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新會
（鄭州大學圖書館，河南鄭州450001）
關鍵詞：嵩陽書院；藏書；古代教育；耿介
摘要：藏書是嵩陽書院教育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建于清初的嵩陽書院藏書樓一直保留至今。其圖書來源多樣，如：皇帝賜書、士大夫贈書、購書、刻書等。其藏書以儒家經典以及隨后的理學著作為主，同時還包含一些小學類圖書和基本的文史圖書，為學生的學習奠定了基礎。地方文獻資料的收藏也是嵩陽書院藏書的一大特色。
中圖分類號：G256.1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003-1588（2014）04-0139-02
1嵩陽書院與書院藏書
始建于五代后周時期的嵩陽書院，在北宋時期發展很快。當時有四大書院之說，嵩陽書院即是其中之一。隨后數百年間，嵩陽書院興廢不常，廢于金、元。明嘉靖年間，登封知縣侯泰于故址復建嵩陽書院。清康熙年間，在耿介努力下，嵩陽書院一度復興，隨后又漸趨沒落，在這一過程中，書院藏書也隨之變化。
教育、學術研究、藏書是我國古代書院的主要功能，書院教育和學術研究都離不開藏書。班書閣在其《書院藏書考》一文中認為：“書院所以教習士人者，而書籍有教士之具。使有書院而無書，則士欲讀不能，是書院有教士之名，已失教士之具。故凡教士之所，皆有廣按典籍之必要，以供學者之博覽。”［1］嵩陽書院也把收藏圖書作為自己的一項重要任務。可以說，嵩陽書院教育事業的興衰與書院藏書的發展息息相關。
嵩陽書院藏書樓的早期情況已不可考，“滄桑屢易，書院興廢不常，昔時藏經之所，已無復有存者。”［2］今日藏書樓建自清初，位于嵩陽書院的最后一進院落，是—個面寬五間、硬山卷棚式兩層磚木結構建筑物。康熙二十一年(1682)，河南巡撫王日藻在耿介的游說之下，捐俸建藏書樓五楹。耿介《創建嵩陽書院藏書樓碑記》對此有詳細的記載：“康熙二十一年壬戌，撫軍王大中丞華亭先生，恭膺簡命，來撫中豫，于大梁書院開壇講學。介以固陋，親承德意，從容言及嵩陽書院。先生膡言岳降之勝，拭目洛學之興，慨然節損清俸，建藏書樓五楹。”［3］藏書樓門前的對聯“萬卷縹湘藏名山傳其人究竟本原無二理，千秋文獻繼往圣開來學要知體仁總一心”［4］對藏書樓的功能做了準確的概括。藏書樓建成后搜羅圖書，以充樓藏，供學者閱讀。清代詩人焦欽寵曾登樓賦詩：“書院藏書書有樓，樓環三色望中收，不才幸坐春風里，立雪程門許我游。”［5］
2圖書來源
2.1嵩陽書院在宋代多次受到朝廷賜書
為統一思想，維護統治，推廣代表正統思想的御纂、欽定和官刻正經正史之類的標準讀物，宋太宗趙匡義于至道元年(995)向嵩陽書院頒賜《易》《書》《詩》《左傳》《公羊傳》《谷梁傳》《儀禮》《周禮》《禮記》等國子監印本九部經書作為教材。宋真宗大中祥符三年（1010），朝廷再次賜給嵩陽書院九經、子、史諸書。御賜書籍，表現了朝廷對書院的重視。通過賜書，書院不僅豐富了藏書，又光耀了門庭。在當時，有幸獲此殊遇的書院為數不多，嵩陽書院也因此獲得了較高的社會聲望，開始名聲遠揚。
除賜書之外，宋代嵩陽書院的藏書亦有其他來源，只是其他方式已不可考。唯清代留下了較多史料，為我們認識藏書來源提供了依據。根據這些史料，清代嵩陽書院藏書來源于社會捐贈、書院自行購置和刊刻等途徑。
2.2官員和學者的贈書
嵩陽書院收到的贈書主要來自官員和學者，其中部分圖書是捐贈者本人的著作。如：河南按察副使、提都學政蔣伊將自己所著《萬世玉衡錄》《臣鑒錄》等五部書贈與嵩陽書院。江西瑞州府同知焦賁亨“臥于病榻，聞嵩陽事，因贈書多種，命置之藏書樓為諸生誦習。魯山教諭李兆元聞耿介倡學嵩陽書院，命子李瀚往學，并贈書多種。”［6］學人贈書者如《嵩陽書院志·藏書》載: “詩經注疏大全一部、詩宿一部、綱目分注拾遺一部、博物匯典一部、修辭指南一部，以上五部焦錫三先生贈書”［7］，其他學者俞存齋、秦定叟、冉覲祖、竇克勤、萬圣階等，在嵩陽書院任教時，也將自己的作品捐贈給書院，供士子學習。
2.3書院購置和刊刻
捐贈具有不確定性，書院藏書除賜書、贈書外，尤以購置、刊刻書籍為大宗，這是充實書院藏書的主要途徑。據康熙《嵩陽書院志》和乾隆《登封縣志》記載，耿介為嵩陽書院捐地200畝，墾荒130畝，以供書院辦學開支之用。受耿介的影響，河南各地的官紳、名儒，如：河南省學道吳子云、登封知縣張圣誥等均購置學田捐給書院，共為嵩陽書院捐學田地1,500多畝。另外，乾隆年間嵩陽書院還得到了官府給予的田產。書院由此獲得了比較充足的辦院經費，從而為購置和刊刻書籍奠定了堅實的物質基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