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北京**宣布“統一”的滑稽劇。各省涌現廢督和民選省長的運動。**內部的新裂痕
桂系軍閥退出廣東時，宣布撤銷軍**，取消兩廣自主，而北京**竟據以宣布“全國統一”，這一措施引起了全國的冷嘲熱笑。**隨即否認桂系軍閥撤銷軍**和取消廣東自主的行為，并將軍**恢復改組而置于**的控制下，因此中國仍然存在南北兩個**，根本談不到“和平統一”。
在這時期，西南方面川、湘、滇、黔四省都已宣布“自治”。“自治”的性質和“獨立”或“自主”又有所不同，它在一省范圍內“保境息民”，脫離南北兩**，保持局外中立，但對北京**并不采取敵對的形勢。
西南六省宣布“自治”以湖南為最早。一九二〇年湘軍提出“湘人治湘”的口號，驅逐北洋軍閥張敬堯，后來進一步提倡制定省憲法，不受外力干涉，并提出以“聯省自治”為全國統一的最后目標。其實，這種“自治”是反對中央集權，反對外省軍閥侵入本省，而以割據一方為目的的地方軍閥的自衛手段，根本不符合人民的要求。湖南軍閥首先發明了這個辦法，隨后西南各省軍閥相率仿效，作為驅逐客軍出境，鞏固割據勢力的借口。西南最大的兩個軍閥，除桂系軍閥因退出廣東而宣布取消自主外，滇系軍閥因在四川站腳不住，也想宣布“自治”，以求退保云南一省的統治權。
以前軍**雖系桂系軍閥的政治工具，但在形式上還不失為西南各省所公認的南方統一機構。而改組后的軍**，由于各省宣布“自治”，僅成為廣東一省和**一派的軍**，其勢力不能越出廣東的范圍。
北京**于一九二〇年十二月二十九日任命陸榮廷督辦粵邊防務，任命譚浩明為廣西督軍，李靜誠為廣西省長；三十日任命劉存厚為四川督軍，熊克武為四川省長，劉湘為重慶護軍使；三十一日頒布廣西、四川兩省軍閥的授勛令；又于一九二一年一月三十一日改派陸榮廷督辦廣西邊防軍務。對于湘、滇、黔三省，則派員前往“接洽統一事宜”。這些就是北京**促成“統一”的具體措施。但是，除廣西軍閥外，劉存厚無力控制四川，四川軍閥一致拒絕接受北京**的任命，湖南軍閥趙恒惕一再通電否認歸附北方，云南軍閥唐繼堯和貴州軍閥盧燾對于北京**勸誘“北附”的電報也都置之不理。北京**并不顧及這些事實，仍在國務院成立“統一善后委員會”，并于每周星期四接待外國記者，宣布和解答關于“統一善后”的各項問題。北京**這樣做不是沒有目的的，原來帝國主義集團所組織的四國銀行團，聲明須待中國統一后才能進行借款，北京**就要這套滑稽手法，企圖騙取借款。但它沒有得到什么。
北京**大做“統一”文章的時期，“自治”運動不僅在南方各省蓬勃開展，而且波及到北京**的管轄區。長江流域掀起了廢除督軍和民選省長運動的高潮：江蘇省議會在李純自殺后議決廢除督軍，江西省議會彈劾省長戚揚并通過民選省長案，安徽和湖北兩省也有同樣的呼聲。在北方，直隸省議會建議各省省議會派選代表到上海，舉行聯省會議，討論制定省自治法的問題（一九二一年一月十七日）；甘肅各團體和旅京同鄉在北京**任命蔡成勛為甘肅督軍（一九二〇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后，發起拒蔡、廢督和“甘人治甘”運動，嚇得蔡成勛不敢到任。從一九二〇年冬天起，各省團體力爭自治的通電和各省代表到北京**實施自治的新聞，占滿了報紙篇幅，自治運動成為五四運動后規模最大的一項運動。在北京，自治運動成立了兩個聯合組織，一個是江蘇、安徽、江西、山東、河南、甘肅、廣東、四川、福建、湖北、廣西、山西十二省和北京市代表組成的各省區自治聯合會，一個是直隸、山東、河南、山西、四川、湖北、湖南、江蘇、江西、安徽、浙江、福建、廣東、廣西十四省代表組成的自治運動同志會。在北京以外，天津成立了直隸、山東、河南、山西、陜西、熱河五省一區自治運動的聯合辦事處，上海成立了旅滬各省區自治聯合會。
以上情況說明：各省自治運動具有兩種不同的動力和性質：一種是以割據一方為目的的地方軍閥的“自治”運動，一種是反對軍閥和標榜民主的地方團體的“自治”運動。
北京**為了促成表面的統一，騙取帝國主義的借款，曾經考慮過接受西南各省自制省憲的要求。可是這種地方割據與北方大軍閥的利益存在嚴重矛盾，因為后者抱有更大的野心，不以割據一省為滿足。由于大軍閥不答應，北京**也就不敢再有表示。但是，在各省自治運動的巨大聲勢下，北京**經常搖擺不定，例如：已經決定派王克敏為江蘇省長，由于江蘇團體的反對，又改派了王瑚（江蘇人）；已經任命孫振家為湖北省長，由于湖北團體的反對，又改派了夏壽康（湖北人）[1]。北京**當然不敢調動兵權在握的各省督軍，卻想做到任命本省人為本省省長，以和緩日益洶涌的各省自治浪潮。可是這個辦法也受到各省軍閥的反對，因為他們有的想自兼省長，有的想用“自己人”為省長，如果北京**任命省長而事前并未征求同意，他們就拒絕這個省長到任。以湖北為例，夏壽康受到王占元（督軍）的反對，只得在漢口設立省長行署，不久又被驅逐下臺。
其實，自治運動與廢督問題是分不開的：如果督軍制不能廢除，即使爭得本省人為省長，這個省長也只是督軍的小媳婦，而不能有所作為；即使督軍為本省人，也是地方自治其名，軍閥專政其實，與真正民主和人民自治運動毫無共同之點。
北京**為了和緩各省自治潮流，曾于一九二〇年十一月十七日宣布籌辦地方自治。這和清朝末年允許籌辦立憲同樣是欺騙手段，不能滿足各方面的要求。由于以前國會被非法解散，制憲任務沒有完成，各省自治運動代表和西南各省軍閥都主張采取自下而上的方法，先由各省制定省憲法（省自治法），規定省的職權，實現省長民選，將來制定國憲時，承認既成事實，將省憲納入國憲之中。這和北京**所擬采取的自上而下的方法也是大有出入的。
關于廢督問題，北京各省區自治聯合會因為湖北在幾個月之內發生兵變二十余次，人民生命財產受到極大損害，曾推舉代表**罷免湖北督軍王占元，廢督即從湖北開始。北京**總統徐世昌、內閣總理靳云鵬都不接見他們，派府秘書長吳笈孫、院秘書許鍾潞代接見。吳、許二人毫不掩飾地承認中央**沒有力量裁兵，更談不到廢督。代表們氣忿地說：“這樣的中央**對我們有什么用處，各省不如脫離中央的好。”許鍾潞冷笑了一聲，公然回答說：“那也很好，反正中央是個空架子，你們脫離不脫離都不在乎。”江蘇旅京同鄉在李純自殺后，推舉張一麐為代表，請求徐世昌不要派新督軍，廢督即從江蘇開始。但是北京**不僅發表了一個新督軍，還發表了一個包括江蘇地區的新巡閱使。
自治運動在南方也受到**的反對。孫中山恢復軍**后，其目的在于出兵北伐，打倒北洋軍閥，而西南各省軍閥宣布“自治”，成為北伐的嚴重阻力，孫中山頗不謂然。在此以前，章太炎曾致函粵軍總司令陳炯明，勸其另組聯省自治**而勿恢復軍**。陳炯明在驅逐桂系軍閥后，本想做“廣東王”而不愿意出兵北伐，更不愿意在廣東省**之上有一個軍**。他不敢露骨地反對孫中山，卻一面下令籌備廣東“自治”，一面派員與趙恒惕、唐繼堯聯絡，進行“聯省自治”的活動，這個話動顯然是與孫中山的北伐計劃對立的。
二 顧品珍帶兵回滇趕走唐繼堯。孫中山迎接唐繼堯到廣州
西南各省盛倡“自治”的時期，滇軍退出四川，桂軍退出廣東，南方兩大軍閥的擴張政策相繼破產。湖南軍閥譚延闿、貴州軍閥劉顯世也都被逐下臺。劉顯世逃到昆明，在唐繼堯的支持下宣布接受軍**總裁一職（一九二一年一月十六日），可是那時唐自己的地位也已搖搖欲墜了。
滇軍退出四川后，積欠軍餉九百萬元無力應付。唐繼堯請求軍**予以接濟，孫中山表示無能為力。唐即與美國商人代表安迪生接洽，準許他們組織明興公司在云南采礦，以先交定金二百萬元，并贈唐干股二百萬元為交換條件。消息傳出來，云南省內外人士一致反對，因此美商不敢投資，唐的籌餉斂財計劃成為空談。
唐繼堯的同祖兄弟唐繼虞[2]以一身而兼靖國聯軍總參謀長、昆明衛戍總司令等職，權重一時，云南軍人對于唐氏兄弟“家天下”的作風，早已側目而視。滇軍退出四川，唐氏威信下降，于是這個局面便不能保持下去了。
從四川退下來的滇軍軍長顧品珍取道畢節行抵宣威時，外間就有云南不久將發生政變的謠言。唐派省長周鍾岳到宣威，請顧擔任東防督辦，指定迤東為其防地，并承認迅速發餉以安軍心。顧接受了東防督辦一職，并且通電表明本人并無政治野心。后來欠餉并未發下，軍心日益動搖，于是謠言又沸騰起來了。
一九二〇年年底，葉荃在尋甸召開會議，密謀進攻昆明，取唐而代。葉部旅長李永和向唐告密。一九二一年一月二十九日，葉荃所屬靖國聯軍第八軍之一部在尋甸、宜良發生鬧餉風潮，唐派兵前往彈壓，在楊林板橋與葉軍發生了遭遇戰，二月五日葉因兵敗逃亡，所有被俘軍官多被就地處決。正當其時，顧軍兼程南下，七日進抵距省百里的楊林口。唐鑒于顧軍聲勢浩大，自己的可靠部隊一時不能調回，只得派周鍾岳前往楊林口歡迎顧軍入城，當天宣布裁撤靖國聯軍總司令部，在富滇銀行提去現款五十萬元，并將私人財產移存車站。八日為農歷元旦，顧軍尚未入城，唐即在佽飛軍大隊長龍云[3]的護送下向迤南出走。
顧品珍于九日到昆明接任云南總司令。以前滇軍將領鄧泰中等通電討唐，顧并未列名，此時他還假惺惺地通電說：“唐公暨葵賡司令（唐繼虞）聯翩高蹈，挽留不及，甚為歉然。業派專員馳赴河口祖餞歡送，以表寸心。”他又電請唐到廣州接受軍**總裁一職。劉顯世并未隨唐出走，省長周鍾岳亦未去職。唐部有三團留在昆明，均得保存未動。
顧品珍在云南取得政權，北京**大為高興，因為與顧有密切關系的政學系已經投靠北方，北京**認為云南“北附”不成問題。可是北京**說了許多好聽的話，顧的態度卻很曖昧，最后也掛上了“自治”招牌而成為西南“聯治”運動中的一個支柱。
唐繼堯退出昆明時，云南代表李小川[4]搭乘廣東輪由上海取道香港回往云南。他在船上碰見了**人汪精衛和張繼，并且得知唐已被迫離開昆明，取道河口行抵海防。在風平浪靜的夜晚，他們三個人從艙里出來，站在船舷上聊天。張繼要求李小川到海防時，勸唐出洋“養望”，不要到廣州來做“空頭”總裁。他開門見山地說：“現在軍**只是廣東一省的軍**，迫切需要團結西南四省，才能發揮作用。但是，因為頌云（程潛）的關系，我們失去了湖南[5]。蓂賡（唐）和川、滇、黔三省當局的關系都很壞，如果到廣州來，先生（指孫中山）要拉攏這三省就很不容易了。”李小川不同意張繼的意見，認為：“如果中山先生因唐失勢而拒絕與之合作，證明重‘力’而不重人，足以影響中山先生的領袖風度。其次，在目前情況下，川、滇、黔三省是拉不過來的，而唐并未倒下來，實力依然存在，失去了這樣一個可以拉攏的人，就將一無所得。”汪精衛聽了這番話，便邀請李小川到廣州和孫中山一談，以便研究孫、唐合作的具體問題。
他們到了廣州，張、汪二人介紹李會見了孫中山。孫殷切地問及長江一帶的情況，并不提到云南問題。李卻有意識地把話題引到云南問題上。孫淡漠地說：“蓂賡有權有勢時就不服從我；現在失敗了，也未必肯服從；即使服從也不起什么作用了。”李認為唐并未失敗，只是受了一番挫折，而一個自視甚高的人，必須受過挫折才肯服從別人。孫不愿意聽下去，忽然站起來大聲地說：“革命工作需要兩件東西，一件是權，一件是力。我今后干革命工作不要軍人，不要假革命！我一定要做總統！做了總統我就有了權和力了。我限陳炯明在一個月內籌足北伐軍費二百萬元，如果辦不到，我就拿對待莫榮新的手段對待他（指炮打觀音山）！別人罵我孫大炮，我就是大炮！”
從孫中山十分激動的態度中暴露出：孫、陳二人已經勢成水火，**的分化已經發展到快要破裂的邊緣。此時孫中山雖然覺悟到吸收軍閥和假革命分子來擴大革命隊伍，不會有利于革命事業，可是他在軍閥和假革命分子以外，沒有找到真正的革命動力，還在千方百計地拉攏西南各省的實力派。他不重視唐繼堯，正是害怕拉攏唐而使顧品珍跑到更遠。李小川針對著孫的這種心理，待他意氣稍平之后，進一步對云南局勢做了一番分析。他說：“唐的可靠兵力還有數旅留在云南，顧的地位并不十分鞏固。把唐的兵力調出來，只會引起顧的向心力而不會引起離心力。這部兵力調出來，就可以與粵軍一道兩面進攻廣西；廣西問題一解決，軍**的威望就可以大大提高。這正是保衛廣東和鞏固革命勢力的重要關鍵。”李這么一說，孫的臉色就變得好看多了。
三月四日，孫中山、唐紹儀、伍廷芳三總裁聯名電請唐到廣州共商大計。九日唐由廣九路到廣州時，孫、唐、伍三總裁以及陳炯明、孫科等都到車站迎接，盛況空前。唐下車后，軍**立即舉行盛大宴會表示歡迎，大家都以“蓂帥”相稱。唐在宴會上吹噓他離開云南并非由于軍事失敗，乃是避免同室操戈。接著孫致詞說：“蓂帥退出云南，不但不是失敗，而且是很大的成功。現在全國當權人物最缺少的就是忍讓精神。蓂帥不把云南視作私產，部下要干，就讓他們去干，正是忍讓精神的良好開端。我們滿飲一杯為蓂帥賀！”
李小川、汪精衛都參加了這次宴會。汪向李咬了一個耳朵說：“小川先生，我對蓂帥的看法，今昔有所不同。”李問他從前的看法是怎樣，現在的看法又是怎樣。汪翹起大拇指來說：“以前我認為蓂帥是一個偉大人物，可是今天看起來，他就更偉大了！”
唐到廣州后，**不但可以利用他的軍事力量進攻廣西，而且可以利用他的政治地位促進總統的選舉。他是軍**的總裁之一，以前也是反對廣州國會選舉總統之一人，而現在由反對派變為贊成派，在七總裁之中贊成派就可以占到多數。另一方面，由于與孫合作，唐把滇軍李友勛、胡若愚兩旅從迤南地區開進廣西邊境，使這部軍事力量保持在他的手里，對他也是有利的。
三月三十一日，唐第一次出席軍**的政務會議。這次會議通過了任命顧品珍為云南總司令、盧燾為貴州總司令的議案。
三 劉存厚兵敗出走陜南。盧燾宣布貴州“自治”
關于四川局勢，前文曾經說到四川各派軍人聯合起來驅逐滇黔軍出境。那次戰爭使四川中層軍人的地位日益上升，野心日益擴大，因此戰后他們成為炙手可熱的人物，不僅劉存厚不能控制他們，就是熊克武也不能不“推位以待來者”[6]。在四川省**未組成以前，四川各軍在重慶先成立“聯合辦事處”，推第二軍軍長劉湘為處長，第一軍軍長但懋辛、第三軍軍長劉成勛為副處長。十分明顯，這個辦事處處長就是變相的督軍或總司令。早在一九二〇年十二月十日，重慶軍事會議已經作了“四川自治”的決定，這個決定由全體川軍將領于一九二一年一月九日聯名公布出來。四川是繼湖南之后宣布自治的第二個省。可是北京**對于四川局勢作了錯誤的估計，發表了大批授官任職的命令，這些職位安排也不恰當，所以一月十二日熊克武首先通電拒絕接受省長，二十一日全體川軍將領聯名通電否認北京**的任命。這些表示，對于北京**的粉飾統一，又是一次無情的打擊。在這形勢下，傾向北方的劉存厚不敢接受督軍一職，并且不得不偽裝贊成“自治”，在成都掛起了“籌備自治”的招牌，一面卻打密電告訴北京**說，他是始終擁護“中央”的，但是目前形勢還不宜于公開表示態度，請求“中央”予以諒解。北京**正因在四川問題上碰了釘子，丟了大臉，就把這個密電公布出來借以遮羞。這樣一來，劉存厚馬上成為眾矢之的，大家罵他口是心非，甘心降北。因此劉又打電報埋怨北京**不應該泄露“私房話”，使他“無地自容”。
劉存厚另有兩個秘密也被發覺。第一，他以“軍長”為餌引誘劉湘的部下第二師師長陳能芳倒戈，劉湘即將陳能芳撤職。第二，唐繼堯未下臺時，劉存厚派周揚前往昆明，勸唐反攻四川，自己愿為內應，周揚經過嘉定時被第八師師長鐘體乾捕獲，搜出劉存厚的親筆信和密電本，即將周揚解交重慶“聯合辦事處”處理。這兩件事使川軍一、二兩軍將領大為忿懣，他們聯名通電斥責劉存厚“阻撓自治，傾心北廷，包辦選舉，自居督軍，擴充軍隊”，并決定第一軍擔任北路，第二軍擔任東路，兩路進攻成都。
聯合軍發動后，劉存厚所屬邊防軍司令賴心輝首先倒戈由保寧開往潼川、綿陽與北路軍會合，陳國棟、唐廷牧兩師長也派人與劉湘勾結，鄧錫侯、田頌堯兩師長則采取了觀望的態度。二月十二日，劉存厚被迫通電下野，退往灌縣，所部交成都衛戍總司令、第三軍軍長劉成勛接收。聯合軍開進簡陽、新都后，對于退往新繁、彭縣的鄧、田兩師采取了和平辦法，予以吸收改編。這個問題解決后，川軍將領公推劉湘繼任川軍總司令。但是劉存厚并非真心下野，他**殘部萬余人退往陜南寧羌一帶舊游之地，準備待機反攻。
繼四川之后，第三個宣布“自治”的是貴州（一月二十八日）。
貴州軍閥分為兩個系統，一個是以劉顯世為首的舊軍系統，一個是以王文華為首的新軍系統。民國初期，黔軍經常侵占湘西晃縣、洪江一帶，這個地區是他們出口**和換回軍火物資的交通孔道，湘西地方軍人與之朋比分肥，自然相安無事，而湖南當局也因“鞭長莫及”，只能置而不問。討袁戰爭時期，黔軍團長王文華調往四川作戰，劉顯世改派舊軍統領王華裔進駐湘西。后來王文華升任師長、駐川黔軍總司令等職，因此貴州新軍的力量逐步超過舊軍。一九二〇年十月，王文華退出重慶時，本擬回師貴陽奪取政權，只因自己是劉的外甥，不便出面，便派盧燾**總司令，叫他進軍貴陽，自己卻溜到上海坐觀其成。隨后劉顯世被逐下臺，逃往云南求助于唐繼堯，并派心腹將領袁祖銘到湖北求助于王占元，企圖翻身再起。一九二一年三月十六日，袁祖銘收買上海流氓在一品香飯店刺死了王文華，盧燾才由**黔軍總司令正式接任貴州總司令。
由于唐繼堯、王占元先后失敗下臺，劉顯世借助外力再起的計劃落了空，但是袁祖銘卻與直系軍閥吳佩孚勾搭上，取得軍費和軍火的接濟，在湘鄂邊境組織了一支“定黔軍”，因此當權的貴州軍閥與北方直系軍閥立于敵對的地位。四月二日，盧燾通電響應“聯省自治”運動，并且組織了“省憲會議”，表示與湖南采取一致行動。
四 廣州國會選舉孫中山為總統。趙恒惕通電反對南方選舉總統
粵軍回粵逐走桂系軍閥后，陳炯明恃功而驕，視粵軍為其政治資本，企圖割據廣東一省，無意于出兵北伐。孫中山則認為粵軍是以警衛軍二十營為基礎建立起來的，這支軍隊，當年**向桂系軍閥力爭得來，所以粵軍是**的武力，個人不應居功，而革命事業不能偏安一隅，應當繼續北伐。由于他們的目的不同，感情距離日遠，于是雙方在軍事實力上首先展開了爭奪戰。粵軍共有兩軍，陳炯明以廣東總司令兼任第一軍軍長，許崇智為第二軍軍長。陳以前屬于**軍人派，并未加入中華革命黨，而許則為中華革命黨黨員，因此許被稱為孫的嫡系將領。軍**改組后，孫改任許為國防第一軍軍長，另委黃大偉為國防第二軍軍長，這兩軍都由軍**直轄，不受廣東總司令的節制。粵軍第一軍所轄原有第一師師長鄧鏗、第二師師長洪兆麟兩部，陳又收編地方派軍人魏邦平為第三師師長，所以第一軍的實力遠在第二軍之上。為了擴充實力，孫中山設立了不少的招兵機構，這些機構經常被陳派兵加以解散。
陳兼任陸軍總長，卻從不出席軍**的政務會議。他以廣東總司令兼省長的名義發號施令，不把軍**放在眼里。為了削減陳的實權，孫中山劃廣州為直轄市，任命孫科為市政廳廳長，不受省長的管轄。
孫中山不僅受著自己所培養的軍閥的氣，同時還受著帝國主義的氣。以前外交團與中國南北兩**成立協定，提出關稅余款百分之十三付與軍**，而孫接收軍**后，外交團竟借口軍**權力只及廣東一省，不能代表西南，停止了這筆撥款。美國**訓令駐華公使克蘭，必須堅持勿以關稅余款付與軍**。在美國的策動下，外交團又將代為保管應當付與軍**的關稅余款二百五十余萬兩劃歸北京**。軍**財政總長伍廷芳曾屢向駐粵領事團提出**，最后一次聲稱，如果不履行協定，軍**將派人接收海關以資報復，而帝國主義竟又出動大批炮艦駛入白鵝潭**。帝國主義這一敵視軍**的行為，使孫忍無可忍，認為南方必須成立一個名正言順的**，公告全世界，才能不再受帝國主義的欺負。
隨后，孫洪伊在非常國會首先動議選舉總統。陳炯明聽到這個消息，除唆使“軍警同袍社”（該社正社長為魏邦平，副社長為洪兆麟）表示反對外，自己也出面來反對，借口“選舉總統應以約法上的‘總統選舉法’為依據。‘總統選舉法’規定，兩院議員須有三分之二以上出席，約五百八十人左右，才能進行總統的選舉，而現在到廣東的國會議員僅有二百二十余人，如果進行總統的選舉，就是違法。**者不能自身陷于違法的地步”。其實，陳所爭者并非法律問題，他要獨霸一方，自立為王，有一個軍**已經覺得礙手礙腳了，當然更不愿意有一個總統壓在他的頭上。
唐繼堯未離開昆明以前，孫中山曾去電征求他對選舉總統的意見。唐答以“曠觀環境，暫守慎密，先從事各省團結，俟聯治基礎已定，再圖適當改造”。這個回答，表面主張推遲總統的選舉，骨子里卻也是反對選舉總統的。
在西南各省中，另一反對選舉總統的是湖南軍閥趙恒惕。湖南宣布“自治”后，進一步表示了拒絕客軍假道和請求南北雙方勿再以湖南為戰場的態度，這與孫中山的北伐計劃是格格不入的，而且由于程潛在廣東，趙恒惕對孫中山的芥蒂也很深。粵軍中有著不少的湘籍軍官，包括第二師師長洪兆麟[7]、第二師第三旅旅長尹驥、第四旅旅長李云復、第一獨立旅旅長李炳榮、第七獨立旅旅長謝文炳、第十一獨立旅旅長羅紹雄等。陳炯明利用趙反對北伐和畏懼孫中山的心理，授意洪兆麟與湖南經常聯系，保證粵軍決不參加北伐，因此湘、粵兩省成立了聯防條約，以互不侵犯及促進聯省自治為其共同目標。這個條約實際上是趙、陳兩人反對孫中山的秘密聯盟。
孫中山接收軍**后，曾下令通緝岑春煊、陸榮廷、莫榮新、楊永泰、李根源及桂系將領多人，并擬乘勝進攻廣西，消滅桂系的殘余勢力，以免留為后患。可是陳炯明對進攻廣西也不熱心。他所顧慮的是自己出馬進攻廣西，廣東將歸他人所有，因而得不償失。孫鑒于總統問題阻力重重，曾經打算退一步在主席總裁的身份上加一個“大元帥”的頭銜，自己帶兵打廣西，可是陳又顧慮到這樣做將要帶走一部分粵軍，而軍費軍火仍須由廣東負擔，對他有害無利，因此竭力加以阻撓。孫一再受制于陳，忿怒之下，幾次想要削減陳的權力，或者解除其省長**，使之不能繼續掌握財權（財政廳由省長管轄），或者解除其陸軍總長**而以唐繼堯繼任，但是汪精衛之流又從旁勸阻，孫自己也沒有勇氣堅持進行。
一九二一年元旦，孫在軍**演說，表示“**”不能解決問題，希望國會在廣東組織正式**。這個消息發布出來，海外華僑**支部紛紛電請速選總統，陳卻禁止廣州各報登載有關總統問題的報道。為了拆穿北京**“紙面統一”的假把戲，使它不能取得四國銀行團的大借款，四月四日孫又大宴國會議員，公開建議速選總統，如果國會不肯同意，他就一走了之。四月七日，非常國會召開兩院聯合會，由參議院議長林森主持，首先通過了尚鎮圭改開非常會議的動議，在非常會議中討論周震麟所提的“中華民國**組織大綱”，接著丁蹇動議續開二讀會，照組織大綱原案七條通過。最后，非常國會采取“開快車”的辦法選舉總統，除廢票一紙和投陳炯明的三票外，孫中山在二百二十二票中以二百十八票當選總統。
四月八日，粵軍將領舉行秘密會議，擬即通電反對總統的選舉。陳炯明一面為了避免自己“以下犯上”的惡名，阻止他們發電，一面卻布置好假手別人充當炮手。果然，當天就有湖南教育會、農會、工會聯名打來反對廣州選舉總統的庚電。九日，趙恒惕在致廣州參、眾兩院的青電中聲明不承認“非法選出”的總統。十日，以趙為首的湘軍旅長以上軍官又直接致孫一電：“我公盡瘁民國，功高望重，將來合法**成立，元首一席，定為輿論推崇。此項違法選舉，萬懇嚴詞拒絕，勿允輕就，以維法紀而定人心。”十三日，湖南省議會發出反對廣州總統的元電。后來查明，趙恒惕這樣賣氣力不是沒有原因的，他派有代表楊丙（湖南財政廳廳長）在廣州，這些電報都是由陳炯明授意，通過楊丙的關系發出的。
孫中山于五月五日就總統職，當天除電勸北京總統徐世昌自行引退外，另有宣言指出：“今欲解決中央與地方永久之**，惟有使各省人民完成自治，自訂省憲法，自選省長。中央分權于各省，各省分權于各縣，庶幾既分離之民國，得以自治主義相結合，以歸于統一。”孫中山本來主張建立集權制的中央**，與西南各省軍閥所主張的“聯省自治”**根本不同。這個宣言所謂“以自治主義相結合，以歸于統一”，是遷就軍閥的意見，其目的在于減少他們反對總統的火力。其中加入了“各省分權于各縣”的一句話，與西南各省軍閥強調以省為自治單位的意見卻又大有出入，這說明他是始終不贊成“聯省自治”這個運動的。
孫就職后，任命伍廷芳為外交總長，陳炯明為內務總長兼陸軍總長，湯廷光為海軍總長，唐紹儀為財政總長，李烈鈞為參謀總長，馬君武為總統府秘書長，徐紹楨為總統府參軍長，徐謙為大理院院長。孫對陳炯明仍然采取妥協手腕，不但沒有削減他的權力，反而增加了他的職位。但是陳并不因此感到滿足，在他呈請辭去內、陸兩長的**文中說道：“一身而兼四職，實為中外歷史所無”。同時唐紹儀也表示了不合作的態度，不肯“屈就”財政總長。五月七日，孫又任命川、湘、滇、黔四省總司令和省長，一色都是臺上的現成人物，而各省軍閥也都置之不理。
孫就職的一天，香港當局禁止華人舉行慶祝儀式。
孫改任總統并未加強其權力，只是出現了南北兩總統對立的新局面，使北方的“紙面統一”徹底破產，帝國主義大規模的政治借款就更弄不到手了。
五 湖南省長林支宇棄職出走。滇軍假道湘西引起**
湖南驅逐北洋軍閥張敬堯后，更番發生了譚（延闿）、趙（恒惕）、程（潛）三派軍人的斗爭，首先是程派軍人發動政變逐譚下臺，趙在政變中取得總司令地位；隨后程派倒趙失敗，譚、趙兩派聯合起來推翻程派；而在程派勢力被鏟除以后，譚、趙兩派又互相水火，不能并容。
程派失敗后，湘軍擴編為兩師十獨立旅。第一師師長宋鶴庚，所屬第一旅旅長賀耀祖、第三旅旅長劉铏。第二師師長魯滌平，所屬第二旅旅長唐生智、第四旅旅長鄒序彬。此外獨立旅有：第一混成旅旅長葉開鑫、第二步兵旅旅長趙鉞、第三混成旅旅長兼衡陽鎮守使謝國光、第四混成旅旅長張輝瓚、第五混成旅旅長兼寶慶鎮守使吳劍學、第六混成旅旅長陳嘉祐、第七混成旅旅長羅先闿、第八步兵旅旅長李韞珩、第九步兵旅旅長劉敘彝、第十步兵旅旅長田鎮藩。第九、第十兩旅均歸沅陵鎮守使蔡巨猷節制。以上屬于譚派者為宋鶴庚、謝國光、張輝瓚、吳劍學、陳嘉祐、蔡巨猷等，屬于趙派者為葉開鑫、賀耀祖、唐生智、趙鉞、劉铏、鄒序彬及團長多人。
湖南于一九二一年一月二十一日成立省自治籌備處，公布了湖南制定省自治根本法籌備章程，并聘請省內外知名之士熊希齡、蔣百里、王正廷等為省憲法起草員，在岳麓山起草省憲法。湖南的這套戲法，成為西南各省的范例，影響了孫中山統一西南的計劃，而湖南為用兵孔道，湖南拒絕客軍假道，也使孫中山的北伐計劃受到阻礙。
湖南譚派軍人中最有計謀的是張輝瓚。他曾經公開建議驅逐在湖南的政學系和孫系政客，并秘密建議采取“清君側”的手段逼趙下臺。但是，葉開鑫兼任長沙**司令，趙的軍事力量控制著長沙，如果從外面調兵進省來發動政變，就會引起湖南內戰，而湖南發生內戰，北洋軍就會乘機侵入，因此譚派軍人不敢動手。
一九二一年春天，張輝瓚利用替父親做壽的機會，**譚派軍人舉行湘潭會議，決定發動推倒臨時省長林支宇的政治運動。林與孫系政客有往來，在譚、趙兩派的斗爭中保持中立，不是譚派的主要敵人，但譚派準備倒林后迎接譚回來先做省長，然后進一步逼趙下臺。他們決定倒林先從剪除林的羽翼入手。湘潭會議后，宋鶴庚回到長沙來，當面痛罵財政廳廳長姜濟寰籌餉不力，又和張輝贊聯合起來，借口禁煙問題攻擊政務廳廳長馮天柱，因此姜、馮二人被迫辭職。林知道站腳不住，便于三月五日留下致省議會的辭職咨文，秘密離開了長沙。
林出走后，趙立刻派人分途追趕挽回。他已經識破了譚派的政治陰謀，而維持林的省長地位，對他是有利的。但林已由漢口轉赴上海，沒有方法找得到。三月七日，湘軍總部舉行軍、政、公團聯席會議，討論省長問題[8]。以前曾向袁世凱勸進的“六君子”之一、礦務局協理胡瑛又一次表演勸進，認為“湖南臨時省長一席，非由德威兼重的趙總司令兼任不可”。四月六日，湖南省議會推舉趙兼任臨時省長。
正當其時，由四川退抵貴州鎮遠的李烈鈞把他所屬的滇軍開進麻陽、黔陽、會同三縣來，與湘西防軍田鎮藩旅發生沖突。滇軍在占領區內包運**，提收稅款。滇軍假道入境及其破壞行為，湖南有必要進行武力制止，否則將嚴重影響湖南的“自治”地位。因此，宋鶴庚、謝國光、吳劍學聯合推薦葉開鑫為討伐滇軍的總指揮，又保薦張輝贊**長沙**司令。十分明顯，這是調虎離山之計，把趙的軍事力量調往湘西，把長沙置于譚派軍事控制之下。趙當然不肯聽從。隨著，趙稱病不視事，葉開鑫提出辭職，湖南局勢又入于動蕩不定之中。
六 粵桂戰爭爆發，陸榮廷兵敗逃亡
桂系軍閥退出廣東時，趙恒惕曾以“調人”姿態力勸陸榮廷宣布“廣西自治”，并保證兩廣可因“志同道合”而“永息爭端”。三月十三日，陳炯明通電贊成趙的意見，并保證“兩粵一家，不生兵戎”。三月十九日，陳又以“督軍”的稱呼致廣西督軍譚浩明一電，表示愿與桂軍“各守邊防，毋相侵犯”。這時**正在鼓吹討伐“桂賊”，孫中山看到電報后大為震怒，打算撇開陳炯明，改派唐繼堯為“援桂總司令”，叫他調出蒙自一帶的滇軍進攻百色，自己也帶一部分粵軍進攻梧州。
以前桂系軍閥占有廣東時，廣西內部相安無事。現在退回到自己的家鄉來，而廣西素稱貧瘠之地，軍餉問題發生困難。以前陳炳焜、莫榮新都做過廣東督軍，沈鴻英也有做督軍的野心，現在他們的權力地位也都無法安排。因此，桂系便分化為以陸榮廷為首的武鳴派和以陳炳焜為首的柳州派。為了避免內部破裂，陸愿意幫助柳州派向外發展，向北京**保薦陳炳焜為廣西護軍使，集中兵力一萬五千人在梧州，準備反攻廣東，打下廣東后即將廣東地盤讓給他們。
陸榮廷正和以前失去廣州的龍濟光一樣，催促北洋派三路出兵“援粵”[9]。北方當權人物靳云鵬等，雖因**占有廣東，引為心腹之患，但三路出兵是辦不到的，桂系要求軍餉也辦不到，只能接濟一批軍火，讓桂軍有重整旗鼓的可能。這批軍火由小山丸裝載出口，不料還沒有開出上海港，就被盧永祥、何豐林等予以扣留。這是皖系軍閥和**合作的一次具體行動。
陳炳焜在梧州集中兵力，使陳炯明感覺到“我不犯人，人必犯我”，他還幻想與陳炳焜成立“粵桂息爭條約”，陳炳焜卻把梧州宣布為軍事**區，因此陳炯明也不得不把西江自肇慶以上宣布為軍事**區。陳炯明還希望陸榮廷能夠表示兩粵息爭的態度，陸卻提出“陳競存哪一天驅逐孫文出境，我就哪一天和他棄怨修好”，使陳炯明無法接受。
桂軍中實力最大的是擁有四十二營的沈鴻英。這個柳州派健將（沈是雒容縣人，與莫榮新為兒女親家），與武鳴派健將馬濟（陸榮廷的義子）平日意見很深，因此陳炯明派翁式亮到平樂，勸沈驅逐陸榮廷，宣布廣西自治，愿以軍費軍火相助。沈接受了這個條件。但到六月上旬，曾被粵軍收編的桂軍殘部，又在高、雷、欽、廉一帶倒戈起事，遂溪、廉江也有民軍揭竿而起，沈又受陸的拉攏，認為廣東有隙可乘，六月十三日派兵由賀縣侵入連山、連縣、陽山，北江防軍李烈鈞舊屬賴世璜、李明揚等部都敗退到韶關來。在這一情況下，陳炯明只得派第一師師長鄧鏗為北江總指揮抵抗沈軍，并調回第二師師長洪兆麟部保衛廣州。
粵桂戰爭再起的時候，陳炯明根據湘粵聯防條約，請求湘軍出兵桂林，搗擊桂軍的后路。陸榮廷也根據多年來湘桂同盟的關系，派林虎到湖南，請求湘軍出兵北江，助以一臂之力。趙恒惕與粵軍建立同盟，原系對付孫中山而不是對付桂系的，此時感到左右為難，便發起由川、湘、滇、黔四省共同調停粵桂之爭，并請桂系宣布自治，與西南各省采取一致的態度。這個建議除四川劉湘表示贊成外，滇、黔兩省的態度則不一致：云南顧品珍因為唐繼堯殘部胡若愚、李友勛兩旅已由迤南開入廣西邊境，為了共同對付唐繼堯，他與陸榮廷建立了秘密同盟；貴州盧燾則因陸榮廷收容了貴州逃將王華裔[10]，已派黔軍谷正倫、胡瑛兩旅開入黔桂邊境，與陸處于敵對的地位。因此，四省聯合調停的計劃不能實現。
孫中山、陳炯明在討伐桂系的問題上重趨一致。六月二十日，陳出發到肇慶；二十六日，孫發表命令派他為“援桂軍總司令”。就在二十六日，陳炳焜部將劉震寰響應粵軍宣布獨立，陳炳焜逃往潯州，粵軍占領梧州。孫任命劉震寰為桂軍第一師師長（七月三日）。
陸榮廷并不重視梧州的陷落，他叫沈鴻英進攻英德、三水，又叫林俊廷等迅速由高、雷一帶北進，這個雙管齊下的軍事計劃不但可以直接威脅廣州，而且可以截斷梧州粵軍的后路。此時沈鴻英看見形勢不利，就不肯接受陸的調度了，他曾通過趙恒惕轉達陳炯明，愿意宣布自治，履行以前的條約。但是陳炯明不再相信他了，北江粵軍一路由信都、賀縣包抄沈軍的后路，一路由英德、韶關向西進攻，從七月三日到八日，信都、陽山、連縣、連山都被粵軍收復。九日，退往賀富大山的沈軍司令黃自高、沈榮光等推舉沈鴻英為“救桂軍總司令”，宣布廣西“自治”，脫離陸榮廷的關系，與廣東采取一致的態度。
與此同時，桂北和桂西也起了變化：黔軍谷正倫、胡瑛兩旅沿盆江南下，唐繼堯舊部胡若愚、李友勛兩旅由迤南開進，李烈鈞所屬朱培德、楊益謙兩旅由湘西開到，都集中在桂西北一帶。為了統一指揮，唐繼堯、盧燾把他們的部隊撥歸李烈鈞指揮，因此李號稱為“滇黔贛討陸聯軍總司令”，準備向桂林、柳州兩面進攻。趙恒惕也因陳炯明的一再請求，派謝國光、羅先闿兩旅“和平占領”桂林[11]。
七月中旬，由梧州西進的粵軍以破竹之勢占領藤縣、容縣、北流、平南、潯州、貴縣，活動于高、雷、欽、廉一帶的桂軍也都失敗了。
沈軍宣布“自治”后，各地桂軍紛紛響應，七月十二日旅長賁克昭在柳州自稱柳慶救桂軍總司令，十四日統領秦步衢逐走陳炳焜、李祥祿（桂北鎮守使），自稱桂林救桂軍總司令，韋榮昌、劉達慶、韓采鳳在貴縣陷落后也都宣言“自治”。陸榮廷鑒于大勢已去，十六日通電下野，將政權交與沈鴻英，并令龍州鎮守使黃培桂移駐南寧**督軍、省長兩職，他自己偕同譚浩明由南寧逃往龍州。
北路粵軍認為沈軍宣布“自治”是詐降計，仍然繼續進攻，七月二十四日沈軍退出賀縣、富川。這時湘軍已經開進桂林，滇軍李友勛、黔軍谷正倫兩部也已攻入懷遠、慶遠，桂軍韋榮昌、林俊廷、劉達慶、劉炳宇、李祥祿等都退到柳州來。八月三日湘軍由桂林撤走，沈軍一度占領桂林，十三日又被滇軍胡若愚部逐走，逃往全州。
柳州桂軍表示愿意停止戰斗，接受改編，即向南寧退走。陳炯明派韋榮昌、黃培桂主持改編桂軍事宜，八月五日韋榮昌等迎接粵軍和平開進南寧。但是陸榮廷還在龍州收集殘兵敗將，幻想北方直系派兵由湖南南下援助他們，因此粵軍又一次發動攻勢，于十月一日占領龍州，陸、譚等才取道越南河內逃走了。
粵桂戰爭結束后，孫中山任命陳炯明為廣西善后督辦，并且打算進一步派他兼任廣西總司令，陳炯明認為這是“調虎離山計”，拒不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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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以上兩個任命，均于1920年9月18日發表。
[2] 唐繼虞原名繼禹，綽號唐三瞎子，曾因私運煙土到上海，被通緝有案，所以改名。唐繼堯對他言聽計從，曾擬讓予省長一職，因部下反對，才改派秘書長周鍾岳為省長。
[3] 龍云，字紫丞，出身于云南昭通縣彝族的地主家庭。他在云南講武堂肄業時，有一個法國大力士跑來擺擂臺，沒有一個人是他的對手，后來卻被個子很小的龍云用軟功夫把他打倒了。因此唐繼堯在五華山總部召見他，并派為副官，后來一步步提升為“佽飛軍”大隊長。“佽飛”是古代有名的勇士，漢朝用為武官的名稱，唐繼堯也用為自己衛隊的名稱。大隊長相當于團長級。
[4] 當時各省軍閥派私人代表到各處聯絡，實際上所謂某省代表只能代表該省軍閥個人。李小川曾任云南講武堂總辦，唐繼虞是他的學生。本書大部分云南資料都是李所供給的（新中國成立后李任上海市文史館館員）。
[5] 程潛任軍**陸軍部次長。由于總長陳炯明不到職，部務都是由程主持的。
[6] 熊克武原任四川督軍（南方所派），以前兵敗出走時并未宣布解職。這次戰勝滇黔軍后，1920年12月31日才自動卸任。
[7] 清朝末年，湖南人秦炳直在廣東做六路提督，方綏德做惠州副將，所部多為湖南子弟兵。洪兆麟本來在湖南原籍（寧鄉縣）做賣包子的小販，綽號洪包子，后來到惠州投軍，由親兵一步步升為統領。惠州是陳炯明的故鄉，這批惠州舊軍被他吸收成為粵軍的一部分。
[8] 趙恒惕繼承前任遺規，邀請包括新聞界在內的各界代表列席總部重要會議，下仿此。
[9] “援粵”是攻粵的代稱，正像“援桂”是攻桂的代稱一樣。陸榮廷希望北洋軍閥陳光遠從江西出兵，李厚基從福建出兵，另派海軍南來，三路進攻廣東。這正是以前龍濟光乞援北方的一種打算。
[10] 劉顯世失敗后，舊軍統領王華裔逃回湘西，又被假道湘西的滇軍趕走，逃入廣西北部。
[11] 6月27日，粵軍師長鄧鏗、洪兆麟、魏邦平聯名電請湖南出兵桂林，陳炯明也直接電請趙恒惕出兵。7月5日趙派謝國光為援桂總指揮，但又不愿結怨于陸榮廷，請他先行讓出桂林，聲明對桂軍并不采取敵對行為。湖南出兵不僅為了履行湘粵同盟的義務，同時也是防止孫中山假道北伐的一項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