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安福國會選舉徐世昌為總統。副總統選舉流產。徐世昌力圖擺脫傀儡地位
北方進行大選以前，桂系還企圖延長它的同盟者馮國璋的任期，以保持他們向北方謀和的對象。八月三十一日非常國會宣言，將繼續召集憲**議，并進行總統的選舉，所有北京**締結的對外條約和公布的法律，一概認為無效。政學系議員還主張馮國璋如果在北方落選，非常國會可以選舉他為總統。九月二日軍**發表宣言，否認安福國會有選舉總統之權，如果選舉總統，西南決不承認。
當然，皖系決不會因為西南反對而停止選舉總統。
進行大選時，北京、天津市民并不關心總統的選舉，只是惶惶然感到第二次復辟的恐怖，這是由于張作霖呈請恢復張勛的自由，同時復辟首犯康有為又有北京之行，特別是奉軍一旅開到南苑來，這一切宛似以前辮子軍開進北京的情景。其實，奉軍開來，是為防止大選時可能發生的意外事件的。
九月四日，安福國會組織兩院聯合選舉委員會，到會議員四百三十六人，徐世昌以四百二十五票當選為總統。安福國會議員不但是皖系所指派的，而且當選后又受到金錢豢養，段內閣分別不同身價聘任他們為顧問、諮議，每月給以干薪從二百元至一千元不等。投票前預發了一筆出席費，每人還收到徐世昌題名贈送的照片。傳說有少數議員不受控制，則以每票五千元進行收買，由安福系所辦的華通銀行付款。大選經費是從日本借款中提用的。
九月五日繼續進行副總統的選舉，兩院議員到者僅有八十八人，因人數不足流會。有消息說，馮以一萬三千元代價收買選票，張作霖愿出一萬六千五百元與之競爭。關于副總統人選，皖系主張“虛此席以待征南有功者”，徐世昌卻想“虛此席以待南方領袖”，特別屬意于軍**主席總裁岑春煊，想借以交換西南對北京新**的承認。因此，徐、段兩人都不支持這個選舉。安福議員也都不熱心進行這個選舉，他們大多抱有金錢目的，安福健將光云錦、汪立元就曾公開表示，“我們選舉總統盡了義務，選舉副總統不能再盡義務。”
九月四日，非常國會宣言不承認北京的選舉。九月五日徐世昌發表歌電，虛偽地謙辭總統。九月六日馮通電勸告南北一致擁護新總統。同日安福議員舉行兩院茶話會，決定延期進行副總統的選舉。
九月十三日，吳佩孚回答徐世昌的歌電說：“總統選舉，必須出于真正民意。我國舊國會分子固屬不良，而新國會議員不但由金錢運動而來，且西南五省均不選送，似此卑劣不全之國會，安能為全國民意代表！公若就職，民國分裂乃由公始，師長等不敢為公賀，且將為民國吊。公若趁此未就職之前，毅然為和平表示，出任調人領袖，敦促馮代總統頒布停戰命令，先解決時局以謀統一，國會議員另行改選，將來總統舍公莫屬，此則師長等所為預賀者也。”這個電報是北洋派不承認徐世昌總統地位的僅有之一例。
九月十四日，軍**各總裁聯名回答馮的麻電說：“大選問題，所重者法，于人無所容心。東海宿望高年，人所共仰，惟為非法機關所自出，則煊等不能贊一詞。”十六日，岑春煊、伍廷芳另有聯名電回答徐世昌，勸他勿就總統。
徐世昌當選北方總統后，南北政治內層都起了一些新的變化。
皖系選擇這個六十四歲老官僚為傀儡總統，首先因為他是文人，文人就不能組織一個軍事集團來和他們爭權奪利；其次因為他是北洋派老前輩和“超然派”，可以利用他瓦解直系，從而消除直皖兩系的對立，達到北洋派的團結，而這種團結是以段為北洋派唯一領袖的團結。段沒有估計到這個城府很深的老官僚，在前清官場中就以手段圓滑著稱，在袁**時期又有“活曹操”之稱，這樣一個人物，正是玩弄政治陰謀的斲輪老手，決不會甘心做別人的蓋印機器。
從當選總統的一天起，徐世昌就十分機密地指使舊交通系首領梁士詒、周自齊等聯合新國會中的非安福系分子，組織另外一個不公開的政治小集團，以對抗多數黨的安福系。
在對南問題上，段的目的是要繼續保持南北分裂，就是在一定時期內保持南北軍事對峙的局勢，等到參戰軍訓練好，就可以繼續執行武力統一政策。徐的目的卻想執行前任總統的“和平混一”政策，準備把副總統一席留給西南領袖，以交換西南對自己的擁護。在團結北洋派的問題上，徐想繼承馮的勢力，團結直系作為自己的政治資本，段的目的是要在團結北洋派的基礎上，使自己成為北洋派的唯一領袖。在對外政策上，徐看見世界大戰就要結束，日本已經不能單獨控制中國，不愿繼續執行依靠日本一國的單線外交。以上說明，從徐當選為總統的一天起，他就不愿做一個有名無實的總統。
西南方面，對馮對徐也并無個人恩怨存乎其間，當初反對徐只是為了反對段的傀儡工具。早在徐當選以前，徐的幕后人物梁士詒曾經派人到兩廣進行活動，解釋徐并不贊成武力統一政策。這時，馮的總統地位既已無法維持，岑春煊、陸榮廷等也就需要北方有一個進行和談的新對象，問題在于徐是一個文人，沒有武力對抗皖系，而且他的總統地位又是由安福國會產生的，未便予以承認。但是，軍**明白指出，不承認北方選出的總統，是對法而非對人，甚至表示徐是一個適宜于做總統的人物。他們希望徐暫時不做總統，先促進南北和平，在和談中解決國會問題，將來以另一形式選舉徐為總統。這個意見與吳佩孚在元電（十三日）中所提的意見大體相同。
當然，徐不會放棄現成總統不做而去期待將來，并且在皖系的控制下，也不可能不做總統而去擔任南北間的調人。
二 福建北軍進攻廣東大敗。津浦南段新風云的乍起乍滅
北京進行大選時期，閩粵邊境軍事起了變化，并因此引起了津浦路南段的軍事嚴重危機。
七月中旬，浙軍童葆暄部曾在閩粵邊境發動一次猛烈反攻，擊退了進入閩南的粵軍，攻占了大埔、饒平等縣，潮汕大為震動。這時，前浙江督軍呂公望剛到廣州不久，就受命冒險由間道到詔安，說服浙軍第一支隊長陳肇英倒戈投南，因此童葆暄急忙下令退兵。粵軍乘勝追擊，從八月上旬起，龍巖、寧津、汀州、武平、清流、上杭、永定、平和、連城、寧洋、安溪、漳平、永春、大田、德化、仙游、尤溪等地均入粵軍之手，八月三十日占領延平。九月十二日，李厚基乘艦由廈門逃回福州，向北京**電辭援粵總司令，福州局勢異常嚴重。幸虧臧致平旅在同安打了一次勝仗，才阻遏了粵軍的攻勢。
段內閣接到福州危急的報告，急忙派遣海軍協助防守福州。九月十七日，任命薩鎮冰為福建清鄉督辦。陸軍方面，皖系和主戰派的軍隊都很難調動，他只得饑不擇食地派龍濟光的新軍開往應援。
龍濟光在小站設立“振武新軍辦公處”，把直隸、山東邊境一些土匪收編為振武新軍。他企圖利用“援閩”取得福建地盤。在第一批振武新軍開往浦口后，第二批開到晏城忽然拒絕南下作戰，就在當地散開隊伍，大肆搶劫，并拆毀了津浦鐵路。隨后第三批又在禹城嘩變。這些變兵都被張樹元派兵包圍解散。這兩次兵變使得山東人民受了很大損失，段也丟了一次大丑，國內外一致抨擊段內閣只能依靠土匪來執行武力統一政策。在北京的福建人士激烈反對龍軍援閩，法國公使公然請求調開小站龍軍以免危害天津治安。
九月二十四日，徐州鎮守使張文生報告李純，有一支不知從何方開來的軍隊，分乘兩列車南下，疑系在晏城被擊潰之匪軍。李純隨即打電報給倪嗣沖，這支軍隊開過蚌埠時，請即查明究系何軍，開往何處。倪嗣沖回答說，這支軍隊是開往福建的奉軍。李純聽到是奉軍，疑心張作霖派來偷襲南京。同時又接到北京方面的另一報告，據說這支奉軍是參戰處新任參謀長徐樹錚調動南下的，李純更加疑心，急忙命令第六師開過長江，拆毀花旗營一段鐵路，準備加以迎擊。
這支軍隊已經開過滁州到了烏衣站，得知前面路軌已被拆毀，蘇軍布置陣地準備迎擊，就立刻倒掛機車開回滁州，隨后又開回蚌埠。李純連打電報質問北京**，奉軍南開，何以中央和奉督事前并不通知江蘇，既稱南下援閩，何以又由主持對外的參戰處下令調派。他十分激動地說：“意者有人憑借弄權，罔恤國體，擅作威福，**不及知，督辦（段）不及察。大江南北，人心惶惶，軍情憤激，竊恐釀成禍變，已派重兵過江彈壓。……江蘇一省關系全國，若任無意識之小人不顧大局，不恤國體，一隅糜爛，全局破壞，誰尸其咎，思之痛心。”電報所指的“無意識之小人”就是徐樹錚。
這次津浦南段的新風云，比不久以前魯軍開過浦口時的局勢更為嚴重。事實上這支軍隊可以說是奉軍，又可以說不是奉軍。原來徐樹錚在小站共計招募了參戰軍五個混成旅，因為挪用奉軍軍費，張作霖向他算賬，只得交出三個混成旅歸奉天，自己留下兩個混成旅，其中有一個旅以奉軍補充旅的名義開往洛陽受訓，旅長為王永泉。由于福州告急，段內閣無兵可調，就把這支受訓未久的新軍投入戰場。二十五日國務院向李純解釋誤會，聲明該旅是參戰處的直轄軍隊，不是奉軍。但是張作霖卻把它當作奉軍，氣勢洶洶地質問李純說：“奉軍南下，系奉總理密令馳往援閩。兵貴神速，本可出以秘密。貴督明知為奉軍，竟爾出阻，貽誤戎機，不知是何用意。請克日明白答復，以釋疑團。”
這個時候，馮國璋已經準備下臺，長江三督除了采取自衛行動而外，也沒有與主戰派繼續進行斗爭的勇氣。另一方面，直軍在湖南前線主和，主戰派也不敢對長江三督采取軍事行動。所以這一嚴重事件經過一番解釋，沒有爆發成為北洋派內部的戰爭。北京**同意李純的意見，將已到浦口的龍軍撤回兗州，王永泉旅留在蚌埠，等到船只備就，再將這些“援閩軍”分批開到浦口，直接上船，以免發生誤會。后來王旅于十月十三日由蚌埠開到浦口，轉乘建新、福州兩輪開往福建。
三 湖南前線南北將領聯名電請下停戰令。主戰派通電斥責吳佩孚等。軍**派員慰勞直軍
九月七日，北京**任命張作霖為東三省巡閱使。從此張作霖和曹錕的地位相等，駕乎一切北方督軍之上。
徐世昌當選總統后，九月十四日曹錕發表寒電，不提主戰主和，只說“鬩墻之斗，權利之爭，不宜再見”，這是反對對南繼續作戰的另一形式的表示。九月二十日，吳佩孚回答曹錕的寒電，建議請長江三督繼續擔任南北間的“調人”，并請加入“東海先生”為調人領袖。這個電報得到江蘇軍將領白寶山、張仁奎、朱熙、馬玉仁、楊春普、陳調元等的響應。這是曹錕、李純兩個系統的直系軍人的大合唱，看上去新舊主和派有合流的一種趨勢。
九月二十六日，湖南戰線南軍將領譚浩明、譚延闿、程潛、馬濟、李書城、韋榮昌、張其锽、林俊廷、陸裕光、趙恒惕、林修梅、賁克昭、馬鋆、宋鶴庚、廖家棟、魯滌平、王得慶等，北軍將領吳佩孚、李奎元、楊春普[1]、馮玉祥、張宗昌、王承斌、閻相文、蕭耀南、張學顏、張福來、潘鴻鈞、張克瑤等發出聯名寢電，請“馮代總統頒布停戰命令，東海先生出任調人領袖，曹經略使、長江三督帥及岑陸兩總裁同擔調人責任”。這個電報將北京**與軍**平列在前面，是由吳佩孚主稿，向南軍將領建議用聯合名義打出來的。
這個電報就像焦雷一樣劈在段的頂門上。這是自有南北戰爭以來南北軍人聯合起來反對北洋派領袖的第一次。以前雖有北方軍人主和，但沒有出現過南北軍人站在一邊，發出共同的語言，所以安福分子慌做一團地說：“吳秀才公然造反了！”
段接到這個電報，大驚之后繼以大怒，氣得半晌說不出話來。他認為這不是主和主戰意見的不同，而是北方軍人通敵、降敵的問題。他氣鼓鼓地要用“通敵有據”的罪名下令討伐吳佩孚。他的策士們竭力勸他保持冷靜頭腦，不要意氣用事，因為皖系和主戰派現在已無可用之兵，不會有人討伐吳佩孚，即使有人自告奮勇，也不見得能夠戰勝這個“常勝將軍”。下令討伐不會得到什么，只會把吳佩孚逼上梁山，甚至引起北洋派和北京**的更大危機。
安福議員鄧镕在參議院提出懲辦吳佩孚的緊急動議，另一安福議員張敬舜[2]反對這個動議，因此不提付討論。眾議院議員賀得霖提出懲辦吳佩孚的建議，也只能交付審查，此后沒有下文。
吳佩孚的這一動作使得曹錕置身無地，即使諒解他的人相信并不是他所指使的，但是直接長官不能約束部下，威信也要受到打擊。因此，九月三十日曹錕不得不發出兩個電報，一個電報致吳佩孚，誥誡他“嗣后一切行動，必須**而行”；一個電報致北方各省，表明自己的態度。后一個電報說：“以此言**，恐終不能造成法治；以此言和，恐終不免于戰禍。”“國家前途，必賴中央有所主持，庶幾政局重新，亂源可弭。”事實上，曹錕誥誡吳佩孚已經有過好幾次，說來說去都是這一套，他在這個難題目之下做不出好文章來。
段祺瑞雖然不敢下討伐令，但也不能不表示自己的態度。九月三十日，他以國務院名義通電駁斥了南北軍人的聯名寢電。隨后北洋軍閥紛紛起而作應聲蟲，倪嗣沖斥為“謬談法律，破壞大局”；楊善德斥為“曲說亂真，逞私欺世”；閻錫山斥為“妄談法律，徒逞私見”。就是長江三督之一的王占元，也不能不隨聲附和，認為“吳師長竟與南方諸將領聯合署名，不勝詫異。院電駁斥，義正詞嚴。一隅之論，不足以淆惑觀聽”。倒是慣于打擊主和派以取悅于段的張敬堯，不敢斥責吳佩孚，只說：“敬堯惟知服從中央，不知其他。”
在北方駁斥寢電的唇槍舌劍中，張作霖卻有另外一種說法。他在冬電（十月二日）中指出：“前當譚浩明等抗命之初，作霖曾派少將劉恩鴻晉謁大總統請示方略，奉諭張督若有一師相助，即當從事討伐。迨長岳淪陷，作霖復派劉少將依前晉謁，奉諭如初。曹經略使之南往，亦奉大總統明令，復由大總統頒布氣死、羞死之通電。是**之主戰政策，作霖與各省同志一致贊成，均系服從大總統者。……其他，依法選舉兩院議員，依法選舉大總統，亦均奉大總統命令而行。而彼等一則曰不完全，再則曰非真正民意。所謂不完全者，乃削除叛亂分子耳，非真正民意者，僅無暴動分子耳！……近聞有人因國會已成，大局漸定，急思設法破壞，以遂一己之私，不惜輦金四出運動，淆亂觀聽，破壞國家。此等僉壬，是真民賊，人人得而誅之。作霖正擬查訪明確，聯合同志，呈請元首盡法懲辦，以謝國人。”這個電報竟然把馮說成是主戰派領袖，但是所稱人人得而誅之的真民賊，似乎正是影射他所服從的大總統。
十月三日，以譚浩明、吳佩孚為首的南北軍人繼續發表江電，對駁斥寢電者予以反駁斥。江電說：“駐湘雙方各軍因受中日軍事協定之刺激，同謀息爭御侮。自五月二十五日停戰，迄今已四越月。師長等屢請中央頒布罷戰明令，而合肥（段）斥西南無誠意。師長等不得已本諸公理，再擬通電，征求西南同意，于寢日聯名拍發，可見西南謀和誠意，信而有征。乃合肥仍不加察，謂為莠言惑眾，破壞大局。夫和則全國一家，戰則南北分裂，究竟大局破壞，在和乎在戰乎？……如云國會非由強造，何以不令西南各省選舉議員而任意指派？如云選舉合法，何以九月魚日合肥勸徐就職通電，除卻西南五省？是合肥自認為不完全之總理，且將強東海為不完全之大總統也，保全大局者，果如是乎？縱使合肥自認為不完全之總理，竊恐東海未必甘認為不完全之大總統也；縱使東海甘認為不完全之大總統，而軍民各界不肯甘心為不完全之中國人。……總之，正義所在，是非自有公論。全國人之心理方為真正民意，非強造者所能假托，非強詞者所能狡辯，更非一二人之言所能厚誣。”
他們還聯名發出另外兩個電報：一個是致徐世昌的江電（三日），請他先做南北調人，不要先做總統；一個是致各省的支電（四日），力言“總統大權旁落已久，恐東海登臺后，為傀儡形狀，較黎馮尤甚，是愛戴東海適以陷害東海也”。
這一時期，吳佩孚成為皖系和主戰派最切齒的人物，同時卻又成為桂系和軍**最喜愛的人物。凡是吳佩孚提出來的意見，法系及其操縱下的軍**都是全盤接受，全力支持。以岑春煊為首的七總裁發表聯名陽電（十月七日），莫榮新發表青電（九日），都是江電的應聲。同時，湘軍代表文鹿鳴、劉鍾岳與直軍代表劉杰、包映芝聯名公布，在南北全面和平未實現以前，湘直兩軍成立長期停戰協定，終止敵對行為。因此軍**特派鈕永建為勞軍使，到衡陽慰勞直軍。一切跡象表明，桂系與北方新主和派的聯盟，比之以前直桂兩系的聯盟又向前發展了一步，以前還是偷偷摸摸的行為，現在卻采取了公開的態度。桂系的這種作法，完全取得**元老和滇系軍閥的同意，只有孫中山及其周圍人物是例外。
四 日本又一次陰謀外交成功——中日發表關于山東問題的換文。滿蒙四路、順徐二路借款及參戰借款成立
在馮、段相約同時下野的時期，日本寺內內閣已經搖搖欲倒，段祺瑞企圖在自己和寺內下臺以前向日本借款一萬萬元，作為下臺后控制北京**的財力準備。九月二十四日，駐日公使章宗祥與日本后藤外相成立了滿蒙四路二千萬日元的墊款合同[3]和順徐二路二千萬日元的借款協定[4]。當天北京各報登出一萬萬元大借款的消息，徐樹錚竟以參戰處名義命令京畿警備總司令部轉飭警察廳查封了《晨鐘》《大中》《國民公報》《中華新報》《民強》《大中華》《亞陸》《經世》八家報紙。
順徐二路與以前大隈內閣強迫袁**承認“二十一條”的山東部分有關。寺內內閣雖然用盡心機地壓迫西方帝國主義國家承認了日本在中國的特殊地位與既得權利，但是中國處于被迫者的地位，歐戰結束后將有一個國際聯合機構出現，中國可以向這個機構提出申訴，日本獨霸中國的企圖可能受到打擊。這是日本**提心吊膽的一件事情。因此，在順徐二路借款成立的時候，寺內內閣采取陰謀外交填補了這個漏洞，由后藤與章宗祥發表中日兩國關于山東問題的換文，換文規定日軍除在濟南酌留一部分外，其在膠濟路沿線者均撤回青島；日本所設民政署一律撤廢；膠濟路護路由中國警察擔任，但須聘用日本教官；膠濟路大站須聘用日員；膠濟路所屬權利由中日兩國合辦等等。中國換文中引用了一句外交術語：“中國**對于日本**右列之提議，欣然予以同意。”
這個換文發表，段內閣大吹大擂地夸稱他們在外交上取得了一個大勝利：膠濟路沿線日軍撤退，日本民政署取消，護路權收回，這些問題都很完滿地解決了；而這種外交勝利是由于日本**貫徹執行對華親善方針，采取恢宏豁達的態度才能取得的。但是，北京**在山東問題上親自寫下“欣然同意”的供狀，日本**就可以根據這個文件證明中國并不是被迫承認山東問題，中國將來就沒有理由向國際聯合機構提出申訴。根據北京**對日交涉的往例，中國對日本所提的回文，事前必須交日本方面審閱，他們認為滿意，然后予以接受。有不少回文是由日本**代為擬就而交北京**照錄發表的。這可以說明段內閣同意發表這個換文，并非在文字上受人之愚，而是又一次出賣國家的可恥行為。
同月二十八日，段內閣又以國庫券作抵，與日本**簽訂了參戰借款二千萬日元的協定[5]。協定規定此項借款必須直接交予中國國防機關所屬的經理主任。這是因為段內閣即將下臺，今后退為參戰督辦，有了這個規定，參戰借款就必須交與參戰督辦而不交與北京**。
就在參戰借款成立的第二天，原敬繼寺內之后組織新內閣[6]。日本內閣的更動，主要是受了新的國際局勢的影響。正因為如此，所以原敬內閣對西方國家不能不有所顧慮，對全力支持中國皖系軍閥的政策也不能不有所改變。同時，軍**派章士釗到日本活動，請日本新**勿再采取支持段祺瑞和助長中國內戰的政策。
在寺內內閣任內，從一九一七年一月二十日到一九一八年九月二十八日，借與北京**的借款，包括鐵路、銀行、電信、林礦、參戰、軍械各項借款[7]和善后借款墊款，共計近三萬萬日元[8]。寺內下臺時自己吹噓，在他任內對中國的借款，三倍于以前日本對中國的借款總和，日本在中國所取得的權利，遠遠超過“二十一條”。以前日本對中國的借款共為一萬萬二千萬日元，照此計算，寺內任內的借款應當在三萬萬六千萬日元以上，除有數可查者外，還有一些借款沒有公布出來[9]。
此外，段內閣曾經向日本進行地租借款一萬萬日元，鳳凰山鐵礦借款一千萬日元，金幣借款八千萬日元。這些借款由于中國人民堅決反對和國際局勢發生變化，沒有實現。
當然，在這些日子里，如果沒有日本的大力支持，段內閣早就倒了臺。但是這種支持決不能挽救賣國獨裁者最后失敗的命運。而另一方面，寺內在中國所取得的權利誠然很大很多，但是日本帝國主義無論采取軍事恫嚇政策也好，采取經濟滲入政策也好，其結果只能促進中國民族的覺醒與愛國救亡運動的進展，最后除了招致自身的毀滅而外，他們沒有得到任何東西。
五 段祺瑞推薦曹錕為副總統。交通系議員拒絕選舉副總統。徐世昌就北京**總統
吳佩孚在湖南的行動，引起了北洋派的嚴重危機。段祺瑞既然不敢懲辦吳佩孚，又不能置之不理，他忽然想到只有把曹錕拉過來才能挽救這個危機，而要拉攏曹錕，首先必須滿足他的欲望，使他取得副總統的地位。當然，段的本心是絕對不愿有此一舉的，但他相信推選曹錕為副總統，吳佩孚就沒有方法再反對安福國會，也就沒有方法反對徐世昌的總統地位。這樣，就可以把吳佩孚和西南的關系割斷。因此，他派京師警察總監吳炳湘到保定，向曹錕說明即日進行副總統的選舉，又派國務院秘書曾云霈到奉天，說服張作霖同意曹錕為副總統。同時授意安福國會不要再提關于懲辦吳佩孚的一切動議。
曹錕果然大喜過望，馬上派兄弟曹銳到北京進行競選活動，還派另一兄弟曹鈞到奉天拉攏張作霖。
十月三日，安福系議員舉行茶話會討論選舉副總統的問題。王揖唐宣讀了段推薦曹錕為副總統的來信[10]。當天決定于十月九日進行副總統的選舉。十月六日，安福俱樂部舉行干事會議，段命徐樹錚出席說明推薦曹錕為副總統的原因。由于當時存在這樣一個問題，安福議員公開表示選總統盡了義務，選副總統不能再盡義務，而曹錕方面又認為徐世昌當選總統沒有出過票價，他也不應當出票價，因此王揖唐與各方面接洽，決定由北京**發付曹錕軍費一百五十萬元，把這筆軍費移作副總統的運動費，票價每張二千元，當晚簽發了支票。
一切問題都解決了，曹錕的副總統夢似乎就要成為現實了。
十月九日，兩院議員舉行選舉副總統的聯合會。議長梁士詒安詳地坐在主席臺上，等候到齊法定人數進行投票。這天到會者并不踴躍，打了許多電話去催，仍然不足法定人數。下午繼續開會，到的人也還是不多，王揖唐建議把議會的門關起來，只許進，不許出，一面從外面拉人進來以便湊足法定人數。這個意見剛剛提出來，就有一些已到會者匆匆離席而去。
原來段黨一手造成的安福國會，這個時候已經起了變化。其中研究系議員本來是不與安福系合作的，他們在選舉的前一天開過一次會，決定選舉馮國璋為副總統，如果一定要選曹錕，就以不出席為**。研究系議員的人數很少，在安福國會中處于無足輕重的地位。但是一向與安福系合作的舊交通系議員同樣采取了不出席的辦法，這就大大增加了缺席人數的比重，使這個選舉會開不成。
這天下午，舊交通系議員有五十余人到萬牲園參加周自齊出面邀請的游園會，沒有工夫出席選舉會。在安福系的督促下，梁士詒只得寫了一張便條，交由劉恩格、杜持、王印川乘坐汽車到萬牲園，想把那些游興正濃的議員們追回來投票。但當他們碰頭時，那些議員反而閑情逸致地取笑他們說：“你們遲到，應當罰酒三杯。”王揖唐也駕了一部汽車到處拉人，但是拉得東來西又跑，結果只拉得八個人回來。安福系議員也有不出席的，這是由于他們看見報載曹錕以十萬元納劉喜奎為“簉室”，都罵曹錕太瞧議員不起，議員的身價僅及劉喜奎的五十分之一。
副總統的選舉會幾度流會，說明了三個問題：第一，研究系和舊交通系本來是互相敵對的兩個政客集團，但在反對曹錕為副總統的問題上，采取了合作的態度；第二，安福系和舊交通系的分家，反映了徐世昌與段祺瑞的分家；第三，即使安福系議員，也并不是全部都能接受段的調度的，可見政治集團建筑在個人利益之上，貌合神離的現象是不能避免的。
十月十日是馮國璋代職期滿的一天。這天上午九時，懷仁堂搭了一座禮臺，馮、徐兩人舉行了總統交替典禮。當天，徐發表第一道命令，解除段的國務總理，派內務總長錢能訓暫代總理。徐又下令授給曹錕一等大綬嘉禾章，曹錕拒而不受，徐就改授以九獅紐寶光金刀一柄，以示隆異[11]。曹錕雖然先后得到銀質獅紐大印和九獅紐寶光金刀，當然不會感到滿足。因此，在王揖唐的主持下，安福國會定于十月十六日繼續進行副總統的選舉。
王揖唐知道舊交通系不出席副總統的選舉會，與徐的態度有關。他邀同梁士詒去見徐，請徐表示對副總統問題的意見。徐十分老練地回答說：“以我今天所處的地位，對于副總統應當速選、遲選以及選舉何人，都不便表示意見。”
八月十四日，周自齊又帶了一批議員作天津之游。他在自己的私宅英租界球場二十九號設立了議員總招待所，又在四家旅館分設四個招待所，情意殷殷地邀請在京議員到天津來飲酒看花，及時行樂。當他吸引到議員一百四十人的時候，就準備召開一次談話會，請他們聯名提出促進南北和平、推遲副總統的選舉的兩項建議。同時，梁士詒在北京的態度也逐步明朗，表示如果選舉北方人為副總統，則南北和平遙遙無期。
梁士詒和周自齊都是舊交通系領袖，也是徐世昌的私黨。舊交通系反對選舉副總統，正和不久以前徐世昌偶然流露出來的“虛副總統一席以待南方領袖”的話完全合拍。這樣一來，問題終于弄明白了，造成副總統選舉會幾度流會的不是別人，正是段所扶植的政治傀儡徐世昌。
但是王揖唐決不甘心從此罷休。十月十五日，他派安福系“大將”克希克圖攜帶八名孔武有力的議員，乘坐專車到天津來綁議員的票。王揖唐在天津的私宅派出一批家丁，分乘八輛汽車，開到天津新車站停下來，只等“肉票”一到，就立刻押上開往北京的專車。
克希克圖一行分作四批，每批兩人，分乘四部汽車到四家旅館進行“綁票”。十分奇怪，當他們到達目的地時，就連一個目的物也沒有找到。于是他們集中人馬，飛快地趕到周自齊的住宅去找，也沒有發現一個應當被綁的人。不久終于弄清楚，原來這天下午周自齊在南市妓院里擺下了“花酒”，那些議員老爺們都“倚紅偎翠”去了。于是這批打手又一窩蜂似的沖到妓院來，居然一口氣捉到了四十多名議員。
這件事發生在十五日深夜三點半鐘。這些被綁議員在汽車里亂嚷亂叫，引起了站崗警察的注意，喝令停車檢查，直待押車者拿出議員證件來，才得放行。被綁議員要求回旅館取行李，也不被允許。當他們被挾登火車的時候，機車早已升火等候，所以一上車車子就開動了。但在夜色迷漫中逃脫了幾名，也有人到了北京后又逃回到天津來。
這就是安福系首領王揖唐表演的“精采節目”。這件事立刻風傳全國，引為笑談。
十月十六日，王揖唐又在北京派出汽車多輛，分途抓議員到會投票，京師警察總監吳炳湘也派出武裝警察在西城放哨，禁止議員離開會場。但是這天到的人更少，仍然以流會收場。
第二天，梁士詒表示如果安福系仍然強迫進行副總統的選舉，他就辭去參議院議長以拆國會的臺。同時，段也認為對曹錕已經作了最大努力，既然無濟于事，也就可告無罪，因此不再進行這種徒勞無功的選舉。但在這幕丑劇中，王揖唐和曹錕都覺得自己丟了面子，因此一個托病到湯山休養，一個在保定稱病請假。
六 湖南人民反對張敬堯改選省議會的斗爭。桂系驅逐廣東省長李耀漢
湖南自停戰以來，原來來自北方各省的北軍仍然擠塞在這個受著戰爭災難滿目瘡痍的省區內：直軍一師三混成旅以衡陽為大本營，分布祁陽、耒陽數縣；第七師主力吳新田、田樹勛兩旅在寶慶、武岡；還有一部分駐防長沙；第十一師李奎元部在平江、瀏陽；第十六混成旅馮玉祥部在常德、桃源；此外湘東各縣駐有奉軍、蘇軍、魯軍、安武軍等等。南軍方面，湘桂軍據有郴永一隅之地，沅水上游的廣大地區則屬于湘西民軍的勢力范圍，南軍占領區的面積合起來仍然很大。在一省之內，屯集了十多萬南北軍隊，到處都是壁壘相對的軍事區域，人民的痛苦可想而知。
張敬堯雖然號稱一省督軍，他的勢力只能達到長沙、寶慶一線，對第七師以外的北軍占領區也都無權過問。
當吳佩孚發表馬電的時候，張敬堯張皇失措地在長沙宣布**，并向北京**請求援兵。其后，第十一師自動地從平、瀏兩縣撤回到長沙來，兩縣地方團隊乘機據有縣城，有醞釀自主的一種傾向，張敬堯派狗腿子謝淵前往“安撫”，才得安定下來。第十一師是接近直系的北軍，在長沙城內與第七師互相戒備，儼如敵國。
第七師在北軍中紀律最壞，而該師的留省部隊在該師中又是最壞的，所以長沙人民所受的災難比各縣更為深重。張敬堯在湖南擴充了一個旅，派他的四弟號稱“四帥”的張敬湯為旅長。這個“四帥”自比為諸葛亮，曾經穿上八卦衣戲裝，拿了鵝毛扇子，走著臺步問他的馬弁說：“你們看我像不像臥龍先生？”那些豪奴們為了奉承主人，都說：“臥龍先生只會用計，不會打仗，哪里比得上咱們四帥智勇雙全。”其實，這個“假孔明”卻是“真時遷”，經常跑到“大戶人家”借貴重東西，有借無還，因此長沙人民有“孔明作賊”的一個笑話。
張敬堯在徐州做蘇魯豫皖四省邊境剿匪督辦的時候，曾經招撫積匪毛思忠，收為義子，改名張繼忠，派為第五團團長，因此人稱為“少帥”。第五團是穿了國軍制服的“合法強盜”，湖南人民稱它為“爛五團”。“四帥”和“少帥”都是張敬堯最信任的人，所以把這兩個人的部隊擺在自己的身邊，以資防衛。
張敬堯本來是安徽霍丘縣人，但是南北之見極深，他的軍隊在湖南殺人放火，在他看起來是“殺敵致果”，理所當然。湖南人民用“張毒”（督的同音）、“毒菌”（督軍的同音）這類字眼稱呼張敬堯。有人說了這樣一句話：從前夏朝的老百姓要“與桀偕亡”，我們今天要與“堯舜禹湯”偕亡[12]。這句話流傳一時，成為湖南人民的共同誓言。
當全國人民掀起愛國主義高潮的時候，張敬堯禁止學生及各界人士開會演說，認為這些都是“暴徒”的“破壞行為”。長沙各學校、各公共場所以及祠堂廟宇都駐滿了北軍，全城像一座殺氣騰騰的大兵營，許多學校不能開課，人民的正常生活受到限制，當然更談不上有愛國的自由。同一時期，衡陽、常德一帶的人民愛國運動卻沒有受到當地駐軍的阻撓。
張敬堯的暴力統治引起了全國人民的一致憤慨。上海各報認為，即使帝國主義統治著殖民地的人民，也還不敢公開采取類似這樣不顧一切的殘暴手段。但是這些手段卻取得了段祺瑞的極大信任，認為正是忠誠可靠的具體表現。
當段內閣包辦國會選舉的時候，有人向張敬堯獻策改選湖南省議會，把它改造成為一個歌功頌德的御用機關。張敬堯正被各方面罵得體無完膚，就采納了這個意見。當然，湖南省議會是一個紳權機關，并不能代表真正民意，但是由張敬堯改造成為一個御用機關，情形就會更壞，因此商會、教育會、農會、學生聯合會、報界聯合會以湖南尚未統一，不能普遍進行選舉為理由，向張敬堯**收回改選省議會的成命。這種**本來是和平性質，但是由于有革命青年知識分子參加，在他們的建議和影響下，把各種團體合并組成湖南各界聯合會，就使這個組織能夠發揮更大力量，并將反對改選省議會的浪潮轉變成為反對軍閥統治的一種政治革命斗爭。
張敬堯看見湖南各界人士公然敢在他直接統治和威力所及的地方組織對抗性的統一團體，不禁勃然大怒，就要下令解散各界聯合會，并且逮捕策動這個組織的“暴徒”。于是那個獻策者又來加以勸阻，認為采取暴力手段，將在全國人民的面前暴露自己的真面目，將使改選后的新議會不能起欺騙人民的作用。這位狗頭軍師主張采取以“民意”對抗民意的辦法，雇用一批政治流氓組織“湖南公民會”，也向當局**提前改選省議會，以**反對改選省議會的各界聯合會。
隨后“公民會”和各界聯合會展開了激烈爭論，都說自己是代表民意的人民團體，而斥對方為偽托民意，宛如演了一出“雙包案”。湖南《大公報》《湖南日報》等報紙都全力支持各界聯合會，著論抨擊“公民會”是一批政治流氓組織的非法團體，只有政治背景，而無民眾基礎。當然，誰都曉得“公民會”是北京**組織“公民團”的一套翻版，既非職業團體，也并不具有任何代表性。但是張敬堯在兩造面前假裝糊涂地說：“你們兩個團體誰是代表真正民意的，我也弄不清楚”，吩咐雙方各推代表對于應不應該改選省議會的問題舉行一場辯論，然后讓他作出決定。
當雙方在教育會舉行辯論的一天，張敬堯命令第五團兵士在會場周圍布置了武裝崗哨，其用意是在嚇退反對派不敢進來，好讓“公民會”代表控制會場。但是這天各界聯合會的代表們在革命青年知識分子的鼓動下，仍然踴躍到會，并有學生代表當場散發反對改選省議會、反對摧殘教育和取締愛國運動的宣傳文件。
開會時，張繼忠全副武裝，腰間佩帶長柄東洋指揮刀，威威武武地站在臺口上。當革命青年出現在臺上侃侃發言時[13]，各界代表報以熱烈的掌聲。惱羞成怒的張繼忠立刻大聲吼叫，命令如狼似虎的兵士逮捕發言者，并且命令封鎖會場不要放走一個“暴民”。這時，站在臺上的“公民會”首領辜天保發覺今天的戲唱得很糟，會要弄巧反拙，急忙出面來打圓場，但是會議卻無法繼續進行。第二天，《大公報》《湖南日報》都被查封。
張敬堯本來打算仿照北京**選舉新國會的辦法辦理湖南省議會的選舉，由于各界聯合會的反對，不得不推遲這種包辦代替的選舉。這是人民斗爭的一個勝利，這個勝利把湖南人民反軍閥、反帝國主義的斗爭推向更高潮[14]。
與此同時，廣東發生了桂系軍閥排斥地方派軍人的風潮。
廣東省長李耀漢身兼肇軍總司令、肇陽羅鎮守使各職，以肇慶為大本營，桂系請他到廣州同城辦事，他就稱病請假以資對付。九月二十二日，軍**下令解除李耀漢的本**務，俾便“專心養疴”，派李耀漢部將翟汪**省長，古日光**肇陽羅鎮守使。這道命令立刻引起了省議會、警衛軍和肇軍將領的一致反對。李耀漢公然致函省議會，否認軍**有權罷免省長，并且用廣東人必須團結起來的說法，煽動省議會一致對抗桂系軍閥。他說他的省長一職是由省議會產生的，可以向議會辭職，而不能由軍**罷免。
十月十一日，北京**下令頒發廣東水災賑款十萬元，指明交省長李耀漢領收發放。這是北京**又一次的挑撥手腕。
桂系軍閥對廣東省長問題處于“欲罷不能”的地步。由于翟汪不敢接任省長，軍**決定改派李根源繼任，命令李根源統率北江一部滇軍開到廣州，林虎部移駐三水，準備以武力解決李耀漢。
十月十五日，李耀漢化裝到了廣州，在李福林的司令部召集地方派軍人舉行秘密會議，討論應付桂系的策略。由于桂系在軍事上占有優勢，發動戰爭對地方派更為不利，會議決定退讓一步，保全實力。最后由李福林出面“調停”，翟汪接受了省長，古日光接受了鎮守使，李耀漢仍然留任肇軍總司令，于十七日赴香港養病。
同時，桂系還想派兵進攻海陸豐消滅粵軍的根據地。首先由軍**下令解除陳炯明的惠潮梅防務督辦**，派劉志陸為潮惠鎮守使。桂軍劉志陸部集中潮汕，劉達慶部集中惠州，形勢異常嚴重。這時粵軍已由原有的二十營擴充到七十營，并已深入閩南，聲勢今非昔比。陳炯明打算停止對閩軍事，把粵軍開回來對抗桂軍。由于海軍出面“調停”，戰爭才沒有爆發起來。隨后軍**任命陳炯明為福建宣撫使兼援閩總司令，不久又任命林葆懌為福建督軍，陳炯明為福建省長，想把粵軍、海軍全部推出廣東境外，林葆懌和陳炯明都拒絕接受這些命令。陳炯明因此與李厚基成立了停戰協定，以便抽出力量應付來自后方的威脅。
* * *
[1] 第十九師師長楊春普原來屬于蘇軍，所以蘇軍將領的聯名通電中列入他的名字。該師調到江西，楊曾通電響應吳佩孚的馬電，所以在湘直軍的聯名通電中也有他的名字。
[2] 張敬舜是張敬堯的兄弟。如果下令懲辦吳佩孚，張敬堯就會首當其沖，所以張敬舜竭力反對此案。
[3] 滿蒙四路為洮南至熱河、長春至洮南、吉林至開原、洮南通海口的四線。四路借款由日本銀行團承擔，以各路財產及其收入為抵押品。
[4] 順徐二路為濟南至順德、高密至徐州的兩線。提供借款者仍為日本銀行團，抵押品也是兩路財產及其收入。
[5] 提供借款者仍為日本銀行團。
[6] 寺內于9月21日提出辭職，29日解職。
[7] 軍械借款前后有兩起，第一起成立于1917年11月15日，借款額1600萬日元，第二起成立于1918年7月31日，借款額23 643 700日元。此項借款，系以軍火折合交付。
[8] 除以上各項借款外，尚有有案可稽的小額借款：1917年11月22日京畿水災借款500萬日元；1917年11月20日運河借款500萬日元；1918年1月5日印刷借款200萬日元等。
[9] 此項材料，引自劉彥：《最近三十年中國外交史》。
[10] 段向安福國會推薦曹錕為副總統的原函如下：“燕蓀、一堂議長執事：比者副總統選舉，諸君應有一致之主張。祺瑞與安福諸君子本有一日之雅，敬舉所知，以備參考。曹經略使督戰湘中，功績昭然，維持大局，不為異說所撓，若能當選為副總統，必能翊贊元首，尊重法律，裨益國家。區區一得，尚希鑒察及之。專此敬頌議祉。”
[11] 曹錕曾經得過一等大綬寶光嘉禾章，公府銓敘局沒有査明檔案，以致重頒，因此曹錕拒而不受。改授的九獅紐寶光金刀嵌有鉆石三顆，珍珠九顆，軟鋼制成，可以伸屈自如。
[12] 指張敬堯、敬舜、敬禹、敬湯四兄弟。
[13] 革命青年指**。
[14] 當時作者任《湖南日報》主編，以報界聯合會代表參加了各界聯合會，并親身參加了教育會的“辯論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