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隆予
（河南大學圖書館，河南開封475001）
關鍵詞：萬斯同；石經考；版本源流；館藏抄本
摘要：萬斯同是我國清代著名史學家，他的《石經考》是清代考證石經三種主要著作之一。其傳世刻本主要有《昭代叢書》本、省吾堂本、四庫全書本、懺花庵本和《四明叢書》本。其中康熙年間所刻《昭代叢書》本為首刻本。傳世抄本有上海圖書館藏知圣道齋抄本和館藏佚名氏抄本。館藏佚名氏抄本以其獨特的文獻價值，為考證萬斯同撰寫《石經考》的緣起、時間、地點以及成書時間、首刻本有關情況等，提供了重要的依據和線索
中圖分類號：G256.2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003-1588（2012）03-0149-03
1萬斯同《石經考》版本源流
1.1萬斯同簡介
萬斯同，字季野，學者稱石園先生，卒后門人私謚“貞文”。浙江寧波府鄞縣（今寧波市）人。生于明崇禎十一年(公元1638年)，卒于清康熙四十一年（公元1702年）。其父萬泰，是明末清初著名抗清志士。他7歲時，明朝滅亡，隨父兄遷居到奉化西南榆林山中，全家以墾荒種田維持生計。12歲時，在清廷逼迫之下，全家又遷居到寧波府城西郊的白云莊，14歲時，才又回到故居。萬斯同自幼聰慧，在父親的教導下，博覽群集，與諸兄探討經史學問。17歲時，拜著名學者、思想家黃宗羲為師。康熙十七年（公元1678年），40歲的萬斯同在學界已是聲名鵲起，清廷開博學鴻儒科，強令他出仕，被他設法拒絕。康熙十八年（公元1679年），在京做內閣學士的同鄉徐元文被清廷任命為撰修明史的監修，邀萬斯同進京撰修明史。萬斯同答應，從此開始長達20余年的撰修明史生涯。由于他拒絕清廷為他授予官職，終生為布衣，所以后人稱他為“布衣史官”。康熙二十九年（公元1690年），刑部尚書兼明史館總裁徐乾學、內閣大學士兼明史館監修徐元文兩兄弟，相繼被彈劾免職。康熙三十三年（公元1694年），王鴻緒被任命為明史館總裁，邀請萬斯同從江南會館搬到他在京的邸舍，從此萬斯同就一直住在王鴻緒家中撰修明史，直到康熙四十一年（公元1702年）去世。《石經考》是萬斯同在王鴻緒的家中于編撰明史之余而完成。
1.2萬斯同《石經考》的地位
清初，專門考證石經的權威著作有三種：其一為顧炎武的《石經考》，其二為萬斯同的《石經考》，其三為杭世駿的《石經考異》。萬斯同《石經考》晚于顧炎武，而早于杭世駿，三家各具特色。《四庫全書總目提要》云：“石經之沿革異同，唐宋以來，論者齟齬不一。昆山顧炎武始輯諸家之說為《石經考》，實有創始之功。斯同是編，息采顧炎武之說，又益以吳任臣、席益、范成大、吾衍、董逌諸家之論，并及顧炎武所作《金石文字記》，亦間附以己見。雖不若杭世駿《石經考異》之詳辨，而視顧氏之書，已為較備。且炎武詳于漢、魏，而略于唐、宋。斯同則于唐、宋石經引據特詳。又斯同雖在世駿前，而世駿作《石經考異》時，未見此書，故此書之所詳者，《考異》或轉未之及。要之，合三家之書參互考證，其事乃備，故未可偏廢其一也。”[1]
1.3萬斯同《石經考》現存主要版本及其源流
萬斯同《石經考》流傳至今的刻本主要有《昭代叢書》本、省吾堂本、四庫全書本、懺花庵本和《四明叢書》本等。其中最早的刻本為康熙年間刊刻的《昭代叢書》本，這是萬斯同《石經考》的首刻本，編入《昭代叢書》丙集第一帙（黃），分為兩卷，卷一為《漢魏石經考》，卷二為《唐宋石經考》，撰者題名均為“鄞縣萬斯同季野輯”。《昭代叢書》丙集卷首有叢書編輯者張漸、張潮所做序文各一篇，落款時間均為康熙癸未年夏。張潮的落款為：“康熙四十二年癸未夏五新安張潮山來氏題于揚州詒清堂。”張潮在《昭代叢書》丙集《例言》中提到：“是集經始于庚辰之冬，告成于癸未之夏，較之往集為日頗遲，觀者可以想其所處矣。”又說：“仆自巳卯歲失足以來，生計蕭然，日就困憊，乙集已自拮據，故不復作鉛槧之想，緣舍弟木山，力為慫恿搜輯，共襄厥成，是以復有是役。”[2]由此可知，《昭代叢書》丙集開始于康熙三十九年（公元1700年）冬，刻成于康熙四十二年（公元1703年）夏，歷時3年多。張潮因故失去雙腳，生計艱難，該集是在其弟張漸的積極鼓勵和協助下得以輯成。據此，萬斯同《石經考》首刻本應確定為康熙四十二年（公元1703年）夏揚州詒清堂所刻《昭代叢書》本。由于道光癸巳年（公元1833年），吳江沈氏世楷堂翻刻詒清堂《昭代叢書》，以世楷堂名號取代詒清堂，詒清堂逐漸被人所淡忘。陳隆予：萬斯同《石經考》版本源流及館藏抄本考述陳隆予：萬斯同《石經考》版本源流及館藏抄本考述現在存世的萬斯同《石經考》抄本，據筆者所知有兩種，一為上海圖書館藏知圣道齋抄本，一為筆者所在河南大學圖書館藏佚名氏抄本（在后面單獨考述）。知圣道齋抄本是省吾堂刻本所據底本。宮云維先生《萬斯同經學著作補考》說：“知圣道齋抄本，清乾隆戊申年（1788年）彭元瑞（1731-1803）所抄校。”[3]從時間上看，該抄本所據底本應為詒清堂《昭代叢書》本。彭元瑞在《知圣道齋讀書跋·石經考》中說：“舊藏鈔本訛脫殊甚，戊申春曾取各本書校改一帙。”[4]后來彭元瑞的門人蔣光弼，即依彭氏抄校本刻印萬斯同《石經考》，收入乾隆年間刻印的《省吾堂四種》叢書中，這就是省吾堂本。懺花庵刻本則是在《昭代叢書》本、省吾堂本的基礎上，由山陰宋澤元進一步校勘，并于光緒十一年（公元1885年）刊印。《四明叢書》本，則是以省吾堂為主要底本，并參校懺花庵本，由張壽鏞于民國21年（公元1932年）刻印的。四庫全書本，據《四庫全書總目提要》記載，所據底本為副都御使黃登賢家藏本，出處未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