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詩之為偽書與否，從前已經是個聚訟紛紜的問題。所以有些人以為《詩經》在秦火之后，經漢儒的竄改，添損，其本來面目，已失卻不少。現在我們若詳加考證起來，萬不可依賴流行的本子去牽強附會的加以解釋，這是無庸說的。自來治《詩經》者，大抵皆以毛詩為藍本，不過據漢書藝文志上說：
“……書曰，詩言志，歌詠言，故哀樂之心感，而歌詠之聲發，誦其言謂之詩，詠其聲謂之歌，故古有采詩之官。王者所以觀風俗，知得失，自考正也。孔子純取周詩：上采殷下取魯，凡三百五篇，遭秦而全者，以其諷誦不獨在竹帛故也。漢興。魯申公為詩訓，而齊轅固，燕韓生者，皆為之傳，或取春秋采雜說，咸非其本義。興不得已，魯最為近之。三家皆列于學官。又有毛公之學，自謂子夏所傳，而河間獻王好之，未得立……”
據藝文志所說，現在望文生義想來，大概當時治詩經的是以申公、轅固、韓生三家為指歸，而尤以魯申公的詩說為最可靠。可見毛公的詩派，在那時并不甚著名；且不甚為一般經生所信任。轅固在代表一個時代文學的源流志中，僅僅提到“又有毛公之學”，視作附帶之筆，其在漢時不甚為人注重，概可想見。何以知道當時治詩者多，以魯申公為指歸？按史記儒林傳曰：
“申公獨以詩經為訓，故以教，無傳疑，疑則闕不傳。”
漢書楚元王傳曰：
“申公始為詩傳，號魯詩。”又魯國先賢傳曰：
“漢文帝時，聞申公修詩最精，以為博士。申公為詩傳，號為魯詩。”
由這幾條的文義看來，可知申公是漢時治詩的第一人；而且為許多人所景仰佩服。至于轅固，韓生的佳說，亦曾屢見之于漢時著作的文章里，又有專書，依我想，這三位先生的名字，在當時必高出于毛公之上。
但何以毛詩獨普遍于后世呢？這大約是憑藉了訓詁的力量。申公，韓生，所為的詩說，都是傳而非訓詁，傳與訓，不但字義上不同；而且是工具的應用上也不同。所謂“……至于傳則釋名，訓為傳示之傳。正義以傳通其義，蓋古訓第就**所無者而詮釋之，傳則并**所未言者而引申之。……”此解頗為妥當。如申公，如韓生等，其為詩說，大率以歷史的事實，加以考據，證明其所指，與釋其意理，不甚屑屑論及名物的細微處。如現在流行的韓詩外傳取來與毛詩相比，意境與所用的功力的著眼處，自不相同。因為漢時雖去春秋不遠，但以征戰的流徙，人民的喪亂，更因印刷術未曾發明書籍流傳不易，況秦火之后，損失更多，則意揣所及，春秋時的平民詩歌，在漢時，非人人容易閱讀。況詩中所用的典故名物，更雜以方言，慣語，其有待以注解處甚多。三家——申公、轅固、韓生之詩說，在一時固足以闡明舊藉中的意理，或者還可為一般人了解。不過他們只是說明大意的多，到了后來的讀詩者，去春秋的時代愈遠，則求知愈難。所以毛公的訓詁詩說，自易為人所歡迎。這也是種自然的趨勢。不過說到這里，都從根本上發生了一個問題。即毛公是否果有其人？他的詩說是否可靠？但要解答這兩個問題，我想并不是十困難的。
我們要知道漢時所出的偽書最多，如今所流行的經書、子書等，秦以前的古籍，若詳加考證起來，大部分是不真實與曾經改竄添減過的。從來治舊學的經生，對此問題，下的**最多，獨于詩經比較上還少有疑惑之點。毛公的詩說，據藝文志上說是出自子夏，所以現在通行本的《詩經》上的大序為卜商所作，而詩譜曰：“齊人關雎釋文，引沈重云：‘按鄭詩譜意大序是子夏作，小序是子夏毛公合作。卜商意有不足，毛公足成’”我以為此實過于附會。孔門**必學詩，這是他們一定的功課。如：“不學詩，無以言”；如“詩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群，可以怨。”這都是孔氏的學派的治學與實踐上的一種功課。但《詩經》上的大序，卻絕不是子夏所作。如今看來，不但文字不似，而且也少有證據。不過當時以一二人的傳記，數千年來遂以子夏作的詩序為鐵案不移。徐整詩譜暢，今亦不傳。釋文敘錄引徐整云：“子夏授高行子；高行子授薛倉子；薛倉子授帛妙子；帛妙子授河間人大毛公。大毛公為故訓傳于其家，以授趙人小毛公。小毛公為河間獻王博士，以不在漢朝，故未列學官。”這段文字極奇怪。徐整作的詩譜暢，今早已無可考。他竟能述明子夏與大毛公受授的源流，如此熟悉，不知依據何書考得？況且薛倉子，帛妙子在古書中，愧我疏漏，不知這兩位先生大名的出處。所以敢斷定，是不足憑信的。毛詩周南正義書：“鄭譜謂魯人大毛公為訓詁傳于其家，河間獻王得而獻之，以小毛公為博士。”則毛公的出處非一，傳聞異詞，已可見了。而漢書儒林傳文說：“毛公趙人也，治詩為河間獻王博士。”如此則毛公幾乎成了三個人。至于大毛公，小毛公，見于漢時書籍者比比無真名，則尤為迷離惝恍。況且漢書的體裁，與在漢武帝以前的紀事，幾乎全仿自《史記》。何以《史記》上會沒見過毛公二字的名字？獨有申公，轅固……諸人。總之毛公其人，不必有不必沒有，其所傳的毛詩，不可盡信亦不可全不信。至于傳自子夏一說，尤屬毫無證實。即朱熹后來亦為此說所騙。我們如今去敘論，只要考查用毛詩的著作的時代，及其解詩的利弊正誤處，正不必斤斤去計較其人了。
漢時所竄改添減的春秋戰國時的著作，大概劉歆父子，當負責不少。他們父子作漢時的太常博士，校書天祿閣，所有那時發現的古書，其考訂與參閱的責任，全歸其擔任。況劉歆逢迎王莽，其人格亦甚卑鄙。所以經他一后改訂之書，多少總有損于本來面目。或者當時亦曾有毛公其人，至其書之得流傳于世，不止是劉歆的功力；恐怕他還自己添加了許多。平心論去毛詩，在后來自有其些微的價值，不過古人的著作，惟恐怕用自己的名字，所以必多方掩飾，借重他人。劉歆也許是因此心理，所以有毛詩出現。至其年代，依我臆斷，當然是在三家詩說發布之后。
毛詩不盡可憑，但后來研究《詩經》的，除了根據毛詩本還可多掠取一點，更不能自己用力。所以鄭玄便作毛詩箋，毛詩譜，直到以后研究《詩經》的經學家，多半逃不出毛鄭的范圍。但盡信書不如無書，孟軻已經明白示告我們以讀書與批評的方法。而中國以前的讀書人，只知規規于字句訓詁之內，再不會擷得書中的真精神所在，遂致“扣槃捫燭”愈出愈奇；而愈不得其正解，則不能說古人的著作誤人，反是后人不善讀解誤了古書了。
我們既知毛詩已不可盡信，則后人附會毛詩，妄加注解引證者，其為紕繆，必不能免。不過果使是僅屬小謬，還不至遺誤他人，而以謬傳謬，遂至其用力甚勤，而誤點甚多的，我們不厚評昔人；然而也不能不指數出他的大謬的特點來。我相信這是我們在今日批評舊書與加以整理之功的最合適的方法。
毛詩既已不盡對，而又有毛詩的復古的著作，望文生義，已可令人疑惑。況且愈說復古，則曲文強解，愈將真義晦塞，這真是勞而無功的事。
毛詩復古錄這部書，想來還沒有好多人見過，因為作者雖生于清乾嘉時代，——正是清漢學的初盛時代，而因他不是顯宦，又不是聲名喧傳的老先生，所以也沒有當時那些經學家的大名。但據他的傳看來，自然也是個躬行篤踐孳孳用力的樸學者。我所見的版本，是光緒甲午年的刻本，據仁和徐琪的序上說：
“余按試高州，得吳生錫疇……詢其家世，始知其曾大父回溪先生，以經術著聞。……及鄉試時，錫疇來會垣之時余將往試雷瓊，因先取所著毛詩復古錄，捐篇授梓。……”
可知這本書雖成在乾嘉時代，而以僻邑窮士的緣故，過了一百多年方得鏤板印行，可見文字的幸與不幸。使作者也與當時的浙江學者互相標榜，拔引，則此書以其宗旨所歸，必久已著名于世了。
此書的作者吳懋清，字澄觀，是廣東高州吳川人。據陳喬森為他用的家傳上說：
“……先生年十二，然誦十三經，稍長，益肆力于箋注義疏，漢唐以來作者，皆搜剔篡錄，以為生古人后讀書始得如是。三十四中副榜。越三年中式舉人。辛未會試不第，館京師。于是連平顏公伯壽，……皆推重之，名藉都下。先生容質樸偉，其學巨儲而約舉，喜深湛之思。其為人抉經源道，匯于古人之法，其沛乎獨得，則又置身今人之上，而不茍隨，故平無所透。癸未再報罷，遂浩然歸，著書自娛。……其教人以敦行為本，稽古為先，言動必遵繩墨，時出所著誘后進，學者以列**籍為榮。……”
又蘇州黃云鵠為他作的碣銘上也說是：
“……自十三經諸子史，國語，離騷，及形家言，皆有篡錄。一書輒四五易稿。合所為詩，賦，雜文，為卷凡二百一十有四。晚得目疾，尤矻矻不止。其講學務以身教，時出所自著誘掖后進所成就多篤學通經士。……”
這些話固然不無夸大之辭，但那時為人傳的夸誕，必不如現在之甚。大抵吳懋清確是個篤行力學的漢學派的士人。在那時也正是講學風氣下的人。其人品學行，不能不使我們相當的佩服其精神。據其子孫宣崇說：
“……府君于毛詩四易稿，其泛釋大意者曰‘測’，凡九養。專折一義者曰‘解’，凡五卷。羅列諸家辯核得失者曰‘訂’，凡七卷。及后乃舉前三種；刪除冗說，精摘古義，匯為是編，曰復古錄時隼蓋七十矣……”
以七十老翁，尚這等熱心著述不能不令人景仰。但我們卻又不能因為景仰其人的精神，便迷信其著作。所以我閱過此書之后，既佩服他的用力，又惜其用力的方向的錯誤。
《毛詩復古錄》共十二卷。在第一卷上面，例言很長。大意是他自己的見解，以毛詩為本，而以“言其不合雅訓，不可不改正者，”加以改正。有些地方，卻又獨抒己見，對毛詩加以駁正。——但此等處較少——而又以毛詩解說男女之詩為不合，如其例言中云：
“毛序于變風，言及男女之際，多斥為淫奔。朱子集傳，更加甚焉。今專據冠，昏禮釋之，已去其十八九。又據左傳之歌風見志；與離騷借男女之相求，比君臣之遇合，然后知鄭聲淫，鄭詩不盡淫。……”
這是吳懋清說詩的最大要義。大抵他作這部書，確乎是在《左傳》及禮書上用過工夫。他的全書的重要關鍵，就是一個“禮”字。如例言中謂：
“…毛序南陔以下六篇，皆為有聲無辭，楚茨以下十篇，以為刺幽王傷今思古。以悉考之：即豳雅及笙詩，豳雅用南樂吹之，笙詩用笙管吹之，故編列一處。證之儀禮周禮篇章，及《左傳》，悉有確據，可以訂毛公之誤。”
取此一條，與以下所引的一條，可以見出他對于以“禮”證時，為最富有趣味。其次則以變證詩，如其書中云：
“詩本樂章，然據周禮大司樂，推得……此一定之法。升歌三終，與笙人三終，分作間歌三終。與間吹三終造作，像春秋之散舒于外。合樂三終。堂上堂下并作，像秋冬之收斂于內。所謂旋相為宮方指此。雎魯詩紅尚傳其髣髴。關元遺聲譜庶幾近之。因知鹿鳴之三；南陔之三；魚鹿之三；由庚之三；關雎之三；鵲巢之三；以及文王之三；采蘋之三；出東之三；莫不皆然。是編詩之次節，本如此，因知毛公以什編詩，其例非古也。”
此等議論，不免牽強。詩經上的詩，不必皆可合于樂歌，況且僅笙歌三終，笙歌三終古音律相合，殊不足見鹿鳴南陔諸詩亦必如此。誠然詩可入樂，在古時是這樣的。考墨子上說：“誦詩三百，弦詩三百，歌詩三百，舞詩三百。”《史記》上也說：“詩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而大戴禮曰：“凡雅二十六篇，其八篇可歌。……”云云，但我想孔子刪詩，不獨是要訂采那些已經在廟堂之上定為東章的詩歌，其私家紀載，民間流行的民歌，Folk song 也必同時采入。那末，則以詩的本質言，無不可歌，因為都是發自心聲，為言志志永當的，但獨不是皆已列入樂章，譜成宮譜的。而吳之以來解詩，言凡詩必合于一定的樂譜，則殊為武斷。
再則據例言后，他的長孫吳貢崇則注言謂：“……國風語及男女之際，則據冠禮，昏禮，及離騷托喻之說以通之。笙詩則辦其未亡，豳雅，豳頌，則明其尚存。詩為樂章，則以儀禮周禮為據。歌用大呂，吹用六律，陽順陰逆，隔八相生，則依京房排爻神法定之。……蓋知人論世，則就三禮及左氏內外傳以意推測，明著諸篇。……”由此益可證明他的解釋，全以“禮”為根據，而輔以樂為解音的工具。自來研究舊籍的，是當會合群書，互相參證，但有時強為考證，反多妄為附會處此等例證，在毛詩復古錄中最多。（說見后段）
不過吳氏的一重要可注意處，即其對于音韻的考正是。本來春秋時間作品，在現在看去，不但是文法及用字上，以后代的文法相繩，諸不相合；即字音也輾轉舛誤。況韻文比散文的音韻，尤難考定。《詩經》除掉幾篇的清廟明堂之作以外，幾乎全是平民的文學，向方言的借用，語尾的字音，必非后人所能領會。據言語學上的考證，言語不同，不獨是因于地方天然的分定而聲音不同；而以民族的遷徙，與時代相隔的遙遠，其發音與慣語，當然有異。如英國在 Aoglo—Saxon時代的詩，其去英國近代也不過幾百年的工夫，然而那時英詩及詩人，如Baowaif，Widsith，Chanoer，他們詩中用的音韻，與現在已大不相同。況且如中國自來方言的龐雜，與字義的多歧，于是《詩經》內的音韻的問題，便成了極難解答的。據吳懋清的自序說，他的音韻的參證以顧炎武為主。參江氏戴氏段氏各說，以古讀及雙聲通之。然他于此點以得力于爾雅者為多。如載馳篇：“許人尤之，眾穉且終。”吳氏注謂：“眾終二字古通”，尋其意證，參以說文的音釋，則頗有新解。又如羊裘篇內：“羔裘豹祛，自我人居居。”吳注解居音據，與倨通，是解釋此句，謂自我人倨倨非不相親之意。又如楚茨章第二節內“躋躋蹌蹌，絜爾牛羊。……祝祭于祊，祀事孔明。”吳自注，謂明，關章芒。本來此明字，是葉謨郎反，但類如此等細處，吳氏參考韻書，加以訂正，可見其用力之細。此皆他的不可泯沒處。
大概用總括的批評說起來：吳氏的注解，對于音韻及地理上的考證，尚有十之六七的可憑信。而其最大的誤點，即在意理上的誤解。（說見下）吳氏是中了“信而好古”的一句話的毒，他這部書雖是以毛本為根據，但他還以為毛詩原本，復古的不信，所以更證之《左傳》，證之禮，樂，以明三百篇的范經，全是按定鉤繩，由禮，樂中作出的。即此一大誤點，已經將全書的價值失掉。雖是用力甚動，其結果不過落得一個樹新領奇，曲文強解的八個字。然而這等誤點的根源，完全歸罪于吳氏也，未免太冤枉了。因為孔丘有一句“詩三百篇思無邪。”其后禮致曰嚴，關于個人抒情的作品，皆力加粉飾。所以經過若干人的強解，遂將一部代表一個大時代的文學書，處處看作教訓，與征求典章，考核禮樂的藍本。據吳懋清的自序上，明明說“懋清晚年，酷愛毛詩，……及聞小序可去，大序不可去，豈漢唐諸儒，絕無發見，仍株守前說乎？若國風之斥為淫奔，圣人何苦存此，以示后人？近得（原稿不清——編者注）阮文達所刻皇清經解聞見漸夷”……這明明是敘述他自己治毛詩的得力處，由于見過皇清經解。在當時皇清經解這部大書，自是不容易得到的。且以流傳的鮮少，其中搜集的書本，有許多為陋鄉窮儒布所難得的。我們看在皇清經解中，毛詩正義序上說：
“夫詩者論功頌德之歌，止僻防邪之調，雖無為而自發，乃有益于生靈。……”這可知吳氏處處以“禮”釋詩，應有所本，雖不必是純在歌功頌德上注意，而止僻防邪的苦心，吳氏卻始終未敢忘卻。所以難以以前鄭箋，孔疏的力量，斥國風諸詩為淫奔，而吳氏尚以為非古；尚以為圣人不能有此淫詩，必據各種“禮”去解釋，于是明明是一首諷刺詩，Satiritze Poem而吳氏則講為“魏之世家巨室。皆行男冠女婚禮，以節儉為尚，令貧者亦易于舉行，恐有以儉為恥者，作是詩以箴之”。（見本書解葛屨篇）明明是夫婦夜談不忘國政的詩，而他偏說“齊之命卿，有金石之樂者，撰為歸戒，其夫為晨戒之樂章”。（見本書解雞鳴章）如此說詩，一看便知是先有了題目而后強附詩義，本就自己的主見。由此這處，具見此書的注意之點，又可見吳氏的止僻防邪的苦心，但為一“禮”字所誤，遂致如此。所以著書非難，而思想蔽于所囿，則勤苦無功，不能不令人嘆惋了！
還有一層，足征吳氏熟于舊禮。他的憑生著作，共百一十有四卷，連詩，賦雜文在內。而儀禮測占了八卷；大戴禮記測占去了十三卷；朱文公儀禮通解弗一卷，外此即詩經解五卷；詩經測九卷；毛詩訂本七卷；毛詩復古錄六卷。這幾種合算起來，已經知其著作三分之一還多了。其實再據其長孫的注言，（見上）則詩經解詩經測，及毛詩訂本，等到后來將此三種，刪除冗說，精摘古義，已是匯成這部復古錄了。可見吳氏平生的工力，全用在詩，禮的上面。再加以拘守古人之言，不加思索，遂致處處以“禮”釋詩，力求古之是復，遂鑄成此大錯了。
以上所說，是其書中最大的謬誤。其他小節的舛解，不能一一指數。但可舉出幾個最明顯的例證來。如關雎一篇，雖說是解經者意見不一，但大致尚以周文王求偶之詩者為多。無非各人有各人的見地，如毛詩原文謂為：
“關雎后妃之德也，風之始也；所風天下而正夫婦也。
是以關雎，樂得淑女以配君子。”
馬瑞辰亦謂：“……正謂詩所稱淑女為后，非謂后妃求賢也。”
戴東原則論：“……周家歷世有賢妃之助，故周南首關雎，召南首鵲巢，所以正內德，慎婚姻之際。……”
總之此詩據我們現在的眼光參以古事的考證看去，則此詩明明為文王求妃之作，必可無疑。而昔也以迂拘之說，轉相牽說，至可發笑。如崔銑云“太姒未至，文王不應先畜妾媵，誰與探其寤寐間事而形容之？”又有人謂：“意必文王續娶于莘，而得大姒有不妒之德，故周世歌頌之。”此等解說，愈趨愈歧。此詩之為文王自己所作；或為文王宮人所作；或為后來的民間所歌誦者，我以為已難斷定。而他們過于信古，以為周文王也如同后來講究理學的老先生，如見女子勃然變色的程明道，如目中有妓，心中無妓的陳臥子，又以為周時也如后代的禮法一樣，遂至說太姒未至，文王不應先畜妾媵等話。其眼光短淺，令人可嗤。又謂：“而得太姒不妒之德，”其實大姒妒否，與此詩何曾有一絲毫的關系。即為文王所作，或宮人所作，亦無非敘明文王當初求婚的熱切，與結婚后的友愛。何至穿鑿到好多不相干的事上去呢。我們須知論及三千年以上的社會，及其禮法，階級，制度等，萬不可理想到怎樣的威嚴，怎樣的有一定的準繩，如從前一般鄙陋儒者，每天所理想的文武成康之世的了不得。其實我想那時，還是由圖騰時代留下的部落的遺制。所謂王，與諸侯，還不過是變相的酋長，何至如后人所揣想的那時，便如天堂樂園的不可及。然照歷史上的考察說，中國那時的文化，已經在初期大發展的時代，而周家當時，確為一個最有教育的族部。所以其在當時的勢力，可以左右殷室。文王固不必是天生之圣，然其智識與品性，總可以代表姬姓族部的教育。所以孔丘也曾說：“郁郁乎文哉，吾從周”的話。文王求婚這段公案，在那時的階級制度，必不如后來的嚴厲，所以文王見了淑女，即可求婚。至其中輾轉反側，寤寐思服的話，是見出戀愛的心切。是文王自己作的也罷；宮人作的也罷，這等景況，也是必然有的。所以從種種方面，可斷定關雎為周文王的結婚及求婚詩。而吳氏的毛詩復古錄上，卻獨出奇說是：
“文王之后妃姒……其初歸也，即求宗女知禮者，助薦邊豆。宮中見其賢，歌以美之，用為薦铏之樂。”
此說即誤于毛詩上“后妃之德也”一句，以后轉解為后，因后而連及文王的后妃姒氏。其牽強附會，至為無理。果使毛詩以此詩為稱美后妃之德，何不直寫美太姒之德？而如此轉折，說到前妃后妃呢？當時諸侯多妻，已成慣例，即太姒能求宗女之知禮者，亦何足怪。況說宮中因此見太姒之賢，歌以美之，則稱其求宗女的美德，也足夠了，何必用“求之不得，寤寐思服”，這樣戀愛的熱切之語？他又用爾雅的訓詁，將君子好逑，引作仇解。以“爾雅仇訓匹，訓偶，淑女為后妃之匹，猶武夫為公侯之偶，則不得以夫妻之說解之。”又將君子，解為：“宮中稱太姒為女君子，謂女不有君子之行。”這些話，極易不攻自破。在那時雖說名稱不以男女而異如男子也可稱美人，佳人，則君子以稱女，固無不可。但宮中稱太姒為女君子。卻真是臆想之說，毫無根據。吳氏于此不過竭力為文王開說，意謂文王不應有此自己求婚之舉，上面既如此說解，下面兩節，遂至有：“琴瑟友之，歌用琴瑟，喜宗女攝以威儀，以琴友順之。……鐘鼓樂之，用鐘鼓，喜宗女助已，以鐘鼓愛樂之。”他將全詩的無論哪一句，全牽引到太姒所求的宗女身上，將文王求婚的話，力為開脫，這等無根的武斷話，至足令人驚怪！此誤點之來源，也自有根據，是誤于孔疏。考孔穎達疏關雎石妃之德也一句，謂為“曲禮曰：‘天子之妃曰后，’注曰后之言后也。執理內事，在夫之后也。釋詁云：‘妃，匹也，’言妃匹于夫也。天子之妻，唯稱后耳。妃則上下通名，故以妃配后而言之。德者得也，自得于身，人行之總名。此為之后妃性行和諧，貞專化下，寤寐求賢，供奉職事，是后妃之德也。……”孔疏最不足取信于人，而吳氏因后之言后也一句，乃更衍為他自己的強解。即孔氏之言妃，為上下通名，我就很奇在春秋時著作的書內，極難找到妃字。且孔疏多模糊影響的引證，而吳氏有一“禮”字在胸，力避男女的愛情，不使之入于風雅頌內。所以才有女君子以琴瑟鐘鼓，化悅宗女的話。此與劉向解此詩為周康王夫人晏而出朝，關雎起興，思得淑女，以配君子，同一是力求新奇，反致大悖原義的謬見，不過在關雎全詩內“君子好逑”句，此逑字應作何解，也是個小小的問題。就是逑字應該作名物字解？或動字解？只此一點分別。我想逑字，確為一名物字。爾雅訓匹，原為不誤。“窕窈淑女，君子好逑，”原為兩個對待的句子，意以為佳美女子，正可為君子的良匹，后人又何必多生歧義呢。
詩經內比興的意思，自然很多。即如此篇中所謂“參差荇菜，左右流之”，“參差荇菜，左右采之”，“參差荇菜，左右芼之”。未嘗不是以“左右”，比喻“匹配”之意，觀于三句下文，多接窕窈淑女等句可知。而吳氏則以流字作相導采用解，以芼字作擇其菜以作铏羹解。這也是原本孔疏說：“正義曰：釋言云芼。搴也，孫炎曰：‘皆擇菜也。’……芼訓為拔，而此云芼之故，知拔菜而擇之也。”即如此義，以芼為擇，焉知不是藉芼字來興起選擇配偶之意？而吳氏因循古訓，又力求返古，遂致愈講愈不通了。尤有大誤的地方，而雅既以芼為搴，搴即拔取的意思，當然是動詞。而吳氏又以芼，為芼羹之（原稿不清——編者注），則動詞反成名詞，與上文采之，流之，都不相符合。雖說古人作詩，不能如后來那樣講究修詞，但也萬萬不至在此處用上三個名詞。因為無論如何，那是不能講的，不能說的話。
據墨子說：“傳曰：‘詩人感而有思；思而積；積而滿；滿而作言；言之不足；故長言之，長言之不足；故嗟嘆之，詠歌之。’”愚按以此意用三百篇的與離騷及漢魏人作目見。這幾句話確有見地，于此又可證出吳氏解北風一篇的妄謬處。自來解此詩的，或謂為“言此風雨雪，以比國家厄亂將至，而氣象愁慘。”或謂為：“塞涼之風，病害萬物，此喻君政教酷暴，使民散亂。”這些解釋，已經是支離其說；而吳氏則謂為“術宣荒廢不振，居邶者攝赤狄之強，皆相攜以去，作為此歌。”云云。在衛時那個國勢，固有如此現象，然亦未必盡然。而詩中“莫赤匪狐，莫黑非鳥”二句，自來解者皆迷離說二者皆不祥之物，所見皆此，則國家將有危亂。這等話有據與否，實一問題。據傳說即為不祥之鳥，如戰國時文種告范蠡的話：“越王為長頸而鳥喙……”云云，也以形狀比鳥為不佳。但古來書傳，指狐為不祥的，實少其例。吳解本此，未免言之無物。至他解“其虛其邪”一句，則更見附會。本來此二字，為疊韻，即舒徐的意思。爾雅也說“其虛其儀，威儀容止”。吳謂為虛文緩步，也是拘于前人之解，似是而非。總之此詩，至今傳為疑案。他們所謂刺上六暴亂，及避北狄遠徙的話，雖是衛國的內政外亂，有如此的情況，然必證實此詩即為指此二者，也沒有什么確切的根據，我總疑惑是一種戀歌，而吳氏的解釋，敢斷為妄。
尤為可笑的，是他解靜女一篇。據他的總解上說：
“凡君臣之交泰，朋友之麗澤，當作合之初，皆有所借以輸其意，而為之緣。因托諸男女，而作是歌。”
不知為何君臣之交泰，朋友之麗澤，必托諸男女而作此歌？鄭箋上說：“女德貞靜，然后可畜美色，然后可安，又能服從待待禮而動，自防如城隅，故可愛也。”這些話，不但文理有難通處；即其主張也是完全的女性壓抑論。而吳氏的注解則更可笑。他說：“毛謂城隅，以言高不可逾。據考工記天子城隅高九雉；公七雉；侯伯五雉，上有罘罳之。”無端引證考工記，以證實城墻，其高難喻。難道這也是以比君臣朋友的交泰，與麗澤嗎？這篇之為男女戀歌由男子作者明甚。曲為之解，以致本來是男女的真情作品，卻被吳氏輕輕改為“托諸男女”。難道一部《詩經》里，就是止許有君臣朋友，而不許有男女的交感嗎？同一用意。又可于氓篇上他的評語見出。
“女有自衛，而失其人，卒為所棄，因作歌以輸其憤。可為急于求仕者之戒。故錄之。”
“而失其人，卒為所棄，”也就罷了，為什么要添上“可為急于求仕者之戒，故錄之？”足以反證；若非有可為急于求仕者之戒，就不在被錄之列了。那末；詩經不全是教訓的韻文嗎？在吳氏以前，即力遵鄭孔箋疏的范圍內的說詩者，其理由無論如何不充，注解無論如何勉強，當少有作此等支離大膽的釋義。而吳氏以禮釋詩，遂至不顧事實，厚誣當時作者如此。又如吳氏解匏有苦葉，謂為：“惟禮可以止亂，可以防淫，涉亂世之末流，豈宜妄出。因作是歌以警世，或即上德行之賢所作。”此則更不知所云；也可說簡直此解與此詩無一毫關系。毛詩本義謂為“刺衛宣公也，公與夫人，并為淫亂。”這種說法。其正確與否不論，然而還是就題牽義。而吳氏所謂：“涉亂世之末流，豈宜妄出，”所謂：“或即上德行之賢所作”，乃離題太遠，不成話說。此詩據現在看去，亦為民間戀歌中帶有諷誡性知。如云：“士如歸妻，迨冰未泮，”如：“人涉卬否，卬須我友”等句，皆可看得出。吳氏解“雉鳴求其牡，”是“雌雉鳴有求合其牡者。雉性最喜雜，與蛇交則生蛟，謂斥宣姜淫行近之。”在春秋時，曾見說過蛟否，以我讀書之少，實不敢妄斷定。況且詩中引雉作求偶的解者不一其處。如“雄雉于飛”，則也可說此“雉”為淫嗎。
又如女曰雞鳴章，吳氏謂：“婦主酒食，能戲其夫，以學藝親賢，而作是歌，可謂賢矣。”據毛詩則謂為：“女曰雞鳴，刺不德也。陳古義以刺今，不悅德以好色也。”毛詩的無根，自不必言，而吳迷信古說，女子是無非無儀，惟酒食是議的，便以此詩為婦女勸其夫學藝親賢。然通篇惟有女曰，……士曰……兩句，其余皆不能見出全是女子一面的口語，即假定為女子所說，“與子宜之，與子偕老，”這不過是夫婦間的互相愛重的話，由“琴瑟在御，莫不靜好”兩句上，確能表現出一個很和樂安閑的小家庭的生活來。何至如吳注“琴瑟在御二句，謂拼掃清潔，令弦歌學道！”這不但是曲解；而且太煞風景了。明明以琴瑟比男女，詩經第一篇關雎上，已經說過。吳氏又解為學道，無論古人斷斷不皆是吃兩廡冷豬肉的好德如好色的圣賢，而用“學道”二字，不也太負卻那時詩人的心嗎？鄭箋上說女曰雞鳴，士曰昧旦，二句，“此夫婦相警戒以夙興，言不留色也。”同一頭巾氣過重了。其實這篇詩，正足見出夫婦之愛的家庭間的談話。因為那時的士人，大夫，都最會射而佩玉所以有“將翱將翔，弋鳥與雁，”及“知子之來之，雜佩以贈之……”等句。
這等誤解，尚為輕者，尤令人發笑的，是吳氏解青青子衿篇。他說這是“卿大夫之子弟，隨世子入小學，在公宮之左，師氏教之，謂之門子。當時有廢學者，因作是歌以警之。”“門子”，不知古時有這個名詞否？我也不敢妄斷。即如吳氏的注解，而“悠悠我心，”“縱我不往，子寧不嗣音”等句，將如何**？吳引爾雅悠，訓思，但不知第二個“悠”字怎說？兩個思字作疊字講，恐怕不能講得過去。他又說：“縱我不往教，子寧不嗣其音，言當嗣其學詩學禮之家，為將來世襲計。”原文為“縱我不往，”如何平空多添上一“教”字在下面？而“子寧不嗣音，”解為將來世襲，即當嗣其學詩學禮之家，其荒謬一至如此，難道當時那些青青子衿？即如其言，有了門子的資格，學禮學詩，僅僅為將來世襲之計嗎？馬瑞辰解此二句，曾有：“按往來，即禮聞來學，不聞往教”，回一迂解。況下邊明明有“一日不見，如三月兮”的話我恐怕那些師氏們，不見得如此熱心待那些挑達的青年子弟。“城闕”二字，本來即城缺處，為諸侯筑城闕其南面之意。吳氏卻用了好多的字，解此二字，他說：
“在城闕兮，城門內為庫門；庫門內為雉門；雉門一名南門，凡城隅上必有罘罳，雉門左右有兩觀雙闕。小學在公宮之左，即庫門左。猶天子以皇門左為小學，世子在焉。皇門右師氏居之，教王子及國子。謂小學在城關交界間。”
難得他竟考查得如此詳悉。結果無非證明青青子衿，確是當時的學校子弟。吳氏這部書中，如此曲證的地方非常的多。如枤杜一篇，明明是征人由戌役中歸來，久苦于戰伐，今得安享家室的快樂而作的。吳氏偏解為新講，以為是：“凡卿大夫子弟，選入士庶子班者，挑其嫡子為輿司馬；諸子為行司馬。其父兄皆見在王朝，所以有憂我父母之言，作此以勞其佐領等。”不過因為此詩中有“憂我父母”一句，即引經據典，說了好多不相干的話。如青青子衿的解釋，同一穿鑿附會。青青子衿，可以斷定是篇愛而不見的戀歌。如“悠悠我心，縱我不往，子寧不嗣音。一日不見，如三月兮”等話，明白顯然為男女相悅相思的話，都被吳先生解錯了。即如毛詩小序指此篇為“刺學校廢也”，雖說也于辭意兩俱相妨，但還強為之解；若吳氏的解釋，則愈去愈遠了。其實毛詩的鄭箋中釋“子寧不嗣音”一句，的“嗣”字，說：“韓詩作詒，詒寄也。曾不傳聲問我，以恩責其忘己。”然即作“寄”字解，為甚么不能用之于兩性之間？如靜女篇中：“貽我彤管”，此貽字與此篇中的嗣字，正可互相證明。“一日不見，如三月兮。”孔疏引的正義話說：“君子以文會友，以友輔仁，論語文獨學而無友，則孤陋而寡聞。學記文由其須友，以如此故思之甚。”這些話哪句不是生吞活剝的解釋。而吳氏愈求返古，則去古愈遠，恐怕也是先受了他以前那些迂拘的治詩家影響呢。
同例當有葛屨詩。吳氏釋此為“魏之世家巨室，皆循男冠女婚禮，以節儉為尚，令貪者亦易于舉行，恐有以儉為恥者，作是詩以箴之。”由此段釋文，可見出吳氏處處以“禮”解詩的方法，而其謬處，即隨其方法而發見。按魏風尚儉，自是不誣的議論。如左傳上季扎說：“美哉颯颯乎，大而婉，儉而易行”是贊美魏風的話。但此必非專指昏禮而言，誰也可看得出。吳氏引用冠昏禮；夏用葛屨，冬作皮屨，以為與事實相合，已未必真；而他又謂“摻摻女手”二名，謂自作行嫁之服，尤屬無根之言。又謂：“嫁者稱好人，猶娶者稱作良人”，更屬勉強。最古時稱良人，已不必專指男子，而嫁女稱好人，卻未曾見說過。吳氏的解，多屬此類，尤以注解詩經中國風的部分的詩為多。他以“禮”說詩，便強詩就“禮”。因之將那些抒情，發憤，活潑的韻文，都牽扯到與“禮”有關。而此詩如照他的注解，反不如集注上的“魏地狹隘，其俗儉嗇而褊急，故以葛屨履霜起興，而刺其使女縫裳，又使治其要襋，而遂服之也”，為就事論事的妥當。后來還有人以此詩指為諷魏王的，亦屬牽就。此詩的正解，大都不外縫衣女子，或是當時詩人的作品。所謂女手縫裳，只為好人之服罷了。而一結已可見出肉食者的無用來。貧女不過辛苦勞力，為他人作衣的感慨，已可發露無余。據我看解此詩者，還以姜氏廣義所說，為比較的妥當。
“風人從無說出所以刺之之故者，而此詩明言之以儉本美德，原無可刺；儉而太過，至于褊急，則不能無譏矣。詩人之意，正使后世驕侈惰慢者，不得以是詩為口實也。”
但這段話，雖有其見地，而我以為此詩，詩人所以從無說出刺之之故的，正是此詩的藝術高巧處。雖不能說她是有近代寫實文學的風格，但詩中所用的“可以縫裳”，“惟是褊心，是以為棘”等話，真是富有諷刺性的文學作品。“好人”二字，在此詩中最易誤解。胡承珙說：“案古亦有美人佳人為男子之稱者，然美與佳本有大訓，此好人只當作容好解。”而方言云“自關西秦，晉之間，凡美色或謂之好”。是也。北方常謂人面貌美麗，為“長得好，”是句極通行的句俗話，也可為胡說的證明。歷來解此詩者，比較還是胡說為較可憑信。而吳氏乃說到昏禮上去，所謂終是走不出圈子的話，終是為他自己的主見所蒙蔽了。
以上略舉幾條，已可證明吳說的支離牽強。而何以此等錯點，在國風中獨多，而大小雅及頌中還少些呢？因為大小雅，多敘鬼神，祭享，及特聘往來，與一國中人追念先烈，及兵役諸事的為多。而周頌，魯頌，則祭神，談政的為多，所以吳氏不但解此等詩錯點較少，且他根據古書，還時有發明之處。而諸風內，小詩多；抒情的詩尤多，勞人思歸，感懷，借物興比的篇什，自然多得很。而吳氏仍然純以說禮讀教的目光去批評，解釋，那便不會有許多恰當的地方。毛詩原序多不可信，而鄭箋誤于前，孔疏誤于后吳氏更力求復古，佐以禮樂的證據，其結果，解風詩乃至大失敗的一步。我當想從前的經生研究尚書禮記等書，還可多可觀之處，至于《左傳》等書，已經非他們卑狹的思想所易了然貫徹。詩經是部專門文學的書易經是部古代哲學的書，他們雖然考據引證，終是少有搔著癢處的吳氏努力治詩若干年甚在七十歲上，才寫定，尚有此等大錯的地方，也足以證明我的話了。總之：吳氏解詩雖時時獨創新解，——新解誤否且不論——而其根本的思想，仍不脫前人的范圍；不但不脫前人的范圍，反而更陷入于古的深淵去，比別人為深些。他必是位極講“非禮勿視，非禮勿聽”的老先生，所以將風中那好多的戀歌，都很費苦心的去給它們另裝換上了一付道德禮教的面具。除上敘幾條之外，如雞既鳴矣，如桑中，如遵大路，如隰有萇楚等篇，他一方面既依違于鄭箋、孔疏的解說的界限；一面又時時由禮儀及事實上，自出其見地。但同一的結果，都是將些小詩歌，變為教訓論了。
以上所說，也還多略而不詳之處，然已經可見此書的內容與價值，我相信無論是古人，是今人，凡是他真能潛心有恒地去研究一樁事，去著作一部書，即錯點甚多，總不能沒有一部分可取之處。吳氏固然是囿于偏見，但他的音韻的考證與地理上的位置，卻不能不說是無一點是處。如其證明豳風乃周公居東在豳邱時所作的詩，而非公劉的豳。魏乃入晉以后的魏，檜乃入鄭后的檜。這些發明，頗有其充足的理由。再則在大雅及周頌內，所說明祭儀的禮節，及樂奏的次序，雖也有博采前人的話，而大體引證，得還愜人意。如此等地方，究竟是不可泯沒的。所以他最好是專作考證與訓詁的工夫，則對詩經的貢獻，還好些，而他的失敗之處，只是被一個“禮”字欺惑，且拘束住了。他有時不信毛詩的序言，但他的注釋，卻大部分是從毛序中推演出來的。毛序在今日看來，已經不能定說是大毛公或小毛公所作，其為**的偽作，恐怕是不可掩卻的事實。所以序言最多不合情理，而過于武斷的話。數千年后，又遇見好古的吳懋清，且過于信古了；以“禮”而求詩的復古，依違毛序，更加曲文牽就，遂將國風中大部分的好詩，錯為注解。吳氏的用力可嘉，然不能不說他是被毛序的大部分遺誤了他自己。
一部中國最古而且最好的文學書，可惜自古屈服在太過于講禮教的先生們的筆下，遂致使得后來讀詩人，逃不出他們注釋的范圍。他們注解的稍好的，就是詳述禽獸草木之名，與考訂當時的風俗，禮儀等等。很少有人當它作一種純文學去研究。在情感與藝術方面，加以評論，所以愈到后來，不過將這部古文學書，看作一部古代——春秋——時的風俗史，及禮樂的根據書罷了。文學的價值如何，沒有幾個人能見的到說的出。而最大最普通的誤解，即以此書是種教訓的韻文集。處處不能忘了溫柔敦厚，處處不能失卻樂而不淫，哀而不傷，與思無邪的標準，皆以古之人為理學派的圣人賢人，所以評注《詩經》的，都是先存了一個理想的事實與人格的模型，然后從詩中去強添扯上，以合于自己被束縛下的理性的觀念中的事實與人格的模型。而吳懋清氏即是他們中的一個代表者。
我們現在雖在舊籍中發現與搜求出它的真面目來，固然不可居心立異強古人的理想見地，以強合于今日；但好好的書籍，為注釋家的主觀所蒙蔽過的，我們卻不可不將這等假的面具為之卸下。但若施以消極的批評，尚不如掘發出舊日著書者的思想工作上根本中毒之處。如吳懋清的毛詩復古錄，的確是中了“禮”字的毒，以為圣人刪詩，不當存非禮之作。因此他以為不但桑中等詩，是有深重的教訓意味，并且將雞鳴等詩，亦曲解為與齊家治國的“禮”攸關。這可以見出他的思想的根本所在；而他作這部書是為的甚么了。
我對于這部書，本還發現出許多不合之處，但以時間關系，不暇詳說。如上所敘，已可使未見此書的，得到一種概括的觀念了。
一九二三年二月上海《時事新報·文學旬刊》第六十三～六十六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