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藝理論及批評，可說是從魏文帝曹丕開始的。他的《典論·論文》篇，是著名的文評，世稱的“建安七子”就是從這篇評論中而來。晉朝陸機著《文賦》，是用辭賦來寫文藝評論。又有摯虞的《文章流別論》，分析各種文體。比較有系統的文藝評論書，要算從梁代劉勰的《文心雕龍》開始。
《文心雕龍》用四六文寫成，有些晦澀蕪雜的毛病，不過瑕不掩瑜，全書分五十篇，內容涉及文學原理、文學史和文學批評，論及的文體近六十種，全面而系統地論述了寫作上的各種問題。涉及面廣，見解卓著。
在文學的內容與表現形式上，劉勰提倡文質并重。在《風骨》篇中，他主張“風情骨峻”；在《情采》篇里，他強調情文并茂。但在二者之間，他更強調“風”、“情”的重要，要“為情而造文”，反對“為文而造情”。
劉勰還從創作環節上給作者們忠告。他指出，作家在創作時“神與物游”的重要，強調情與景的相互影響和相互轉化。因作者先天的才情、氣質和后天的學識、習染的差別，而造就了不同的文風。針對當時厚古薄今的風氣，他提出了繼承文學傳統的必要性，論述了文學創作中“新”與“故”的關系。此外，他對創作中諸如韻律、對偶、用典、比興、夸張等手法的運用，也提出了很多精辟的見解。
在文學史觀上，劉勰認為，文學的發展變化，是要受時代政治民生影響的。他在《時序》篇中說：“文變染乎世情，興廢系乎時序”，并在《時序》、《通變》、《才略》諸篇里，結合上古至兩晉歷代政治民生的變化和時代特點來探索文學盛衰的原因，品評作家作品。
例如，他說建安文學“梗概而多氣”的風貌，是由于“世積亂離，風衰俗怨”而形成；東晉玄詩泛濫，是因當時“貴玄”的社會風尚所決定。他還注意到文學演變的繼承關系。因此他反對當時厚今薄古的不良傾向。
文學批評方面，劉勰在《知音》篇里批評“貴古賤今”、“崇己抑人”、“信偽迷真”、“各執一隅之解”的不良風氣，要求批評家“無私于輕重，不偏于憎愛”。與此同時，他還提出了“六觀”的批評方法：一觀位體，看其內容與風格是否一致；二觀置辭，看其文辭在表達情理上是否確切；三觀通變，看其有否繼承與變化；四觀奇正，看其布局是否嚴謹妥當；五觀事義，看其用典是否貼切；六觀宮商，看其音韻聲律是否完美。這在當時是最為全面和公允的品評標準。
《文心雕龍》雖有其歷史的局限性，但這并不妨礙它成為中國文學理論批評史上一部名副其實的“體大而慮周”、“籠罩群言”的專著，是中國文學理論批評史上最為寶貴的遺產。
除《文心雕龍》外，同時代的文藝理論著作還有鐘嶸的《詩品》，品評漢魏以來的詩。任昉的《文章緣起》，說明各種文體的起源。北齊顏之推的《顏氏家訓》有《文章篇》，也是文評之作。后來唐朝人司空圖作《詩品》，評論詩歌的各種風格；釋皎然作《詩式》，討論詩的形式和作詩方法；孟啟作《本事詩》，收錄了詩人們的趣味逸事。
宋朝人歐陽修作《詩話》，此后出了一批跟風“詩話”的書，只有嚴羽的《滄浪詩話》最有條理。明朝人郎瑛的《七修類稿》，楊慎的《丹鉛錄》，胡應麟的《少室山房筆叢》，其中都有文學批評和文學考證的內容，但都不精深。
清朝人出了不少文學評論集，如王士禎的《漁洋詩話》，施閏章的《蠖齋詩話》，徐釚編的《詞苑叢談》，都值得一讀。袁枚的《隨園詩話》內容比較博雜。呂璜的《初月樓古文緒論》及劉熙載的《文概》，都是專論文學作品。
清朝初年，最可注意的文學批評家是金圣嘆，他原姓張，改名金人瑞，字圣嘆。他把《水滸》、《西廂記》和《莊子》、《離騷》、《史記》、《杜詩》并稱六大才子書，見解獨到，不同于一般古文家。清中期著有《文史通義》的章學誠，也是值得注意的文藝理論家。他注重內容而不強調形式，例如分析詩文，著重于詩的情感而不大注意聲韻。他認為，如果去掉詩文的辭藻聲韻翻成俗語，仍有其不可磨滅的內容在，便可算是佳作了。這一觀點可算高明。清末的文藝批評家當屬王國維，他著的《人間詞話》結合了西方美學思想，以嶄新的眼光對中國舊文學作了全新的剖析評論。在學界享有十分崇高的地位。朱光潛在《詩的隱與顯—關于王靜安的〈人間詞話〉的幾點意見》一文中說：“近二三十年來，就我個人所讀過的來說，似以王靜安先生的《人間詞話》為最精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