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一本引人對號入座的心理學著作。
如果你對自己的內心足夠敏感，你多多少少能在某個段落、某個例子中找到自己的影子。當然，找到一兩個共同點并不意味著就有神經癥。霍妮認為，這些東西是否阻礙了你的發展，以及你是否能正確面對并積極解決它們才是最有效的判斷標準。同樣，如果你沒有找到多少影子也不代表你就是健康的正常人，有可能由于壓抑、投射等一系列防御手段，你已經意識不到自己的神經癥問題了。如果你對自己不太敏感，那就更有可能在書中看到別人的影子。不管怎樣，觀察總是好的，觀察不僅是檢驗理論效力的方法，也是將理論付諸實踐的必由之路。
在這本書中，霍妮關注的主要是人格性神經癥。她把神經癥分為情境性神經癥與人格性神經癥。前者是之于具體情境的暫時性適應不良，并沒有表現出神經癥人格，施以治療之后就可以很快有所好轉。而人格性神經癥的主要問題在于人格的扭曲，一般在童年時期就埋下了伏筆，這類神經癥的治愈需要耗費非常漫長的時間。
為了說明人格性神經癥的種種問題，霍妮主要比較了神經癥患者與正常人的言行差異，進而據此分析二者背后的動機差異。霍妮認為，神經癥患者與正常人之間的確存在人格上的差異，但這種人格差異是由量變而引起的質變，并非兩種毫無關聯的性質。因此，在研究神經癥相關問題時，如果直接從定量分析著手，就很容易遇到困難。
當然，她也辨析了神經癥的某些表現與精神病表現之間的區別，從而表明神經癥介于精神病和正常之間。
霍妮認為，雖然神經癥具有各種不同的癥狀，諸如強迫、抑郁、癔癥等，但這些病態行為的共同之處在于它們都來源于內心深處的各種沖突。這些沖突使神經癥患者產生焦慮，為了擺脫這種焦慮，他們不得不采取一系列防御措施。可見，焦慮是神經癥主要的動力之一，防御是為了調和各種沖突。但由于神經癥沖突的矛盾特質，這些沖突其實是無法調和的，從而會進一步加深他們的焦慮，這就形成了一個惡性循環，正是這個惡性循環使神經癥癥狀變得愈加嚴重。
根據這一觀點，她分析了一系列防御措施。防御措施背后的驅動力是神經癥患者區別于正常人的關鍵，即對抗焦慮以獲得安全感。這主要表現在神經癥需要上，她重點探討的是對愛的需要以及對權力、威望和財富的追求。
霍妮神經癥理論的獨創性還體現在基本焦慮與基本敵意這兩個概念上。基本焦慮就是對世界的普遍焦慮，它不需要現實刺激源，而是產生于童年的生活環境，尤其是父母所制造的成長氛圍，缺乏愛的氛圍也會引發基本敵意。這種態度本身并不形成神經癥，卻是滋生神經癥的沃土。她還用政治動亂作比喻：基本焦慮和基本敵意相當于潛在的不滿和**，而暴亂、**等表現形式則相當于神經癥的各種癥狀。
此外，在這本書中，霍妮還闡述了與古典精神分析理論的諸多分歧。她師從弗洛伊德的得意門生卡爾·亞伯拉罕，又憑借自身非凡的洞察力，成為新精神分析學派的著名女性領袖人物。她認為，童年經歷與生理因素對于神經癥的產生和發展確實具有一定的影響，但其共同基礎，尤其是人格性神經癥的共同基礎，仍然是社會文化因素。正是文化中固有的困境，造成我們這個時代的神經癥人格，也就是說，神經癥是文化與時代的副產物。
社會和文化都離不開人，人也無法脫離環境，這么說來，神經癥的出現似乎是人類作繭自縛的結果。但不管怎樣，霍妮在書末將神經癥患者比作文化的“繼子”，這個比喻真是再精準不過了。
然而，如果將神經癥的共同決定因素歸為文化與時代，我們就不得不思考，隨著時代的變遷和文化的跨越，這個理論是否始終成立。另外，循著這套方法去剖析神經癥，同時也能讓我們更加了解我們文化與時代下的思想意識，從而在一定程度上尋得一絲心靈的自由與救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