桃椎五四運動以后，好像中國人就發生了一種新脾氣，是：倘有外國的名人或闊人新到，就喜歡打聽他對于中國的印象。羅素〔２〕到中國講學，急進的青年們開會歡宴，打聽印象。羅素道：“你們待我這幺好，就是要說壞話，也不好說了。”急進的青年憤憤然，以為他滑頭。
蕭伯納周游過中國，上海的記者群集訪問，又打聽印象。蕭道：“我有什幺意見，與你們都不相干。假如我是個武人，殺死個十萬條人命，你們才會尊重我的意見。”〔３〕革命家和非革命家都憤憤然，以為他刻薄。
這回是瑞典的卡爾親王〔４〕到上海了，記者先生也發表了他的印象：“……足跡所經，均蒙當地官民殷勤招待，感激之余，異常愉快。今次游覽觀感所得，對于貴國**及國民，有極度良好之印象，而永遠不能磨滅者也。”這最穩妥，我想，是不至于招出什幺是非來的。
其實是，羅蕭兩位，也還不算滑頭和刻薄的，假如有這幺一個外國人，遇見有人問他印象時，他先反問道：“你先生對于自己中國的印象怎幺樣？”那可真是一篇難以下筆的文章。
我們是生長在中國的，倘有所感，自然不能算“印象”；但意見也好；而意見又怎幺說呢？說我們像渾水里的魚，活得胡里胡涂，莫名其妙罷，不像意見。說中國好得很罷，恐怕也難。這就是愛國者所悲痛的所謂“失掉了國民的自信”，然而實在也好像失掉了，向各人打聽印象，就恰如求簽問卜，自己心里先自狐疑著了的緣故。
我們里面，發表意見的固然也有的，但常見的是無拳無勇，未曾“殺死十萬條人命”，倒是自稱“小百姓”的人，所以那意見也無人“尊重”，也就是和大家“不相干”。至于有位有勢的大人物，則在野時候，也許是很急進的罷，但現在呢，一聲不響，中國“待我這幺好，就是要說壞話，也不好說了”。看當時歡宴羅素，而憤憤于他那答話的由新潮社〔５〕而發跡的諸公的現在，實在令人覺得羅素并非滑頭，倒是一個先知的諷刺家，將十年后的心思豫先說去了。
這是我的印象，也算一篇擬**，是從外國人的嘴上抄來的。
九月二十日。
〔１〕本篇最初發表于一九三三年九月二十四日《申報·自由談》。
〔２〕羅素（Ｂ．Ｒｕｓｓｅｌｌ，１８７２—１９７０）英國哲學家。一九二○年曾來中國，在北京大學講過學。
〔３〕蕭伯納的話，見《論語》半月刊第十二期（一九三三年三月一日）載鏡涵的《蕭伯納過滬談話記》：“問我這句話有什幺用——到處人家問我對于中國的印象，對于寺塔的印象。老實說——我有什幺意見與你們都不相干——你們不會聽我的指揮。假如我是個武人，殺死個十萬條人命，你們才會尊重我的意見。”
〔４〕卡爾親王（ＣａｒｌＧｕｓｔａｖＯｓｋａｒＦｒｅｄｒｉｋＣｈｒｉｓｔｉａｎ）當時瑞典國王古斯塔夫五世的侄子，一九三三年周游世界，八月來中國。下引他對記者的談話，見一九三三年九月二十日《申報》。〔５〕新潮社北京大學部分學生和教員組織的一個具有進步傾向的社團。一九一八年底成立，主要成員有傅斯年、羅家倫、楊振聲、周作人等。曾出版《新潮》月刊（一九一九年一月創刊）和《新潮叢書》。后來由于主要成員的變化，該社逐漸趨向右傾，無形解體；傅斯年、羅家倫等成為**政權在教育文化方面的骨干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