米內和有田在日本議會宣布他們的對華政策，仍然是以全力支持所謂“汪政權”。我現在要告訴米內有田和日本國民，“汪政權”是什么？我也希望我們中國國民，看清楚所謂“新政權”的內容。中日兩國國民，要想取得真正的和平，必須一腳踢開所謂“日支新關系調整要綱”，以及這種條件之下樹立起來的所謂“新中央**”。
◎一、日汪條件之苛酷與虛偽
日汪協定的內容，無論文字上怎樣修改和裝飾，簡單率直的說，日本對于中國，想要并吞滿蒙，獨占華北，封鎖華中，控制華南，換句話說，日本對中國全部的希望，就是北由黑龍江，南至海南島，上達天空的氣象，下抵地里的礦藏，中則由東以至西北，由領海以至于內河，無不占有，無不控制，由一方面看，日本要以內蒙控制華北，以華北控制華中，以華中控制華南。由地方面看，他要化華南為華中，化華中為華北，化華北為內蒙，化內蒙為滿洲，化滿洲為朝鮮。
日本對于太平洋上的列強，則以長城線，正太膠濟線以至于隴海線為對俄作戰的三道防線，駐華日軍，他又占用海南島、三灶島，東沙島，西沙島、南鵬島，大隗島，廈門以為日本海軍根據地，控制廣閩，包圍香港，壓迫廣州灣，對抗海防與新加坡，窺伺菲律賓。
其經濟的手段，則對于中國資源與各種企業，以獨占、合辦、協力的方法，不論中國人愿意不愿意，一律加以支配。其經濟的力量，并不來自日本；他的辦法是搜括中國財政的收入，以為日本在中國經營各種事業的投資。
在思想方面，日本恐怕中國人感覺他敲骨吸髓的痛苦，將來必起反抗，乃對文化教育加以統制，他要從生理到心理，徹底統治中國的國民。
日方已經由汪兆銘先生之手，提出他對于中國的全部要求。比之于今日以前及今日以后，日本軍隊及特務人員已經造成或將要造成的“事實”，萬一有些讓步，他在“要綱”的前面：鄭重聲明兩點：第一點是普通的既成事實，應依“要綱”所定的原則，慢慢調整。第二點是特殊事態，必須至和平恢復，依情勢的發展，再加調整，這就是說，假如“既成事實”比照原則應當讓步，日方仍要堅持“既成事實”，不使變更，最多只能將普通的事實慢慢的調整一下。除這兩點原則規定之外，在附件之中處處申述“既成事實”應當繼承或繼續，于是所謂“要綱”，雖經過多月的談判簽字立約，依然是一個虛偽的條文，在日方的本意，不外乎要“汪政權”承認既成事實，化為條約及國內法。一月三日，我離開上海時，留信給汪先生說道：“今日組府，不過使不平等不獨立不自由之條件化為法律，不過使亡國之既成事實化為條件，此外有何意義？”這幾句話，正點明日本提出所謂“要綱”而促成汪先生“組府”的一片用心。
◎二、“新政權”之割裂與空虛
日本軍人尋不著結束中日戰爭的方法，為了欺瞞日本國民，乃欲造一個“中央**”而與之締結和約。日本仍然沒有比他們制造“滿州國”的手段不同的新手段。汪先生在他們手段之下，不過是一個溥儀，周佛海去年四月間也曾對我說過：“日本要找一個溥儀，那有比汪先生再好的溥儀？”換句話說，日本軍人并沒有雅量，讓所謂“汪政權”有自存的力量，乃至于有執行和約的能力，他們一方面天天宣傳所謂“樹立新中央政權”，一方面天天加強華北的特殊化，加強“湖北省**”的組織，加強“廣州維持會”并保障“維新**”的人事和政務，不許變更；他們務必使汪即上臺，依然是赤手空人，毫沒有權，沒有力，沒有余地，來取得“要綱”給與的一點便利，一點優惠，假如其中有一點便利和優惠。
一個**，有兩種現實的物質的基礎，一種是經濟財政，一種是軍事力量，有謂“新中央政權”的經濟財政基礎在那里呢？華北的經濟行政，由所謂“華北政務委員會”主持而得以便宜處置，華北的經濟事業，操在“華北開發公司”這一類獨占組織之手，“新政權”都不能過問；華中的經濟行政，受“中日經濟協議機關”的影響，而經濟事業操在“華中振興公司”一類獨占組織手里，沒有一點經濟力量留給中國人。自財政金融政策，全要日方“協助”，不能自主的規定，華北的關口統稅，規定全部或大部為“華北政委會”充作日本對華北的投資。華中的財政收入，現在全在日人掌握之中，要“新政權”履行并允諾許多條件之后，才可以用借款方式發還一點。“新中央”的新財政部長的新猷，據我個人截至一月三日正午搭船為止所知，不過是希望日方撥還關余四千萬元，日方又說關余不多，他只得要求日方五千萬元的借款，其實借款仍舊是羊毛出在羊身上，但是一切財源都在日人手中，除了仰其鼻息之外，“新政權”連開張也不能開張，至于開張以后，拿什么過日子，那就要看“新財長”去年五月早已答應“欣然要請”的日人財政顧問的無邊的法力了！
說到軍事力量，汪先生初出重慶的時候，據梅忠平報告，日方允許撥給軍械讓汪先生訓練軍隊四十個師團，后來汪先生及其干部從沒有再見日方說過這樣慷慨的話；去年九月，王克敏告訴汪先生干部某君道：“當初日本請我們出來，也答應過可以訓練十師軍隊，上臺以后，這話就沒有了。”可想的所謂“中央軍官團”，即他們認為可以統一中國的基本武力者，千難萬難，才招了一批，再沒有第二批可招。其槍械則不發，有制服則不許穿著出團部之門，其**旗則不許豎立，其**帽章則制成之后，鎖進箱籠，不許戴，其教練用器，只有步槍，即二口徑的小炮都不許團員見面，一切團務都要受一位日人少佐教官的支配，那中將教育長，每次要低首下心于此少佐公指示之下，這么“受友邦協助令人感激”的軍事訓練機關，據說那所謂第一集團軍，連步槍都是希世奇珍，而其支配者，乃是日人“軍曹”地位的憲兵，軍曹與中國之上士同級，是大家都知道的。
將來“新中央”成立之后，守衛及警備，仍仰仗日本軍隊和憲兵，除非能夠死心塌地，把日本軍隊當做自己的親軍，把日本憲兵看做自己衛士，誰能否認這個“**”是日本槍桿之下的**？任援道本有幾千衛隊，陳群手下也有些警察，因為他們要作“軍政部長”“內政部長”一度為周（佛海）丁（默村）所阻礙，他們便離心離德，汪先生進京，只好仍然請教日本憲兵了。
日本允許于“和平”恢復后，隨治安之確立、于二年內撤兵：假定“新中央”成立之后，一年而“和平”認為恢復，兩年而治安認為確立，則此“新中央”已由日軍看守至三年之久，何況日本要求南京為維持治安駐兵地點之一，此“新中央”即令再過三年，成為“舊中央”，也不能離開日本軍憲一步。日本軍憲挾持之下的**，還講什么“獨立自由”？這不是上欺祖宗，下瞞兒孫的話么？
現在“臨時”和“維新”**行政實況，可以供我們參考，“**”不能指揮省**，省**不能指揮縣**。上級機關不能指揮下級機關，甚至長官不能支配僚屬，日方各級特務機關有聯絡有控制，中國人無聯絡無控制，一科之中有一個日人，一科便受其指揮；一部中有一位日籍官員，一部便受其牽制；日人的名義叫做顧問，叫做聯絡專員，叫做什么都不相干，所謂“新中央”不過是一“維新**”的擴大，當然不能把這種實況改革一新，何況在密約上還有多種多樣的日籍顧問職員！
負責的長官家里，駐有日本憲兵，出門一步都有憲兵陪坐，到了上海，只可以住虹口，如果這位長官要到公共租界法租界去，都要憲兵知道，每天晚上，憲兵把他的言行往來作成三份報告，一份到憲兵司令部，一份到特務機關，一份到軍司令那兒去，重要的長官總有兒子或近親“留學”日本，我那兩位十幾年老友，雖還沒有上南京任部長，兒子已由一位日本少尉陪往東京了；他們以為日本優待他們的子弟，當做“王子”一樣的待遇，他們不知道北平南京許多要人的子弟，一樣的都在東京作質子。
◎三、日本的交卷主義
這種條件之下，成立這樣的“**”，于中國固然有損，于日本卻也無益；我現在說明日本方面受不著實益這一點。
依國民的常識，政治的常理，外交的常道，日本對于中國只有兩條路：一條路是澈底的征服，一條路是及時的講和。日本要征服全中國，是不可能的，他要北自黑龍江，南至海南島，東自東海，西到**，都駐兵，都遣吏：姑無論他現在有沒有充分的國力，即令把國力用盡，勉強做到，他再拿什么力量以與列強角逐于世界，這不是很明白的事情？
日本明白不能征服中國，日本國內，充滿了“結束事變”的要求，日本國民切望中日戰爭及早停止，及早解決，他們消極的想節省更大更多，以致日本國力不能支持的消耗，他們積極的想趁歐戰未停的今日，了結中日事變，發展國外貿易，擴大國外市場。這樣迫切的要求，已使日本朝野各方改變了過去兩年半以來的觀感。日本的政黨，產業界，以至于海軍，陸軍的統制派都感染了這種迫切要求的影響。
擺在他們面前的問題，是延長戰爭呢，還是結束戰爭呢？當然，他們都想結束戰爭，都不愿意延長戰爭，什么“一一六宣言”，什么“近衛聲明”在日本國內漸漸無人感覺興趣，都漸漸無人理會。“汪政權”究竟能不能結束事變呢？這個很容易看透的問題，在日本國內漸漸被人看透了。
很明白的，“汪政權”并不能下一度有效的命令，叫中國任何一師一團軍隊停止戰斗行為，如此這般的“**”，怎能夠與日本**商量結束戰爭？從日本方面看來“汪政權”，不獨不能助成日本少出一師團，或多撤一聯隊的軍隊，并且成為日本的一種多余的負擔。日本人向來把錢看得大的，汪派未上臺以前，日本要供給活動費，早有不少的日本人說是“不經濟”，還有一些日本人說“錢用得不得法”。上臺時，日本如不借款，便開張也是困難，走路要日人預備飛機車輛船只，出門要日人布置哨兵崗位，住居要他們占房屋騰房屋，日人這樣的服侍他們，是為了什么？他們無非要汪派拉軍隊，找名流。到如今，軍隊沒有一支，名流沒有一個，已來的人普遍的怠工——國民良心未泯滅——再加以不斷的渙散！國民良心發動的渙散，這樣的集團組府以后，自存的能力都沒有，那有力量結束中日戰爭！日本豈不明知他們如果以全力支持這個“新政權”，不外乎延長戰爭，于是乎去年九十月間，日本社會里面已出現有力的“汪政權不必要論”，自今年一月起，日本言論界已從捧汪一變而為輕汪了。
日本果然要延長戰爭，打下去好了，無需乎任何傀儡，更無需乎“新中央政權”。日本果然要結束戰爭，任何傀儡不獨無益，而且有礙。“新中央”也并不比“臨時”或“維新”更有用場。現在，日本軍人已經吹響了法螺，組府也不好，不組也不好，日本對于“新中央”的無可奈何，反映為汪先生及其集團在滬西的不生不死。
然而板垣派，尤其板垣之下影佐一支，為什么要汪先生上臺呢？他們在近衛聲明的時候，進了場闈，抄了題目，到現在，他們無論是黑卷也好，白卷也好，總免不了一套，卷雖要交，日期卻有問題。如若交卷有礙于日本的外交，或有害于和平前途，他們也只好延宕。去年十月十日，十一月十二日，今年一月一日，都是影佐周佛海擬下的交卷之期，可是一期延一期，今年二月二十二日研究如何，仍然只有天曉得。影佐以“新政權”導演的資格，當然不能自己開口叫他們延期，他只有運用喜多原田促使王、梁橫生阻礙；這個事實，任何人當下可以看得明白，不明白的只有汪周梅三人而已。
板垣一派以外，各方面的日本人都知道，這本卷子還沒有交上去，已經無用，要結束事變，必須另想途徑。就在板垣一派里面，一樣的在另尋途徑，在參謀本部內，接任影佐職務的某人對人說道：“汪派極好辦，新**不成問題，可是解決中國問題，還須另找辦法。”聽這句話的人趕緊告訴我，我卻不愿告訴汪先生，因為不明白日本人真實的心境。
板垣之下；影佐總是全力支持“汪政權”的吧，但是影佐也沒有準備在汪派失敗之時切腹自殺，他也在預備第二本卷子，他正在制造一個青年團以與汪派對立，他的機關之內，某人正在支持陳中孚的“新同盟會”以與汪派為難，周佛海問他為什么幫助陳中孚，影佐答復是“他糊涂”。猶之乎周問影佐說：“喜多原田昨晚為什么叫王、梁反對中政會？”影佐答道：“昨晚喜多原田喝醉酒。”周相信，汪先生也會相信。
日本各方面都在另尋途徑，不過另外的途徑暫時尋找不出來，日本一面要結束戰爭，一面又不肯放棄侵略政策及征服夢想，其結果只有自造夢境，指著某某為中國政權，而與之締結全部包含日本軍人理想的和約，名之曰“日支新關系調整要綱”。他們先交這一卷，以后再交別的卷，只可惜汪先生一輩子的政治生命以及天賦的自由權，都隨著這一卷交進去了。
◎四、汪派的心境
在這樣勉強又勉強，無賴又無賴的狀況之下，周梅諸君，以至于汪先生夫婦的心境，是不是還有很高的興致去到南京成立其所謂“國民**”呢？我很痛心，很率直的說：“他們的興致不好，尤其是汪先生的興致甚低。”
中日之間，現在繼續民族國家生死存亡的斗爭，在民族斗爭里，無論是戰是和，必須保我森嚴的壁壘、堅強的陣容。在民族壁壘的后面，戰可以堅持，和可以對等，為了民族的壁壘，我們要保持自己的軍事力量，要保持自己的經濟力量．又要保持自己獨立自主的政治立場和民族國家的政治的理想。因此“戰則全面戰，和則全面和”。如果一人一派，失落了民族的壁壘，不獨妨害民族國家，抑且終為民族斗爭中的犧牲者，國家對于這種犧牲永不會有一點兒同情。
汪先生及周梅諸君的錯誤，就是失去了民族的壁壘，他們走進了日本軍隊憲兵的后方；想在日營里面和日帥講和，且幻想可以得到獨立自由的條件。成立自由的**，一念之差，遂至于不可救藥。
由于一念之差，便發生心境上各種的變態，在四個月出生入死的生活中，我窺察他們一群的心理，有時寫下一些筆記，下一段是寫傀儡的構成：
“其始也覺日人之易與，其繼也覺日人之可親，其終也始發見日人之可畏，而已晚矣；則亦惟有順從之惟恐不及，極其所至，不用思想，不用考慮，只以日方之結論，不復念及其所以達此結論之理論與理由。”
他們往往笑王梁俯首聽命于喜多原田，殊不知他們自己也一樣聽影佐的話，下面一段專寫此事：
“影喜則喜，影憂則憂，影偽喜而彼則真喜，影偽憂則彼真戚然以憂矣，彼等今日感于影之淚，他們上臺，則影臉一變，或被召回國而繼之以為特務長者，必較喜多原田對待王梁有過之而無不及也。”
久而久之，他們的修養就到了，“從影所欲小路矩”的上乘的境界，反之，其對于中國人則不然，我曾記過：
“由于羞見畏見中國人，乃浸假而惡見中國人，其終乃恨見中國人，久之，乃只信日方，只信日方，所引見之中國人，以為非此無以為友也。乃至于醫師、衛士、記者、**，惟日籍者始為可信可親可愛，反之，其對于愛國之同胞，不肯或尚未臣奴于日人之下，尤其不肯同流而‘下水’者，只有一念曰“殺”，于是乎堂皇之偉大人物，一化而為丁默村，除丁默村之賊殺行為以外，吾不復發見周梅有何種之政策與政術，彼以為天下人有錢可買，而有槍可伏，彼不知今日之事，乃民族斗爭，一般人雖為生活或人事之拖牽而受錢，然良心未泯者，莫不怠工，良心已泯者，本無工可作，至于槍，則老子有云：‘人不畏死，奈何以死懼之’，彼乃不知也？”
丁默村及其部下，也并不是居心殺人，他們曾屢次建言于周佛海說過：“殺人要適可而止，否則國人的反感可怕”，我曾寫此事道：
“彼用有淚之人也，而亦有血，彼惟缺骨而已，基于骨之缺乏，乃至于事事以日人為可信可親，不復記憶日本軍隊現正在戰場之上向我同胞之軍民開炮，于是送子為質于東京，留家為質于滬西，再欲自異于王梁。或欲自拔于儕類，而亦無由拔起，則惟有鼓起自殺自戕之心理，一不做二不休，只恐朋友之不同流，惟恐同胞之不下水，尤恐妻孥子女不甘心為日本之臣奴，于是其初則頹唐浪漫怠工，其終則鼓勇以邁進，此其中有多少之血淚以與其工作相拒，吾至今始知石敬塘、張邦昌、劉豫、史天佐皆并無快樂逍遙之心境，未必由于不得已，以至于得已亦不得已也。”
我痛心的希望國人能夠揮淚救出他們來，我相信他們總有一天澈底的悔恨，我相信他們總有一天轉一念以脫離日本軍人的役使。
◎五、條件與政權
總之，我們對于所謂“新政權”，一方面要看敵人條件之苛酷與廣泛，在這條件之下，“新政權”只是化既成事實為條件，再使條件為法律的一具助人亡我的機器。
他方面，我們要看清楚，縱令日方的條件好，這樣不能自存不能自立的“**”，在日方軍隊憲警扶持之下，他只能夠“送”，不能夠“取”，即令日方的條件好，他們也無力量收得回來。
日本方面看見“新政權”決無能力，以結束事變，在國際外交上，在對華政策上，“新政權”是一個障礙，至少也絲毫沒有裨益，“日支新關系調整要綱”以及“新政權”終必為日方所廢棄。
即令現在的時機很晚，我仍然揮我的血淚，希望汪先生及周梅諸君懸崖勒馬，放棄如此條件之下的一切活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