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牌記的內容、類型、特征
牌記，是出版者用以說明版本情況的一種專門標志，又叫牌子、書牌，或稱書牌子。牌記主要記錄刊刻時間、刊刻地點、刊刻者姓名、室名，甚至書坊字號、版本特點以及刊刻經過。帶有牌記的書籍起源于唐、五代，到了宋、元，已廣為推行，但最多的還是明、清兩代的刻本。最初的牌記只是無邊框的題識，后來發展到在文字的周圍框以方格。常見有單行形、雙行形、三行形、四行形、長篇形、瓦當形。再后出現了鐘鼎形、香爐形、琴瑟形、蓮龕形、印章式等各種樣式。牌記所用字體通常有真、草、隸、篆四種。例：
民國二十年刊本《蓼辛詞一卷》，有“辛未嘉平鐫成”隸書單行牌記。
清同治九年刊《說文解字義證》，刻有“同治九年湖北崇文書局開雕”篆書雙行牌記。
清光緒刊《玉函山房輯佚書》，刻有“光緒九年癸未長沙女郎 環館補校開雕”真書三行牌記。
清光緒刊《惜抱軒遺書》，刻有“光緒巳卯春三月桐城徐氏集刊歸安楊峴署檢”隸書四行牌記。
清嘉慶十八年黃氏士禮居刻本《論語音義》，刻有“孝經今文音義論語音義各一卷香嚴書屋藏汲古閣影宋鈔本士禮居倩人影寫重雕癸酉新秋工竣并記”真書長篇牌記。
民國十一年石印《小倉山房尺牘》，印有“掃葉山房”瓦當圖案牌記。有的牌記進行了藝術加工，造型優美，有很高的藝術性。例：
咸豐七年梁氏十二石山齋本《 簩以詩》即有鐘鼎形牌記。
明萬歷四十年書林余仙源刻本《新鋟鈔評校正標題皇明資治通紀》，此書牌記，上覆荷葉，下托蓮花，獨具一格。
蒙古定宗四年張存惠晦明軒刻本《重修政和經史證類備用本草》刻有長篇牌記，頂部二龍飛舞，底部雙龜靜伏，圖形巧思異構，風味別調。
2、牌記的分布
牌記不但內容豐富，形式多樣，而且分布靈活，無固定位置，它們有的出現在序文、目錄、跋之前后，有的反映在卷首、卷中、卷末，有的直接刻在版心處，還有的將刊刻時間和藏板處直接刻印在書的封面，再有的一書出現兩種以上牌記現象，例：
明成化十七年書林劉氏溥濟藥室刻本《新編醫方大成》，序后刻“成化辛丑書林劉氏溥濟藥室重刊”楷書雙行長方牌記。
明嘉靖十四年袁耿嘉趣堂刻本《世說新語注》，跋后刻“嘉靖乙未歲吳郡袁氏嘉趣堂重雕”行書長條式牌記。
明建業張氏銅活字印本《開元天寶遺書》，卷首刻“建業張氏銅板印行”單行牌記。
元岳氏荊奚谷 家塾刻本《春秋經傅集解》，卷二刻“相臺岳氏刻梓荊奚谷家塾”篆文雙行牌記。
明正德十一年華堅蘭雪堂銅活字印本《春秋繁露》,卷末印有“正德丙子季夏錫山蘭雪堂華堅允剛活字銅板校正印行”楷書三行牌記。
清乾隆三十年鮑氏知不足齋刻本《湖山類稿》，版心處刻“知不足齋正本”牌記。
清乾隆十三年刻本，《春秋大事表》，封面印有刻本年代、初輯者、藏板處等內容牌記。
3、牌記作用
從牌記的類型、特征可見，牌記上刊刻的年代，一般來說能給版本鑒定者確定版刻時代提供直接可靠的憑證。例：明正德本《文獻通考》，目錄后刻有“皇明正德戊寅慎獨精舍刊行”牌記和卷348末刻有“皇明正德已卯歲慎獨齋刊行”牌記，由此可證明此書是正德十三（1518）至正德十四年（1519）刻成。牌記上反映的著者、編輯者、校勘者，能給鑒定者提供真實可信的版本依據。例：同治甲子年刻本《唐人說會》封面欄上橫題：同治甲子冬鐫，右刻：長沙周愚峰訂，山陰陳蓮塘輯，左側下方刻：雙門底緯文堂藏板，由此讓鑒定者正確無誤地判斷出刻本年代、校訂者、編輯者以及藏板處。牌記上出現藏板者、版刻地、刻工名以及刊刻經過等文字，能給版本鑒定者鑒定版本、考訂版本源流提供重要的參考。例：元刻本《論語》，各卷卷末刻有一處長方形或橢圓形的牌記，其中寫著“盱郡重刊廖氏善本”。由此可知道是南京廖瑩中世彩堂刻本的重刊本。又例：明嘉靖間宗文堂刻本《皇明文衡》的目錄后有牌記曰：“《皇明文衡》一書，原版出在金陵，乃於我朝名賢之所著，纂集百余卷。今書坊宗文堂購得是本，命工刊行，以廣其傳，四方君子幸為鑒焉。”據此可知宗文堂本出自金陵原刻。一些獨特造型的專用牌記，還往往能給版本鑒定者據此判定版刻年代提供有力的證明。例：南宋咸淳間廖瑩中世彩堂刊本《昌黎先生集》，用的是“亞”字形牌記，中間篆書“世彩堂廖氏刻梓家”二行字。據《古籍版本學概論》一書記載：上海圖書館收藏的舊刻本《顏氏家訓》，曾經過清代名家何焯、孫星衍、錢大昕、黃丕烈等人鑒定，宋槧元刊，莫衷一是。最后還是根據刻本中一個琴形牌記“廉臺田家印”確定為元刻本，因為這個特殊圖案的牌記只在其他元刻本中出現過。因此，牌記作為版本鑒定的依據之一，在古籍版本鑒定中往往起到重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