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豐島之戰
豐島之戰發生于甲午（1894）舊歷六月廿三日，實中日正式宣戰前七日也。據日人之報告，此戰實以我方為戎首，[1]而我方之報告則反是。不幸第三者之見證闕如，欲判此公案，請略察事前兩方在朝鮮之布置。
日本之大舉增兵朝鮮，實在東學黨亂息之后。依《天津條約》，此時兩方均宜退兵。于是我駐韓商務督辦袁世凱與日駐韓公使大鳥圭介定議，各阻續來兵。李鴻章得袁電即按兵不發，并令華軍之在漢城（朝鮮京城）者調回牙山，其甫至牙山者止勿進；同時整飭歸裝，訂期內渡，以便派船往迓。然日人一方飾詞推宕，一方加速濟師。袁世凱以“日人前言俱食，后言何（置）信”，力請益兵，我駐日公使汪鳳藻亦以為請。李鴻章曰：“日兵分駐漢（城）、仁（川），已占我先著，我兵逼處易生事，遠扎則兵多少等耳。……我再多調，日亦必添調，將作何收場耶？”此五月廿日李復軍機處之言也。“遠扎兵多少等”，蓋是遁詞，而鴻章力避戰釁之苦心，則既昭然若揭。[2]
日人頓兵韓境之口實為監督韓人改革內政，而堂皇然邀中國贊襄其事。中國自不能從，惟責其遵約撤兵。五月十九日，日外務大臣陸奧宗光照會汪使，謂“帝國**之不遽行撤兵……系遵守《天津條約》之精神（！）……假令貴國**所見相異，帝國**亦斷不能發令撤去現駐朝鮮之軍隊”。[3]日人在韓之企圖至是乃圖窮匕見。其后陸奧于所著《蹇蹇錄》中言：“余自始對于朝鮮內政之改革，并不特別注重。……余假此好題目，非欲調和已破裂之中日關系，乃欲促其破裂之機，一變陰天，使降暴雨，或得快晴耳。”六月廿一日大鳥率之“逼宮”，天之變陰也；越二日豐島之戰，高升之沉，暴雨之始降也。
直至宣戰時，我國方面，當外交之沖者為總理衙門，負軍事之責者為直隸總督李鴻章，而二者不相統屬，又無聯絡。總理衙門對日不輕退讓，李對日不輕言兵，遂使和既不成，戰亦無備。遷延至六月中旬，俄、英之調停，先后絕望，朝廷密諭鴻章速籌戰備。李乃一方面派總兵衛汝貴統盛軍六千余人進平壤，提督馬玉昆統毅軍二千進義州；一方面在津抽調精兵二千余援牙山葉志超軍。先是我軍在韓者僅牙山一支，為數僅二千五百人，而日軍之在韓者，早已數倍之矣。鴻章雖被迫進兵朝鮮，猶冀和議萬一有轉圜之望。故于六月十八日猶電葉志超云：“日雖竭力備戰守，我不先與開仗，彼諒不動手。此萬國公例：誰先開戰即誰理絀。”[4]夫主帥既力持慎重，而在豐島遇敵之海軍二將方伯謙與林國祥，如后事所示，又絕非急于進取之狂者。謂我方啟釁誰能信之？
且也，終豐島之戰，我海軍在朝鮮海面者僅濟遠、廣乙二艦。濟遠重僅二千噸，速率僅十五海里，炮止十二門，在我艦隊中居第三等；而廣乙則尤下，重僅千噸。如是薄弱之力，安足為進犯之師？又況所遇者為日本海軍之精英，吉野（重四千二百余噸，速率廿三海里，炮三十四門），浪速（重三千七百余噸，速率十八海里，炮二十門），秋津洲（重三千余噸，速率十九海里，炮十九門）；任取其一，亦足以敵我二艦而有余。[5]方伯謙等茍非樂死惡生，何致擅自攖敵？
以此二故，吾人于華方挑戰之說不能不加否認。
然爾時濟遠、廣乙二艦，以何因緣，而伶仃出現于豐島附近？李鴻章援牙山之軍，租英國商輪愛仁、飛鯨、高升等載送，而操江運船載輜重隨行。諸船之發也，鴻章命北洋海軍提督丁汝昌酌率能戰之艦，往朝鮮海面游弋，以策應之。據《冤海述聞》[6]，丁派濟遠、威遠、廣乙先行，而約定己即率大隊接應至。六月廿二日下午三時，大隊在威海已升火起錨矣。丁電李鴻章告行期。總兵劉步蟾憚行，揣李方主和，必避釁端，乃于電內私增“遇倭必戰”四字。李果為所悚，復電令緩行。其后李致丁電有“吾用汝不著，候日俄啟釁，令汝觀戰，以長膽識”等語，蓋旋覺其怯，而諷之也。丁不知劉私添電文，接此乃不解其何意云云。然今檢《李文忠公電稿》，中存甲午戰時與諸將之電文甚多，卻無此二電，豈編者故為缺略歟？
濟遠等三船，以二十一日，即大鳥逼宮之日，抵牙山。翌日寅刻，威遠赍電報往仁川拍發，午刻赍惡消息返，漢城變起，電線已斷。威遠管帶在仁川又晤英艦長，聞日大隊兵艦將至。是日愛仁、飛鯨先后抵達。濟遠管帶方伯謙飭船弁，督催水手，速完起運。又令威遠木船乘夜先歸。次晨四時，濟遠、廣乙，魚貫出口，七時半，將離漢江之際，與日艦隊遇。[7]
繼此即為中日決裂開端之豐島海戰。關于此一句鐘余之小小交綏，不獨中日兩方之報告互有出入，即我國之記錄，亦多扺牾。除極抽象之輪廓外，舊史所承認之細節，由今觀之，幾于無一不成問題。乃知嚴格考信之需要與艱難，于近世史初非例外。為明此義，今以推論之歷程著于篇。
第一，涉及開戰之情形者，除日人誣我方肇釁之說，今不采外，我方至少有三報告。其一謂濟遠等當出口時，尚不虞有戰事，故一切無備，及見日艦開火，始倉皇應付，比及還炮，已閱半小時。此濟遠工程師德人哈富門目擊之記述也。[8]另一報告，則謂濟遠管帶方伯謙先一夜已為迎戰之布置，是晨出口本“預備御敵”，及見日艦隊“取勢而來，知其有異，遂令廣乙嚴奮備戰。（兩方）駛近一萬碼左右，忽聽倭督船先發號炮一聲，倭三船并起，均向濟遠轟發。濟遠亦將前后大炮，左右哈乞開司炮，即時均搗倭督船”。此《冤海述聞》之說也。是書不著撰人，乃為方伯謙鳴冤而作，蓋出其朋僚身預戰役者手。內中實錄與誑語雜糅，吾人宜分別觀之。就此處所涉及之點而論，吾人毋寧信哈富門之說，而疑《述聞》。蓋后者志在為方氏洗刷，言有備則顯方氏之功，若言無備則增方氏之罪。哈富門無為方氏遮瞞之必要，而亦無嫌于方氏，其關于豐島及黃海兩役之報告，大體上毋寧有利于方氏也。又據廣乙管帶林國祥之報告，濟遠等抵牙山之次日，即六月廿二日，“忽見一倭鐵甲艦在白石浦外游弋，既而濟遠管駕方伯謙即扯號旗，令我等速起火開船回華，半途（若）遇見高升等載兵商輪，可令其速回威海衛或天津。……但是時廣乙所帶小火輪已（拖運船）進白石浦江……（致廣乙）未能即時開船；延至二十三日四點鐘，天微明時，方得起碇與濟遠同時出口西回，其威遠兵輪因貨早已卸盡，于是日二點鐘乘夜駛回矣”。[9]此言濟遠等之出口，乃起程歸國，而非為作戰計，與哈富門說契合，蓋信讞也。而《述聞》則絕不吐露此消息。
第二，涉及廣乙之遭值者。《冤海述聞》載廣乙逃回水手頭目蔡福等之報告，謂“初開戰時，倭船均向濟遠攻擊，后分一船擊我船（廣乙）。船主令開放魚雷，放不出口。船主曰，事壞矣，即下龍旗。倭船亦去，合擊濟遠。我船雖中數炮，均非要害，行駛如常。直駛至山邊淺水，大副與三副說，外邊有倭船來，即令舢板放下，移舵傍山。福未聽船主口號……后被魚雷艙二等水手裘仲三趕去，舵亦被接去。駛傍山（隈），船主并船上人等皆下舢板。船被火焚。到山時近九點鐘”。然廣乙管帶林國祥等生還至仁川時，對外國訪員自述經歷之談話，則與上文大相違異。計針鋒相對之點有三：（1）則謂敵艦首先攻擊之對象，非濟遠而為廣乙。蓋濟遠先過日艦隊之側，日方并未扯旗請戰。及廣乙行至一日艦對面，該艦即開一炮擊之。濟遠見狀，并不回輪助戰，惟添煤足汽，逃遁回華云。（2）則謂廣乙曾經久戰，而非匆遽離陣。蓋濟遠逃后，林國祥猶率部下百十余人鏖戰達二時半之久，乃將廣乙駛近日艦，以便使用水雷。不幸水雷洞適為敵炮擊毀，惟水雷幸未觸炸云。（3）則謂廣乙實受重傷，其擱淺見棄，實不得已。蓋廣乙艙面為一開花彈所炸后，復應戰久之，敵見其損毀已甚，行將沉沒，舍之而去。林國祥勉強駛近一海島擱淺，乃毀炮焚船，而率殘卒登岸云。[10]
以上之異說，吾人究當何所去從？《冤海述聞》及林氏自白均非無所圖之記載。《述聞》為方氏辯護，利在鋪張濟遠之戰績而將廣乙之責任加重。林氏為己辯護，利在鋪張廣乙之戰績，而將濟遠之責任加重。然方氏全艦而歸，其諉卸責任之需要小；林氏喪艦降敵，其諉卸責任之需要大。此為吾人特別致疑于林氏自述之理由。然畢竟林氏自述虛誑至何程度，吾人今日尚無充分證據，以作確定之判斷也。
第三，涉及濟遠等初遇日艦之時刻者。據哈富門，此時“將近（上午）九點鐘”；[11]據《述聞》，此事在“七點半”鐘。然據其后出現于戰場之高升船之大副Templin氏自述，[12]彼是日守更自上午四時至八時，約七時半察見濟遠懸白旗駛來，則濟遠等之遇敵似當在七時半以前矣。哈富門之說似當見擯，因高升之與濟遠、吉野等相遇，乃在兩方開戰之后，其時據各方不謀而合之記錄，已是九點鐘左右[13]。而廣乙敗逃擱淺，其船員相率登陸，亦已在九點鐘許。則濟遠等之遇敵當在其前也。且Templin為守更之人，其對時刻之觀察當最正確，其報告作于事后僅數日，而此處又絕無作偽之理由，其言宜為吾人所信賴。而據中日各方報告，濟遠在逃遁前至少曾經一小時以上之鏖戰。吾人若采Templin之說，則須將開戰時刻移至六時半以前也。
第四，涉及濟遠管帶方伯謙在此戰中之地位者。當時流言，謂方于敵開炮時，匿入艙內。時僅大副、二副立吊橋上；彼等請令還炮，方遲不發。[14]旋樹白旗而遁，日艦追之；繼樹日旗，日艦追如故。有水手某睹狀大憤，自動開炮；敵艦大創，乃始退卻云。此說大致上為傳統記載所采用。然《冤海述聞》則謂方氏始終在外督戰；當敵炮中濟遠望臺，大副沈壽昌陣亡時，“方管帶與并肩立，血尚沾衣也”。其后濟遠之發尾炮退敵，《述聞》謂實出方氏號令。
《述聞》自為左袒方氏者之作。然與上述不利于方氏之傳說，其來源又如何？據《述聞》，是說乃出于天津人穆晉書。穆為濟遠魚雷大副，在豐島之戰中，放魚雷不出，后為方氏所黜者。[15]《述聞》布于甲午乙未間，此事在當時似不能誣。今姑不論前說之來源若何，試從他方面判斷其可靠之程度。
甲午我方參戰之海軍將校中，方氏在國內蒙謗最甚。黃海戰后，方氏且在臨陣先逃之罪名下，正法軍前。至今本國史教科書尚有方氏為懦夫之榜樣。然可異者，豐島之戰中，日方主帥伊東祐享所得之印象則殊不爾。其后當威海衛之圍，我海軍將校程璧光赍降書詣伊東時，伊東問曰：“牙山之役（即本文所稱豐島之戰，豐島近牙山也），方伯謙甚諳海戰，何故殺之？”程答曰：“上命也。丁公（汝昌）殊不愿。”[16]以此觀之，方氏當時決非倉皇逃遁，毫無指揮，而僥幸茍免者。《述聞》謂“是役倭人猶有以濟遠能戰之圖散賣市上”，其言殆非子虛。又據濟遠德工程師哈富門之報告，方在豐島及黃海兩役中均可稱盡職。[17]又池仲祜者，“弱冠從事海軍……（甲）申、（甲）午兩役死綏將士多與……有情愫”。[18]其作《海軍實紀·述戰篇》，敘方氏在豐島、黃海兩役之經歷，多與《述聞》合；其作《海軍大事記》，于方氏之死，亦云“軍中冤之”。[19]可知方氏當日所予同袍之印象為何如也。
準是以談，避匿之事，于方氏為不類。夫漢城之變，敵艦之來，方氏先一日已有所聞。孤軍拒敵，上令未頒，果亟偷生，曷勿舍廣乙宵遁？既遇敵艦，戰力倍蓰于己，茍其畏死，亦何難如厥后操江之所擇，立即納降？此皆不為，而托庇于濟遠之鐵甲，已非吾人所能想象。且方氏避匿之事，若有實據，丁汝昌、劉步蟾輩何以不加糾彈？《述聞》謂彼等與方氏平素有隙，借曰一面之辭。然其后黃海之役濟遠與廣甲同先離陣，而方氏獨被羅織以喪其元，則彼等之非有愛于方氏亦可概見。將謂方氏銷滅證據耶？則當時生還之士卒為數尚多，詎能除與方氏有隙之穆晉書外，盡被掩口？《述聞》謂李鴻章派洋員漢納根質證此案，至將濟遠管旂頭目勒禁拷問，久不誣服，案乃寢息，殆是事實。方氏既無避匿，則水手憤而自動發炮退敵之說殊不可信。
濟遠逃時，曾樹白旗，高升乘客目擊者多人，其報告不謀而合，決不能誑。[20]今待問者，方氏之出此，果真欲降耶？抑如其后來所云，以“詐敵”[21]耶？于此吾人似不妨放膽一信方氏之言。彼誠立意投降，則毋須逃遁；及敵艦迫近，更不容發炮擊之。
吉野追濟遠，中道引還，日方之報告謂由于吉野艦長疑定遠要俟于仁川附近；我方之報告則咸謂由于吉野受傷。[22]后說之可靠性似為較大。吉野此時若力足以覆濟遠，則當不因懼定遠出現而舍棄之。蓋吉野速率每小時二十三海里，極易逃避速率十七八海里之定遠也。然若謂吉野艦長疑我海軍主力，并魚雷艇等埋伏于后，懼為所襲，則非不可能者。
比較中日兩方之記錄，并參以上文考證之結果，則豐島一戰之經過大略如下：方伯謙等率濟遠、廣乙、威遠三艦，以六月廿一日抵牙山。次日，聞漢城變起，敵艦隊將至，方乃令諸艦準備回華。因廣乙所屬小火輪拖運在口內，未能即歸，方乃令最弱小之威遠先行，而濟遠、廣乙延至廿三日黎明時始起碇。將出漢江，與日艦吉野、浪速、秋津洲等相遇。兩方互相猜疑，未交禮號。相近萬碼許，吉野旗艦忽響一號炮，于是日方三艦炮火齊發。兩方鏖戰互一時許。廣乙受殊傷而放魚雷不出，遂先逃至朝鮮十八島附近擱淺，日艦未之追。管帶林國祥率船員下舢板登陸，而遺火廣乙之火藥庫焚之。林等登英艦亞細亞號回國，將發，日兵遮之，脅署降服狀，乃縱之歸。濟遠拒戰甚力，其望臺中炮，大副沈壽昌裂腦死，方管帶初與并肩立，腦漿與血沾其衣。前炮臺繼中炮，二副柯建章為之洞胸，學生黃承勛為之斷臂。方見力不支，乃懸白旗于檣頭而遁，日諸艦追之，途中在舒潭島附近與載兵赴牙山之操江、高升遇。日諸艦乃暫置濟遠，繼乃以秋津洲截高升，以浪速截操江，而以吉野續追濟遠。吉野迫近時，濟遠后炮猝發，中其望臺后，吉野旋退還。或曰，吉野之退，慮后伏也。[23]
操江先與濟遠值，得聞戰訊，立即反輪，至下午四時終為浪速追及。管帶王某不知所為。時有丹麥電信**穆倫斯德Muhlensteth受雇赴韓，適乘是船，因勸王降，而將重要文件付諸爐火，王氏從之。又勸投所攜餉銀二十萬于海，未及行而日兵至。降眾為日人押歸日本，頗受凌虐。或云，日兵未至時，有隊長某堅欲開炮，為王氏捆投海中，溺焉。[24]
秋津洲先值高升，即傳旗下碇。繼反輪向前進之吉野、浪速，三艦似以旗語互商者。無何秋津洲復趨高升，炮管咸露，直指向之。至相距四分之一里許，乃止不進。一小舟自艦下，向高升而來。艦中軍官言于同行之洋員漢納根（李鴻章顧問）請告船主，彼等寧死不降。眾復鼓噪應之，秩序大亂，漢納根力為勸撫，眾乃少安。日艇載二軍官至，其一逕造船主Galsworthy室，驗其一切憑證，并問高升能否隨秋津洲行，船主**之后，表示惟有遵命。日艇去后，漢納根譯布交涉結果，一時怒聲沸騰。將士揮劍擬槍，言若敢起錨，則盡殺船中西人。又派數兵監視船主。秋津洲“立即起行”之令復至，漢納根乃言于船主，請以旗語約日艇再來。至則漢納根親至船腰道口與日官議，懼其上船遭害也。日官立于梯口，手握劍柄以言。漢納根告以船中景狀，求許其駛回天津，以出發時兩國尚未開戰也。日官允反告而退。頃之日艦旗信出，曰“立即離船”，為船中西人而發也。時船中各口已為華兵截守。復信曰“未被容許”，繼以“請派一艇來”。日艦答曰“救生艇不能來”，而令即離船之號旗尚飄揚也。瞬間秋津洲鼓輪轉徙，直對船腰，同時汽笛長號，驚人心魄。俄而紅旗上升于前桅，繼之，魚雷射出，未得命中。而秋津洲六炮齊發，其桅頂之機關槍復應之。高升煤艙立中炮。一時黑氛煤屑，彌漫海天。船之末部先沉，逾半時始全沒，時一點三十分鐘也。桅頂尚露，其上攀援呼救者累累然。船沒前，華兵一部分投海中，一部分據船還槍。其鳧水逃者，一方面為日人放艇搜射，一方面復為船中同伴轟擊。高升載兵一千二百人，炮十二尊，得還者，通船員實僅百七十余人耳。李鴻章之奏報，卻謂高升“載兵勇九百五十人”，“先后救回二百五十一人”。漢納根鳧水至一小島，得慶生還。船主及大副為日人所救。右之敘述乃參據此三人之報告[25]，其為我國史家利用，此尚是第一次也。
使李鴻章、丁汝昌深知戰略，宜不止定遠、鎮遠等之行。李下此著棋之唯一理由，不外“我不先開仗，日諒不動手”之信賴耳，而不知日人竟動手也。是役也，日人既在海上奪我先聲，后損我陸軍精銳，而絕牙山之援，使陸路第一次交綏中我方之敗益慘，其影響于后來戰局非少也。其后在天津捕獲日本奸細一人，供稱曾預先采得操江、高升等之行期，電聞本國。此奸細被發現于軍械局總辦張士珩所用某書辦家。[26]張士珩者，李鴻章之外甥也。時人頗以此詬李鴻章。
二、黃海之戰
國人于中日戰事之樂觀，至平壤、黃海連日之大戰后，乃始失據。豐島之敗，高升之沉，猶是以少御多，且無戒備，未足示弱也。漢域變后，牙山葉軍已不能與本國通電信。豐島戰后，北洋海軍力避遠出，葉軍海道之聯絡復斷。于是李鴻章之于葉軍只能雇英船往探其消息而已。七月初一日，即宣戰之日，船回，報言“六月廿五六日葉軍屢勝，倭死二千多人，葉兵死二百人”。先二日華商自仁川逃回者亦云：“廿三，葉與倭開仗，倭兵三千，死一千余，我傷亡百余。倭兵已往北退。”牙山葉軍，益以愛仁、飛鯨所運，不過三千余人，而殺敵已同此數，是誠足以自壯之事！迨初五日唐紹儀自漢城歸，始得牙山敗訊，猶以為勝后少挫耳。此后即不知葉軍下落。至廿二日左寶貴等自平壤電述葉氏報告，始知彼軍已退至平康，將達平壤。朝廷以其孤軍援絕，敗固預期，而不知其敗狀如何，又深信先入之捷報，竟以為葉氏知兵，盛加賚賞。是時華兵先后集平壤者有馬玉昆、豐升阿、左寶貴、衛汝貴四軍，都萬四千余人，而無主帥。廿五日，朝旨遂以“葉志超戰功夙著，堅忍耐勞，著派為（諸軍）總統”。馬、左、衛、葉四軍皆李鴻章舊部，練習西式槍炮多年。除日人外，眾皆謂其堪當一戰。初不料日人八月十四日來攻，平壤大軍于十七日即瓦解也。其翌日北洋海軍復大敗于黃海。[27]
今于詳敘此海上大戰之前，請一回溯豐島戰后五十余日間北洋海軍之所歷。李鴻章、丁汝昌等原定之海軍策略為一方面固守自大同江口（朝鮮境）至威海衛間之海岸，以艦隊巡弋于其間，而棄牙山之葉軍不顧；一方面添購外艦，擴充實力。
購艦事，洋員泰樂爾（F.W.Tyler）主之最力。泰樂爾者，英國海軍后備少尉，原任我海關巡緝艦長，因欲為此世界第一次新式海軍大戰作報告而投效于北洋海軍者也。其后來追述購艦事之始末云：“予與德璀琳（Detring，德人，服務天津海關，兼為李鴻章顧問）及漢納根討論戰略時所貢獻之意見如下。電購智利國某新巡洋艦（予憶其名為‘五月十五’），為世界最捷之艦者，開來中國。無論所索何價，即照付之，毋與論，毋稍稽延。此艦付予指揮。其中原有士官之一部分當愿投效，余則予自能召募補充之。炮手、爐夫、水手等可用華人。予將以此艦擾亂敵人之后方海陸。倘能使我方海軍之出動延至予艦出發后，則萬事皆妥。蓋如此則彼等之首務將在捕捉予艦。彼等將留吉野及其他快艦防諸煤港。如此則我方艦隊之利也。……使予艦奏功，彼等將悔開戰之孟浪耳。與議者言，類此之策亦曾思及而予意適與符同。總督亦韙此策。數日后聞購艦事已辦妥，予為之手舞足蹈，心中充滿用人儲煤之計劃，而為海軍界作報告之事已成為次要矣。兩星期后忽來一大打擊：智利方面所擬價并未包括軍械，或保留原有軍械（二者孰是，今已不憶），議遂寢。如是歷史乃造成。日人于此事間接或直接有影響乎？蓋不獨疑似而已。”[28]予按軍機處《到電報檔》存有七月廿二日到之李鴻章一電，內云：“智（利）二輪，雷（水雷）炮軍裝全可，由智（利）走直線，約十六日到呂順（呂宋）。克錫（作者按：當為經手人）約二十（日）畫押并定議各費（及）行期。”[29]又軍機處《電寄檔》存有七月二十六日寄英使龔照瑗一電云：“奉旨前議購智利兩輪，龔照瑗廿四日電稱智利忽毀議。究因何故翻悔，電語殊不明晰，著即詳細覆奏。”[30]據此，則當時議購者實不只一艦，而購買之不成似由于智利方面立意退縮，而非由我方吝付軍械代價矣。中國雖貧，當時何致惜此區區。然龔氏之詳細復奏，如其有之，吾人已不可得見。購買失敗之真相，殆已為時間所淹埋矣。
李鴻章等所定海軍退守策略，頗不為清帝所諒。七月初三朝旨問李：“葉軍后路久斷接濟，由于海軍護運不能得力。……威海衛僻處東境，并非敵鋒所指。究竟（丁）在該處有何措置？抑借此為藏身之圖？”[31]李覆以我軍無偵探快艦，而敵于漢江各口布置已久，深入恐墜其計；且我方力薄，不敢輕于一擲。清帝無以難之[32]，原策乃維持不變。豐島戰后，二十日間，丁汝昌曾三次率主力諸艦出巡大同江口（第一次六月二十五日往，廿七日返；第二次七月初一或初二往，初八日返；第三次初九日往，十三日返）。末一次出發后之翌（即七月初十日）晨，日聯合艦隊司令官伊東祐享忽率主力艦并運船廿余艘出現于威海衛港外，與港口諸炮臺略一交炮即退，夜深復至旅順，與城頭山炮臺交炮十數出乃去。此飄忽而似無效果之侵擾，目的何在？當時猜擬紛紜，或謂日軍欲伺隙登陸，或謂其欲誘北洋艦隊出戰。然一月之后，其真意乃顯，蓋欲使我海軍還顧后方，而絡繹于朝鮮海面之日本運船，乃得絕對之安全耳。我方果中其計。李鴻章聞警后，立電召丁汝昌率軍西還，而將防守范圍縮為從旅大至威海。此后月余我海軍不敢出北洋一步。[33]
初，七月五日，朝旨已謂近日奏劾丁汝昌巽懦規避，偷生縱寇者幾于異口同聲。至是北洋海軍伏匿不出，言官益交謫汝昌。廿六日，清帝以彼避敵誤機，畏葸無能，著即行革職，仍責令戴罪自效。又諭李鴻章，著于諸將中遴選堪任海軍提督者，酌保數員，候旨簡放。[34]于是李鴻章乃不得不為汝昌作最后之辯護。其復奏中歷述北洋海軍如何劣鈍，日本海軍如何優越，從前丁汝昌如何力求擴充，如何受部議沮格。末謂：“今日海軍力量，以之攻人則不足，以之自守則有余。用兵之道貴于知己知彼，舍短用長。此臣所以兢兢焉以保船制敵為要，不敢輕于一擲，以求諒于局外者也。至論海軍功罪，應以各口能否防護，有無疏失為斷。似不應以不量力而輕進，轉相苛責。從前丁汝昌剿辦粵捻，曾經大敵，迭著戰功；留直后，即令統帶水師。屢至西洋，借資閱歷。……目前海軍將才，尚無出其右者。”奏上，奉旨：“丁汝昌著暫免議處，由李鴻章嚴行戒飭。”[35]
丁汝昌部下左右翼兩總兵林泰曾與劉步蟾亦難逃謗。然據予所知，以彈章加之者，惟一張百熙而已。八月初一日，百熙奏云：“林泰曾、劉步蟾兩員，尤為庸懦無恥。調遣赴援之始，該總兵即戰慄無人色。開輪后，匿伏艙內不出。丁汝昌為所牽制，不得自由，以致恇怯退縮，為天下詬詈。相應請旨將……（該）兩員一并革職。”奏上不報。[36]
八月中，平壤告急。援兵之路以海運至鴨綠江口之大東溝登陸為最捷。海軍掩護，責無可卸。于是海軍固守北洋海口之策略乃不能不稍變。十七日丑刻，丁提督統帥北洋艦隊，偕銘軍八營所乘之運船若干艘，發自大連。午間全軍抵目的地。提督即派鎮中、鎮南兩小炮船，另四魚雷艇衛運船入口。平遠、廣丙兩艦在口外下碇。定遠、鎮遠、致遠、靖遠、經遠、來遠、濟遠、超勇、廣甲、揚威等十艦在口外十二海里下碇。運船起卸，至夜不休。近岸涼荒，漁舍寥落。登陸兵士，沿海扎營。漁火帳燈，熒熒相接，蜿蜒里余。在慘白夜色中，來往憧憧人影。稍遠，則巍然巨艦之輪廓，矗立蒼茫。是乃中秋后二夕，而黃海血戰之前夕也。[37]
先是，日海軍自威海衛**歸后，駐碇于仁川。嘗數發偵船，不遇我艦。會日陸軍進迫平壤，海軍亦擬進至大同江口，以相接應，而占漁隱洞為根據。八月十五夜伊東祐享遂帥第一游擊隊、本隊，及赤城、西京丸行。第一游擊隊，包含吉野、浪速、高千穗、秋津洲四艦。本隊包含松島、橋立、嚴島、扶桑、千代田、比睿六艦。赤城為一小炮船。西京丸本商船，臨時施以軍裝，海軍軍令部長樺山資紀乘之，以觀戰焉。此十二艦即黃海大戰中日方實力之全部。戰之日，日大軍自漁隱洞出巡，似不虞遽與北洋艦隊遇，故魚雷艇無一艘偕行。戰后或有譏日方不知用魚雷者。[38]
于此，吾人試一比較兩方之戰斗力。就物質上言，其間宜大軒輊也。日艦之敏捷為我所不及。而我方定、鎮二艦鐵甲之堅厚，體量之龐大，則為日方所無。炮，我方以口闊彈巨勝，日方以發射迅速勝。（先是定、鎮兩艦請購配克虜伯十生特快炮十二尊，部議以孝欽后六十祝嘏需款，力不逮而止。）日方未攜雷艇，我方雷艇初亦滯留于后。艦數兩方皆為十二；我方平遠、廣丙后至，而日方赤城、西京丸之戰斗力亦可忽略也。然我之最大弱點，第一在十吋口炮（我方最大之炮）子彈之缺乏，第二在多數高級將官之怯懦。先是，漢納根與泰樂爾至旅順查看軍械清單，已發現兩十吋口炮共只有大彈三枚，因電李鴻章請督軍械局總辦從速制備。旋據總辦復函，此種大彈本國不能制，而外購已不及，惟以小彈充數而已。至于將士之戰德，據泰樂爾之觀察，船面及機械室人員皆極優良；士兵皆活潑勇敢，技術精熟；下級將校大體尚善；惟上級者，除少數外，蓋遠遜焉；彼等大抵染官僚氣習，萎靡不振。據美國炮術師麥吉芬之觀察，“將官之怯者，無過福州人。……自兵端初起，以訖末次之戰，凡丁汝昌之欲左者，若輩即共右之，欲右者即共左之。……（彼等）視軍令為兒戲，恒架虛詞。……有時為丁提督所覺察，頓足怒詈，終無如之何。福州人之外類多一身足膽……戰時頗借其力”。[39]
八月十八日晨，天氣豁朗，旭日映海，波成黃金。七時許，我方運船載來之軍隊及輜重上岸已畢。旗艦（定遠）上水兵咸露欣豫之色。諸將校，御長筒布靴，服飽脹之袴，及上施龍徽彩鈕之半西式外衣者，亦有憑眺之暇。然彼等不若水兵之自得，以熟知己方之所絀，及遇敵之危也。然使彼等釋念者，丁提督以九時許下令全軍，準備午間啟行，殆將遄返旅順或威海衛。[40]
旗艦中鐘已八敲，午餐之號已奏，烤白鴿之嘉肴已陳案上，而敵艦之影跡猶未現，總兵劉步蟾至少可安心飽飫此一頓飯矣。然彼之口福終薄，俄而南方地平線上裊出薄煙，漸升成柱，日艦竟至矣！然尚非不容許草草終食之時間。午餐之號復鳴，將弁之自艙內驚登甲板上觀望者復注入甲板下。旗尉則忙于指揮信旗，而煙囪則始噴唐山煤之濃煙。頃之錨亦起，艦協機聲而搏躍。半小時后，遠煙所從出之日艦一串亦可辨識。[41]
日軍進至相距約八千碼時，定遠旗艦首先響炮。此開場炮之發卻大有來歷。初丁提督開軍事會議，決定戰時諸艦分段縱列，每段二姊妹艦駢比而稍欹，以定遠、鎮遠居首，是為掎角魚貫之陣。艦隊駐碇時即作此排列。將戰，劉步蟾指揮信旗，卻令諸艦駢列作一字雁行陣，而以最大之定、鎮居中，以小弱之揚威、濟遠居兩翼極端。此戰略上之擅改，其惟一可能之理由，即劉步蟾欲使己身處于最安全之地位。蓋如是布陣，則敵人避堅擊瑕，必先及其兩翼，而炮火當至最后始集中于旗艦也。此至多數十分鐘之延宕，似尚非其問題之完滿解決，然彼力所能為者已盡于此矣。是時丁提督與漢納根立于吊橋之前方，似尚未察覺方總兵之狡計。泰樂爾在瞭望塔上睹狀，念此意外之紛撓已起艦隊之紛亂，若復更改，亂當益甚，不若保持現狀，為害較輕。因躍下，以此意言于丁等，咸韙之。然一字式之排列，未見完全。蓋兩翼弱艦，覺其地位之危，逗留于后，故陣成半月狀。既而日軍愈近，相距約一萬碼。觀其進行，似欲橫越我陣前，而攻其最弱之翼，即右翼。泰樂爾思之，此時我方所需之號令顯然為全軍向右略移，如此則我方主力艦或可首與敵接。因再至吊橋，獻其策于丁等，立見采納。漢納根至艦尾指揮旗尉，留與俱。信旗上出，眾艦應之。定遠旗幟乃下降，示將移轉也。泰樂爾至瞭望塔口，候舵之轉，而久不見其動。總兵在塔下，泰樂爾語之曰：“總兵，改道之令已下，公若不左轉舵，則艦隊紛亂愈甚。”總兵乃令曰“舵左轉”，旋復低聲曰“慢，慢”。其結果艦止不動。泰樂爾大恚，加以詛語，自塔跳下，奔赴吊橋，然初不思丁提督此時身旁無人，而彼不諳華語，丁亦不諳英語也。吊橋非堅固之結構，其前部閣于相交之兩十吋口炮上，一炮開火，則橋將毀碎。泰樂爾甫至橋上，劉總兵即下令發十吋口炮。泰樂爾與丁提督俱被擲入空中，墮甲板上。丁傷其脮，尚能觀戰。（《東方兵事記略》卷四，十二頁上謂“汝昌先立望樓，旋受彈傷脮，倒地”，蓋非事實，今流行之《中日戰史》多因之。）泰樂爾知覺全失，久之始蘇。然劉步蟾之急智已售。[42]
戰事以一時開始。如頃所述，我軍橫列成半月形而進，定遠、鎮遠居中。定遠之左以次為經遠、致遠、廣甲、濟遠，鎮遠之右以次為來遠、靖遠、超勇、揚威。日軍從我左方斜進，以游擊隊當先，而吉野冠焉。初時日軍似迫我中央者；稍進，游擊隊忽轉向我右翼，同時增加速度。于是我軍向右略移。本隊循原方向進行片時，亦轉而隨游擊隊之后。日方初時似欲以全軍圈繞我陣而行。然游擊隊過我右翼時，見平遠、廣丙率諸雷艇自北至，轉往追之。于是本隊單獨圈繞我軍。后游擊隊復從相反之方向，作同式之進行，會合本隊，向我軍取夾攻之勢，是為戰事最烈之階段。本隊、游擊隊相過后，復返輪作第二次之夾擊，是為戰事之最后階段。至五時半許，日方忽收隊休戰。[43]
敵本隊繞至背后時，我軍陣形始亂，此后不復能整。我艦旗僅于開仗時升一旗令，此后遂無號令，因最初半小時炮火之叢集，已悉毀艦上檣桅及繩索，信旗無從懸出。即帥旗亦被擊落，以后遂不復升。惟敵方始終信號相通，秩序井井，如在操演中。
是役也，我方計失五艦，曰揚威，曰超勇，曰致遠，曰經遠，曰廣甲。日方未失一艦，惟有數艦因受重傷，中途離陣。
敵游擊隊拂我右翼時，揚威首當其沖，中彈起火，旋駛出戰線外，至海洋島附近，陷焉。管帶林履中蹈海死，船員為左一雷艇救生者六十五人。次朝，日艦入渤海搜擊，無所遇，歸見揚威，以水雷破其腹。超勇本在揚威之左，敵本隊壓我右翼時，揚威已逃，超勇乃當其沖，亦著火。本隊繞至我陣后時，后與之遇，遂在炮火叢集下沉沒。時二時二十三分也。船員沉溺時之呼號，在炮聲洪隆中猶可聽聞。管帶黃建勛落水，或拋長繩援之，不就，以死。
本隊攻我右翼時，比睿行緩落后，我軍迫之，比睿亟歸本隊。為避免越我全艦隊過而遍受其轟射，乃冒險穿定遠、來遠間而逸；出圍時，身已著火。赤城本在戰線外，急往救之。我軍群集此二艦。赤城為來遠所迫，艦長坂本斃炮下。其蒸汽管復毀，前炮臺子彈之供給斷，乃轉輪以尾炮應戰。已而大檣摧折，則移軍旗于前檣，更植旗竿于大檣頭，以壯軍容。旋汽管修復，前臺速射炮中來遠后部甲板，火之。我艦往救，赤城乃脫險。來遠火及軍儲庫，子彈四射。機艙為濃煙充塞，諸管輪俱眩，或致瞽目。三管輪張斌元覆身艙底避煙，得免昏瞇，聞令鐘響，強起，捫得機關，捩輪進退。大副張哲榮、炮官謝葆璋，策勵兵士，將火撲滅。兵弁死者十余人。是役我方未沉諸艦中來遠傷最重。艦尾分裂，內艙全毀，鐵梁亦燒曲云。
伊東見比睿、赤城危急，傳令游擊隊赴援。既至，將致、濟、經三艦劃出陣外。致遠接戰久之，受傷欹側，而子彈垂盡。管帶鄧世昌，念己艦既不能全，亦當與敵共碎，乃鼓輪向吉野猛沖。未至，過定遠前，適撞敵方射攻定遠之魚雷，鍋爐迸裂，船左傾，頃刻沉沒。于時三點三十分也。兵弁殉者二百五十人，生還者七人而已。始致遠前沖時，艦中噪亂，世昌大呼曰：我輩從公衛國，早置生命于度外，今日有死而已，奚紛紛為！艦沉，其仆劉忠隨入海，持浮水艇奉公，卻之。公所愛犬浮涌波間，銜其臂不令溺。公斥去之，復銜其發。公望海浩嘆，搤犬竟逝，時年四十六也。其從弟世坤亦同死難。或云閩人素忌世昌，致遠戰酣，閩人相視不救。世昌痛憤，遂決志死敵。世昌，廣東番禺人，狀貌魁岸。少畢業于福州船政學堂，即為沈葆楨所器重。嘗奉派往英幫帶新艦來華，而未留學。就資格論，視劉少蟾輩瞠乎后矣。生平治事精勤，若其素癖。持身尤介，歿時家無余財。治軍之暇，即以學自娛，藏名書畫甚夥，尤好黃山谷書法。在軍激揚風義，甄拔士卒。遇忠烈事，極口表揚，慷慨使人零涕。歿后，魯人慕公忠義，為建祠于成山之巔，歲時祭祀焉。[44]
致遠沉后，經遠遂成為敵游擊隊之標的。吉野之六吋速射炮屢擊中之。管帶林永升陣亡。艦中火起，至四時四十分許沉沒。船員殉者二百七十二人，得救者十六人。
濟遠、廣甲之戰跡，傳說大異其辭。李鴻章之奏報，謂“濟遠先被敵船截在陣外，及見致遠沉沒，首先駛逃。廣甲繼退”。[45]傳統記載多因之。而《冤海述聞》則謂廣甲實先濟遠而逃。二說孰是，今無確證。關于濟遠逃時之情形，泰樂爾謂：“戰后予奉委查驗諸艦，及報告毀損情形。……濟遠各炮為巨錘擊壞，以作臨陣先逃之借口。”[46]然據濟遠中洋員哈富門之報告，則謂該艦諸炮，因繼續放射過久受損，其機械不能運動，方管帶始命退出。[47]《冤海述聞》亦謂：“濟遠……炮座因放炮不停，炮針及螺釘俱震動潰裂，致炮不能旋轉。前大炮放至數十出，炮盤熔化，鋼餅鋼環壞不堪用。全船各處通語管亦被擊壞。初敵分四船（按當即游擊隊）截擊經遠、濟遠。迨經遠沉，遂并力擊濟遠。船中炮械全壞，無可戰。只得保船西駛”。《述聞》固可謂一面之辭，惟哈富門殊不見有為方伯謙完謊之必要。然則吾人何以處泰樂爾之報告？將謂彼與方氏有深隙，故為誣陷之辭耶？此于泰樂爾為不類。然若謂泰樂爾素不慊于方氏，成見在心，謗言先入，因之查驗時遂不暇辨別戰時過度運用所生之損壞，與戰后錘擊之損壞，此說較為可能。然若謂濟遠本因力竭而逃，其后謗責紛起，艦員更加諸炮以人工之毀損，冀圖免咎，則亦非不可能之事。是故吾人于此又只有存疑，而待新證據之判定。又李之奏報似以為濟遠之逃，甫在致遠沉后。惟《述聞》則謂濟遠退駛乃在經遠沉后。此說與China-Japan War所采日方海戰陣勢圖（第六圖）合，宜為吾人所從。
李之奏報必以劉步蟾之陳述為根據。（戰后丁汝昌因傷請假，由劉步蟾代任提督。）劉之有意陷害方氏，殆無可疑。是役也，揚威實最先離陣，而奏報諱言之，因欲成方氏“首先駛逃”之罪也。奏報又謂揚威為濟遠觸壞后，“駛出，至淺水而沉”。一若濟遠退時，揚威尚在戰場中者。實則即使如奏報所言，濟遠逃在致遠甫沉之后，時已三時三十分，距開戰已兩小時半。而揚威之退，實在開戰之初，此時安得與濟遠在陣地相撞？然根據李之奏報，方伯謙遂于戰后一星期，奉旨正法矣。
濟遠安然駛歸旅順。廣甲以夜深駛至大連灣附近之三山島外，迫近叢石。船弁僉云近灘，不宜再進。管帶吳敬榮不聽，致艦觸石穿底，不能駛出。洋員馬克祿（Mc Clure）奉派往驗，據云此外無傷，惟溷房有一小孔，或是炮彈穿過者。戰后之二日濟遠奉命往出之，猛拖不起，而日艦數艘至。濟遠退入大連灣內，廣甲船員縱火而逸。日艦炮擊廣甲，碎之。吳敬榮所受之懲罰，為革職留營。[48]
平遠、廣丙自為日游擊隊逐出陣外后，至二時四五十分許，復率二雷艇來參戰。時西京丸方以游擊隊往援比睿，失其掩護，駛避我軍；忽見平遠等迫邇，乃轉向比睿、赤城而進，卻與我方追比睿，赤城諸艦遇，大受懲創，幾瀕于危，會游擊隊來救乃免。然其連舵機之鍋爐，為定遠炮毀，方緩駛待裝手輪以代汽機，而平遠等追至。一艇正對西京丸，發水雷射之。西京丸方擬左轉，見狀急回輪迎水雷進。其舷頭激水成瀾，水雷為所迥蕩，不能直前，相距咫尺間，從舷右逸去。俄而第二水雷向左舷而來，西京丸欲轉避已無及。樺山資紀以下諸將校方聚吊橋上，唯閉目待盡。然時移艦進，竟泰然無事。水雷越過艦底，出現于右舷水面。
日軍始避我定、鎮二巨艦，而注意于我兩翼。至三時許始向定、鎮夾攻。無何，定遠中彈起火，其炮亦輟聲。幸鎮遠來助，長依其側，得以不毀。定遠之火旋為漢納根等督眾救息。方鎮遠掩蔽定遠時，松島（日主帥所在）近之，為其十吋口炮之開花巨彈（艦中僅有二枚）所轟。松島甲板上子彈堆積，觸火爆發，聲如百雷。于是赤焰揚空，白煙蔽海。尸體紛飛，或沉海底，或擲還艦中。甲板上骨肉狼藉。計死傷八十余人。已而火移艙內，煙焰益騰。伊東督眾奮力救火，僅乃息之。艦中炮手死傷殆盡，伊東至令軍樂隊補充之，而炮已毀不可用，遂退出陣外。偉哉鎮遠一彈之力，稱其功者洋員赫克曼也。[49]（李鴻章之奏報，以此彈為定遠所發，其誤據劉步蟾冒功之報告無疑也。）然松島竟不沉。鎮遠中彈亦甚夥，船面械具，被掃一空，且屢起火，惟皆隨滅，未成大災。弁兵死者計十五人。
靖遠在定、鎮之掩護下似未有特殊之戰績。其可得而紀者，不過中彈數十處，前后三次起火，幸力救撲滅；死者弁二人，兵三人。然至戰事將終之際，靖遠卻放一異彩。是時我方諸艦星散，而旗艦桅折，莫能宣令整隊。靖遠在其旁，管帶葉祖珪乃代升收隊旗。（或云此舉出劉冠雄建議。）于是我軍始集，而日軍亦退，遂回歸旅順。[50]
八月廿一日，日皇詔嘉伊東祐享以下諸將士之殊勛；越日，祭松島艦上戰死者于佐世保港。
九月廿三日，李鴻章遵旨酌保定遠、鎮遠兩艦海戰人員，首以“頭品頂戴、右翼總兵、強勇巴圖魯劉步蟾號令指揮，膽識兼裕，擬請旨以提督記名簡放，并賞換清字勇號”。其他將校議敘有差。越二日，奉旨，“劉步蟾著以提督記名簡放，并賞換洪額巴圖魯名號”。其他將校獎敘有差。[51]
三、威海衛之守御
北洋海軍港以旅順為第一，而威海衛次之。蓋旅順有干塢及大規模之船械廠，皆威海所無也。然以威海港面積之較大及入口之較廣，用于訓練及行政，視旅順為利便。故海軍之用此港，視用旅順為多。港外劉公島橫亙，分港為東西兩口。海軍大營，即設于島上，內包提督衙門、醫院、水師學堂，及小規模之修理廠。此外并有道臺及將軍衙門。島上居民數百家，成一小市鎮。中有一德人商店，又一外國俱樂部，以應島上二十余西人之需。[52]
港之兩翼皆山，而島居其中，如二龍抱珠，形勢奇險。光緒中營威海港，于島上設炮臺二。其一在西端接連之黃島上，曰黃島炮臺。此與隔岸之北幫炮臺（包括北山嘴、黃泥溝、祭祀臺三炮臺）相掎角，以扼港之西口。其二在島之東端，曰東風掃灘炮臺，與隔岸南幫炮臺（包括趙北嘴、鹿角嘴、龍廟嘴三臺）遙相掎角，以扼港之東口。島旁有一小嶼，曰日島，當東口之中央，其上亦建炮臺。諸臺之炮，口徑自二十八至二十一二生特不等。惟日島有十二生特快炮二。諸臺皆由德人漢納根設計并監造，其炮械什九購自德國克虜伯炮廠。南北兩幫炮臺只顧防海，其向陸方面，并無保障，敵人可從此來攻。后守將戴宗騫于兩處后路添建數臺，惟其炮力遠遜。兩幫炮臺下皆附設水雷營，惟后來威海衛之守御毫未得其助力。東西兩口備有橫檔，以鐵索連巨木為之，戰時可以閉港。[53]
黃海戰后，我方殘余諸艦入旅順船塢修理，月余始粗略畢工。丁汝昌即率定、鎮等六艦赴威海，駐焉。蓋已決計放棄旅順矣。就軍事形勢言，旅順與威海衛至少有同等重要。就物質設備言，旅順以北洋唯一大船塢及船械廠所在，尤為海軍之命根。顧何以棄之而守威海？此其理由，丁汝昌已明白點破：“旅順后路警急，各船在口內，水道狹隘，不能轉動為力，有損無益。”[54]蓋是時日軍以長驅之勢入遼東半島。旅順炮臺之失只旦夕間事。海軍若守此港，瞬息即有受水陸夾攻之危。惟山東半島尚無敵蹤，為暫時保全實力或生命計，威海衛實為較佳之棲避所。至水道之廣狹，猶次要之事耳。然為滿足輿論之要求，在旅順失陷前，丁提督亦曾兩度率艦隊至其處一巡，皆未住宿而返。
然當時從海道運兵援旅順之議，尚為海軍一難題。十月十三日，李鴻章不得不電飭汝昌帶六艦來沽，聽候調用。是日李與胡燏芬（直隸臬司，為李心腹）、漢納根密議戰事。漢納根曰：“敵既據金州灣，其快船雷艇必聚大連灣海澳，時在旅口游弋。我艦挾運船往旅，必有大戰。以寡敵眾，定、鎮難保，運船必毀。定、鎮若失，（海軍）后難復振。不如仍回威海與炮臺依護為妥。”于是海軍并護運之責亦放棄。然立即躲回威海，在當時輿論空氣下，為不可能之事。次日丁率六艦赴旅順作最后一次之巡游，聲言“遇敵即擊，相機進退”。然幸未遇敵。六日后旅順陷。[55]（《東方兵事紀略》卷四頁十二下載：“汝昌知旅順墮則北洋門戶失，大局震驚，罪且不測，自赴天津，請以海軍全力援旅順，決死戰。鴻章詈之，謂‘汝善在威海衛守汝數只船勿失，余非汝事也’。”此似與事實不符。）
守威海之海軍實力，有定遠、鎮遠、濟遠、來遠、平遠、威遠、廣丙、康濟諸艦，及小炮船六，大魚雷艇七，小魚雷艇六。然來遠修理之工僅得一半。其后鎮遠復觸礁重傷（管帶林泰曾以此事自殺于十月十九日），以無船塢修理，勉強掩補，每時僅能行七海里，又畏風濤，不敢駛離口岸七海里外。其戰斗力已什分去七。[56]
黃海戰后，漢納根不肯復入海軍。李鴻章改延英人麥格祿（Mc Clure）為丁汝昌之副。麥乃一已過中年之酒徒，舊為航行我國沿海之金龍船主。彼于戰陣之事，實無所知，亦莫能助。然不知緣誰推薦，遂充此悲劇中之一丑角也。泰樂爾于旅順失陷前二日重歸旗艦（定遠），據其所見，“旗艦情形（較前）益劣。最使人失望者，船員多不應手。彼等愿戰，此無可疑者。惟彼等與將官之間，嫌隙甚深。彼等于命令，擇其非服從則全艦之事不舉者則服從之。叛變之事絕無。船上警察頗有效力，惟受奇異之限制；因有若干命令船員全體故意置之不理。此種情形除在中國船外，不能有也”。[57]
泰樂爾又記戰前防御布置中之一一趣事：“美國人浩威（Howe）與另一美國人某君同至威海衛。某君思得一毀壞敵艦之法。其法以一炮艇，狀如澆水車者，載某種化學品，灑于海面。乃誘敵至既灑之區域。化學品觸艦則炸毀之。此策所需之化學品焚于煙臺，其為日人所指使無疑也。”[58]按此所謂某君即宴汝德（原名待考）。我國關于此事之文獻，以作者所知，有李鴻章之電報三通，見于《清光緒朝交涉史料》。[59]據所電告，宴汝德與浩威自美國挾奇技來投效，過日被扣，旋見省釋，潛行至煙臺，求試用。其所獻策共有十事：（1）用藥水裝管埋于口門，以沉魚雷；（2）用藥水裝管鑲配船后，用機噴出發煙，使敵氣悶而退，我得登岸；（3）用藥水毀沉敵船；（4）捕捉敵船不使受傷；（5）用藥水發煙，艦過敵炮臺時，敵看不見；（6）經過敵設水雷處無險；（7）使雷艇近敵艇時敵不能見；（8）改制商船（配上藥水管）使成得力戰艦；（9）四十八小時內能將口岸炮臺布置嚴密而不用水雷；（10）用藥水毀近水炮臺。宴汝德等獻策時提出條件之一：如試驗有效，我國采用其策，須酬以美金萬元。李鴻章末一電（發于十一月廿八）云：“按其所言情形，是必精于化學者。……無論其辦法有無把握，不妨姑試驗。留之必有用處。昨奉（上）諭準其（將契約）畫押，已飭遵。”以后《光緒朝中日交涉史料》中即無關于此事之下文。泰樂爾所記壞敵艦法，即上說十事中之第三事。不知在煙臺所焚之化學品為備試驗者，抑為備實用者。此事失敗后，浩威乞留，盡其所能以相助，而不受酬。
日人延至十二月廿五日（時海城、蓋平已失，張蔭桓已奉赴日求和之命）始來攻山東半島，以海軍護運船渡兵，從威海衛東南之榮成灣登陸。臘盡之日，伊東托英艦Severn號赍勸降書至威海付丁提督，丁置不報。（原書用英文，見拉得米爾之《中日戰爭史》二七三頁以下；漢譯有二本，一見《中東戰紀本末》卷五，三九頁；一見中譯有賀長雄之《日清戰役中之國際**》一一八、一一九頁。）
乙未正月初五日上午，日陸軍從后路大舉攻南幫炮臺，海軍二十一艦復在東口夾擊。其海軍扼于劉公島炮臺不得逞。惟陸軍以下午一時安步入占南幫三臺，先是我守兵已安步退出。初丁提督等慮南臺不守，炮將資敵，以為海軍患，議毀之，格于守將戴宗騫，不果。乃預籌待守兵撤退時遣敢死隊往毀。至時敢死隊往，幾為守兵所殺，及彼等退盡，則臺中原備毀炮用之電池已破碎，其電線亦被割斷，蓋漢奸之所為也。因日兵進迫，拆毀之工作，未得完全。日人據龍廟嘴臺，以二炮擊我艦，定遠等還擊之，繼續至二小時許。敵方一炮被碎，余一炮亦停火。惟后來有四炮被修復。是夕，日雷艇圖越東口橫檔襲擊我艦，岸上日軍疑為我方雷艇，發銃擊之，退還。[60]
初七日，颶風晝夜不息，日軍停止活動。丁提督乘隙率弁兵一隊，乘小汽船至北幫炮臺卸各炮要件，焚子藥庫。此諸臺距劉公島及我艦泊處尤近，倘資敵，海軍之滅益速也。丁提督又盡焚港內民舟，而載戴宗騫歸劉公島。翌日日人安步入占威海衛城及北幫炮臺。于是我海軍憑孤島以守，與內陸隔絕。港口為日艦密封，不可出。然劉公島向海一面危崖壁立，不可登，島上炮臺嚴固，非日艦所能轟毀。我方對魚雷之防備，又有鎖港之橫檔，及夜間之炮艦巡哨。茍善守之，劉公島非至糧盡莫能陷也。
日人之戰略為盡量利用魚雷。初九夜，其雷艇謀斷東口橫檔，未果。惟將其一端與內陸間之罅隙廣辟。次夜日雷艇分三隊來襲，以一隊守口外，二隊從橫檔缺口處入。我方在日島附近之哨艇覺之，急發警烽。定遠等旋即開炮，惟不知標的所在。敵一雷艇雜我二雷艇中，駛近定遠。定遠轟其鍋爐，同時為其魚雷所中。是役日失二艇，其一即定遠所擊者，管駕員死四人，余為別艇救去。其一膠于劉公島東岸，為炮臺擊毀，管駕員或投水凍斃，或逃匿島上，翌夜為日艇救出。定遠被擊后，丁提督猶未知其受傷程度，令前進衛東港口，泰樂爾查察后，知艦不能久浮，請提督速擱之于島岸適當處，使其炮可為我用，提督從之。詰朝潮退，艦深陷泥中，水漸入，至下午，爐火滅。先是提督移旗于鎮遠。惟弁卒尚留艦中。夜半月落后，日雷艇五艘復入襲。來遠、威遠及小炮艇寶筏覆焉。日人無一死傷。然其來也，鑒于前夜之事，固期在必死。司令餅原少佐悉移艇中文件，并戒從者，于手燈外，毋攜他物，曰“吾艇與身皆敵所有也”。是夜來遠管帶邱寶仁、威遠管帶林穎啟登岸，逐聲伎未歸，得免于難。
十二日，留定遠艦中之兵士水手嘩噪欲變。蓋先一夜溫度在冰點下多度，風又厲。彼等用物復盡漂去，凄苦甚。然無小艇不能登岸。至是遂不能耐。下行八時泰樂爾返艦，眾洶洶欲殺之。泰詭言已與提督商妥，待運炮畢，即送彼等上岸，眾忿稍平。麥克祿與泰樂爾同艇來，未登，轉往告變于提督，提督至，實泰樂爾言，變乃寢。是日[61]，敵從水陸夾攻。日島之炮臺及子藥庫皆被南岸之炮擊毀，兵士傷亡甚多，無法再守，丁提督乃命將余兵撤回。
十三日黎明，我方雷艇十艘，及小汽船二艘，私自逃遁，以全速從西口出，時日艦方聚東口攻擊日島及劉公島炮臺。逃艇等同時受我方各艦、岸上敵兵及口外敵艦轟擊。一艘圖急遁，跨觸橫檔而碎。余沿汀西竄，日艦追之。諸逃亡或棄艇登岸，或隨艦擱淺，為敵所虜。魚雷艇統帶王登云逃至煙臺，詭報丁提督曾令全軍沖出西口。
是日劉公島兵士水手聚黨躁出，鳴槍過市，聲言向提督覓生路。島上大擾，入夜尤甚。水手棄艦上陸，陸兵擠至岸邊，或登艇，或登鎮遠，求載之離島。洋員瑞乃爾（Schnell，德國炮師）、泰樂爾、克爾克（Kirk，海軍醫院長）等睹狀，同謁營務處道員牛炳昶，商辦法。結果瑞乃爾與泰樂爾以深夜二時往見丁提督，勸其納降。丁初力言此事不可行。后言當自殺以成之，以全眾人生命。彼非畏死者，日來我艦攻敵炮臺時，彼恒挺身外立，冀陣亡也。次晨，丁提督出示撫眾，言援兵將至，擾攘亦止。唯哨兵已不在崗位，弁卒多離營壘。此外一切如常。守壘兵士欣然發炮。此最后一星期內炮臺應亂最猛，受損亦最巨。
十五日，敵復從水陸夾攻，靖遠中彈，自水線貫鐵甲入，沉焉。管帶葉祖珪先已離船在陸。是日總兵劉步蟾服**死。總兵嘗凄然夸語于人，雖習西學，猶重古訓，決守艦亡與亡之義。定遠既毀，其僚屬予彼一二日寬限，以料理后事，并請彼就義前通知，俾往致最后之敬禮。故此可憐蟲實被迫而吞**。然吞后立使人至醫院，召克爾克來救，如是者屢。先是泰樂爾離定遠后，以醫院需人，入為助手，因院中我國醫士看護等多于戰前離去，自謂文員不屬提督，依法不必留云。總兵末次使至，克爾克方為一傷兵割治，問泰樂爾能代畢其事否，泰樂爾謝不敏。于是克爾克至已晚，而劉步蟾之苦難畢矣。（此據泰樂爾自述。《東方兵事紀略》卷四頁十六上，謂“劉步蟾以**自擊死”，不確。）
十六日兵士擁劉公島守將張文宣至鎮遠，合水手圍丁汝昌所，請降。牛炳昶并各艦管帶踵至，相對泣。乃召諸洋員計事。瑞乃爾能作華語，出撫眾，無效，乃入告汝昌，言兵心已變。計不如沉船毀臺，徒手降敵。汝昌許之，而諸將不肯沉船，恐取怒日人也。
十七日，敵復從水陸夾攻。丁提督得煙臺密信，知山東巡撫李秉衡已走萊州，援兵絕望，而島上藥彈亦將盡。是夜提督召諸將議，欲率余艦突圍出，諸將不允，散去。提督入艙仰藥，張文宣繼之，四更許先后卒。于是麥克祿、浩威及我國將弁數人登陸，晤牛炳昶，瑞乃爾亦至，相與議降。浩威假丁提督名用英文作降書，而屬閩管帶某譯為華文曰：“革職留任北洋海軍提督軍門統領全軍丁為照會事。照得本軍門前接佐世保提督來函，只因兩國交爭，未便具覆。本軍門始意決戰至船沒人盡而后已。今因欲保全生靈，愿停戰事，將在島現有之船，及劉公島，并炮**械獻與貴國。只求勿傷害水陸中西官員兵勇人民等命，并許其出島歸鄉。是所切望。如彼此允許可行，則請英國水師提督作證。為此具文咨會貴軍門，請煩查照，即日見復施行。須至咨者。右咨伊東海軍提督軍門，光緒二十一年正月十八日。”[62]
翌日黎明，廣丙管帶程璧光乘鎮邊炮艇，懸白旗，赍降書至日旗艦乞降。伊東急會諸將商議，并遣四艦扼西港口，防我艦逸出。旋接見程氏，以英語相問答。其問答之辭曾摘譯發表于當時報紙如下：伊問，丁提督安否？答，有病。問，劉總兵安否？答，安。問，食足否？答，米與蘿卜膠菜俱有。問，牙山之役，方伯謙甚諳海戰，何故殺之？答，上命也，丁公殊不愿。問，威海衛何易失也？答，陸軍與水師不相顧也。又無戰律。再戰徒傷生命，無濟于事。問，劉公島近況如何？答，官眷及有財者皆去。窮民不能去，受貴軍轟炸，其苦實深。[63]
話畢，伊東畀程以復書及香檳等物，程許以再送書來而別。伊東復書用英文，大意謂接納降議，將于次日點收戰艦及其他軍用物，而英人擔保為不需。
翌晨，程璧光乘鎮邊，下半旗，赍偽托丁汝昌之覆書赴日艦，且報丁氏之喪。其書大旨請將點收戰利品之期展至正月廿二日。伊東以丁既死，請我方另派一本國軍官來議降約，我軍以牛炳昶應。
降約以廿二日簽訂。廿五日，伊東遣康濟艦送丁汝昌、劉步蟾等之靈柩赴煙臺，日艦下半旗，鳴哀炮送之。九閱月以來，劉公島上所聞，惟此次之炮與李鴻章大閱時之炮為不傷人者。
威海衛之役距今才三十九年，讀者若一游其地，猶歷歷可見當時遺跡。劉公島上，海軍衙門之建筑尚存，惟已被英人改為皇家海軍酒肆。門外左右壁各畫守閽神二。門前陳大炮二尊，巨彈二枚，據云庚子年英人之戰利品也。門內大堂三進，皆昔時丁提督治事處，今已成為酒座及運動場。一堂內陳巨酒壇甚多，排成行伍。遇休息日英人輒三五結隊，來此酗飲。東偏有劇臺一座，為丁提督所建。臺甫成而戰事起，主人未及享用一次，今為英人電影院。出提督衙門，循劉公路西行，過龍王廟，可至一英人俱樂部，即丁氏故宅。內部結構精雅。正房門前有一魚池。臨池之南有小山。池東西各翼以亭。舊以一亭畜鹿，一亭畜鶴，今鹿與鶴皆沓矣。[64]
原載《清華學報》第10卷第1期，1935年1月。
注釋
[1] 《清日戰爭實記》（橋本海關，由日文譯漢，不著原撰人），第一三三頁。
[2] 《清季外交史料》卷九一，第七頁、十四頁；《李文忠（鴻章）公全書》，《奏稿》卷一五，第四十頁。
[3] 王蕓生：《六十年來中國與日本》，卷二，第二八、二九頁。
[4] 《李文忠公全書》，《電稿》卷十六，第二五頁。
[5] Vladimir（pseud.）China-Japan War，p.119（原印本）.
[6] 此文不著撰人，亦未見單行本，惟全載于《普天忠憤集》（亦不著撰人）卷五。又節錄于《中東戰紀本末》（林樂知、蔡爾康輯）卷四，第八一至八六頁。
[7] 《冤海述聞》。
[8] 《中倭戰守始末記》（不著撰人），卷一，第十八頁。
[9] 《中倭戰守始末記》（不著撰人），卷一，第十二頁。
[10] 《中倭戰守始末記》（不著撰人）卷一，第十二至十三頁。
[11] 《中倭戰守始末記》（不著撰人），卷一，第十七頁。
[12] China-Japan War，appendix C. 第三報告。
[13] China-Japan War，pp.350、351、354.
[14] 《中東戰紀本末續編》卷三，第二頁。
[15] 日方報告，謂濟遠被追時曾放魚雷而未命中，與此合，參看China-Japan War，p.96。
[16] 《中東戰紀本末》卷四，第四八頁。
[17] 《中倭戰守始末記》，第十八頁。
[18] 《海軍實紀·作者附識》。
[19] 《海軍大事記》，第十一頁。
[20] China-Japan War，Appendix C.
[21] 《李文忠公全書》，《電稿》卷十六，第三五頁。
[22] 《清日戰爭實記》，第一三三頁；《海軍實紀·述戰篇下》，第四頁。
[23] 姚錫光：《東方兵事紀略》卷四，第六頁；《海軍實紀·述戰篇下》，第四頁。
[24] 《清日戰爭實記》，頁一三三；《中倭戰守始末記》，卷一，第五頁；《東方兵事紀略》卷四，第七頁；China-Japan War，pp.98、355、385；《光緒朝中日交涉史料》卷十七，第九頁。
[25] China-Japan War，Appendix C。漢納根之報告及高升船中水手之供詞，曾譯登當時華報，匯載于《中倭戰守始末記》卷一，第五至六頁，惟譯文不全，亦不甚正確。
[26] 《光緒朝中日交涉史料》，卷十六，第三五頁。
[27] 《光緒朝中日交涉史料》卷十五、十六。
[28] W.F.Tyler，Pulling Strings in China，pp.38、39.
[29] 《光緒朝中日交涉史料》卷十八，第二十頁下。
[30] 同上書，卷十九，第十一頁下。
[31] 《光緒朝中日交涉史料》，卷十六，第六頁下。
[32] 同上書，第七頁上。
[33] 同上書，卷十五、十六；又China-Japan War，Part Ⅲ，Chap. 1。
[34] 《光緒朝中日交涉史料》，卷十六，第六頁；又卷十八，第十一頁。
[35] 《李文忠公全書》，《奏稿》，卷七八，第五二至五四頁。
[36] 《光緒朝中日交涉史料》，卷十九，第二頁。
[37] Allen， Under the Dragon Flag（費青、費孝通譯登《再生雜志》，題《中日戰爭目擊記》）；《海軍實記·述戰篇下》，第七頁。
[38] 《清日戰爭實記》，第二四七至二四九頁。
[39] 《東方兵事紀略》，卷四，頁九：《海軍大事記》，第十頁；Pulling Strings in China，pp.40、46、47；《中東戰紀本末》卷七，第四二頁。
[40] Under the Dragon Flag；Pulling Strings in China，p.46.
[41] Pulling Strings in China，p.47.
[42] 《中東戰紀本末》卷七，第四五至四七頁。
[43] 此下記黃海戰事，凡未另注出處者皆據China-Japan War，Part Ⅲ，Chap. 1；《清日戰爭實紀》，頁二四九至二七三；《東方兵事紀略》，卷四，第九至十一頁。
[44] 《海軍實紀·鄧壯節公事略》；又羅惇曧《中日兵事本末》（《中國近百年史資料》上冊，第三七三頁）。
[45] 《李文忠公奏稿》，卷七九，第七頁。
[46] Tyler，Pullings Strings in China p.253.
[47] 《中倭戰守始末記》，卷一，第十七頁。
[48] 《冤海述聞》。
[49] Pullings Strings in China，p.51.
[50] 《冤海述聞》。
[51] 《李文忠公全書》，《奏稿》卷七九，第二十頁；《中東戰紀本末》卷二，第七頁。
[52] Pullings Strings in China，p.63.
[53] 《東方兵事紀略》卷三，第一五至一七頁。
[54] 《光緒朝中日交涉史料》卷二四，第三七頁。
[55] 《光緒朝中日交涉史料》卷二四，第三八頁。
[56] China-Japan War，p.276；《光緒朝中日交涉史料》卷二七，第三三頁。
[57] Pullings Strings in China，pp.58、64、91.
[58] 《光緒朝中日交涉史料》卷二七，第六八頁。
[59] 同上書，卷二六，第十、十五、十七頁。
[60] 此下記威海衛戰爭，未另注出處者據Pulling Strings in China，pp.63、68；China-Japan War，part Ⅲ，Chap Ⅵ；《東方兵事紀略》卷四，第十三至十七頁；《清日戰爭實記》，第三八八至四二一頁；羅惇曧《威海熸師記》（見《中國近百年史資料》上冊，第三八七至三八九頁）。
[61] 《中東戰紀本末》卷三，第二三頁。
[62] 《中東戰紀本末》卷五，第四十頁。
[63] 同上書，卷四，第四八頁。
[64] 郭嵐生：《煙臺威海游記》，第四四、四五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