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粹”這個名詞原是不見于經傳的。它是在戊戌政變后，當“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呼聲嚷到聲嘶力竭的時候所呼出來的一個怪口號。又因為《國粹學報》的刊行，這名詞便廣泛地流行起來。編《辭源》的先生們在“國粹”條下寫著：“一國物質上，精神上，所有之特質。此由國民之特性及土地之情形，歷史等，所養成者。”這解釋未免太籠統，太不明了。國民的特性、地理的情形、歷史的過程，乃至所謂物質上與精神上的特質，也許是產生國粹的條件，未必就是國粹。陸衣言先生在《中**語大辭典》里解釋說，“本國特有的優越的民族精神與文化”，就是國粹。這個比較好一點，不過還是不大明白。在重新解釋國粹是什么之前，我們應當先問條件。
（一）一個民族所特有的事物不必是國粹。特有的事物無論是生理上的，或心理上的，或地理上的，只能顯示那民族的特點，可是這特點，說不定連自己也不歡喜它。假如世間還有一個有尾巴的民族，從生理上的特質，使他們的尾巴顯出手或腳的功用，因而造成那民族的精神與文化。以后他們有了進化學的知識，知道自己身上的尾巴是連類人猿都沒有了的，在知識與運動上也沒有用尾巴的必要，他們必會厭惡自己的尾巴，因而試要改變從尾巴產出來的文化。用缺乏碘質的鹽，使人現出粗頸的形態，是地理上及病理上的原因。由此頸腺腫的毛病、說話的聲音、衣服的樣式，甚至思想，都會受影響的。可是我們不能說這特別的事物是一種“粹”，認真說來，卻是一種“病”。假如有個民族，個個身上都長了無毒無害的癭瘤，忽然有個裝飾癭瘤的風氣，漸次成為習俗，育為特殊文化，我們也不能用“國粹”的美名來加在這“愛癭民族”的行為上。
（二）一個民族在久遠時代所留下的遺風流俗不必是國粹。民族的遺物如石鏃、雷斧；其風俗，如種種特殊的禮儀與好尚，都可以用物質的生活、社會制度，或知識程度來解釋它們，并不是絕對神圣，也不必都是優越的。三代尚且不同禮，何況在三代以后的百代萬世？那么，從久遠時代所留下的遺風流俗，中間也曾經過千變萬化，當我們說某種風俗是從遠古時代祖先已是如此做到如今的時候，我們只是在感情上覺得是如此，并非理智上真能證明其為必然。我們對于古代事物的愛護并不一定是為“保存國粹”，乃是為知識、為知道自己的過去，和激發我們對于民族的愛情。我們所知與所愛的不必是“粹”，有時甚且是“渣”。古墳里的土俑，在葬時也許是一件不祥不美之物，可是千百年后會有人拿來當做寶貝，把它放在紫檀匣里，在人面前被夸耀起來。這是賽寶行為，不是保存國粹。在舊社會制度底下，一個大人物的喪事必要舉行很長時間的儀禮，孝子如果是有官守的，必定要告“丁憂”，在家守三年之喪。現在的社會制度日日在變遷著，生活的壓迫越來越重，試問有幾個孝子能夠真正度他們的“丁憂”日子呢？婚禮的變遷也是很急劇的。這個用不著多說，如到十字街頭睜眼看看便知道了。
（三）一個民族所認為美麗的事物不必是國粹。許多人以為民族文化的優越處在多量地創造各種美麗的事物，如雕刻、繪畫、詩歌、書法、裝飾等。但是美或者有共同的標準，卻不能說有絕對的標準的。美的標準寄在那民族對于某事物的形式，具體的或懸像的好尚。因好尚而發生感情，因感情的奮激更促成那民族公認他們所以為美的事物應該怎樣。現代的中國人大概都不承認纏足是美，但在幾十年前，“三寸金蓮”是高貴美人的必要條件，所謂“小腳為娘，大腳為婢”，現在還縈回在年輩長些的人們的記憶里。在國人多數承認纏足為美的時候，我們也不能說這事是國粹，因為這所謂“美”，并不是全民族和全人類所能了解或承認的。中國人如沒聽過歐洲的音樂家歌詠，對于和聲固然不了解，甚至對于高音部的女聲也會認為像哭喪的聲音，毫不覺得有什么趣味。同樣地，歐洲人若不了解中國戲臺上的歌曲，也會感覺到是看見穿怪樣衣服的瘋人在那里做不自然的呼嚷。我們盡可以說所謂“國粹”不一定是人人能了解的，但在美的共同標準上最少也得教人可以承認，才夠得上說是有資格成為一種“粹”。
錢賓四先生指出現代中國學者“以亂世之人而慕治世之業”，所學的結果便致“內部未能激發個人之真血性，外部未能針對時代之真問題”。這話，在現象方面是千真萬確，但在解釋方面，我卻有些不同意見。我看中國“學術界無創辟新路之志趣與勇氣”的原因，是自古以來我們就沒有真學術。退一步講，只有真學術的起頭，而無真學術的成就。所謂“通經致用”只是“做官技術”的另一個說法，除了學做官以外，沒有學問。做事人才與為學人才未嘗被分別出來。“學而優則仕”，顯然是鼓勵為仕大夫之學。這只是治人之學，談不到是治事之學，更談不到是治物之學。現代學問的精神是從治物之學出發的。從自然界各種現象的研究，把一切分出條理而成為各種科學，再用所謂科學方法去治事而成為嚴密的機構。知識基礎既經穩固，社會機構日趨完密，用來對付人，沒有不就范的。治人是很難的，人在知識理性之外還有自己的意志，與自己的感情意氣，不像實驗室里的研究者對付他的研究對象，可以隨意處置的。所以如不從治物與治事之學做起，則治人之學必貴因循，仍舊貫，法先王。因循比變法維新來得更有把握，代表高度發展的祖先崇拜的儒家思想，尤其要鼓勵這一層。所謂學問，每每是因襲前人而不敢另辟新途。因為新途徑的走得通與否，學者本身沒有絕對的把握，縱然有，一般人的智慧，知識，乃至感情意氣也未必能容忍，倒不如向著那已經有了權證而被承認的康莊大道走去，既不會碰釘，又可以生活得順利些。這樣一來，學問當然看不出是人格的結晶，而只為私人在社會上博名譽、占地位的憑借。被認為有學問的，不管他有的是否真學問或哪一門的知識，便有資格做官。許多為學者寫的傳記或墓志，如果那文中的主人是未嘗出仕的，作者必會做“可惜他未做官，不然必定是個廊廟之器”的感嘆，好像一個人生平若沒做過官就不算做過人似的。這是“學而優則仕”的理想的惡果。再看一般所謂文學家所作的詩文多是有形式無內容的“社交文藝”，和貴人的詩詞，撰死人的墓志，題友朋或友朋所有的書畫的簽頭跋尾。這樣地做文辭才真是一種博名譽占地位的憑借。我們沒有偉大的文學家，因為好話都給前人說盡了，作者只要寫些成語，用些典故，再也沒有可用的工夫了。這樣情形，不產生“文抄公”與“謄文公”，難道還會篤生天才的文豪，誕降天縱的詩圣么？
錢先生所說“學者各榜門戶，自命傳統”，在國學界可以說相當地真。“學有師承”與“家學淵源”是在印版書流行之前，學者不容易看到典籍，誰家有書他們便負笈前去拜門。因為書的抄本不同，解釋也隨著歧異，隨學的徒弟們從師傅所得的默記起來或加以疏說，由此互相傳授成為一家一派的學問，這就是“師承”所由來。書籍流行不廣的時代，家有藏書，自然容易傳授給自己的子孫，某家傳詩，某家傳禮，成為獨門學問，擁有的甚可引以為榮，因此為利，婚宦甚至可以占便宜，所以“家學淵源”的金字招牌，在當時是很可以掛得出來的。自印版書流行以后，典籍伸手可得，學問再不能由私家獨占，只要有讀書的興趣，便可以多看比一家多至百倍千倍的書，對于從前治一經只憑數卷抄本甚至依于口授乃不能不有抱殘守缺的感想。現在的學問是講不清“師承”的，因為“師”太多了，承誰的為是呢？我在廣州曾于韶舞講習所從龍積之先生學，在隨宦學堂受過龍伯純先生的教，二位都是康有為先生的高足，但我不敢說我師承了康先生的學統。在大學里的洋師傅也有許多是直接或間接承傳著西洋大學者的學問的，但我也不敢自稱為哲姆斯、斯賓塞、柏格森、馬克思、慕樂諸位的學裔。在尊師重道的時代，出身要老師推薦，婚姻要問家學，所以為學貴有師承和有淵源，現在的學者是學無常師，他向古今中外乃至自然界求學問，師傅只站在指導與介紹知識的地位，不能都像古時當做嚴君嚴父看。印版書籍流行以后，聚徒講學容易，在學問上所需指導的不如在人格上所需熏陶的多，所以自程朱以后，修身養性變為從師授徒的主要目標，格物致知退于次要地位。這一點，我覺得是很重要的。從師若不注意怎樣做人的問題，縱然學有師承，也只能得到老師的死的知識，不能得到他的活的能力。我希望講師承的學者們注意到這一層。
這樣“國粹淪亡”或“國粹有限”的感覺，不但是我個人有，我信得過凡放開眼界，能視察和比較別人的文化的人們都理會得出來。好些年前，我與張君勱先生好幾次談起這個國粹問題。有一次，我說過中國國粹是寄在高度發展的祖先崇拜上，從祖先崇拜可以找出國粹的種種。有一次，張先生很感嘆地說：“看來中國人只會寫字作畫而已。”張先生是政論家，他是嘆息政治人才的缺乏，士大夫都以清談雅集相尚，好像大人物必得是大藝術家，以為這就是發揚國光，保存國粹。《國粹學報》所揭露的是自經典的訓注或詩文字畫的評論，乃至墓志銘一類的東西，好像所萃的只是這些。“粹”與“學”好像未曾弄清楚，以致現在還有許多人以為“國粹”便是“國學”。近幾年來，“保存國粹”的呼聲好像又集中在書畫詩古文辭一類的努力上，于是國學家、國畫家，乃至“科學書法家”，都像負著“神圣使命”，想到外國獻寶去。古時候是外國到中國來進寶，現在的情形正是相反，想起來，豈不可痛！更可惜的，是這班保存國粹與發揚國光的文學家及藝術家們不想在既有的成就上繼續努力，只會做做假古董，很簡單地描三兩幅宋元畫稿，寫四五條蘇黃字帖，作一二章毫無內容的詩古文辭，反自詡為一國的優越成就都薈萃在自己身上。但一研究他們的作品，只會令人覺得比起古人有所不及，甚至有所誣蔑，而未曾超越過前人所走的路。“文化人”的最大罪過，制造假古董來欺己欺人是其中之一。
講到精神文化更能令人傷心。現代化的物質生活直接和間接地影響到個個中國人身上。不會說洋話而能吃大菜、穿洋服、行洋禮的固不足為奇，連那僅能維系中國文化的宗族社會（這與宗法社會有點不同），因為生活的壓迫，也漸漸消失了。雖然有些地方還能保存著多少形式，但它的精神已經不是那么一回事了。割股療親的事固然現在沒人鼓勵，縱然有，也不會被認為合理。所以精神文化不是簡單地復現祖先所曾做，曾以為是天經地義的事，必得有個理性來維系它，批評它，才可以。民族所遺留下來的好精神，若離開理智的指導，結果必流入虛偽和夸張。古時沒有報紙，交通方法也不完備，如須“俾眾周知”的事，在文書的布告所不能用時，除掉舉行大典禮、大宴會以外，沒有更簡便的方法。所以一個大人物的殯儀或婚禮，非得鋪張揚厲不可。現在的人見聞廣了，生活方式繁雜了，時間寶貴了，長時間的禮儀固然是浪費，就是在大街上吹吹打打，做著夸大的自我宣傳，也沒有人理會了。所謂遵守古禮的喪家，就此地說，雇了一班搽脂蕩粉的尼姑來拜懺，到冥衣庫去定做紙洋房，紙汽車乃至紙飛機；在喪期里，聚起親朋大賭大吃，鼓樂喧天，夜以繼日。試問這是保存國粹么？這簡直是民族文化的渣滓，沉淀在知識落后與理智昏聵的社會里。在香港灣仔市場邊，一到黃昏后，每見許多女人在那里“集團叫驚”，這也是文化的沉淀現象。有現代的治病方法，她們不會去用，偏要去用那無利益的俗道。評定一個地方的文化高低不在看那里的社會能夠保存多少樣國粹，只要看他們保留了多少外國的與本國的國渣便可以知道。屈原時代的楚國，在他看是醉了的，我們當前的中國在我看是瘋了。瘋狂是行為與思想回到祖先的不合理的生活，無系統的思想與無意識的行為的狀態。瘋狂的人沒有批評自己的悟性，沒有解決問題的能力，從天才說，他也許是個很好的藝術家或思想家，但決不是文化的保存者或創造者。
要知道中國現在的境遇的真相和尋求解決中國目前的種種問題，歸根還是要從中國歷史與其社會組織、經濟制度的研究入手。不過研究者必要有世界學術的常識，審慎擇別，不可抱著“叫花子吃死蟹，只只好”的態度。那么，外國那幾套把戲自然也能夠辨認與選擇，不致于隨波逐流，終被狂濤怒浪所吞咽。中國學術不進步的原因，文字的障礙也是其中最大的一個。我提出這一點，許多國學**必定要伸舌頭的。但真理自是真理，稍微用冷靜的頭腦去思維一下便可以看出中國文字問題的嚴重。我們到現在用的還不是拼音文字，難學難記難速寫，想用它來表達思想，非用上幾十年的工夫不可。讀三五年書，簡直等于沒讀過。許多大學畢業生自從出來做事之后便不去摸書本。他們尚且如此，程度低些的更可知。繁難的文字束縛了思想，限制了讀書人，所以中國文化最大的毒害便是自己的文字。一翻古籍便理會幾十萬言的書已很少見，百萬千萬言的書更屬稀罕了。到現在，不說入學之門的百科全書沒有，連一部比較完備的字典都沒有。國人不理會這是文化低落的病根，反而自詡為簡潔。不知道簡潔文字只能表現簡單思想，像用來作詩詞、寫游記是很夠的。從前學問的范圍有限，用簡潔的文體，把許多不應當省掉的字眼省略掉還不覺得意義很晦澀，讀者可用自己的理會力來補足文中的意思。現代的科學記載把一個字錯放了地位都不成，簡省更不用說了。我們的命不加長，而所要知要學的東西太多，如果寫作不從時間上節省是不成的。我們自己的文化擔負已是夠重的了，現在還要擔負上歐美的文化，這就是錢先生所謂“兩水斗嚙”的現象，其實是中國人掙扎于兩重文化的壓迫底下的現象。歐美的文化，我們不能不擔負，歐美人卻不必要擔負我們的文化，人家可以不學漢文而得所需的知識，我們不學外國文成么？這顯然是我們的文化落后所給的刑罰，目前是沒法擺脫的。要文化的水平線提高，非得采用易于學習的拼音文字不可。千字課或基本漢字不能解決這個嚴重問題，因為在學術上與思想表現上是需要創造新字的，如果到了思想繁雜的階段，幾千字終會不夠用，結果還是要孳乳出很多很多的方塊字。現在有人用“圕”表示“圖書館”，用“簙”表示“博物院”，一個字讀成三個音，若是這類字多起來，中國六書的系統更要出亂子。拼音字的好處在以音達意，不是以形表意，有什么話就寫出什么話，直截了當，不用計較某字該省，某句應縮，意思明白，頭腦就可以訓練得更縝密。雖然拼音文字中如英文法文等還不能算是真正拼音的，但我們須以拼音法則為歸依，不是歐美文字為歸依。表達思想的工具不好，自然不能很快地使國民的知識提高。人家做十年，我們非得加上五六倍的時間不可。日本維新的成功，好在他們有“假名”，教育普及得快，使他們的文化能追蹤歐美。我們一向不理會這一點，因為我們對于漢字有很深切的敬愛，幾十年來的拼音字母運動每被學者們所藐視與反對。許多人只看文字是用來做詩寫文的，能搖頭擺腳哼出百幾十字便自以為滿足了。改良文字對于這種人固然沒有多大的益處，但為學術的進步著想，我們不能那么浪費時間來用難寫難記的文字。古人惜寸陰分陰，現代的中國人更應當愛惜絲毫光陰。因為用高速度來成就事物是現代民族生存的必要條件。
要清除文化的渣滓不能以感情或意氣用事，須要用冷靜的頭腦去仔細評量我們民族的文化遺產。假如我們發現我們的文化是陳腐了，我們也不應當為它隱諱，愣說我們所有的一切都是優越的。好的固然要留，不好的就應當改進。翻造古人的遺物是極大的罪惡，如果我們認識這一點，才配談保存國粹。國粹在許多進步的國家中也是很講究的，不過他們不說是“粹”，只說是“國家的承繼物”或“國家的遺產”而已（這兩個詞的英文是NationalInheritance，及LegacyoftheNation）。文化學家把一國優越的遺制與思想述說出來給后輩的國民知道，目的并不在“賽寶”或“獻寶”，像我們目前許多國粹保存家所做的，只是要把祖先的好的故事與遺物說出來與拿出來，使他們知道民族過去的成就，刺激他們更加努力向更成功的途程上邁步。所以知識與辨別是很需要的。如果我們知道唐詩，作詩就十足地仿少陵、擬香山，了解宋畫，動筆就得意地摹北苑、法南宮，那有什么用處？縱然所擬的足以亂真，也不如真的好。所以我看這全是渣，全是無生命的尸體，全是有臭味的干屎橛。
至于學問為個人私利主義，競求溫飽的話，我以為現在還是說得太早。在中國，社交學問除外，以真學問得溫飽算起來還是極少數，而且這樣的學者多數還是與“洋機關”有關系的。我們看高深學術的書籍的稀罕，以及研究風氣的偏頗，便可理會競求溫飽的事實還有重新調查的余地。到外國去出賣中國文化的學者，若非社交的學問家便是新聞事業家。他們當然是為溫飽而出賣關于中國的學問的。我們不要把外國人士對于中國文化的了解力估量得太高，他們所要的正是一般社交的學問家與新聞事業家所能供給的。一個多與歐美一般的人士接觸的人，每理會到他們所要知道的中國文化不過是像纏足的起源，龍到底是什么動物，姨太太怎樣娶法，風水怎樣看法之類，只要你有話對他們說，他們便信以為真，便以為你是中國學者。許多人到中國來訪這位，問那位，歸根只是要買幾件古董或幾幅舊畫。多數人的意向并不在研究中國文化，只在帶些中國東西回去可以炫耀于人。在外國批發中國文化的學者，他們的地位是和賣山東藍綢或汕頭抽紗的商人差不多，不過斯文一點而已。
日本的維新怎么就能成功，中國的改革怎么就屢次失敗呢？化學是從中國道家的煉丹術發展的，怎么在中國本土，會由外丹變成內丹了？對的思想落在不對的實驗上，結果是造成神秘的迷信，不能產出利用厚生的學問。醫學并不見得不行，可是所謂國醫，多半未嘗研究過《本草》里所載的藥物，只讀兩三本湯頭歌訣之類便掛起牌來。千年來，我們的醫學在生理、藥物、病理等學問上曾有什么貢獻呢？近年來從事提煉中國藥物的也是具有科學知識的西醫的功勞。在學問的認識上，中國人還是傾向道家的。道家不重知與行，也不信進步，改革自然是談不到的。我想乾嘉以后，中國學術縱然會變，也不會變到自己能站得住而能分別迎拒與蓄泄西洋**的地步，縱然會，也許會把人家的好處扔掉，把人家的壞處留起來。像明末的西洋教士介紹了科學知識和他們宗教制度，試問我們迎的是什么呢？中華文化，可憐得很，真是一泓死水呀！這話十年前我不這樣說，五年前我不忍這樣說，最近我真不能不這樣說了。不過死水還不是絕可悲的，只要水不涸，還可以想方法增加水量，使之澄清，使之溢出。這工夫要靠學術界的治水者的努力才有希望。世間無不死之人，也無不變的文化，只要做出來的事物合乎國民的需要，能解決民生日用的問題的就是那民族的文化了。
我們認識古人的成就和遺留下來的優越事物，目的在溫故知新，絕不是要我們守殘復古。學術本無所謂新舊，只問其能否適應時代的需要。談到這里，我們就檢討一下國學的價值與路向了。
我們應當規定“國粹”該是怎樣才能夠辨認，哪樣應當保存，哪樣應當改進或放棄。凡無進步與失功用的帶“國”字頭的事物，我們都要下工夫做澄清的工作，把渣滓淘汰掉，才能見得到“粹”。從我國往時對于世界文化的最大貢獻看來，紙與絲不能不被承認為國粹。可是我們想想我們現在的造紙工業怎樣了？我們一年中要向外國購買多量的印刷材料。我們日常所用的文具，試問多少是“國”字頭的呢？可憐得很，連書畫紙，現在制造的都不如從前。技藝只有退化，還夠得上說什么國粹呢！講到絲，也是過去的了。就使我們能把蠶蟲養到一條蟲可以吐出三條的絲量，化學的成就，已能使人造絲與乃倫絲奪取天然絲的地位。養蠶文化此后是絕對站不住的了。蠶蟲要回到自然界去，蠶萡要到博物院，這在我們生存的期間內一定可以見得著的。
德國這次向東方進兵，事實上是以血換油。油是使速度增進的重要材料。不但在戰爭上，即如在其他事業上，如果著手或成功稍微慢了些，便等于失敗。所以人家以一切來換時間，我們現在還想以時間來換一切，這種守株待兔的精神是要不得的。國民智力的低下，中國文字要負很重的責任。智力的高低就是發現問題與解決問題的能力的速度的高低。我以為漢字不改革，則一切都是沒有希望的。用文字記載思想本來和用針來縫布成衣服差不多，從前的針一端是針口，另一端是穿線的針鼻。縫紉的人一針一針地做，不覺得不方便。但是縫衣機發明了，許多不需要的勞動不但可以節省而且能很快地縫了許多衣服。縫衣機的成功只在將針鼻移到與針口同在一端上。拼音文字運動也是試要把音與義打成一片。不過要移動一下這“文字的針鼻”，雖然只是分寸的距離，若用的人不了悟，縱然經過千百年也不能成功。舊工具不適于創造新學術，就像舊式的針不能做更快更整齊的衣服一樣。有使中國文化被西方民族吸收愿望的先當注意漢字的改革，然后去求學術上的新貢獻，光靠殘缺的古董此后是賣不出去的。
學術除掉民族特有的經史之外是沒有國界的。民族文化與思想的淵源，固然要由本國的經史中尋覓，但我們不能保證新學術絕對可以從其中產生出來。新學術要依學術上的問題的有無，與人間的需要的緩急而產生，決不是無端從天外飛來的。一個民族的文化的高低是看那民族能產生多少有用的知識與人物，而不是歷史的久遠與經典的充斥。牛津大學每年間所收的新刊圖書可以排出幾十里長，若說典籍的數量，我們現在更不如人家。錢先生假定自道咸而下，向使中國學術思想乃至政治制度社會風俗在與西洋潮流相接觸之前先變成一個樣子，則中國人可以立定腳跟，而對此新潮，加以辨認與選擇，而分別迎拒與蓄泄。這話也有討論的必要。我上頭講過現代學問的精神是從治物之學出發的，治物之學也可以說是格物之學，而中國學術一向是被社交學問、社交文藝，最多也不過是做人之學所盤踞，所謂“樸學”不過為少數人所攻治，且不能保證其必為晉身之階。樸學家除掉典章制度的考據而外，還有多少人知道什么格物之學呢？醫學是讀不成書的人們所入的行；老農老圃之業為孔門**所不屑談；建筑是梓人匠人的事；兵器自來是各人找與自己合適的去用；蠶桑紡織是婦人的本務；這衣、食、住、行、衛五種民族必要的知識，中國學者一向就沒曾感覺到應當括入學術的范圍，操知識與智慧源泉的純粹科學更談不到了。治物之學導源于求生活上安適的享受的理想和試要探求宇宙根源的謎。學者在實驗室里用心去想，用手去做，才能有所成就。中國學術豈但與人生分成兩橛，與時代失卻聯系，甚至心不應手，因此，多半是紙上談得好、場上栽筋斗的把戲。不動手做，就不能有新發現，就不能有新學術。假如中國的學術思想乃至政治制度社會風俗會自己變更的話，乾嘉以前有千多年的機會，乾嘉以后也不見得就絕對沒有。
學術原不怕分得細密，只問對于某種學術有分得這樣細密的必要沒有。學術界不能創辟新路，是因沒有認識問題，在故紙堆里率爾拿起一兩件不成問題而自己以為有趣味的事情便洋洋灑灑地作起“文章”來。學術上的問題不在新舊而在需要，需要是一切學問與發明的基礎。如果為學而看不見所需要的在哪里，他所求的便不會發生什么問題，也不會有什么用處。沒有問題的學問就是死學問，就是不能創辟新途徑的書本知識。沒有用處的學問就不算是真學問，只能說是個人趣味，與養金魚、栽盆景，一樣地無關大旨，非人生日用所必需的。學術問題固然由于學者的知識的高低與悟力的大小而生，但在用途上與范圍的大小上也有不同。“一只在園里爬行的龜，對于一塊小石頭便可以成為一個不可克服的障礙物，設計鐵道線的工程師，只主要地注意到山谷廣狹的輪廓；但對于想著用無線電來聯絡大西洋的馬可尼，他的主要的考慮只是地球的曲度，因為從他的目的看來，地形上種種詳細情形是可以被忽視的。”這是我最近在一本關于生物化學的書（W.O.KermockandP.Eggleton；TheStuffWe’reof）里頭所讀到的一句話。同一樣的交通問題，因為知識與需要的不同便可以相差得那么遠。錢先生所舉出的“平世”與“亂世”之學的不同點，在前者注重學問本身，后者貴在能造就人才與事業者。其實前者為后者的根本，沒有根本，枝干便無從生長出來。我們不必問平世與亂世，只問需要與不需要。如有需要，不妨把學術分門別類，講到極窄狹處，講到極精到處；如無所需，就是把問題提出來也嫌他多此一舉。一到郊外走走，就看見有許多草木我們連名字都不知道，其中未必沒有有用的植物，只因目前我們未感覺需要知道它們，對于它們毫無知識還可以原諒。如果我們是植物學家，那就有知道它們的需要了。在歐美有一種種草專家，知道用哪種草與哪種草配合著種便可以使草場更顯得美觀，和耐于踐踏，易于管理，冬天還可以用方法教草不黃萎。這種專門學問在目前的中國當然是不需要，因為我們的生活程度還沒達到那么高，稻粱還種不好，哪能講究到草要怎樣種呢？天文學是最老的學問，卻也是最幼稚的和最新的學術，我們在天文學上的學識缺乏，也是因為我們還沒曾需要到那么迫切。對于日中黑點的增減，云氣變化的現象，雖然與我們有關系，因為生活方式未發展到與天文學發生密切關系的那步田地，便不覺得它有什么問題，也不覺得有研求的需要了。一旦我們在農業上、航海航空上、物理學上，乃至哲學上，需要涉及天文學的，我們便覺得需要，因為應用到日常生活上，那時，我們就不能說天文學是沒有的了。所以不需要就沒有學問，沒有學問就沒有技術。“不需無學，不學無術”，我想這八個字應為為學者的金言；但要注意后四個字的新解說是不學問就沒有技術，不是罵人的話。
在歐美的學者可以收費講學，但在中國，不收費的講學會，來聽講還屬寥寥，以學問求溫飽簡直是不容易談。這樣為學只求得過且過，只要社會承認他是學者，他便拿著這個當敲門磚，管什么人格的結晶與不結晶。這也許是中國學者在社會國家上多不能為國士國師而成為國賊國狗，在學問上多不能成為先覺先知而成為學棍學蠹的一個原因吧。我取的是“衣食足而后知禮義”的看法，所以要說：“得溫飽才能講人格。”中國學術界中許多人正在饑寒線底下掙扎著，要責備他們在人格上有什么好榜樣，在學問上有什么新貢獻，這要求未免太苛刻了。還有，得溫飽并不見得就是食前方丈，廣廈萬間，只求學者在生活上有保障，研究材料的供給方便與充足就夠了。須知極度滿足的生活，也不是有識的學者所追求的。
從以上三點，我們就可以看出所謂“國粹”必得在特別、久遠，與美麗之上加上其他的要素。我想來想去，只能假定說：一個民族在物質上，精神上與思想上對于人類，最少是本民族，有過重要的貢獻，而這種貢獻是繼續有功用，繼續在發展的，才可以被稱為國粹。我們假定的標準是很高的。若是不高，又怎能叫做“粹”呢？一般人所謂國粹，充其量只能說是“俗道”的一個形式（俗道是術語FolkWays的翻譯，我從前譯做“民彝”）。譬如在北平，如要做一個地道的北平人，同時又要合乎北平人所理想的北平人的標準的時候。他必要想到保存北平的“地方粹”，所謂標準北平人少不了的六樣——天棚、魚缸、石榴樹、鳥籠、叭狗、大丫頭——他必要具備。從一般人心目中的國粹看來，恐怕所“粹”的也像這“北平六粹”，但我只承認它為俗道而已。我們的國粹是很有限的，除了古人的書畫與雕刻，絲織品、紙、筷子、豆腐，乃至精神上所寄托的神主等，恐怕不能再數出什么來。但是在這些中間已有幾種是功用漸次喪失的了。像神主與絲織品是在趨向到沒落的時期，我們是沒法保存的。
中國學術的支離破碎，一方面是由于“社交學問”的過度講究，一方面是為學人才的無出路。我所謂社交學問就是錢先生所謂私人在社會博名譽占地位的學問。這樣的“學者”對于學問多半沒有真興趣，也不求深入，說起來，樣樣都懂，門門都通，但一問起來，卻只能作皮相之談。這只能稱為“為說說而學問”，還夠不上說“為學問而學問”。我們到書坊去看看，太專門的書的滯銷，與什么ABC，易知、易通之類的書的格外旺市，便可以理會“講專門窄狹之學者”太少了。為學人才與做事人才的分不開，弄到學與事都做不好。做事人才只須其人對于所事有基本學識，在操業的進程上隨著經驗去求改進，從那里也有達到高深學識的可能，但不必個個人都需要如此的。為學人才注重在一般事業上所不能解決或無暇解決的問題的探究。譬如電子的探究，數理的追尋，乃至人類與宇宙的來源，是一般事業所談不到的，若沒有為學人才去做工夫，我們的知識是不完備的。歐美各國都有公私方面設立的研究所、學院，予學者以生活上相當的保障。各大學都有“學侶”的制度，使新進的學人能安心從事于學業，在中國呢？要研究學問，除非有錢、有閑，最低限度也得當上大學教授，才可說得上能夠為學。在歐美的余剩學者最少還有教會可投；在中國，連大學教授也有吃不飽的憂慮。這樣情形，繁難的學術當然研究不起，就是輕可的也得自尋方便，不知不覺地就會跑到所謂國學的途程上，這樣的學者，因為吃不飽，身上是貧血的，怎能激發什么“真血性”？因為是溫故不知新，知識上也是貧血的，又怎能針對什么“真問題”呢？今日中國學術界的弊在人人以為他可以治國學，為學的方法與目的還未弄清，便想寫“不朽之作”，對于時下流行的研究題目，自己一以為有新發現或見解，不管對不對，便武斷地寫文章。在發掘安陽，發現許多真龜甲文字之后，章太炎老先生還愣說甲骨文都是假的！以章先生的博學多聞還有執著，別人更不足責了。還有，社交學問本來是為社交，做文章是得朋友們給作者一個大拇指看，稱贊他幾句，所以流行的學術問題他總得獵涉，以資談助；討論龜甲文的時候，他也來談龜甲文，討論中西文化的潮流高漲時，他也說說中西文化，人家談佛學，他就吃起齋來，人家稱贊中國畫，他就來幾筆松竹梅，這就是所謂“學風”的壞現象，這就是“社交學問”的特征。
中國目前的問題，不怕新學術呼不出，也不怕沒人去做專門名家之業，所怕的是知識不普及。一般人的常識不足，凡有新來的吃的用的享受的，不管青紅皂白，胡亂地趕時髦。讀書人變成士大夫，把一般群眾放在腦后，不但不肯幫助他們，反而壓迫他們。從農村出來的讀書人不肯回到農村去，弄到每個村都現出經濟與精神破產的現象。在都市的人們，尤其是懂得吹洋號筒的官人貴女們，整個生活都沉在花天酒地里，批評家說他們是在“象牙之塔”里過日子。其實中國哪里來的“象牙之塔”？我所見的都是一幢幢的“牛骨之樓”罷了。我們希望于學術界的是在各部門里加緊努力，要做優等人而不厭惡劣等的溫飽，切莫做劣等人而去享受優等的溫飽。那么，平世之學與亂世之學就不必加以分別了。現在國內的大學教授，他們的薪俸還不如運輸工人所得的多，我們當然不忍說他們是藏身一曲，做著與私人溫飽相宜的名山事業。不用說生存上，即如生活上必需的溫飽，是誰都有權利要求的。讀書人將來會歸入勞動階級，成為“智力勞動者”，要恢復到“四民”之首的領導地位，除非現在正在膨脹著的資產制度被鏟除，恐怕是不容易了。
〔附言〕六月二十四日某先生在華字日報寫了一篇質問我的文章，題目是《國粹與國渣》，文中有些問題發得很幼稚，值不得一答。唯有問什么是“國粹”一點，使我在學問的良心上不能不回答一下。我因此又聯想到六月八日錢穆先生在《大公報》發表的星期論文《新時代與新學術》，覺得其中幾點也有提出來共同討論的必要，所以寫成這一篇，希望的是能拋碎磚引出寶玉來。文中大意是曾于六月二十八日對嶺英中學高中畢業生講過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