人唾棄，不能再繼續維持下去了。
廣大勞動人民無法再繼續生活下去，統治上層也發生缺口，全國人民推翻王莽政權的起義時機成熟了。
第二節 農民起義軍的崛起
在王莽統治時期，農民起義此伏彼起，分散各地的農民反抗地主政權壓迫的斗爭由小到大，終于匯合為以綠林、赤眉為中心的兩股大軍，把西漢末年的農民起義推向高潮。
一 由局部走向全國的農民起義
“新”莽政權的喪鐘 自王莽登上帝位之日起，農民階級和其他勞動人民反抗斗爭就沒有一日停止過，隨著地主階級內部矛盾的激化，給農民革命造成“爆破的缺口”愈大，廣大勞動人民的反抗烈火愈燒愈旺。始建國三年（11年），苦于徭役、兵役的各地人民就有“棄城郭流亡為盜賊”的，其中并州（約相當今山西大部及河北、內蒙古一部）及平州（約相當今遼寧境）“尤甚”（《漢書·王莽傳》中）。天鳳二年（15年），北方的五原（郡治在今包頭市西北）、代郡（郡治在今河北蔚縣西南）一帶的農民“起為盜賊，數千人為輩，轉入旁郡”（《漢書·王莽傳》中）。此后各地農民起義普遍展開，“四方盜賊多”，連首都附近也不例外“三輔盜賊麻起”。為此王莽專門“置捕盜都尉官，令執法謁者追擊長安中，建鳴鼓攻賊幡，而使者隨其后”（同上）。這當然制止不了風起云涌的農民起義。這些分散的農民起義此伏彼起，為剛當上“真皇帝”的王莽敲響了喪鐘。
在這些起義中，呂母起義和瓜田儀起義具有很重要的意義。
呂母是瑯邪海曲（今山東省日照西南）的一位婦女，“家素豐，貲產數百萬”（《后漢書·劉玄劉盆子傳》），其經濟地位應屬于地主。其子呂育于天鳳元年（14年）當游徼時犯小罪被縣宰所冤殺，憤怒的呂母就“散家財，以酤酒買兵弩”（《漢書·王莽傳》下），聚眾起義。在不長的時間內“相聚得數十百人”（同上）。跟隨呂母起義的大部都是“貧窮少年”（《漢書·王莽傳》下），這表明：王莽的暴政已將部分地主分子推向農民起義這一邊，使王莽的統治基礎愈來愈狹小。呂母為個人報仇的目的，在客觀上與農民起義的要求結合起來，因此得到勞動群眾支持，她于天鳳四年（17年）[246]率眾攻破海曲，處死縣宰，自稱將軍，游擊于海上。隨呂母起義的群眾由“數千”人發展到數萬，“其眾浸多，后皆萬數”（《后漢書·王莽傳》下），給統治階級以沉重打擊。呂母出身于富家而成為農民起義的領袖。在階級斗爭接近決戰的時期，統治階級內部的、整個舊社會內部的瓦解過程，就達到非常強烈、非常尖銳的程度，甚至使得統治階級中的一小部分人脫離統治階級而歸附于革命的階級。這是歷史上常見的事。值得注意的倒是，呂母是中國歷史上出現的第一位農民起義的女領袖，她為報殺子之仇而聚眾至數萬人，給統治者以沉重打擊，其膽識、才能和組織水平都是驚人的。呂母的起義，使王莽十分恐惶，鎮壓不能奏效，就采取招撫的辦法“赦盜賊”，但這些起義者時聚時散，“盜賊解，輒復合”，始終不能瓦解。王莽詢問被派出誘降的官吏究系何故？皆回答說：“愁法禁煩苛，不得舉手。力作所得，不足以給貢稅。閉門自守，又坐鄰伍鑄錢挾銅。奸吏因以愁民。民窮，悉起為盜賊。”（《漢書·王莽傳》下）這說明人民除起義以外再也無路可走，是王莽自己逼得全國人民打倒自己的。后呂母死，其眾分投于赤眉等軍中。
天鳳四年（17年）前，瓜田儀于會稽長洲（江蘇吳縣東）起義。這次起義堅持數年，地皇二年（21年）王莽派人招降，瓜田儀本人雖上書言降，但未出而死，盡管王莽用種種手法招降其余眾，包括給瓜田儀“起冢，祠室，謚曰瓜寧殤男”，可是依然“無肯降者”（《漢書·王莽傳》下）。就在這一年農民起義已經在全國各地普遍展開了。
遍及各地的零星起義 從呂母起義之后，各地零星的農民起義遍及全國，東到海邊，西到關中，南達江淮，北起長城都有以貧苦農民為主要成分的起義爆發。
在東方，天鳳五年（18年）東海（治所在今山東郯城北）人力子都（又作刀子都）等“以饑饉相聚”率眾起義，迅速發展至萬人，王莽“遣使者發郡國兵擊之，不能克”（《漢書·王莽傳》下）。次年，青、徐地區因不堪忍受王莽集團的加倍勒索，又加饑荒嚴重，紛紛逃亡，“多棄鄉里流亡，老弱死道路，壯者入賊中”（《漢書·王莽傳》下）。許多人投奔力子都部，義軍擴大至六七萬人，活動于徐、兗地區，成為赤眉軍的重要盟軍。
北方的起義軍先后有數十支之多。其中著名的有銅馬部、青犢部、上江部、大彤部、鐵脛部、五幡部、尤來部、大槍部、檀鄉部、富平部、高湖部、重連部、五樓部及城頭子路部等名號。這都是以山川土地或起義軍首領或軍容為號的起義軍。各軍人數不等，少則數千，多則數萬、數十萬，總數約數百萬之眾，分布于長城以北至黃河流域下游的中原地帶。如北方最強的銅馬部，共數十萬人，在東山荒禿、上淮況率領下活躍于巨鹿（河北平鄉西南）、清河（今清河東南）、魏郡（今河北境內）的廣大地區，是河北最強的一支起義軍。在銅馬部附近的青犢等部十余萬人，有些后來發展到中山（治今河北定州）、漁陽（治所在今北京密云西南）等地。銅馬部南接城頭子路部，它是東平（今屬山東）人爰曾、字子路，與泰山郡肥城（山東肥城）人劉詡在盧城頭（即盧縣，山東長清南）領導的起義，故號稱城頭子路。這一支義**戰于河濟之間，發展至二十余萬人，對王莽政權威脅很大。檀鄉部是董次仲在東郡茌平（山東茌平南）領導的起義。后來在檀鄉（山東兗州東北）與力子都死后余下的部隊會合，故名檀鄉，以后又與五校部匯合。從這些起義部隊發展過程可以看出農民武裝由小到大，涓涓細流很快地就匯合成洶涌澎湃的革命怒濤。
在北方的起義隊伍中，還有一支由平原女子遲昭平領導的武裝。遲昭平“能說博經以八投”是一有才識之婦女，她聚眾數千人于地皇二年（21年）在河阻中舉行起義。起義軍中不斷有婦女參加并成為群眾領袖，反映了革命發動的深入程度，使“群眾積極性大大提高”。
在南方，自天鳳四年（17年）起，就有張霸起義于南郡（治所郢，在今湖北江陵東北）、羊牧起義于江夏郡（治所安陸，今湖北云夢），均發展至萬人。地皇二年（21年）又有秦豐在南郡起義，聚眾有萬人，據黎丘，稱楚黎王。在廬江（今安徽廬江西南）王州公起義擁眾至十余萬人。
就連王莽政權的首都附近“三輔”地區，小股起義也多得不可勝計。地皇二年（21年）“三輔盜賊麻起”，甚至在長安城中也時有“盜賊”。王莽不得不“置捕盜都尉官，令執法謁者追擊長安中，建鳴鼓攻賊幡，而使者隨其后”（《漢書·王莽傳》下），可見起義范圍之廣。
在這些起義軍中有兩支最大的隊伍，形成西漢末年農民軍的主流，沖擊著腐朽的王莽政權，這就是南方的綠林軍和北方的赤眉軍。
綠林山義旗高舉 王莽天鳳年間，南方饑饉，窮苦人民被迫流亡，許多人入山澤挖野荸薺為生。至天鳳四年（17年），新市（今湖北京山）人王匡、王鳳在饑民中為大家排難解紛，威望很高，被推為“渠帥”（即大帥）。開始，這一支饑民隊伍只有“眾數百人”，不久，其他地區的一些流民也聚到這里，如“諸亡命馬武、王常、成丹等往從之”（《后漢書·劉玄劉盆子傳》），數月間達到七八千人，他們以綠林山（即今湖北鐘祥、京山、隨縣間的大洪山）為根據地，所以名為綠林軍。王莽曾派人招撫，但走投無路的貧苦農民，除鋌而走險外，別無出路，故散輒復聚。綠林軍在王鳳、王匡率領下奪取附近地主豪富之財產、糧食，受到貧苦農民擁護。綠林山屬荊州地區，天鳳五年（18年）王莽任大司馬允費興為荊州牧。王莽召見費興時問他如何處置綠林饑民，費興主張取消“六筦”，令流民歸田里，**貸給牛、種，寬其租賦即可安釋。這本是惟一良方，不料王莽聽后勃然大怒，立即將費興罷官。但農民軍力量迅速壯大，成為南方起義軍中的主力。
地皇二年（21年）荊州牧率二萬人進攻綠林軍。王匡親率部分起義軍迎擊官軍于云杜（湖北京山縣），給敵軍以沉重打擊，殲敵達數千人，俘獲全部輜重。官軍狼狽朝隨縣方向逃竄，途中又被綠林軍截擊。綠林軍乘勝西進一舉攻克重鎮竟陵（湖北潛江西北），又從竟陵回師，分擊云杜、安陸（湖北安陸北）。一路上隊伍不斷壯大，當回至綠林山中時，已發展到五萬余人了，“州郡不能制”（《后漢書·劉玄劉盆子傳》），顯示了起義軍的巨大威力，這是綠林軍起義后取得的第一次重大勝利。
地皇三年（22年），綠林山發生大疾疫，在醫療條件很差的情況下，起義將士死者近半數。不得已綠林軍分兩路向外轉移：一支由王匡、王鳳率領，北入南陽，號“新市兵”。成丹、王常率另一支綠林軍向西進入南郡的藍口聚，號“下江兵”（《后漢書·李王鄧來列傳》）。七月，新市兵進攻隨縣，得到平林（湖北隨縣東北）人陳牧和廖湛領導的“平林兵”響應，隊伍迅速擴大。但下江兵于是年十月遭到王莽軍隊襲擊，損失很大。成丹、張卬等率余眾數千人撤至南陽郡隨縣的蔞溪一帶，活動于當地的石龍山和三鐘山之間，在這里進行整頓，兵勢復振。接著，在上唐鄉（今湖北棗陽東南）將荊州地方軍擊敗，并引軍至宜秋（河南唐河東南）與新市軍會合。
綠林軍以及后來名為“新市”“下江”“平林”軍的起義部隊，在戰斗中發展、壯大起來了。
赤眉軍突起東方 當王匡等人在綠林山舉起義旗的時候，另一支農民起義軍在東方突起，這就是赤眉軍。
天鳳六年（18年），瑯邪（今山東省諸城東南）人樊崇在莒縣（今山東省莒縣）發動起義，后來這支起義軍就被稱為赤眉軍。最初參加樊崇起義的只有百余人，起義爆發后他們進入泰山山區展開活動，四處貧苦農民紛紛參加義軍，在一年的時間內就發展到萬人。赤眉軍起義后，附近地區人民也舉行起義響應，如東莞（山東沂水）人逄安、東海郡臨沂（山東臨沂北）人徐宣、謝祿、楊音等分別在瑯邪、東海兩郡起義，然后與樊崇會師。呂母死后，她率領的部分義軍也匯合到樊崇軍內。這樣，赤眉軍在很短的時間內就由泰山的活動范圍擴大到沂蒙山，以后又挺進到蘇、魯、豫、皖廣大地區，在淮、黃流域同王莽政權及其軍隊進行英勇戰斗。
樊崇所領導的起義軍，在戰斗的過程中建立了一套農民軍隊獨特的組織、紀律。他們“以言辭為約束，無文書、旌旗、部曲、號令”（《后漢書·劉玄劉盆子傳》），表明他們是一些“饑寒”的貧民，對“部曲旌旗號令”這一套“不知為之”（《漢書·王莽傳》下）。但他們有著自己的嚴明而簡單的紀律：“殺人者死，傷人者償創”，并建立了三級組織：“最尊者號三老，次從事，次卒史”，互相間稱“巨人”（《后漢書·劉玄劉盆子傳》）。樊崇被推為“三老”，原來，“三老”“從事”“卒史”都是封建政權基層組織最低的鄉官，農民起義軍用這些稱謂命名各級領導，反映了他們淳樸和缺乏政治、軍事常識，同時也說明村社組織對他們的影響很大。因為“三老”乃是源于原始社會末期村社的古老制度，在進入奴隸制和封建制社會后，這一社會細胞被延續下來，在古文獻中不乏有三老的記載，如“民參其力，二入于公而衣食其一，公聚朽蠹而三老凍餒”（《左傳·昭公三年》）。這種原始社會由選舉而產生的“三老”，到漢代雖被**任命所代替，成為封建政權的基層組織，但在農村中它們仍同從前一樣，作為村社組織在農民中有極深的影響，淳樸的農民長期以來就在這種村社組織中生產和生活，起義后借用這種組織的形式和名稱，是十分自然的事。而起義軍這樣做也正說明，他們所要求的“是希望恢復村社寧靜的生產和生活方式”（劉修明《兩漢鄉官“三老”淺論》，載《上海市歷史學會1981年年會論文選》）。赤眉起義軍“常思歲熟，得歸鄉里”（《漢書·王莽傳》下），一味想回家鄉，原因就在此。這是農民起義的特點，也是它們的弱點。
綠林、赤眉兩支起義軍，猶如奔騰咆哮的長江和黃河，它們不斷匯聚著各地噴發的革命細流，形成兩股勢不可擋的洪流，沖擊著王莽政權。
二 赤眉、綠林軍的輝煌戰績
以赤眉、綠林為主的全國農民大起義爆發以后，就以其摧枯拉朽的威力向地主政權猛攻，取得一個又一個的勝利。
姑幕之戰田況敗北 赤眉軍在東方的迅速發展，使王莽驚恐萬狀，他急忙下令“急捕殄盜賊”，并痛責官吏“有不同心并力，疾惡黜賊，而妄曰饑寒所為，輒捕系，請其罪”（《漢書·王莽傳》下）。但是，那些官吏比他還怕起義軍，哪里敢同赤眉軍較量“莫敢言賊情者，亦不得擅發兵”（同上）。只有翼平連率（即北海太守，當時王莽把北海郡更名翼平郡，郡守更名為連率）田況敢于以卵擊石，糾集了一支武裝，妄圖堵截剛剛爆發不久的赤眉起義軍。但在地皇二年（21年）田況這支反動軍隊就在姑幕（山東諸城西北）被赤眉軍打得落花流水，喪失一萬余人。這是赤眉軍取得的一次重大勝利。
田況失敗后，并不甘心，他又將統治區內“民年十八以上四萬余人，授以庫兵”（《漢書·王莽傳》下）組織起來，同赤眉軍對抗。王莽又派太師羲仲景尚和更始將軍護軍王黨率軍進攻赤眉軍。但起義軍運用靈活的戰術，使景尚等東奔西跑毫無所獲，而赤眉軍則愈戰愈強“旬日之間更十余萬人”。不久，在地皇三年（22年）景尚就被起義軍打死。田況的武裝雖然比較強大，又被王莽授以領青、徐二州牧事之要職，但是，王莽對他并不信任，特別在鎮壓赤眉起義的策略上，兩人是有分歧的。田況曾給王莽上書攻擊太師景尚和更始將軍王黨，說他們“多從人眾，道上空竭”（《漢書·王莽傳》下）實際并不能剿滅義軍。他主張“宜急選牧、尹以下，明其賞罰”（同上），發揮地方官吏的作用，反對朝廷重臣出征。這一主張不失為老謀深算，但卻不符合王莽的心意，“莽畏惡況”（同上）反映了統治階級各派力量間勾心斗角的矛盾。因此，在景尚被殲后不久，王莽就以明升暗降的辦法，拜田況為師蔚大夫，將他調離。自田況離開青、徐之地以后，封建政權的勢力在這里一潰千里。赤眉軍同王莽派來的軍隊英勇決戰，取得一個接一個的勝利。
東方戰場的決戰——“無鹽之役”地皇三年（22年）四月，王莽派太師王匡和更始將軍廉丹率十萬軍隊從長安出發，向赤眉軍進攻。這幾年，關東地區連年饑饉，“洛陽以東，米石二千”。當王匡和廉丹殺氣騰騰地向東進軍的時候，嚴重的災荒再加上官軍的蹂躪，使人民痛苦不堪。官軍一路上燒殺搶劫，奸淫勒索，同赤眉軍嚴格遵守的“殺人者死，傷人者償創”的紀律形成鮮明對照，廣大人民寧可碰到赤眉軍，也不愿落到太師王匡軍手中。他們說：“寧逢赤眉，不逢太師！”（《東觀漢記》卷2）就是這一認識的反映。
王匡、廉丹所率官軍先從定陶北上，向無鹽（今山東東平東）進攻。駐守在此的索盧恢部，是一支剛剛響應赤眉起義的新軍，官軍傾十萬兵力攻打這一無援而孤立的據點，結果義軍被打敗。王匡在無鹽屠殺一萬余義軍之后，氣焰囂張地掉頭南下，妄圖消滅梁郡的赤眉軍董憲部。他以為依然會像攻擊索盧恢部一樣，輕而易舉地取得勝利，但是，他們萬沒料到等著他們的都是慘敗。
在官軍向南進攻之時，統率部隊的兩員將就先發生了分裂，更始將軍廉丹認為“新拔城罷（疲）勞，當且休士養威”（《漢書·王莽傳》下），但王匡根本不聽，堅持南下。結果王匡獨自率軍冒進，廉丹也只得率部追趕。**軍首尾脫離分裂為兩部，給赤眉軍以有利時機。董憲部原有幾萬人，本就是一支不小的部隊，樊崇又決定趁敵軍混亂之際，給以致命打擊，就將赤眉軍主力投入戰斗。在組織這一場大戰役前，樊崇作了周密安排，為了避免戰斗中與官兵混淆，義軍將自己眉毛染紅“皆朱眉以相認別，由是號曰‘赤眉’”（《東觀漢記》卷22）赤眉之稱由此而起。樊崇所率之赤眉軍在無鹽的成昌向王匡部進攻。氣勢洶洶的王匡在赤眉軍進攻面前狼狽逃竄，官軍萬余人被殲，后面的廉丹所部還龜縮在無鹽城內。樊崇率得勝之師向無鹽城進攻，一舉消滅了這股敵軍。廉丹及其屬下汝云、王隆等二十余名將領皆在此役中斃命。
無鹽之役是東方戰場形勢的轉折點。在此之前，赤眉軍仍是處于被圍剿的地位，官軍則主動向起義軍進攻。在此之后，官軍則基本喪失了進攻赤眉軍的實力，而處于被動挨打的地位。這里只剩下王匡所率領的一支殘軍，雖然王莽不斷派人支援，如國將哀章馳援王匡，大將陽浚守敖倉，但依然阻止不住赤眉軍的進攻，郡太守以下的各級官吏一批批地被擊斃，赤眉軍發展至數十萬人，活躍于廣闊的東方地區，完全控制了戰爭的主動權。
當東方戰場上頻傳捷報之際，南方的綠林軍也空前地發展、壯大起來。
舂陵兵加入綠林軍 當新市、平林、下江軍向南陽郡隨縣進軍的時候，在隨縣北邊蔡陽（湖北棗陽西南）的舂陵鄉，出現了一支反對王莽政權的武裝，這就是以劉、劉秀為首領的舂陵軍。
劉，字伯升；弟秀，字文叔，南陽蔡陽人，乃劉氏宗室，漢高祖劉邦的九世孫。雖然劉、劉秀兄弟因支庶而未獲得王、侯封爵，但仍是南陽地區的大地主。他們的父親劉欽曾任縣令，在劉秀九歲時已病故，劉“好俠養士”，劉秀“事田業”。地皇三年（22年）當“天下連歲災蝗”流民四起，“南陽饑荒”（《后漢書·光武帝紀》）之際，劉秀還出賣糧食，證明他們是擁有大片土地的地主。在劉氏兄弟左右，還集聚著一批地主，如“居家富逸”的“貨殖著姓”（《后漢書·李王鄧來列傳》）宛人李通；“家自富足”（《后漢書·李王鄧來列傳》）的鄧晨，等等，都擁有大量的土地和“賓客”。他們雖然同王莽一樣都屬于地主階級，但是王莽篡奪劉氏政權，排斥宗室，尤其是實行“王田”“私屬和“五均”“六筦”等新政，卻侵犯了這部分地主分子的利益。隨著王莽種種倒行逆施的政策推行，他們之間的矛盾也逐漸激化了。所以在綠林軍節節勝利之時，這些反對新莽政權的地主分子也看出“此亦天亡之時”（《后漢書·宗室四王三侯列傳》）。
地皇三年（22年）十月，劉、劉秀在李通等人慫恿下密謀起義，宛人李通偽造出圖緯“劉氏復起，李氏為輔”，以堅定劉氏舉事的信心。計議已定，劉氏兄弟先在家鄉舂陵（湖北棗陽南）起兵。隨后，鄧晨在新野舉事，李通兄弟也率領宛城帶來的隊伍會合。此外還有陰識等率來武裝部隊，總共有七八千人。組成一支地主武裝，稱舂陵兵。劉自號柱天都部，并派宗室劉嘉與新市、平林兵王匡、陳牧聯系。
很明顯：劉等地主分子起兵與農民起義的目的有根本區別，他們是為“劉氏復起”，“復高祖之業”（《后漢書·宗室四王三侯列傳》）
而起義的。然而，在反對王莽政權這一點上，他們同赤眉、綠林軍則是一致的。因此，地主武裝舂陵軍可以暫時同農民起義軍結成聯合陣線。
舂陵軍與新市、平林聯合后第一次軍事行動，就是進攻長聚（河南唐河境），進攻唐子鄉，殺新野和湖陽兩尉，進攻棘陽（河南南陽南）取得初步勝利。從此，舂陵軍成為綠林軍中的一部分。
地主階級武裝加入到農民起義的隊伍，自然給革命帶來不純的成分，使綠林軍的起義帶上濃厚的“興漢”色彩，削弱了綠林起義軍的革命性，這是無可諱言的。但是，也不能否認劉等所率舂陵軍的加入，擴大了當時反莽的聯合陣線，對于加速王莽政權的滅亡，是有一定作用的。如果僅僅強調舂陵軍對綠林軍的消極作用，而完全否認其積極作用，也是不符合歷史事實的。[247]
棘陽大捷 地皇三年（22年）十一月，劉率舂陵軍進攻南陽首府宛。在城南三十里的小長安聚，被南陽太守甄阜和都尉梁丘賜所率官軍擊潰，大敗而歸，退保棘陽。這時，劉幾乎全軍覆沒，他就極力拉攏義軍。當他知道從南方北上的下江兵剛剛到達比陽縣的宜秋以后，就親自同劉秀和李通星夜前往聯系，投靠平林軍。大敵當前，平林軍決定同舂陵兵聯合。王莽軍隊在這一地區共有十萬多人，在甄阜和梁丘賜的率領下正準備一舉消滅這一帶的綠林軍，一場惡戰即將開始。
地皇四年（23年）正月，官軍十萬人將輜重留在棘陽東面的比陽縣蘭鄉，輕裝渡過黃淳水，企圖襲擊匯集于棘陽和比陽之間的綠林軍主力。但綠林軍卻轉守為攻，首先派出一支部隊趁黑夜偷襲蘭鄉，奪得敵軍全部輜重。接著全軍出擊向陷于黃淳水和沘水之間的、無援的敵軍進攻。正月十三日是會戰的高潮，綠林軍勇猛沖殺，將十萬官軍殲滅了二萬，甄阜、梁丘賜也被擊斃，其余敵兵紛紛逃潰。王莽派來的納言將軍嚴尤、秩宗將軍陳茂聽說阜、賜兵敗，率兵據守宛。劉率兵乘勝追擊，“陳兵誓眾，焚積聚，破釜甑”（《后漢書·宗室四王三侯列傳》），表示義無反顧，“鼓行而前”，在育陽城下同嚴尤、陳茂部展開激戰，官軍大敗，被斬首三千余級，尤、茂倉皇棄軍而走，劉率兵進宛。
棘陽大捷給王莽軍隊以沉重打擊，使王莽“大震懼”（《后漢書·宗室四王三侯列傳》）。這是舂陵兵和新市、平林、下江軍聯合取得的勝利，“諸部齊心同力，銳氣益壯，遂俱進”（《后漢書·李王鄧來列傳》），決不是劉所率孤軍作戰的結果。
更始政權的建立 棘陽大捷后，以綠林為主的反莽聯軍已達十余萬人。形勢的發展使各路義軍的首領都感到迫切需要建立一個統一的政權組織，而劉氏集團的地主分子的加入，使皇權主義在農民起義隊伍中的影響增加。所以，在當時起義軍要建立統一組織，沒有別的形勢可選擇，只有推舉出一個皇帝為政權的代表。地皇四年（公元22年）二月初一，新市、下江、平林、舂陵各路綠林系統的義軍匯集于淯陽，經過協議推舉，共議以劉玄為帝。因劉玄曾為平林軍之更始將軍，故稱為更始帝，建元曰更始元年。
諸將領推舉劉玄為帝不是偶然的。劉玄，字圣公，是劉秀之族兄，當然也屬遠族皇親。當綠林軍起義之時，劉玄是較早投入到農民起義隊伍中的劉氏宗族的一員。當他加入到平林人陳牧所領導的平林人陳牧所領導的平林軍，為其軍安集掾時，劉和劉秀才率地主軍舂陵兵與農民軍會合。另外，劉玄同王莽政權的斗爭也應是很堅決的，在他參加平林軍之前，就是因為“弟為人所殺，圣公結客欲報之。客犯法”（《后漢書·劉玄劉盆子列傳》），他才“避吏于平林”的。可見，劉玄同王莽政權沒有任何妥協的可能。以上三項條件：（1）劉氏宗族；（2）較早投入農民軍；（3）同王莽政權勢不兩立，使劉玄成為當時綠林軍選擇的最合適的皇帝。這是由綠林軍隊伍內部各種力量相互牽制關系決定的：自劉、劉玄的舂陵兵加入綠林軍中，農民起義隊伍就帶有濃厚的恢復劉氏政權的色彩。地主階級又大造輿論“劉氏復起”（《后漢書·光武帝紀》）也不能不給起義的農民以影響。“故群雄之起兵者，無不以劉氏舉號”造成一種“人心思漢，舉天下不謀而同”（趙翼《廿二史札記》卷3）的氣氛。當時反莽的起義，大多以“興漢”“輔漢”相號召。淳樸的綠林軍領袖自然也不會超越這種認識水平。欲推舉皇帝，只能在劉氏宗族中挑選，這似乎是不成問題的事。問題是選哪一個皇族。
劉起事前就“懷復社稷之慮”并不惜“傾身破產，交結天下雄俊”。
起事后，又“自稱柱天都部”（《后漢書·宗室四王三侯列傳》），可見他確是有稱帝的欲望。南陽地主也多欲推他為帝。但綠林軍卻不擁護他，舂陵兵也是新加入義軍的一支數量不大的武裝。諸義軍領袖是不會推舉劉的。而劉玄所具備的三個條件，一方面為劉氏宗族所率的地主武裝所擁護，另一方面也為廣大的農民軍所信任。這樣，更始就理所當然地被推到綠林軍皇帝的位置上了。[248]
劉玄稱帝后，以族父劉良為國三老，王匡為定國上公，王鳳為成國上公，朱鮪為大司馬，劉為大司徒，陳牧為大司空。其余諸將分別為九卿、將軍等。五月，劉攻克宛。六月，劉玄入都宛城，盡封宗室及諸將、列侯百余人。建立起組織機構較為完整的更始政權。
更始政權的建立，是西漢末年農民起義發展到更高階段的重要標志，是反莽斗爭進一步廣泛開展的里程碑。由于出現了與王莽相對立的更始政權，對各地起義具有很大的號召力，“是時海內豪杰翕然響應，皆殺其牧守，自稱將軍，用漢年號，以待詔命，旬月之間，遍于天下”（《后漢書·劉玄劉盆子列傳》）。更始政權的建立是值得肯定的。
第三節 昆陽大戰和“新”莽政權的覆亡
在更始政權成立以后，全國反莽斗爭形勢迅速高漲，新莽政權滅亡的日子到來了。
一 決定性的勝利——昆陽大捷
更始政權內部的矛盾 地皇四年（23年）二月以后，雖然全國各地有許多支反莽武裝都在同王莽政權進行戰斗，然而綠林軍建立的更始政權則被王莽視為這些力量的總代表，所以新莽政權同革命軍之間的較量主要是同更始政權進行的。更始政權內部情況如何對于戰爭的勝負是有決定性作用的。
在更始政權內部，基本上是由兩部分人組成：一部分是以劉、劉秀為首的南陽“豪杰”即地主武裝，一部分是平林、新市兵。這兩部分武裝力量各有短長：新市、平林兵淳樸、勇敢，與王莽軍斗爭堅決，但紀律渙散；劉等漢宗室同王莽的斗爭，具有濃厚的恢復劉氏政權色彩，因此，他們同農民爭生存權的最后目標并不一致，但他們擁有一定文化知識，政治謀略遠勝于農民軍，對部隊約束較嚴。因此，王莽對劉相當重視，曾下詔以封邑五萬戶、黃金十萬斤、位上公購劉，并在長安官署及天下鄉亭畫劉像，令人早晚射之。可見，劉對王莽是有相當威脅的。這兩部分力量本可相互取長補短，給王莽軍以更沉重打擊。但是，隨著起義軍的節節勝利，雙方將領間的矛盾就公開化了。尤其是在更始稱帝后攻新野時，以前平林軍曾攻新野，但久攻不下，及劉率兵至，新野城宰宣稱：有“劉公一信”即可交出此城，“及伯升軍至”新野宰果“即開城門降”，當年五月劉又順利地克宛，“自是兄弟威名益甚”（《后漢書·宗室四王三侯列傳》）。這就更加深了更始帝君臣對劉的猜忌。本來，劉未當上皇帝，南陽地主集團就很不滿意“由是豪杰失望”對更始稱帝“多不服”。隨著劉等影響在更始軍內迅速上升，雙方裂痕也就愈來愈深。更始諸將領建議借召開會議之機將劉殺掉。當聚會諸將時，更始帝取劉寶劍觀看，這本是殺死他的好機會，繡衣御史申屠建也隨獻玉玦。玦者，決也，暗示更始早下決心除掉劉。但劉玄卻猶豫不決，不理會申屠建的一再示意，最后還是把他放了。劉也過低地估計更始的膽識。會后當其舅父樊宏告訴他更始有殺他之意后，他竟“笑而不應”表示毫不在意。劉氏宗室劉的部將劉稷是反對更始的代表人物，他公開揚言“本起兵圖大事者，伯升兄弟也，今更始何為者邪”（《后漢書·宗室四王三侯列傳》）由于劉稷作戰勇敢，立有戰功，他的言行在軍中有極大影響，所以更始君臣對他頗有忌心，更始封其為抗威將軍，他又拒絕接受，這就促使更始君臣決心將其除掉。當更始君臣要殺掉劉稷時，劉又出來“固爭”。在這種形勢下，在李軼、朱鮪等勸促下，更始下令殺掉了劉劉被殺的同時，劉秀正率一支軍隊與王莽軍苦戰于昆陽。
昆陽決戰 更始政權成立后，起義軍連續攻克了昆陽（今河南葉縣北）、定陵（河南舞陽縣東北）、偃（河南偃城），“多得牛馬財物，谷數十萬斛”（《漢書·光武帝紀》）使王莽十分驚恐。尤其是昆陽被義軍占領，對王莽的威脅很大，因為，這里是南陽盆地的橋頭堡，更始軍占領昆陽，就等于打開了西北通向洛陽，東向長驅黃、淮平原的門戶。所以使王莽恐惶萬狀，他又聽說更始帝立，就決心向昆陽孤注一擲。本來，在此之前王莽已派王匡和哀章率三十萬州郡兵去抵擋東方起義軍，又派嚴尤、陳茂等率十萬州郡兵向南方起義軍進攻。但由于嚴尤、陳茂在起義軍威力震懾之下，逡巡于潁川不敢前進。王莽就另派大司徒王尋、大司空王邑率精兵四十二萬，連同后勤輜重共百萬人支援嚴尤、陳茂。[249]五月，王邑奉命到洛陽與王尋會合，并指揮集中到這里的數十萬州郡兵出發，為壯“軍威”，這支軍隊還帶有大批虎、豹、犀、象等猛獸，并隨軍征調了六十二家精通兵法的人物出謀劃策“旌旗輜重，千里不絕”“車馬兵甲之盛，自古出師未嘗有也”（《漢書·王莽傳》下），一路浩浩蕩蕩向潁川進發。同嚴尤、陳茂在潁川會合后，王邑決定進攻昆陽。五月末，王邑率軍包圍了昆陽。
當時更始的主力軍在圍困宛城，另一部分在昆陽以東的定陵、偃城方向，留在昆陽城內的只有八九千人，由王鳳和王常指揮，而圍攻昆陽的敵軍則有數十萬之多。雙方力量對比懸殊，形勢萬分危急。
在這種形勢下，若不堅守昆陽，正向宛城進攻的更始軍也要受到威脅。王鳳召集部將計議，更始軍諸將，見王莽軍兵多，開始有些動搖。劉秀勸大家協力同心守住昆陽，不能分散，否則將為敵人所破。最后大家堅定了據守昆陽的決心，并派劉秀、宗佻、李軼等十三騎從南門突圍而出，收集郾、定陵的兵力接應昆陽。
被困于昆陽城內的義軍將士在極其艱苦的條件下堅守著。大司空王邑、司徒王尋所率之官軍將昆陽圍住后，嚴尤曾勸王尋說：“昆陽城小而堅，今假號者在宛，亟進大兵，彼必奔走；宛敗，昆陽自服。”但王邑不聽，決心攻下昆陽。官軍“列營百數，云車十余丈，瞰臨城中，旗幟蔽野，埃塵連天，鉦鼓之聲聞數百里，或為地道，沖輣橦城，積弩亂發，矢下如雨，城中負戶而汲”（《后漢書·光武帝紀》）。王尋、王邑得意洋洋“自以為功在漏刻”。沒想到就在這時劉秀率兵趕到。六月初一，劉秀親率步騎千余，連打兩仗后，又略施小計：當時宛已被劉攻占，劉秀尚不知，但劉秀偽造向昆陽城內送去之書信曰“宛下兵到”，而故意將書信丟掉。王尋、王邑之官兵見書信已失斗志，而劉秀率領一支三千人組成的敢死隊，從城西的滍水（今河南魯山、葉縣境內的河流）插入敵軍營壘心臟，擊斃了敵軍主帥王尋。這時“城中亦鼓噪而出，中外合執，震呼動天地，莽兵大潰，走者相騰踐，奔殪百余里間。”這一仗打得空前激烈。當時正在刮大風，屋瓦皆飛，雨下如注，滍水暴漲，士卒爭渡，“溺死者以萬數”，王莽軍棄甲丟盔，全線崩潰。王邑、嚴尤、陳茂等少數將領“輕騎乘死人度水逃去”幸免一死。義軍繳獲的官軍輜重、車甲珍寶，不可勝數，連月搬運不完，只得將搬不走的燒掉。
昆陽大捷是歷史上有名的以少勝多的戰例，官軍與義軍雙方力量對比約在50比1。在實力如此懸殊的條件下取得勝利，首先是由于王莽政權早已腐朽，王莽軍人雖多，但內部矛盾重重，人心渙散，特別聽到宛被更始軍攻下后，就已喪失戰斗力。這是更始軍取勝的根本原因。其次，在戰術上更始軍后發制人，集中兵力突破一點等等也是不可忽略的原因。在整個戰役的布置上，劉秀的指揮對勝利起了決定性作用。[250]但就在這次勝利的同時，更始軍內部卻將劉殺掉。此舉雖使義軍內部意見暫時歸于統一，但卻埋伏此后分裂的危機。不過，在當時義軍內部統一對勝利還是有積極意義的。
昆陽大捷是反莽戰爭中決定性的一役。這次戰役不僅消滅了王莽的數十萬主力部隊，而且支援了全國其他戰場，使東方農民起義軍也打敗了前來進攻的三十萬**軍隊。各地的起義軍都轉向王莽軍進攻，新莽政權四面受敵，末日已經來臨。
二 滅亡前夕的“真皇帝”
隨著起義軍節節勝利，“真皇帝”王莽愈來愈清楚被推翻的命運已不可避免。但是，同絕大多數統治者一樣，王莽不敢正視這一現實，又無法改變命運。于是，只有用各種辦法麻醉自己，施展各種騙術欺騙別人，沉溺于聲色之中等待著末日的到來。就使這位“真皇帝”在滅亡前夕干出丑惡而荒謬的表演。
迷信的滑稽表演 王莽一直十分迷信，在滅亡前夕，絕望的心情使他的迷信變本加厲，表現出與一般人不同的變態心理。其滑稽可笑足以令人捧腹：早在天鳳四年（17年）當各地農民起義開始逐漸走向高潮之時，王莽就使用各種法術“厭勝”，如改名、改年號等等，但皆無濟于事。同年八月，王莽親至南郊作威斗。所謂“威斗”者，即熨斗，仿天上北斗，取其“威”字，以厭勝眾兵。[251]王莽所鑄威斗用五石銅，長二尺五寸。鑄斗日天寒特甚，百官人馬有凍死者。造成后，王莽命司命背在身上，隨侍自己左右。像這種無聊的玩意當然毫無用處。到地皇二年（21年）綠林、赤眉軍猛烈發展，王莽已開始心神不寧，常作噩夢。有一次夢到長樂宮五枚銅人立起，這些銅人本是秦始皇時鑄造后被推倒。因銅人身有銘文“皇帝初兼天下”，又由于當時流傳有“荊楚當興，李氏為輔”的讖書，二者聯系起來，使王莽極為恐懼，立即令人磨掉銅人身上之銘文。又聯想到十年以前始建國二年（10年）長安女子碧狂呼“高皇帝大怒”一事，又令武士入漢高祖廟，拔劍亂砍，用斧鑿壞門窗。又令北軍中壘率兵居于廟中以鎮壓高廟神靈。后來，又派人將元帝、成帝的渭陵、延陵中所有君臣畫像一一破壞，又以墨染園陵周圍之墻垣，認為這樣就可使人不思漢，并可懾服墓中之神靈。這種所謂“厭勝”真是疑神疑鬼到可笑的地步。
又有人告訴王莽，建華蓋可以登仙。王莽即令人造八丈一尺之華蓋，用四輪車載，駕六馬，力士三百人侍衛。車上人擊鼓，拉車者皆高呼“登仙”。王莽出行，此車在前，百官皆暗地說，“此似喪車”。但王莽毫不減興，每遇不如意之事，都要“登仙”一番。像這類荒誕不經之事，不勝枚舉。
自欺欺人的新花招 自欺欺人本是王莽慣用故伎，在連遭失敗后，這一故伎又有新的發展。
昆陽戰敗后，王莽如驚弓之鳥，忽聞起義軍宣布王莽罪狀之一是殺害平帝。聽到這一消息后，王莽乃大會公卿于皇路堂（即王路堂）開所謂為平帝**之金縢之策，流淚展示于群臣之前，表示其忠于平帝，所謂“金縢之策”原是根據《尚書·金縢》，周克商二年武王有疾，周公為其**，愿以自身代武王承受災難，望天降災于自己，而使武王病愈。書成藏之于金匱，直到武王病愈，其金匱之藏書也不欲示人。武王死后，繼位之成王年幼，周公輔政，管叔等散布流言說：周公“將不利于孺子”誣周公有野心，后來諸王公貴族啟金匱，檢視武王有疾時周公所作之**書，方信周公之忠。王莽仿周公“金縢之策”早在殺死平帝之前就做好金縢，竟在十四年后，當所奪取的劉氏皇位無法再維持之時，宣示于眾人，其用心可謂良苦，似乎在其掠取皇位之初就有被趕下臺的思想準備。
王莽于黔驢技窮之際，對挽回敗局雖拿不出什么辦法，但對欺騙手段卻不斷更新。當他知道劉在更始軍中有很大勢力，但尚不知已為更始殺死時，為欺騙世人就命人稱說符命，引《易經》中“伏戎于莽，升高其陵，三歲不興”之語，加以附會道：莽，皇帝之名（即指王莽）；升，即劉，，字伯升，高陵侯子翟義。《易經》中這句話就是：高伯升、翟義為伏戎之兵，于新皇帝之世，即被消滅。這樣一解釋，群臣皆呼萬歲。王莽又令人從東方送來囚車，揚言劉等已被捉捕處死。實際此時劉早在更始軍內部矛盾中被殺死，而王莽尚且不知。這種自欺欺人的手法實在太拙劣了。
縱淫、娶婦的丑劇 自欺、迷信以外，王莽又以縱淫麻醉自己。如前所述：本來王莽就極其荒淫。不過，早年尚有偽裝遮丑，至滅亡前夕，最后的一絲偽裝也拋棄掉，一副赤裸裸的淫棍面孔在世人面前暴露無遺。
當東方義軍一步步逼近長安之時，王莽整日與方士涿郡昭君等于后宮“考驗方術，縱淫樂焉”（《漢書·王莽傳》下）。這里所謂“考驗方術”就是指房中術。《漢書·藝文志》有房中八家：《容成**》《務成子**》《黃帝三王養陽方》《三家內房有子方》等，今已佚，大抵言陰陽交合之事。王莽如此縱淫尚不滿足。當他聽到更始政權成立之時（24年）心憂如焚，惶恐不安，為安定人心，也為借縱欲以忘憂，竟演出一幕娶婦丑劇，時王莽已為68歲之老翁，須發皆白，乃為染黑，不愧謂我國染發史上之著名者，將各地征來之美女一一過目，最后選定杜陵史氏女為皇后。又大舉婚禮，聘黃金三萬斤，車馬奴婢布帛珍寶以巨萬計。莽親自迎于前殿兩階間，按《儀禮·士昏禮》行夫婦同食之“同牢之禮”。并據經典所謂：黃帝以百二十女致神仙，而設眾妃妾、和人三，相當公爵；嬪人九，相當卿爵；美人二十七，相當大夫；卿人八十一，相當元士，共一百二十人。皆佩印韨執弓?。封皇后父史諶為和平侯，拜為寧始將軍，史后之兩個兄弟皆為侍中。這幕丑劇進行之時，天偏不作美，大風刮得屋倒樹折，而群臣深諳王莽喜奉承，此時更需自欺，于是上書曰“乃庚子雨水灑道，辛丑清靚無塵，其夕谷風迅疾，從東北來……諸欲依廢漢火劉，皆沃灌雪除，殄滅無余雜矣，百谷豐茂，庶草蕃殖，元元歡喜，兆民賴福，天下幸甚”（《漢書·王莽傳》下），王莽聞之，大為歡喜。死在眼前，尚故作歡樂。真所謂末日的狂歡。這除了反映其絕望的變態心理外，再無其他解釋了。
三 “新”莽王朝的覆亡
反莽武裝的大聯合 昆陽大捷后，更始軍分兩路進軍，一路由王匡率領向洛陽進攻；一路由申屠建率領攻武關向關中進軍。
進攻洛陽的義軍八月出發，九月拿下洛陽。王莽的太師王匡和國將哀章被義軍生擒，送至宛城斬首。十月，更始至洛陽，赤眉軍首領前來聯系，愿與更始配合行動消滅新莽政權。同時，更始派劉秀以破虜大將軍行大司馬事，持節赴河北，與當地諸路義軍取得聯系，收復諸郡縣，河北的諸路義軍和赤眉是更始以外的實力最強的軍事集團，將這幾股力量聯合在一起就可控制大局。當時有所謂“諧不諧，在赤眉，得不得，在河北”（《后漢書·光武帝紀》引《續漢志》）的童謠，就反映了這種情況。更始進入洛陽后，分別與赤眉及河北諸路義軍取得聯系，象征著反莽義軍大聯合的形勢已出現。
在這種形勢下，自發的反莽武裝力量翕然而起“旬月之間，遍于天下”（《后漢書·劉玄傳》），關東的王莽殘余勢力如甕中之鱉，一個個被消滅。嚴尤和陳茂自昆陽敗走后，前往汝南投往與更始軍對抗的貴族劉望，并擁劉望為帝，被義軍迅速消滅。王莽的司命大將軍孔仁也被東方的農民軍打敗，揚州牧李圣等堅持與起義軍為敵的反動官僚，也被各地的農民軍一個個地消滅了。
各地豪強打起反莽的旗號也愈來愈多。當時比較強大的有睢陽（河南商丘）劉永，瑯邪張步，廬江（安徽廬江西）李憲，東海（山東郯城西南）董憲，隴西（甘肅東部）隗囂，巴蜀公孫述，河西（甘肅西部）竇融，漢中（陜西南部）延岑等。王莽政權在農民起義軍和反莽豪強地主武裝的打擊下已陷于土崩瓦解，他能夠統治的地區也只剩下長安附近了。
新莽政權的覆亡 王莽面臨著滅亡的前景，一籌莫展，他除了一面大肆搜刮、縱情享樂外，就只有祈求鬼神迷信，妄想逃避歷史對他的懲罰。
當更始政權的西路軍剛至武關時，早有析縣（在今河南三門峽市陜州區西）人鄧曄、于匡率百余人起兵響應，當時析宰率兵數千在武關外鄡亭駐守。曄、匡對析縣宰說“劉帝已立，君何不知命也”，宰即投降。曄、匡得其眾，自稱“輔漢”左、右將軍。接著，攻下了弘農郡的析縣、丹水、湘縣，攻武關，都尉朱萌降，打通了自武關至關中的道路，并打敗了王莽派來華陰防守的軍隊，迎接更始軍進關。長安“大姓”也紛紛擁眾自保，各路反莽軍一時聚會于長安城下。王莽如甕中之鱉，不知所措，有人告訴他《易》中有“先號咷而后笑”，用哭可以告天求救。王莽自知已逃脫不了失敗下場“乃率群臣至南郊”“搏心大哭，氣盡，伏而叩頭”。除日夜痛哭外，又作告天策，自表功勞千余言。對陪同王莽大哭的“小民”，招待以粥。哭聲甚悲及能誦策文者授予郎官。因此而得到郎官者五千多人。至死在眼前，他還貪財“時省中黃金萬斤者為一匱，尚有六十匱，黃門、鉤盾、臧府、中尚方處處各有數匱。長樂御府、中御府及都內、平準帑臧錢帛珠玉財物甚眾”。這么多財物他還舍不得給部下。他最為倚重的將軍九人稱為“九虎”。王莽將此九人派出打仗，除妻子扣在宮中作人質外，到最后將破城時賜“九虎”每人僅四千錢。見王莽如此吝嗇“眾重怨，無斗意”（《漢書·王莽傳》下）。最后“九虎”均先后敗亡，王莽只得把監獄中的囚徒放出來，讓他們拿起武裝去抵抗義軍，又恐囚徒不為莽軍賣命，殺豬飲血令大家宣誓，“有不為新室者，社鬼記之”（《漢書·王莽傳》下），還派新婚的皇后之父史諶統兵。但這些囚徒一過渭橋便逃散，有的還“發掘莽妻子父祖”的墳墓“燒其棺槨及九廟”。十月初一，義軍攻入宣平門。[252]王邑、王林等王莽死黨負隅頑抗，先后被擊潰，長安城內市民朱弟、張魚等放火燒宮門，王莽“避火宣室前殿”，在大火將他燒得“氣困”之前，王莽還說什么“天生德于予，漢兵其如予何”（《漢書·王莽傳》下），表現了其愚蠢可笑的頑固立場，也說明其對儒學的崇拜。[253]
十月初三黃昏，憤怒的人民群眾攻入王莽躲避的漸臺，商人杜吳第一個將王莽殺死，校尉東海公賓就將王莽禿頭砍下，數十人爭砍王莽尸體。起義軍將王莽的頭送到南陽，人們都來打它，最后連舌頭也被人們切下食之。可見人們對王莽的仇恨。
王莽政權的覆亡，使西漢末年農民大起義進入一個新的時期，也結束了西漢王朝一代的歷史。
本章小結
西漢末年農民大起義是秦漢時期第二次全國性的、大規模農民起義，它以所向無敵的威力，摧毀了封建專制統治，打碎了套在廣大人民群眾身上的封建枷鎖，調整了生產關系，解放了被束縛得不能前進的生產力，推動了社會前進。西漢末年的農民起義，比起秦末農民起義在組織、綱領、口號和斗爭策略方面都有長足的進步和深入發展，顯示了中國農民革命逐漸由低級向高級發展，其中許多重要經驗、教訓都是值得認真研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