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鍵詞：鄭州文化；繼承與創新；建言
摘 要：關于新時期鄭州文化發展與創新的命題，市內各界討論已久，或宏觀，或微觀，頗多深刻的表述。尤其在文化創新方面，更有不少值得仔細論證的提議。基于對我市的城市文化研究工作，圍繞鄭州的農村文化、社會文化、市場文化等提出一些建言。
中圖分類號：G250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3-1588(2009)02-0044-03
關于新時期鄭州文化發展與創新的命題，市內各界討論已久，或宏觀，或微觀，頗多深刻的表述。尤其在文化創新方面，更有不少值得仔細論證的提議。文化部門對此甚為專注，已經提出“堅持三個創新，實現三大突破”的工作預案。首先是堅持體制創新，努力在關鍵環節實現突破。著力于推進經營性文化單位改制，深化文化事業單位內部改革，加快調整文化領域的所有制結構。第二是堅持藝術創新，努力在增強藝術的吸引力、感染力、影響力上取得突破。定位于實現藝術的內容創新、形式創新、業態創新，把豐厚的文化資源轉化為人們喜愛、市場歡迎的藝術產品。第三是堅持運行創新，努力在文化產品的市場化、產業化、品牌化上取得突破。側重于產品開發、資本運作、市場營銷、創立品牌，完善各類文化市場要素，把文化產業做大、做強。
1 關于農村文化的建言
任何工作的推進都需要載體，農村文化亦然。在封建社會．農村經濟的自給自足特征決定著農村文化的自給自足運營。其載體就是祠堂、私塾、廟會、社火，以及走村串戶的民間藝人和戲班。這些傳統載體中的若干，如今已不復存在。即便依然留存的，也顯然不能獨立承擔傳播先進文化的重任。加之青壯年的外出務工．農村留守人員多為老人和兒童，從而導致農村文化大院、文化信息資源共享工程基層站點一類新型的文化載體．在缺乏集體經濟基礎的地方難以落地生根。因而，倘若按照慣性思維去進行農村文化的籌劃與實施，很難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由此，筆者認為，新時期的農村文化載體建設，可以同時并行三種模式。
1.1 “輸入型”模式
依托國有文化機構，定期實施文化下鄉，送書送戲送電影．重點解決貧困農村和老區、山區、邊遠地區的農民文化需求。這些地方的農村，往往是集體經濟的“空殼”村．也是老幼病殘的留守村。倘若不堅持先進文化的輸入．倘若不實行公共文化服務體系的覆蓋，這里的農民很難早日脫貧致富。為此，各級政府應當逐年編制文化輸入規劃，確定重點，責成國有文化機構常年實施。
1.2“自主型”模式
對于集體經濟情況良好．新型文化載體設施齊備、組織健全的農村，有關方面應當鼓勵村支部和村委會依靠自身的財力、人力和物力，自主能動地為農民群眾提供精神食糧。這里，有三個環節應當注重。一是縣級文化館、圖書館和鄉鎮文化站要提供及時的指導和輔導，幫助農村文化載體能更有效地運轉，讓農民群眾持續地保持參與文化活動的濃厚興趣。二是農村文化載體要學會“有所不為而有所為”，不一定急著去搞“小而全”，而應集中力量先抓實一個或兩個最具吸引力的文化項目，使之成為農民群眾揮之不去的“念頭”，繼而成為本村鄉土文化的特色。三是村支部和村委會一定要器重文化專業戶和村辦企業、駐村學校中的文化骨干。在農村，這些人是最具活力的文化“酵母”。
1.3 “輸出型”模式
對于擁有傳統廟會、民間社火，以及旅游線上的農村．有關部門可以因勢利導，促成鄉土文化的有效輸出。當然，這里所說的輸出，不一定是外出表演，而較多的是對臨近鄉村和旅游者們的文化展示。最近，南方一處鄉村花卉園，推出賞花生態游。最令游客興致盎然的，并不是五顏六色的花，而是游弋于曲徑中的“花魑”和徜徉于花叢中的“花魅”。而那些傳奇故事里才有的“花魑”和“花魅”，都是由當地農民扮演。鄭州的農村也有以土特產興辦節會的實例，譬如紅棗節、西瓜節、杏花節，缺的就是奇妙的創意。如果有一部分農村能利用本土的非物質文化遺產，也進行一番周詳的策劃，那么，農村文化就不再是“無底洞”，而是“聚寶盆”，參與文化的農民也不再是單純的自娛自樂者，而且是能夠獲得收益的文化產品和文化服務的提供者。
2關于社區文化的建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