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中山所領導的辛亥革命屬于資產階級的民主革命，要把中國變成資產階級的共和國。毛主席在《論人民民主專政》里告訴我們：“資產階級的共和國，外國有過的，中國不能有，因為中國是受帝國主義壓迫的國家。”我們現在個個人懂得毛主席的話，因為我們親眼看見了偉大的革命勝利，受了教育，有了一定的政治知識。可是在辛亥革命當時，道理還在悶葫蘆里。在一開始就認為辛亥革命失敗了的人有，魯迅是其一。為什么失敗？魯迅也只有苦悶，一時沒有找到它的真正原因。
我們已經說過，魯迅留學日本，很有學日本維新的意思。“帝國主義的侵略打破了中國人學西方的迷夢。很奇怪，為什么先生老是侵略學生呢？”毛主席現在這樣向我們發問，可是魯迅當時還正在老老實實用功做學生，不可能懂得帝國主義侵略的本質。這是一件事情。再一件事，因為外國資本主義的侵入，在十九世紀的六十年代，中國近代工業開始出現，換句話說，從**戰爭以后，中國社會生長了一個新的階級即工人階級。當時馬克思列寧主義還沒有傳到中國來，魯迅自然不可能考慮到領導階級的問題，辛亥革命失敗的原因他歸咎于農民以及一般小市民為“愚弱的國民”，懷疑群眾的力量。這便是魯迅失望、苦悶的原因。同時他的革命愛國精神格外加深，可以說他長期處于一種孤獨痛苦的心境當中。他在辛亥革命前兩年回國。他同情辛亥革命，參加了革命團體（光復會），同時他諷刺辛亥革命。這個態度他在日本留學時就表現著。在《朝華夕拾》里面《范愛農》這一篇文章里，他記載著當時在東京的留日學生的情形，當然都是些小資產階級革命知識分子，他自己也在內，聽了徐錫麟被殺的消息，“人心很憤怒”。接著就有這么的句子：“照例還有一個同鄉會，吊烈士，罵滿洲。”分明是諷刺的口吻了，說著“照例”。在同一篇文章里，敘到辛亥革命的前一年，他在紹興做教員，會見了東京分別的范愛農，文字并不少，等到言入革命，真是說時遲那時快的樣子，只是這么的兩句：“忽然是武昌起義，接著是紹興光復。”魯迅不滿的心情可想而知了。然而魯迅的笑容也確實是可掬的，他接著這樣寫：
第二天愛農就上城來，戴著農夫常用的氈帽，那笑容是從來沒有見過的。
“老迅，我們今天不喝酒了。我要去看看光復的紹興。我們同去。”
我們便到街上去走了一通，滿眼是白旗。然而貌雖如此，內骨子是依舊的，因為還是幾個舊鄉紳所組織的軍**，什么鐵路股東是行政司長，錢店掌柜是軍械司長……。
他于一九一二年離開紹興，同年往北京，以后長期在北京（直到一九二六年秋被迫南下）。《頭發的故事》是他用小說體裁寫他一九二〇年在北京對雙十節的感慨，我們且抄出這些來：
“我最佩服北京雙十節的情形。早晨，警察到門，吩咐道‘掛旗。’‘是，掛旗！’各家大半懶洋洋的踱出一個國民來，撅起一塊斑駁陸離的洋布。這樣一直到夜，——收了旗關門；幾家偶然忘卻的，便掛到第二天的上午。
“他們忘卻了紀念，紀念也忘卻了他們。
“我也是忘卻了紀念的一個人。倘使紀念起來，那第一個雙十節前后的事，便都上我的心頭，使我坐立不穩了。
“多少故人的臉，都浮在我眼前。幾個少年辛苦奔走了十多年，暗地里一顆彈丸要了他的性命；幾個少年一擊不中，在監牢里身受一個多月的苦刑；幾個少年懷著遠志，忽然蹤影全無，連尸首也不知那里去了。——
“他們都在社會的冷笑惡罵迫害傾陷里過了一生；現在他們的墳墓也早在忘卻里漸漸平塌下去了。
“我不堪紀念這些事。
“我們還是記起一點得意的事來談談罷。”
對于魯迅確是有一件得意的事，便是辛亥革命剪了辮子，便是《頭發的故事》的主題。說他是悲痛也可以，說他是諷刺也可以。
在北洋軍閥時期住過北京的人，對《頭發的故事》所描寫的北京雙十節的情形，雖然文字不多，現實的意義甚大，真只有魯迅一鱗一爪反映出中國社會的面貌了。我們現在所特別注意的，是魯迅對“國民”的態度，也就是魯迅對“中國人”的看法。“中國人”三個字，常常出在魯迅的筆下，在《吶喊》自序里敘述他在日本學醫時看電影的事情，便是這樣敘：“有一回，我竟在畫片上忽然會見我久違的許多中國人了，一個綁在中間，許多站在左右，一樣是強壯的體格，而顯出麻木的神情。”這便是魯迅在社會科學范圍里頭從生物進化論的觀點看問題。《頭發的故事》里面有一句話把他的意思完全說出來了，這話便是：“阿，造物的皮鞭沒有到中國的脊梁上時，中國便永遠是這一樣的中國，決不肯自己改變一枝毫毛！”我們現在知道，這種觀點是錯誤的，但魯迅說這話的心情是極其沉重的，他要用這話來刺激當時的人，使他們覺悟起來。因此，在這話里面含有他的革命愛國的深心。那篇小說里又說：“各家大半懶洋洋的踱出一個國民來，撅起一塊斑駁陸離的洋布。”一句話把五色旗的中華民國完全寫出來了。“每〔各〕家大半……踱出一個國民來，”魯迅在這里確是深深地注意他們，希望他們，然而對他們無可奈何！總之魯迅對辛亥革命失望了，他認為失敗了。失敗的原因便是“幾個”有“遠志”的人包辦代替，而大多數的中國人“愚”。他并不認為包辦代替是不對的，問題在大多數人的“愚”上。這少數與多數他都是愛的，他自己也在這數目當中，所以說“他們忘卻了紀念，紀念也忘卻了他們。我也是忘卻了紀念的一個人。”接著又說了這么一句：“我不堪紀念這些事。”誰讀著都感覺著他的悲痛。
我們還應該注意《藥》這一篇小說。這篇小說寫出辛亥革命以前的社會情況，他以極沉痛的心情寫出當時人民的愚蠢和麻木，寫出革命志士不為人民所了解，深刻地暴露出封建統治的罪惡。小說的情節是，一個姓夏的孩子，名字叫瑜，因為要造反，給本家告了官，殺掉了。刑場明寫著在“古□亭口”。有一個開茶館的老頭，他的兒子生了癆病，他相信人血可以治得好他兒子的病，于是殺夏瑜的劊子手同他做了這樁買賣，即是殺了革命黨人拿這血蘸饅頭賣給他做藥。所以魯迅深刻地用了《藥》做小說的題目。“夏瑜”影射“秋瑾”，在《且介亭雜文》里面有一篇《病后雜談之余》，魯迅曾敘出“軒亭口離紹興中學并不遠，就是秋瑾**就義之處”，所以在《藥》里寫著“古□亭口”。從魯迅的本意看來，革命是革命志士救國的事業，其本家要告官，出賣烈士，殺烈士，劊子手要做買賣，更賣烈士的血，這些是革命的敵人，然而中國人民怎么這樣無知拿這血來醫癆病呵！完全不知道革命這一回事呵！這有什么辦法呵！在魯迅真是一種深心，他精神上長期有著極重極重的負擔，革命不是少數人的事！他給我們留了這么一篇作品，寫出封建社會里無比的黑暗面，然而光明還應在未來，所以烈士的墳上有不知誰送來的花環。
問題實在是在于革命的力量上面。魯迅的思想比辛亥革命當時一般知識分子深刻，他不以為滿清皇帝倒了便百事大吉。他探索革命的力量。我們現在學習了馬克思列寧主義，學習了毛主席的理論，問題便明若觀火，俄國十月革命以后，像中國這樣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國家，革命已不是舊民主主義的革命，而是新民主主義的革命，領導力量是工人階級。魯迅當時還不可能有明確的“階級”觀念，他只是注意了大多數的“中國人”，即是農村里的農民與城市里的小市民。他感到要這些人覺悟有什么辦法，除非“造物的皮鞭”落到這些人的脊梁上！這就是應用生物進化論觀察社會問題者必然的結果，不能解決中國的革命問題。他深深知道中國封建的危害性，非革命不可，革命就是走西洋人的路，他還不知道那條路叫做資產階級的路，領導權屬資產階級，在他仿佛是歸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領導似的，即是幾個有遠志的人。其實辛亥革命距離中國**成立時不過十年多，中國已經有了工人階級，沒有俄國十月革命，沒有馬克思列寧主義的輸入，問題便提不出來了。也只有五四運動后中國**人才提得出問題來，即是階級問題。有了工人階級領導，則農民便是中國革命的強大力量了，小資產階級、民族資產階級也都是革命的力量。偉大的道理，今天對我們是一個常識，是因為中國**以血教育了我們，以勝利教育了我們，教我們懂得了什么才是科學，只有馬克思列寧主義才是科學。
在今天我們提出“辛亥革命與魯迅”這個問題，實在是一個愛國問題，意義深長。魯迅當時那么寂寞，今天我們是舉國歡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