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沈葆楨之經營
當同治末年（1874）日人借故進兵臺灣也，朝命沈葆楨率福建水師赴臺，觀動靜而備守御。葆楨是時方以前江西巡撫之資格，督辦船政于福州。其人既廉正有能，于海軍在國防上之重要復知之切；創立造船廠及水師學堂，沿用西洋技士教習，遣派留學生，七年之間，成績燦然。此后奮勇殉身及臨難茍免之著名海軍將校，與乎折檣裂舷、沉淪海底之敗艦中，頗有為福州船政之產品者焉。葆楨既至臺，親詣日本司令官西鄉從導，并巡行其營壘，語之曰，兩國海軍方始萌芽，同種間遽構戰，令西人盡見底蘊，益啟窺伺之心，不如各歸，大治海陸軍，二十年后相見，庶彼此具有規模，不為人藐視。西鄉頗受感動，旋亦不得大逞于臺，遂罷兵歸。甲午戰后，葆楨孫翊清奉派赴日觀操，西鄉猶健在，親款宴之，出妻見子，備談前事，曰：“日本海軍之粗有成績，不敢忘令祖之贈言。”
西鄉歸后十年而有甲申中法之役，以考驗我國海軍之造詣。時葆楨已前卒，然其于海事，亦既盡心矣。初，光緒元年（1875）六月，總理衙門會同戶部奏準，于關稅厘金項內每年分撥南北洋大臣各二百萬兩，專為海軍之用。會葆楨移督兩江，兼領南洋大臣，鑒于畿輔海防重要，以為海軍宜先盡北洋創辦，分之則為力薄而成功緩，因奏請暫將四百萬兩盡給解北洋海軍，俟其興辦稍有端緒乃已。無何，晉豫告饑，北洋大臣徇朝士請，提海軍款以賑，葆楨以為大戚，貽書爭之，謂“國家安危所系，其老病不及見，必為我公異日之悔”。然鴻章終不省，旋復移用。四年二月，葆楨奏請將前項協款仍分解南北洋。六年冬，葆楨正力疾調集款項，擬派學生出洋監造新艦，適日本夷琉球為沖繩縣。庶子王先謙請興師問罪，詔交南北洋大臣會議。葆楨遺疏言：“天下事多壞于因循，但糾因循之弊，韁之以鹵莽，則其禍更烈于因循。日本自臺灣去后，君臣上下，早作夜思，其意安在？若我海軍全無基礎，冒昧一試，后患方長。”
葆楨卒后，以迄甲午，海軍之發展，僅限于北洋，而其規劃組織之任，則專屬于李鴻章。李乃于天津設水師營務處（初以馬建忠主之），及水師學堂（始終以嚴復主之），造大沽口船塢，筑旅順炮臺，奏調淮軍宿將陸路提督丁汝昌統領北洋海軍，延聘英人瑯威理為總查司訓練事，益訂購軍艦于外國。
（本節參考書：沈瑜慶新譯《帝國海軍之危機序》《沈文肅公政書》、池仲祜《海軍大事記》）
二、甲申閩海之戰
光緒十年（1884）夏在德國訂造之定遠、鎮遠二巨鐵甲艦及濟遠巡洋艦已告竣工，尚未駛來，而中法在安南之沖突日益烈。朝旨嚴戒海防。五月，李鴻章出海巡閱，值張之洞、吳大澂、張佩綸諸大名士，各奉朝命，聯翩出京，道過天津，鴻章邀之，共預盛典。一時綸巾羽扇，掩映于洶濤飛浪間。意氣之壯，可想見焉。鴻章歸后奏報巡閱情形，略曰：“臣先……檄天津鎮總兵丁汝昌所統超勇、揚威兩快船，康濟、威遠兩練船，齊集大沽口外。鎮東、鎮西、鎮南、鎮北、鎮中、鎮邊等炮船齊集煙臺。五月二十九日……督率各船放洋操演雁行魚貫各陣式，帆纜燈旗各號令，及槍炮施放之法，尚能整齊靈便。閏五月初一日，駛抵金州之旅順口，察勘新筑炮臺營壘，全仿洋式，堅致曲折，頗具形勝。道員袁保齡督挖船澳船池，修建軍械庫屋，工程已及大半；操演水雷、旱雷，均漸熟習。該處……現有提督宋慶等陸軍，與丁汝昌水師互相掎角，布置已就緒。設遇海上有事，冀可憑險固守，牽制敵船，使不遽深入。初二日，過煙臺，會操各船，聲勢略壯。……初三日，抵威海，閱看所延德國副將哈孫教演魚雷，員弁兵匠齊力操作，射放有準，駕駛雷艇，快捷如風，洵為制敵利器。道員劉含芳會同哈孫督操布置，諸務甚有條理。惟該處瀕誨，南北西口，地闊水深，若筑臺設守，需費極巨，一時不易措辦耳。”
是時我國海軍顯然以北洋一支為較強，其所屬船艦，什九造于外國。（超勇、揚威及六鎮皆造于英。威遠輪機由英廠承辦，鐵骨由法廠承辦，運歸閩廠裝配。惟康濟全為閩制。）南洋及福建兩艦隊，則大部分以馬尾船廠及江南制造局之出品充數。而南洋諸艦，拖船載勇，迎送官吏，習以為常。訓練既荒，戰備更闕。福建水師之脆弱，則于馬江一戰而盡見。法人之不向北洋進攻者，殆有見避堅擊瑕之義歟？而惡運遂首先降臨于侍講學士，會辦福建軍務，挾積年清望與蓋世英名，而自告奮勇之張佩綸身上。
六月，法艦十三艘陸續抵馬江口。于是張佩綸出駐馬尾，督揚武、福勝、建勝等十一艦及其他較小之兵船八號、炮船十號以拒守。先是閩督何璟自以書生不諳兵事，屬請解職，朝令楊昌濬代之。旋命大學士左宗棠督閩師，皆未至。軍事皆主于張佩綸。彼實不知兵，而意氣極盛。何璟及巡撫張兆棟，皆曲意事之。彼狃于李鴻章之議，謂和約旦夕可成，戒軍士勿妄戰，聽法船入口。而又瞢然無備。我方主艦與敵艦密邇而泊，或言此險勢也，敵若先開炮，則我軍立燼。佩綸以為怯，置不理。敵既照會開戰時刻，起碇換幟矣，我方諸艦猶屹然住碇如故。及敵彈從至，乃始斬錨鏈而還炮。是役也，閩海軍全部覆滅，造船廠復被毀。而奉命赴援之南洋五艦中，復有二艘為敵轟沉于浙江海面。
（本節參考書：羅惇曧《中法兵事本末》、池仲祜《海軍實紀述戰篇》、《李文忠公奏稿》、《清季外交史料》光緒十年部分）
三、北洋海軍之經營
經此役后，朝中自帝后王大臣以下，咸知以興海軍為號召。十一年九月，詔設海軍衙門于京師，以醇親王為總理，慶郡王與李鴻章為會辦。李負辦事之責而不駐衙門，醇親王等駐衙門而無事可辦，惟司經費之出納而已。李于海軍，非不盡瘁，然既未之學，復窘于財，荏苒九年，以迄甲午，北洋海軍，質量上皆大體仍舊。其睹南洋及閩粵艦隊，則更自鄶以下，而又不預甲午之役，可無述焉。
是年十一月，鴻章致書醇親王，陳述北洋海軍現狀，及其之初步發展計劃，略曰：“北洋現有船只惟定遠、鎮遠鐵甲二艘最稱精美，價值亦巨，濟遠雖有穹甲及炮臺甲，船身較小，尚不得為鐵甲船，只可作鋼快船之用。此外，則惟昔在英廠訂造之超勇、揚威兩快船，船身較小，更炮巨機巧，可備巡防，至康濟、威遠等木船，專作練船，海鏡僅可裝運兵丁，以上三艘皆閩廠所造，舊式也。鎮北等蚊船僅可守口，不便在大洋備戰。……鴻章前在京師艦面陳俟英德續購四船（按時已定造致遠、靖遠兩穹甲于英國，經遠、來遠兩穹甲艦于德國）到后應歸并操練，庶氣勢較厚，將來餉力稍充，須添購淺水鋼快船三艘，魚雷小艇五六支，合之原有鐵艦雷艇，庶可自成一軍矣。……前在英廠購到蚊船數支……吃水僅八尺，故先在大沽建塢修理……此塢水底無石，為費頗省。嗣購到超勇、揚威吃水十五尺，不能進大沽，每年赴上海洋商船廠修理已形不便。今又添定遠、鎮遠、濟遠吃水至二十尺、十六尺……非借英之香港大石塢、日本之長崎大石塢不能修理。……今年始聘到德國監工名啟威者，相度旅順口內地基堪以創建船池石塢，其口門有導海機器挖沙船隨時浚深，鐵艦可入內停泊修洗，估計塢廠廠房各工……約需銀百三十萬兩，限三年竣工。”以上之計劃，除添購淺水快船一項始終未辦外，其余部分，逐漸實現，十二年購福龍魚雷艦于德，十三年購左一出海魚雷艦于英，購左二、左三、右一、右二、右三五魚雷艦于德。十八年八月旅順船塢告成，距甲午釁起才兩年耳。
此外，北洋海軍之新建設則有威海、大連及膠墺諸軍港之經營，威海、大連及旅順之布置情形，詳各該地戰事之記述中。膠墺軍港之完成，在甲午戰役后而又不在戰役范圍，今不之及。（此文為拙作《甲午戰役史》之一部分，故云爾。）
（本節參考書：《海軍大事記》《李文忠公海軍函稿》）
四、北洋海軍發展之停頓
自十四年春，致、靖、經、來四艦駛到后，北洋無復添購外艦之事，船之增者惟十五年閩廠所成之平遠一艘而已，蓋朝廷于發展海軍初無誠意，吝給巨款。十七年四月，戶部尚書翁同龢甚且提議南北洋購買外洋槍炮、船支、機器暫停兩年。丁汝昌等以我國海軍戰力遠遜日本，添船不容少緩，力陳于李鴻章，李據以入奏，終以餉力匱絀，戶部之議得行。然如李鴻章后來解嘲之言，“倭人心計譎深，乘我力難添購之機，逐年增置”。甲午戰時日本新舊快船推為可用者共二十艘，其中有九艘自光緒十五年后分年構造，最快者每點鐘行二十三海里，次亦二十海里上下。我國諸船定購在先，當時西人船機之學，據說尚未精造至此。致遠、靖遠二船定造時號稱一點鐘行十八海里，后因行用日久，僅十五海里。此外各船則愈舊愈緩，黃海戰前李鴻章《覆奏海軍統將折》中有云：“海上交戰，能否趨避，應以船行之遲速為準，速率快者，勝則易于追逐，敗亦易于引避。若遲速懸殊，則利鈍立判。”此事實鴻章蓋早已見及之也。然當戶部議興之日，鴻章何不痛陳利害，反復力爭，以求貫徹己之主見？
周馥者，鴻章幕府舊僚，是時方任直隸臬司，一日密告李鴻章曰：“北洋用海軍費已千余萬。只購此數艦，軍實不能再添，照外國海軍例，不成一隊也。倘一旦有事，安能與之敵？朝官皆書生出身，少見多怪。若請擴充海軍，必謂勞費無功。迨至勢窮力絀，必歸過北洋，彼時有口難訴。不如趁此間時，痛陳海軍宜擴充，經費不可省，時事不可料，各國交誼不可恃，請飭部樞通籌速辦。言之而行，此乃國之大計，幸事也。萬一不行，我亦可站地步。”鴻章曰：“此大致須朝廷決行，我力止于此。今奏上必交部議，仍不能行，奈何？”周馥復力言之，鴻章嗟嘆而已。
果也，甲午戰起，朝野皆以海軍不振歸咎于鴻章。是年七月初七日，上諭：“自光緒十年越南用兵之后，創辦海軍，已及十載，所有購船制械，選將練兵諸事，均李鴻章一手經理。乃倭人自上次朝鮮變亂，經我軍勘定，該軍敗而歸。從此蓄謀報復，加緊練兵，此次突犯朝鮮，一切兵備，居然可恃。而我之海軍，船械不足，訓練無實，李鴻章未能遠慮及此，豫為防范，疏慢之咎，實所難辭。”不知鴻章讀此作何感想也，而周馥亦可謂有先見之明矣。
（本節參考書：《周順愨公（馥）自撰年譜》《李文忠公奏稿》《海軍大事記》《光緒朝中日交涉史料》卷十六）
五、西后與海軍
世之談海軍掌故者，每致憾于西后移海軍費修頤和園，使海軍發展中輟，為甲午致敗之一大原因。王照于《德宗遺事》、羅惇曧于《中日兵事本末》、沈瑜慶于中譯日本《帝國海軍之危機序》、池仲祜于《海軍大事記》中均有此說。至移用海軍經費之數目，羅氏云三千余萬，沈氏云二千余萬，頗有出入。王、羅皆曾廣交朝中縉紳，而沈、池皆海軍界耆舊，其言宜非齊東野語可比。惜予寡學，至今尚未能詳細跡溯此事之第一手的文籍證據。按李鴻章《海軍函稿》，光緒十二年五月二十四日，有《內提要款請指發解還》一函，致醇親王者，中云“奉宸苑承修三海工程款不敷用，奏準于發存匯豐銀行生息船款內，暫提銀三十萬兩”。夫自京師海軍衙門成立后，海軍經費已入于醇親王等之手，鴻章凡有所需，只能向該衙門請領。此所挪用之款，乃早已發交鴻章者也。夫既已發出之款，尚可提借，則其未發出者更當何如？為三海之工程可如此，則為頤和園之工程更當何如？又按于式枚所編《李文忠公尺牘》，有《致兩江總督曾國荃》一函，商請撥海防經費為西后筑頤和園者。以予所知，此為王等傳說之唯一確證，然其于移用款數，無明文也。
據李鴻章《海軍函稿》，北洋海軍經常費，在致、靖等四艦下水之前，歲不過百二三十萬。其后當亦不過百四五十萬兩。此外，臨時之大宗支出，在海署成立后者，不外旅順船塢建筑費百四十萬。威海、大連軍港建筑費各四百萬，蓋自光緒十一年九月（海署成立）至二十年八月（甲午戰起），凡八年間北洋海軍支出平均每年至多不過二百六七十萬左右。而每年收入，則各省從前分解南北洋之款，撥歸海署，名四百萬，實可得二百萬內外，海防新捐可得二三百萬；自十三年后**加稅解海署年可二百余萬。出入相比，大有贏余。惟海署供給東三省練餉為數亦頗巨，即報效園工，當不至有二三千萬之多耳。關于本問題，在海署報銷冊（如其有之）發現以前，吾人所得而推論者大略如上。
六、瑯威理之就聘與去職
光緒十六年我國海軍界發生一重要變遷，即英員瑯威理（Captain Lang）去職是也。泰樂爾（W. P. Tylers）曰，“當時不知此為關系全世界之大事，實則然也。瑯去而（中國）海軍衰壞，日本之敢借朝鮮事與中國挑戰者以此。其后能獲勝者以此。因日本占朝鮮，故有日俄之戰。因俄國戰敗衰弱，故啟德國席卷世界之心”。斯言雖夸，非無根也。瑯威理者，故英國海軍大佐，于光緒八年始加入北洋海軍，主持教練。彼精于所業，精而勤于任事，為僚佐所敬憚。一時軍容頓為整肅，中外交稱之。先是我軍與駐防外艦向無交際，海上相遇，不通問訊。自瑯任事，始講迎送、慶吊、往來之禮。十年中法事起，瑯回避去職。越二年乃復職。是歲丁汝昌率定遠、鎮遠、濟遠、威遠、超勇、揚威等赴朝鮮海面巡操。既畢，前四艦入長崎船廠塢理。我水兵因戀妓與日捕口角。次日水兵休假登岸，日捕堵塞街巷，聚而攻之，街民亦持刀追殺，死傷甚慘。時瑯威理從行，力請汝昌，即日宣戰。汝昌不敢從，終受賠款了事。初北洋之用瑯也，畀以提督銜，以示優崇，本非實職。而軍中上下公牘，則時有丁、瑯兩提督之語。故自瑯及諸西人視之，中國海軍顯有中、英二提督，而自海軍奏定章程言，只有一提督。十六年春，北洋艦隊巡泊香港（冬季北洋封凍，海軍倒巡南洋），丁汝昌以事離船。依例提督外出，則下提督旗而升總兵旗。總兵劉步蟾令照辦，瑯威理爭之，以為丁去我固在也。何得遽升總兵旗？不決，則電質于北洋大臣，復電以劉為是，瑯遂拂然告去。或謂閩籍將校惡瑯督操甚嚴，而劉（閩人）與瑯有違言，不相能，乃以計逐之。瑯去，海軍紀律大弛。自左右翼總兵以下爭挈眷陸居，軍士去船以嬉，每巡南洋則相率淫賭于上海、香港。
然瑯去職后，對北洋海軍始終保持良好之印象。高升事件之后，黃海之戰以前，瑯嘗著論刊于英報，曰：“中國海軍實有不能輕視者，其操陣也甚精，其演炮也極準，營規亦殊嚴肅，士卒亦皆用命。倘與日本海軍較，中國未嘗或遜。……至中國**海軍之道，較諸英國，則似稍濫。所尤惜者，文官每藐視海軍將弁……世祿之家，不屑隸名軍籍；日本則視武員為甚重，嘗有親王子弟，宗室近支投入水陸軍營，愿效微力者。以此相較，中國信有不及日本之處。雖然，中國海軍之力，四年前已稱充足，時予正握大權，曾于深夜，與其中軍官猝鳴警號以試之，諸將無不披衣而起，各司所事，從容不迫，鎮靜無嘩。而華人聰穎異常，海軍雖練習未久，然于運用炮位，施放水雷等事，無不異常純熟。即如日前英國兵艦操時不幸域多利亞鐵甲座船偶被他船誤觸，遂至沉溺。中國海軍操演極熟，斷不致有此意外之憂。……其沿海各炮臺，亦均精整。前聽鄙人籌劃，在威海衛炮臺安置克虜伯巨炮三十六門，其炮架皆用活機，便于升降，鄙意此處堪稱金城之固，日艦斷不能敢于此一逞其能也。”證以后來之事實，瑯氏之印象，蓋非夸誕。然孰使其善意之寓言，終于不驗哉？
自瑯氏去職后，先后加入艦隊之洋員至少有六人：在定遠旗艦者為英國退伍水兵尼格路士（Nicholls，其后死于黃海之戰），德國工程師亞爾伯利希特（Albrecht），在鎮遠者有德國炮術家赫克曼（Heckman），及美國航術教師麥吉芬（Philo M. Gifhn），在致遠者有英國工程師普菲士（Purvis，大東海之戰與鄧世昌同沉），在濟遠者有德國工程師哈富門（Hoffmann），皆位望甚低，不預機要。其后戰時加入之洋員中，有德國陸軍工程師漢納根（Von Hanecken）及英國海軍后備少尉泰樂爾（W. P. Tylers），位望較崇，然亦無實權，只備顧問。丁提督自知于海軍技術為門外漢，遇事謙，然既不能完全信任洋員，復與之有言語隔閡，大權遂盡落于其部下最**佐，英國海軍留學生（出身馬尾水師學堂），右翼總兵，旗艦管帶劉步蟾手。凡戰略之決定，號令之發施，皆彼主之。此事實上之提督，北洋海軍之存亡所系者，不幸如后來歷史所展現，乃一變態之懦夫也。
（本節參考書：W. P. Tylers，Pulling Strings in China；《李文忠公尺牘》第二冊；《海軍大事記》；《東方兵事紀略》；林樂知、蔡爾康《中東戰紀本末》卷七）
七、甲午戰前之大閱
今于本文終結之前，當略述甲午海軍大戰之序幕，即是年四月北洋海軍大閱之壯觀而與甲午戰前之大閱遙遙相對者。此本循例之舉，蓋先是十二年丙戌醇親王等巡閱歸后奏定，繼此每四年巡閱一次也。然是時東學黨之亂已起，日本將侵朝鮮之流言已興，備戰之需要，朝鮮蓋多感覺之矣。大閱起初三迄二十一，綿亙十九日。李鴻章以年逾七十之老叟，久犯風波，可云健者。惜乎關于是役之報告，吾人所得，惟官樣文章，只記外表。而李鴻章之出巡，亦只能奉行故事，其所得而閱見者，亦只外表而已。茲參據李公奏報及蔡爾康所輯日記（見《中東戰紀本末》卷一），略表一時之感。
初三日：傅相自天津節署出，首冠涼帽，綴以頭品頂戴，身穿黃馬褂，乘紫韁輿，至紫竹林招商局，集諸隨員，共登海晏輪船。旋鼓輪起行，各營站隊兩旁，炮聲隆隆。
初六日：海晏自大沽口出海。諸兵艦左右隨行，帥節巍坐船頭而遠眺之。隨船海軍員弁，日間以旗幟為訊號，夜間以燈光為號。各艦均站桅班，掌軍樂，炮聲隆隆。
初七日：入旅順口，接見守將宋慶。李所信任洋員天津稅務司德璀琳（Detring）亦乘官艇來謁。抵碼頭，會海軍幫辦定安，旋答拜。
初十日：帥節乘小舢板出海口，先看演放水雷，次看炮臺營打靶，旋往視水師學堂。是日，英兵船兩艘，日兵船一艘，來觀操。
十一日：看海軍演陣。凡演一陣，各艦放炮三次。演至掎角攻敵陣炮聲不絕。是日，美兵船兩艘，日兵船一艘同到。
十三日：帥節在大連灣。申正赴美國兵船，拜會其艦長。入夜眾艦悉張電燈，而諸鐵甲艦懸燈桅頂，其光旋轉，四面可射三十里許。魚雷六艇演偷營法，黑暗中駛入重地，各兵艦疾開槍炮拒敵，山顛炮臺，亦張電燈，其光更巨。
十四日：上午定、鎮等七大艦演放魚雷，均能命中。午后各艦次演習打靶，于駛行之際，擊篤遠之靶，發速而中多。經遠一船發十六炮，中十五，廣東三船，中的亦在七成以上。是晨，日、法、俄海軍官來謁，款以茶點。
十七日：帥節在威海衛。挑選各艦水兵槍隊二十名，打靶，每名三出均能全中。夜間合操水帥全軍，萬炮齊發，起止如一。英法俄日海軍官來觀者，皆稱為節制精嚴。
十九至二十一日：帥節經青島、煙臺、山海關以返天津，到處檢閱炮臺及防營。
鴻章于巡視結果，深為滿意，至少在其奏報中，對北洋軍，只有褒譽之詞，絕無指摘之點。然鴻章卻忽略一命運所關之事。彼曷不一查問各艦中子彈之儲備？最可異者，當時軍械局長張士珩，及以俾斯麥自命之德璀林均在左右，竟無提醒之者。蓋定遠及鎮遠之十吋口炮，為本軍最巨之炮，而日艦各炮所莫敵者，其戰時所用之開花巨彈通共只有三枚，定遠旗艦存一枚而鎮遠則存一雙也。即其練習用之小彈亦奇絀。其后開仗時，欲求添補，竟已無及，是為黃海大敗之一主因。此事自1929年泰樂爾之自傳發表后，世始得知其詳。據云，前此一年鴻章已從漢納根之議，令制巨彈，備二主力艦用，為軍械局總辦所尼，未得實行。此時漢納根已不在場，然鴻章奚竟忘之？
原載《大公報·史地周刊》第1、2期，1934年9月21日、2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