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不贊同皮雷納這些令人愜意的期望。未來不可能屬于含糊曖昧的觀點，而莫諾的觀點，尤其拉姆普雷希特的觀點正是如此。當然，不能不歡迎宣布歷史科學最重要的任務是研究社會設施和經濟條件的那個流派。當這個流派在歷史科學中徹底鞏固下來時，這門科學就會取得長足的進步。然而第一，皮雷納誤認為這個流派是新的。早在19世紀20年代這個流派就在歷史科學中產生了：基佐、米涅、奧古斯丹·梯葉里，還有后來的托克維爾等人，都是這一流派光輝的和始終不渝的代表人物。莫諾和拉姆普雷希特的觀點，不過是從陳舊的然而很出色的原本上復印下來的模糊不清的摹本。第二，對于自己的時代說來，基佐、米涅及其他法國史學家們的觀點無論多么深刻，其中始終有許多問題沒有解釋清楚。其中就沒有確切地和完整地回答個人在歷史上的作用問題。然而如果歷史科學的代表們決然要避免用片面的觀點考察自己的對象，歷史科學就確實應當解決這個問題。未來屬于對這個問題也能提供最好**的那個學派。
基佐、米涅以及這一流派其他史學家們的觀點，是作為18世紀的種種歷史觀點的回應出現的，并且構成它們的反題。在18世紀，研究歷史哲學的人們把一切都歸結為個人的自覺活動。誠然，當時也有過超出一般規則的例外：例如維科 [33] 、孟德斯鳩和赫爾德 [34] 的歷史哲學的視界就寬廣得多。但我們現在所談的不是這些例外；18世紀絕大多數思想家正是像我們說過的那樣看待歷史。就這方面說，現在重讀比方馬布利 [35] 的歷史著作是非常引人入勝的。據馬布利說，克里特人的社會政治生活和風俗是彌諾斯 [36] 一手造成的，而萊庫古 [37] 對斯巴達也作出了類似的貢獻。如果斯巴達人“鄙視”物質財富，那么他們這種態度正是應該歸因于萊庫古，因為他“可以說已經深入自己同胞們的心靈，并且在那里扼殺了愛財心理的萌芽” [38] 。而如果斯巴達人后來離開了英明的萊庫古給他們指示的道路，那么這就是萊山得 [39] 的過錯，因為萊山得使他們相信“新時代和新情況要求他們有新規則和新政策”。 [40] 從這種觀點的視角寫出來的學術著作，與科學很少有共同之處，這種著作是作為宣講的教義寫成的，僅僅為了似乎從其中得出道德的“教訓”。復辟時代的法國歷史學家們正是起來反對這樣的觀點。經過18世紀末期驚天動地的事變以后，已經根本不可能認為歷史是或多或少杰出以及或多或少高尚開明、可以隨心所欲地向沒有受過教育然而唯命是從的群眾灌輸這些或那些情感和概念的人物的事業。還有，這種歷史哲學激怒了資產階級理論家們的平民自尊心。這里表現了早在18世紀資產階級戲劇產生時期即已顯露出來的那同樣的情感。梯葉里在跟舊歷史觀作斗爭時也利用了博馬舍 [41] 等人提出來反對舊美學的那同樣的論據。 [42] 最后，還在不久以前法國所經歷的風暴，十分清楚地表明了歷史事變的進程遠不僅僅是由人們的自覺行為所決定的；單是這個情況就必定要使人想到，這些事變是在某種潛藏的、像自發的自然力量那樣盲目地然而按照某些確定不移的規律起作用的必然性影響下發生的。非常值得注意的(不過迄今為止據我們所知還沒有任何人指出過的)那個事實是，把歷史看作合乎規律的過程的新觀點，已由復辟時代法國歷史學家們正是在論述法國革命的著作中最徹底地發揮過了。例如米涅和梯也爾的著作就是如此 [44] 。夏多布里昂 [45] 曾稱新的歷史學派是宿命論派。他在論述這個學派向研究者提出的任務時說過：“這個體系要求歷史學家沒有憤慨地敘述最兇殘的暴行，沒有愛心地談論最高尚的善舉，并且用自己冷漠的眼光在社會生活中只看到不可抗拒的規律的表現，由于這些規律，一切現象都正是像它們必然本應發生地那樣發生。” [46] 這當然是不正確的。新學派根本沒有要求歷史學家無動于衷。奧古斯丹·梯葉里甚至直截了當地宣稱，政治熱情在使研究者的頭腦更加敏銳的同時，能夠成為發現真理的強有力的手段。 [48] 只要稍微讀讀基佐、梯也爾 [49] 或米涅的歷史著作，就足以看出，他們都非常熱烈地同情資產階級，無論在這個階級同世俗貴族和教會貴族作斗爭的時候，還是在它力求鎮壓新興無產階級的要求的時候。然而有一點是毋庸置辯的，這就是：新的歷史學派產生于19世紀20年代，在這個時代，貴族已經被資產階級打敗，不過它還在企圖恢復自己某些舊日的特權。對他們的階級獲得勝利的自豪意識在新學派歷史學家們的一切議論中都表現出來了。而既然資產階級從來都沒有騎士式的敏感，那么在它的有學問的代表人物的言論中，對待戰敗者的非常殘酷的態度就時有所聞了。基佐在他的一本論戰性小冊子中說道：“弱肉強食，理所當然。”(Le plus fort absorbe le plus faible, et cela est de droit)它對待工人階級的態度是同樣殘酷的。這種殘酷性有時具有安然無動于衷的形式，因而引起了夏多布里昂的誤會。此外，當時還不完全明白，應當怎樣理解歷史運動的合規律性。最后，新學派之所以會給人宿命論的印象，正是因為它力求堅定地站在合規律的觀點上，而不大關心偉大歷史人物。 [50] 這是受過18世紀歷史觀念熏陶的人難以容忍的。各種反駁從四面八方紛紛落到了新歷史學家們的頭上，于是就發生了一場——如我們已經看到的——至今仍未結束的爭論。
1826年1月，圣伯夫 [51] 在《地球》(Le Globe) [52] 雜志上就梯也爾《法國革命史》 [53] 第五、六卷的問世寫道：“一個人隨時都能依其意志的突然決定給事變的進程施加新的、出乎意料的和變化無常的力量，這種力量能夠使事變進程變更方向，不過這種力量本身卻由于自己的變化無常而無法測量。”
不要以為圣伯夫曾認定，似乎人類意志的“突然決定”是無緣無故的。不，這樣想未免太天真了。他只是斷言一個在社會生活中扮演或多或少重要角色的人的智力特性和精神特性——他的才能、知識、果斷或猶豫、勇敢或怯懦等等——不能不對事變的進程和結局發生很顯著的影響，要知道這些特性并非僅只用民族發展的一般規律來解釋的：它們始終是并且在很大程度上是在可以稱作私人生活的偶然現象的那種事情的影響下形成的。舉幾個例子來說明這個看來其實不言自明的思想。
在奧地利王位繼承戰爭 [54] 時期，法國軍隊贏得了幾次光輝的勝利，而且法國看來能夠從奧地利手上爭得今屬比利時的相當廣闊的領土讓步；然而路易十五并沒有要求這種讓步，因為用他的話說，他不是作為商人而是作為國王打仗的，結果亞琛和約使法國人一無所獲 [55] ；而如果路易十五具有另一種性格，或者如果換上另一個國王，那么法國的領土也許會擴大，結果它的經濟發展和政治發展的進程就會有一些變化。
法國進行七年戰爭 [56] 時，正如大家知道的，已經同奧地利結成聯盟。據說這次聯盟是在蓬巴杜夫人 [57] 強有力的影響下締結的，她深感榮幸的是高傲的瑪麗亞·特雷西亞 [58] 在寫給她的信中曾稱呼她為自己的表妹或自己親愛的女友(bien bonne amie)。因此可以說，如果路易十五的性情嚴峻一些，或者如果他不那樣屈從于自己的情婦們的影響，那么蓬巴杜夫人就不會對事變進程有這樣的影響，而事變也就會是另一番景象了。
其次，七年戰爭對法國是不利的 [59] ：法國的將軍們遭到過幾次極可恥的失敗。總的來說，他們的行為是十分奇怪的。黎塞留一味地搶劫，而蘇比斯和布羅伊則經常互相掣肘。例如，當布羅伊攻擊菲林豪遜近郊的敵人時，蘇比斯聽到炮聲，但沒有去援助自己的同僚，像曾經約定的那樣，以及像他無疑本來應該做的那樣，于是布羅伊不得不退卻 [60] 。袒護了這個極其無能的蘇比斯的正是蓬巴杜夫人。可以再一次說：如果路易十**那么好色，或者如果他的這位情婦沒有干預政事，那么事變的結果就不會這樣不利于法國。
法國的歷史學家們說，當時法國根本就不該在歐洲大陸作戰，而應該把自己的全部力量集中在海上，以保衛自己的殖民地不受英國侵犯。如果它沒有這樣做，那么這里少不了又得歸罪于想討好“自己親愛的女友”瑪麗亞·特雷西亞的蓬巴杜夫人。七年戰爭的結果，法國失去了自己最好的殖民地。這無疑大大地影響了法國經濟關系的發展。在這里，女人的虛榮心理在我們面前扮演著影響經濟發展的強大“因素”的角色。
需要別的例證么？再舉一個也許最令人驚訝的例子吧。在同一個七年戰爭時期，在1761年8月，奧軍在西里西亞同俄軍會合后在施特里高一帶圍困了腓特烈大帝。他的處境萬分危急，然而聯軍延遲了進攻，而且布圖爾林將軍 [61] 在敵人面前駐扎了20天之后甚至完全撤出了西里西亞，只在那里留下自己的一小部分力量來增援奧地利的勞東 [62] 將軍。勞東奪取了腓特烈軍駐防地附近的施魏德尼茨，不過這次勝利意義不大。然而如果布圖爾林的性格更果斷一點呢？如果聯軍攻擊了腓特烈，不使他在自己的營壘中挖壕固守呢？可能聯軍會把他打得落花流水，他也就得服從勝利者的一切要求。而且這種情況在幾個月之內差一點就發生了，直到新的偶然事件即伊麗莎白女皇 [63] 的逝世一下子使局勢大大地變得有利于腓特烈。 [64] 試問，如果布圖爾林更果斷一點，或者如果取代他的位置的是像蘇沃洛夫 [65] 那樣的人，會是什么結果呢？
圣伯夫在剖析“宿命論派”歷史學家的觀點時還說出了也值得注意的另一個意見。他在我們已經引證的論米涅《法國革命史》的文章中曾證明，法國革命的進程和結局不僅取決于引起這場革命的那些一般原因，也不僅取決于這場革命反過來引起來的那些情欲，而且也取決于許許多多為研究者所忽略、甚至根本不屬于原來所謂的社會現象的枝微末節。他寫道：“當這些(一般)原因和這些(由此原因引起的)情欲發生作用的時候，物理和生理的自然力也不是無所作為的：石頭繼續為重力所支配；血液沒有停止在血管里循環。如果比方說米拉波沒有死于熱病；如果偶然掉下來的磚頭或者腦溢血奪去了羅伯斯庇爾的生命；如果子彈擊斃了拿破侖，難道事變的進程不會改變么？難道您敢斷言事變的結局是一模一樣么？只要有足夠數量如我所假定的那些偶然事件，事變的結局就會跟您認為必不可免的那種情況完全相反。而且我有權假定這些偶然事件，因為無論革命的一般原因，還是這些一般原因產生的情欲，都不排斥偶然事件。”他接著援引一句名言說，要是克利奧巴特拉 [66] 的鼻子稍微短一點，歷史的走向就會完全兩樣 [67] ，末尾，他在承認可以說出很多理由替米涅的觀點辯護以后，再一次指出這位作者的錯誤在什么地方：米涅硬把同時由許多其他的、細小的、曖昧的和不可捉摸的原因促使其出現的那些結果僅僅歸因于一般原因的作用；他的嚴謹的頭腦似乎不愿承認他在其中看不到秩序和規律性的那種現象的存在。
* * *
[1] 維科(Vico,1668—1744)，也譯維柯，意大利社會學家。——譯者
[2] 赫爾德(Herder,1744—1803)，德國哲學家、作家，18世紀資產階級啟蒙運動溫和派代表。——譯者
[3] 馬布利(Mab**,1709—1785)，18世紀法國的杰出的空想社會主義者，著名的政治家、理論家和歷史學家。——譯者
[4] 彌諾斯(Mionos)，是作為愛琴文化中心之一的希臘北克里特中部古城諾薩斯城邦傳奇式的王。根據傳說，他制定了克里特島的第一部法典。——譯者
[5] 萊庫古(**kurgos，前9—前8世紀)，傳說中斯巴達立法者。希臘人認為斯巴達社會制度和國家體制(長老會議、公民大會、土地分配制度等)都是他制定的。——譯者
[6] 參看《馬布里神甫全集》，倫敦，1789年，第4卷，第3、14—22、34、192頁。
[7] 萊山得(**sander,？——前395)，在伯羅奔尼撒戰爭中為斯巴達奪得最后勝利的古斯巴達軍事統帥和政治領袖。——譯者
[8] 參看《馬布里神甫全集》，第4卷，第109頁。
[9] 博馬舍(Beaumarchais，1732—1799)，法國劇作家，諷刺作家。——譯者
[10] 比較《關于法國史的通信》的第一封信和Essai sur le genre dramatique srieux[《論嚴肅戲劇的體裁》](《博馬舍全集》 [43] ，第1卷)。
[11] 博馬舍曾經起來反對古典悲劇，因為這些悲劇描繪的主人公都是王侯貴族，并且主要是從古代生活襲用劇情。他要求描寫尋常的和非虛構的人物的現實主義劇本。梯葉里在《關于法國史的通信》第一封信中評論那些以《法國歷史》命名的著作時寫道：“在這些浮華的敘述中，少數特權人物整個占據了全部歷史舞臺，全體民眾都被宮廷服裝擋住了，我們既找不到嚴肅的訓誨，又找不到向我們提出的有益的教導，也找不到和我們相似的人們的命運通常使我們產生的那種興趣和同情……”這些言論同博馬舍的主張是互相呼應的。(參看《普列漢諾夫哲學著作選集》，中文版，第2卷，第188—189頁；第5卷，第476—477頁)
[12] 19世紀20年代，梯也爾和米涅著手研究了法國資產階級革命史。梯也爾寫了多卷本《法國革命史(1788—1799年)》，1823—1827年出版。米涅在1824年發表了兩卷本《法國革命史》。這些著作第一次根據資產階級觀點替革命辯護，是第一批貫穿因果性思想的關于革命歷史的著作。在本文各版本中都沒有梯也爾的名字,但手稿中有。
[13] 夏多布里昂(1768—1848)，法國浪漫主義作家。——譯者
[14] 《夏多布里昂全集》，巴黎，1860年，第7卷，第58頁。建議讀者再注意下面一頁；可以認為它是尼古拉·米海洛夫斯基先生寫的。 [47]
[15] 普列漢諾夫指夏多布里昂下面一段跟米海洛夫斯基先生關于“真理”和“正義”的理論接近的話(翻譯后的引文)：“不，如果把道德的正確與人類的活動分開來，我們就不會有判斷這些活動的標準；如果把道德的正確從政治的正確切斷，后者就會失去自己的基礎；那時就不會有任何理由認為自由比奴役好，秩序比無**狀態好。我的利益——您說。可是誰對您說過我的利益在自由和秩序呢？”等等。(《夏多布里昂全集》，巴黎，1860年法文版，第7卷，第59頁。)
[16] 參看《論法國歷史》，附錄于《墨洛溫王朝時代史話》(Recits des temps Mérovingiens)，巴黎，1840年，第72頁。
[17] 在本書各版本中梯也爾的名字都有拼寫錯誤，此處根據手稿改正。
[18] 圣伯夫在評論米涅《法國革命史》第3版的一篇文章中這樣說明這位歷史學家對待個人的態度：“面對他本來要描述的廣泛而且深刻的民眾騷亂，他看到最高尚的才俊之士、最圣潔的有德之人在群眾起義時卻一籌莫展和微不足道，他就對個人充滿了憐憫，對處于孤立情境的個人除了軟弱無力他什么也看不見，他不認為這種人物能夠發生實際的作用，除非同群眾結合起來。”
[19] 圣伯夫(Sainte-Beure,1804—1869),法國文學評論家。——譯者
[1]
[20] Le Globe是1824年比埃爾·勒魯在巴黎創辦的雜志。1830年以前作為純粹哲學和文學雜志出版，1831年轉歸圣西門主義者。1832年停刊。
[21] 除根據手稿部分修訂的1941年版本外，此書都誤寫為米涅的，而不是梯也爾的。
[22] 奧地利王位繼承戰爭(1740—1748年)是在得到英國和荷蘭、后來又得到俄國支持的奧地利為一方跟普魯士、西班牙、法國以及幾個德意志國家和意大利國家為另一方之間進行的戰爭。反對奧地利的各國爭奪查理六世死后奧地利的部分領土。戰爭的結果，奧地利失去了工業發達的西里西亞的大部分土地(劃歸普魯士)，也失去了在意大利的某些領地。
[23] 根據1748年締結的亞琛和約，法國要把自己在尼德蘭占領的所有土地割讓給敵方。
[24] 七年戰爭(1756—1763年)指普魯士、英國和葡萄牙為一方同法國、奧地利、俄國、薩克森、瑞典為一方之間進行的戰爭。引起這場戰爭的主要原因是奧地利企圖收回西里西亞以及英法爭奪在加拿大和印度的殖民地。
[25] 法國國王路易十五的情婦，曾干預國事。——譯者
[26] 瑪麗亞·特雷西亞(1617—1681)，奧地利女大公，匈牙利女王，波希米亞女王，神圣羅馬帝國皇帝弗蘭西斯一世皇后。在爭奪奧地利王位繼承權的戰爭中確立了對哈布斯堡王朝的統治權。——譯者
[27] 七年戰爭后法國被英國從加拿大和印度排擠去了。
[28] 不過另一些人說，錯不在蘇比斯，而在布羅伊。他沒有駐扎下來等待自己的同僚，因為他不愿意與同僚分享功名。對我們說來，這沒有任何意義，因為這一點也改變不了結局。
[29] 布圖爾林將軍(1694—1767)，俄國陸軍統帥，伊麗莎白女王寵臣。七年戰爭期間于1760—1761年任俄軍總司令。——譯者
[30] 勞東將軍(1717—1790)，奧地利陸軍元帥，七年戰爭期間屢立戰功。——譯者
[31] 指俄皇彼得大帝之女，1741年登基為俄國女皇。——譯者
[32] 作為腓特烈大帝的崇拜者，彼得三世即位后即同普魯士締結和約，使普魯士有可能按照1763年締結的胡貝土斯堡和約保留西里西亞。
[33] 蘇沃洛夫，亞歷山大·瓦西列維奇(1729/1730—1800)，俄國統帥，大元帥，軍事理論家。——譯者
[34] 克利奧巴特拉(Cleopatra，前69—前30)，埃及托勒密王朝的最后一個女王。曾以其美貌先后獲得愷撒和安東尼的傾心和支持，并欲借以恢復托勒密王朝昔日的榮耀。——譯者
[35] 普列漢諾夫這里看來是指帕斯卡爾在他的《思想錄》中說過的一句話：“克利奧巴特拉的鼻子；如果它生得短一些，那么整個大地的面貌都會改觀。”——譯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