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國思想史的研究工作上，我在1930年也還有一樁原始性的貢獻。那就是我對中古時期，我認為是中國禪宗佛教的真正開山宗師神會和尚的四部手鈔本的收集[與詮釋]。在這方面我想多說一點來闡明我如何用一種新觀念、新方法的嘗試和成就。
根據傳統的說法，禪宗的故事是很簡單的。一次[在靈山會上]有位信徒向釋迦牟尼獻了一束花。釋迦拈起一朵花[但并未說話]，各大**皆不懂這是什么意思，這時有個**大迦葉【mahakasyapa】，乃向佛微微一笑。釋迦乃說：“達迦依【kashima】懂了！”乃以秘偈和佛法[所謂“正法眼藏”]傳給大迦葉。這個[有名的“拈花微笑”的傳統故事，]據說便是禪宗的開始。這樣便代代相傳，一共傳了二十八代。這第二十八代祖師便是菩提達摩【bodhidarma】。相傳他于公元500年左右[約在中國南朝齊梁之際]到達中國。達摩蒞華之后又[在中國信徒之中]把秘偈[和袈裟]所謂“衣缽”一代傳一代的傳到“六祖慧能”。慧能為廣東人，是個文盲，原來是位“獦獠”[當時廣東境內的一種半開化的少數民族]。慧能雖不識字，但是他一路做工行乞游方到了北方，終于被“五祖弘忍”所賞識，乃于某日午夜秘傳以“衣缽”，乃成為“禪宗六祖”。[這便是中國佛教史上有名故事，說他在墻上寫了一首“偈”——“菩提本非樹，明鏡亦非臺……”的那一段公案。]
自從這位不識字的和尚接得了衣缽，其后禪宗中的五大支都出自此門……這是中國佛教史上傳統的說法。簡言之，便是自釋迦以后，禪宗在印度共傳了二十八代；[達摩東來以后]在中國又傳了六代。在六祖慧能以后，中國各門禪宗都是從“六祖”這一宗傳下去的。這也就是一篇禪宗簡史。
但是只把這一傳統說法稍加考證，我立刻便發生了疑問。我不能相信這一傳統說法的真實性。在1923年和1924年間，我開始撰寫我自己的禪宗史初稿。愈寫我的疑惑愈大。等到我研究六祖慧能的時候，我下筆就非常猶豫。在此同時我卻對一個名叫神會的和尚發生了極大的興趣。根據唐代所遺留下來的幾篇有關文獻，神會顯然是把他那不識字的師傅抬舉到名滿天下的第一功臣。
慧能——如實有其人的話——顯然也不過是僅僅知名一方的一位區域性的和尚，在當地傳授一種簡化佛教。他的影響也只限于當時廣東北部韶州一帶。他的教義北傳實是神會一個人把他宣揚起來的。神會為他拼命，并冒著殺頭的危險，經過數十年的奮斗，最后才把這位南方文盲和尚的教義傳人中原！
[由于史料有限，]我只是讀了點有關神會的文獻，便對這位和尚另眼相看。在我把中國所保存的資料和日本出版的東京版《大藏經》和《續藏經》【尤其是后者】搜查之后，我終于找出了有關神會的大批史料。那些都是中國和尚和佛教信徒們執筆的；許多竟然是唐代的作品。其中部分唐代史料，使我對神會的研究又有了新的興趣。例如7世紀有一位叫做宗密的和尚，他在談到他當時的禪宗時，對神會便給以崇高的地位。據宗密的記載，那時禪宗已有了七支之多。神會和尚的[“荷澤宗”]便是當時的七宗之一。
但是這位不顧生死，為南方禪宗而奮斗，多少年遭迫害、受流放，終于經過安史之亂而獲**加惠的重要和尚，除了宗密所留下的一點點紀錄之外，他自己本身竟然沒有絲毫著作傳之后世。那時唐朝幾乎為安祿山所顛覆，玄宗逃離長安往四川避難。途中自動遜位之后，太子即位[靈武]，重率諸將，以圖匡復。
在這段戡亂戰爭的過程中，**的財政卻異常拮據，士兵無餉可發，**只好籌款應付。籌款的方式之一便是發放佛道二教的“度牒”。人民之中有欲皈依宗教，[或為免役免稅而皈依的，]可向**納款領取“度牒”。每一度牒索款十萬錢。那簡直是一種國家公債。**為推銷公債，因而借重這位年高德劭而又能說會講的老和尚，在東都洛陽幫忙推銷。神會推銷的成績甚佳。據說這項籌款的成功，實為戡亂戰事順利進行的一大因素。
其后[肅宗]皇帝為酬庸神會助餉之勞，乃召請神會入宮，并于公元762年【肅宗寶應元年】在洛陽重修佛寺為其駐錫之所。是年神會便在該寺圓寂。享壽95歲。
[上面的故事是根據宗密和尚的記載，和其他唐代遺留下來數種，有關文獻的紀錄。]根據唐代文獻，宗密和尚在9世紀上半期頗為得勢。[所幸的是]在唐武宗【公元841—846】迫害佛教的前夕，他便死了【宗密是一位頗有頭腦的和尚。他留下了一些有關唐代禪宗發展的史料。這些材料都是八九世紀中國禪宗史的最重要的資料】。
神會死后[很多年，終于]被迫封為“禪宗七祖”。因此他那位不識字的師傅，廣東籍的慧能和尚也就間接被公認為正統的“禪宗六祖”了。
這段禪宗小史說明了神會的重要性。他確定了由南方禪宗來替代了自8世紀初期便主宰中原的北方禪宗！
北方禪宗的地位原是由兩三位有力的和尚[“楞伽宗”里的九十多歲的高僧神秀，和他的兩位**普寂和義福]所確立的。他們被唐朝中央**尊崇為“兩京法主，三帝國師”。“兩京”是指當時的西京長安和東京洛陽。“三帝”則是指“則**帝”【武后自稱“皇帝”】和她的兩個兒子“中宗”和“睿宗”。這三位“皇帝”在宮廷之中對這些和尚大為尊崇。尤其是那第一位名叫神秀的和尚。
神秀和尚于公元700年【武后久視元年】入宮，死于公元706年【中宗神龍二年】。在這些年中，北禪實在主宰一切。神秀和他的兩個大**不但備受[朝廷的]尊崇，同時在民間也都被偶象化了。[唐德剛案：據說神秀于久視元年入宮時，武后和中宗、睿宗都跪迎。他死的時候，長安城萬人痛哭，送葬僧俗，數逾千萬。其哀榮的盛況，亦不下于一千二百多年之后胡老師在臺北的出殯大典。]
神會和尚成其革命大業，便是公開的直接的向這聲威顯赫的北派禪宗挑戰。最后終于戰勝北派而受封為“七祖”，并把他的師傅也連帶升為“六祖”。所以神會實在是個大毀滅者，他推翻了北派禪宗；他也是個大奠基者，他奠立了南派禪宗，并做了該宗的真正的開山之祖。這就是佛教中的禪宗！
1926年我以“中英庚款顧問委員會”中國方面三位委員之一的身份去歐洲公干。那時英國決定退還[一部分]中國對英國的庚子賠款[作為培植留英學生之用]，因為該款用途尚未完全確定，我應約去歐洲出席“中英庚款全體委員會”。我因而想乘此機會往倫敦和巴黎一查唐代遺留下來的有關禪宗的資料，那些未經9世紀、10世紀，特別是11世紀和尚們糟蹋過的史料。我想找出六七世紀，尤其是8世紀，偶然地被在敦煌保留下來的有關禪宗史的史料。
這些敦煌寫本大致是第5世紀至11世紀[自北魏至北宋一段時期]的遺物，前后包括了六百多年。這寫本總共有10000卷以上，一直在甘肅敦煌一間石室之內被密封了[將近1000年]。
敦煌原有幾座佛寺，多建筑于巖洞之旁。其中有一座千佛寺，寺內有一間[密封的]石室。其中藏有萬卷以上5世紀以后的經卷寫本，許多也至遲是11世紀早期[北宋初年]的遺物。這一間被密封起來的石室，封外的墻壁上都繪有壁畫。那可能是戰爭期間，廟內的和尚在逃走之前，把這個圖書室封起，并畫上壁畫，使人不疑壁畫之后還有藏經。
這千佛寺原為一座佛寺。但是在公元1900年前后已經是僧道雜居了。一次有一位[王]道士做打掃工作，無意發現這壁畫之后似乎有門的跡象。他把這門打開了，便發現了這些經卷寫本。這位道士既不識字，人又愚蠢，他乃打主意把這些卷子出售給附近鄉民[作為仙方]以醫治牙痛或頭痛。一般愚民也就向他購買這些仙方破片，燒成灰燼，加水吞食，冀圖治病。他們這樣對古物的摧毀已經有相當年月了，所幸敦煌人口稀少，所以這些“仙方”亦無從大量出售。他們這樣的買賣一直到1907年[始為學者們發現]。那一年[瑞典籍的考古家]斯坦因【sir aurel stein】從印度進入中國，沿途考古，一直到了敦煌。他聽說這宗大量發現的中古寫本，乃親往查訪。他向那位道士行了點約值七十兩銀子的小賄，便運走了七大車的卷子寫本，經印度而去，終為倫敦的“大英博物館”所收藏。
翌年，1908年，法國的漢學家伯希和【m．paul pelliot】也聞訊往訪，也就從敦煌運走了大約三四千卷。伯希和因為能讀漢字，又懂一些中亞細亞一帶的方言，所以他說服了這位道士，讓他在千佛寺內住下，慢慢選擇。所以他后來運往法國“國家圖書館”的一些卷子，都是經過選擇的。那些只是重抄的佛經，他都一概留下不要，他取去的都是些普通佛經以外的佛教著作，以及有關道教、儒教的寫本，或是一些注明年代和人名的佛經鈔本。他并且把漢文以外的卷子，如梵文及中亞細亞方言等等寫本，都全部拿去了。所以巴黎所藏的敦煌卷子實是一部選集，和一些有年代和人名紀錄的鈔卷。
伯希和自敦煌取道北京返國，在北京他找了些中國學者來幫忙查對這些中文卷子。這樣才驚動了中國的學術界，學術界人士才報告了**，清廷中央**乃立即通知甘肅地方**，不再許外人竊取，并明令把全部卷帙運京保存。這一來全部敦煌經卷的古董價值乃舉世皆知。因此在該項鈔卷運京時，又被沿途偷竊。為應付點驗起見，偷竊的人又往往把長卷剪成小卷來充數。由于監守自盜的結果，上千上百的卷子又被偷走了。所以后來敦煌卷子，除了在倫敦“大英博物館”、巴黎“法國國家圖書館”和中國“北平圖書館”所收藏之外，還有千百卷被零售給中國和日本的私人收藏家。這便是這宗敦煌鈔卷的一段滄桑史；也可算我個人自述的一個注腳。
長話短說，當我在1926年到歐洲去的時候，我想如有可能的話，我決定便訪倫敦、巴黎兩處的敦煌藏卷。看一看這一些唐代鈔卷，對于中國佛教史，特別是禪宗史有沒有新發展。我在倫敦看了100卷；在巴黎看了50卷。使我且驚且喜的則是我居然發現了有許多有關中國禪宗史的重要資料，尤其是有關8世紀中國北派禪宗和其同時的其他禪宗各支的資料。
我在巴黎所發現的便是三卷未注明[人名和年代的]有關神會和尚的史料，在倫敦我也找到一份[類似的]殘卷。由于個人研究興趣所在，我對搜訪這些史料是早有準備的。所以這些資料我一看便知。因而我把它們照樣**，回國之后再加以校勘，便在1930年把它們出版了。出版的日期是我發現了它們的后三年。我把這本書叫做《神會和尚遺集》[民國十九年，亞東圖書館出版]。這本書的問世實在是對重治中國禪宗史的一個里程碑。
在1926年之前我們所知有關神會和尚的著述只寥寥659個字。這個短篇對這位禪宗歷史的真正創造者的了解實在太有限了。可是在1926年我竟然找到了約有20000字上下的資料。
我在巴黎所發現的三份鈔卷，過去1200年都無人知曉。其一便是《神會和尚語錄》，此卷甚長；第二件是有原標題的叫《菩提達摩南宗定是非論》。這是一份戰斗文獻，是神會對北派禪宗的道統真偽與教義是非的公開挑戰。因為南北兩派都自稱是祖述達摩的正統。另一殘卷則是顯然也是上述戰斗文獻的一部分。[唐德剛案：英文稿此處語義混雜不清。譯文系參考《海外讀書雜記》重校的。]
這份戰斗文獻活生生的紀錄了神會和尚和一位名叫“崇遠法師”的對話錄。崇遠法師是一位問難者，[他向神會提出問題由神會加以解答]就像現代電視上[新聞節目里]的主持人【moderator】一般。這位崇遠法師也是位性格人物，他把這幕劇弄得更為戲劇化。
在這次問難中，崇遠法師問曰：“[北宗]普寂禪師名字蓋國，天下知聞……何故如此苦相非斥？豈不與[神會大和尚，您自己】身命有讎？！”
神會和尚答曰：“我自料簡是非，定其宗旨。我今弘揚大乘，建立正法，令一切眾生知聞，豈惜身命？！”[原文錄自《菩提達摩南宗定是非論》，讀者亦可參閱柳田圣山主編《胡適禪學案》，臺北正中書局1975年版，281頁。]
這便是這位神會和尚的精神！當然，我并不是說神會這一挑戰是什么樣的天才。我而且懷疑他這一挑戰是公正有據的。或者他的挑戰正和北宗所自我夸耀的一樣無據。我必須說，一部禪宗史包括神會在內，百分之九十都是偽造的。這是我的估計。
但是我搜尋禪宗史料的動機，則是想找出8世紀中的所謂禪宗創立時的真相而已。這樣我不但找到了神會和尚的語錄，同時我也找到了唐代文獻中所提到的偉大的[南宗、北宗爭法統的]作戰紀錄。這紀錄是我在倫敦、巴黎兩地所藏的敦煌經卷里找到的。
我在倫敦所發現的殘卷也很有趣。那是中國所流傳下來的[有關神會紀錄的]659字中的一部分。但是這殘卷卻是這紀錄最早的鈔本。這件唐代寫本與現存的國內流傳的神會著作，僅有絲微的不同。
以上四種，便是我于[1927年在巴黎和倫敦]所影印的敦煌卷子。后來我把幾份卷子與我自己所寫的神會的傳記，一起詳加考訂之后，便于1930年合成一冊[由上海亞東圖書館]出版，定名為《神會和尚遺集》。我那90頁的《荷澤**神會傳》，可能是當今中國用現代觀點所寫的惟一的一本完全的和尚的傳記了。
好了，我究竟發現了些什么樣的故事呢？上文曾提過，1926年以前，中國佛教史家所可找到的神會和尚的作品，不過寥寥659個字而已。但是我的書在1930年出版之后，神會的著作便遞增至二萬多字，這樣我才能寫出一本神會全傳來。這本完全的傳記中，包括我對神會思想的初探；對他觀念的詮釋；和我自己研究的結論。我認為[一般佛學家和佛教史家，都當作慧能所著的]所謂《壇經》，事實上是神會代筆的。《六祖壇經》是過去1200年禪宗佛教最基本的經典；也是中國、朝鮮和日本的一部圣書。但是我以[禪宗]內部的資料，證明它是神會的偽托！根據我的考據，神會實是《壇經》的作者，因為《壇經》中的許多觀念都和我在巴黎發現的《神會和尚語錄》及其他有關文獻，不謀而合。
以上便是我發現中最精彩的部分。但是這一發現影響之大則非始料所及，因為它牽涉到要把禪宗史全部從頭改寫的問題。由于這位大和尚神會實在是禪宗的真正開山之祖，是《壇經》的真正作者，但是在近幾百年來，他卻是在禪宗史上被人忽略了。其原因便是當南宗的地位最后被朝廷肯定為禪宗正統——甚至也可說是整個佛教的正統——之后，顯然一時弄得舉世擾攘，所有的和尚都要擠進來分一杯羹。因而佛教中的所有門派都自稱與南派禪宗有歷史淵源，從六祖慧能上溯至菩提達摩。時日推移，這一自達摩至慧能的譜系因而一分為二：一門禪宗自稱祖述懷讓，懷讓是慧能在湖南的大**；另一宗則自稱出自慧能在江西的大**行思。
在八九兩世紀中，湖南、江西二省原是禪宗的中心，兩省之中所有的[老和尚]都自稱是慧能的**[或再傳**]。后來這兩支都發展起來，蔚成大觀。例如著名的臨濟宗便出自這兩支。當他們得勢之后，他們就改寫歷史，各以己支一脈相延是正統嫡傳。日子久了，神會之名就漸被遺忘，甚至完全不提了。
懷讓、行思兩支后來居上，竟然變成禪宗里的正統嫡傳。《景德傳燈錄》便是如此下筆的。我是治佛教史的少數作者之一，讀佛教史時在字里行間，發現了神會和尚的重要性。我認為神會扮演了一個很重要的角色。事實上，他的重要性，在9世紀的一位有學問的和尚宗密，也曾經證實過的。
我寫神會和尚實在也就是改寫禪宗史，給神會以應有的歷史地位。并指出他向北宗挑戰是何等的重要，終使他死后被迫封為禪宗的七祖；間接的他也使他師傅慧能被追升為禪宗的六祖。
事實上，這一追謚，還是神會死后100多年的事。當時并經唐代兩大作家柳宗元和劉禹錫的記述。柳、劉二人均于慧能正式被朝廷追升為“六祖”時著有碑銘的。
還有一件使我高興的事，則是我的神會傳記出版后兩年l1932]，另一神會遺作的敦煌卷子，又在日本被發現了；由我的書作參考，證明其為神會遺作。這一份并無標題的敦煌經卷落入一位日本收藏家石井光雄之手。但是日本學者則是參閱我的神會傳，而證實為我所發現的神會遺作《神會和尚語錄》之一部。這一個題目[《神會和尚語錄》]原是我加上去的，我們始終不知道這個卷子的原題是什么。
1959年，另一位日本學者入矢義高，又在斯坦因收藏的敦煌經卷中，發現了另一同樣內容的卷子。這卷子之前有一篇短序，題目叫做《南陽和尚問答雜征義》。
石井光雄的卷子發現之后二年，1934年，鈴木大拙博士與一位友人，乃把它參校“胡適本”之后，予以付印出版。那是個活字版印本，書名為《禪宗**神會語錄》。這份石井光雄發現的卷子共有15000字。其中有一半與我發現的第一件《神會和尚語錄》雷同。其中有一部分顯然是從《菩提達摩南宗定是非論》中抄下來的。稍后鈴木先生在“國立北京圖書館”所收藏的敦煌經卷中，又發現另一文件。他把這文件付印出版，并加一篇他自己寫的導言，說這一文件的內容與《六祖壇經》頗為相似；那與我所闡述的神會觀念也是相同的。
許多年過去了。一直到1956年，當鈴木博士與他的一位學生路過巴黎時，法國學者告訴他，他們又發現了一卷顯然是神會的遺作。但是他們無法通曉其內容，所以我也就買了一份該項卷子的影印本。我現在[1958]正在校勘這份卷子。其實這份卷子中包括兩種神會遺著，其一便是《菩提達摩南宗定是非論》中的一大段節錄：另一件則包括我在1930年所出版的第三件。所以現在“定是非論”已經有20000字左右，差不多已經是全璧了。
最近法國學者又發現了一些文件。伯希和死后，他們顯然是從伯氏以前所收集一些無標題的卷子之中，又發現了另一份殘卷。那卷子里不但有一卷神會，而且有兩卷神會。第一件中大部分都是神會的戰書[“定是非論”]；另一件也很有趣，那是和鈴木在“國立北京圖書館”所發現的是同種而較佳的經卷。但是那較早發現的老卷缺少個題目。那件無題經卷，鈴木只是疑惑它也是神會的遺作[但是他還不敢確定]，而這份新發現的卷子不但完整無缺，并且還有一個題目。這題目一開始便書名“南陽和尚”。南陽是河南的一個重要縣治。“南陽和尚”這一頭銜毫無疑問的是當地人民對神會的尊稱，因為神會曾在一座南陽的寺廟內住過十年。在南陽期間他以博學善辯聞名于時，所以才有“南陽和尚”的稱呼。
所以鈴木博士多少年前在發現那宗文卷時所引起的大疑案，終于在我的襄贊之下完全證明了。這些便是我近年來有關中國思想史的最近的著述。
【原載唐德剛譯《胡適口述自傳》，臺灣傳記文學出版社1981年版。方括弧[]是唐德剛所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