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靜安先生在《韃靼考》一文中假定阻為韃靼之倒誤，后來王靜如先生根據《滏水集》證明此說之不可信，但是這還只是孤證，論者可以說，元人既能夠刪改遼、金史舊文，也何曾不能竄改《滏水集》。明人記載中的“建夷”、“奴酋”很多就給清朝改成了“大清”、“大兵”。我想靜安先生既然說“阻卜”或“阻”是字面上的涂改，那么就決不能真有以此為名號的種族，因此假使有阻卜或阻的異譯發現，靜安先生之說也就不攻自破。現在我們恰好在史籍中找到了異譯。
（一）術不姑。這個種族在《遼史》中時常見到。照契丹人的讀法應該就是阻卜。《遼史》卷六九《部族表》太宗會同五年（942年）七月載：“術不姑、鼻骨德、于厥里來貢。”卷四《太宗紀》卻寫作七月辛卯，“阻卜、鼻骨德、烏古來貢”。圣宗太平六年（1026年）九月《表》載：“術不姑諸部皆叛。”卷一七《圣宗紀》卻寫作八月，“自是阻卜諸部皆叛”。卷七〇《屬國表》在太宗天顯八年（933年）十月載：“術不姑來貢。”卷三《太宗紀》記“九月庚子，阻卜來貢”。本年七月《表》上固然有“阻卜、術不姑來貢”一語，似乎可以反對我的說法，可是在《太宗紀》本年七月卻只有“阻卜來貢”一條，可知《表》的阻卜與術不姑并舉乃是重出。
（二）術保。“阻卜”一名宋人有時稱之為“術保”，《東坡奏議》卷一四《乞增修弓箭社條約第二狀》云：“大抵北虜近歲多為小國達靼、術保之類所叛，破軍殺將非一。近據北人契丹四哥探報，北界為差發兵馬及人戶家丁往招州以來，收殺術保等國。”這個“術保”，自必是阻卜、術不姑之異譯。這里達靼與術保并舉，似乎有助于王靜如先生的“阻卜非達靼”說，但是根據《遼史》的紀載，此說還有問題，這里不想多說。
（三）速不。蒙古有大將速不臺。照蒙古以種族為名的慣例，“速不臺”應該與兀良哈臺、南家臺、弘吉剌臺一樣，以種族命名。此外，宋人所殺的蒙古使者名“速不罕”，《元史》卷一一五《睿宗傳》作“搠不罕”，《元秘史》作“主不罕”，“速不”、“搠不”、“主不”應皆為“阻卜”的異譯。阻卜的名號，我們還可以推得更早，《史記》卷一一一《衛將軍驃騎列傳》（《漢書》卷五五《霍去病傳》同），說元狩二年（前121年）霍去病出征河西，隸屬于匈奴的諸族中有一種稱為“遬濮”，本年去病再度出征，他的將領趙破奴又曾斬了個“遬濮王”。這個“遬濮”的譯音可能與遼、金時期的阻卜或阻有關。
關于阻卜的人種問題一般都相信閻復的說法，認為沙陀后裔，我想也有疑問，當別論之。關于阻卜的字源，我完全同意王靜如先生的說法，但是我想最好能解決為什么一個突厥族卻采用藏語Sogpo為名號。
（原載1947年5月16日天津《大公報文史周刊》）
論金代契丹文字之廢興及政治影響
金源建國之初，未有文字，當時所用者皆契丹文。《金史》卷七三《完顏希尹傳》所云“與鄰國交好，乃用契丹字”。關于女真文字之創制，《希尹傳》記述甚詳，今不贅述。然女真字創制之后，契丹字承用不廢，此固由于女真國境半為契丹故壤，包有大量通用契丹語文之民族，而此外又似有別一原因可以為解釋者，《金史》卷九《章宗紀》明昌二年（1191年）四月癸巳：
諭有司：自今女直字直譯為漢字，國史院專寫契丹字者罷之。
據此則其先女真字蓋先譯為契丹字而后重譯為漢文也。女真起自邊陲，其于漢族文化較之契丹所涉深淺懸殊，而天會之后，入據中原，不能不以傳統漢文法約束之，此所以必借契丹文字為居間，而其禮樂刑政之效中土諸朝者又多間接自契丹傳習而來，則女真字與漢字之間自必有賴于契丹字之媒介也。故在金太祖阿骨打時，諸臣多學契丹文字，《金史》卷六六《完顏勖傳》：
女直初無文字，及破遼，獲契丹、**，始通契丹、漢字，于是諸子皆學之，宗雄能以兩月盡通契丹大小字，而完顏希尹乃依仿契丹字制女直字。
本傳雖以契丹、**并稱，然諸子所學者為契丹字，故當時女真人通契丹字者多，而能漢字者蓋鮮。宗雄所通為契丹大小字，而同卷《胡十門傳》稱“善漢語，通契丹大小字”，則雖能通漢語，仍不解漢字也。他若完顏宴、紇石烈胡剌得等，《金史》本傳并稱其通契丹大小字而不及漢字，足以證明金太祖時女真人通曉契丹字者甚多，而曉漢字者實寡。及天會以后，女真人頗有通習三種文字者，《金史》卷六五《斡者附孫璋傳》、卷七二《仲傳》、卷七三《宗雄子阿鄰傳》、卷八一《夾谷謝奴傳》并稱通女真、契丹、漢字。惟所謂“通漢字”，疑亦止于粗解字義而已。但觀金初使宋諸臣，如高慶裔、蕭仲恭、蕭慶之屬，或奚人，或渤海人，奚與渤海廣義言之，皆契丹也。是知使宋之職猶非稍通漢字之女真人所能勝任也。《金史》卷七八《韓企先傳》：
燕京人。九世祖知古仕遼為中書令，徙居柳城，世貴顯……天會六年（1128年）劉彥宗薨，企先代之，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知樞密院事。七年，遷尚書左仆射兼侍中，封楚國公。初，太祖定燕京，始用漢官宰相。賞左企弓等，置中書省、樞密院于廣寧府，而朝廷宰相自用女直官號。太宗初年，無所改更。及張敦固伏誅，移置中書、樞密于平州。蔡靖以燕山降，移置燕京，凡漢地選授、調發、租稅皆承制行之。故自時立愛、劉彥宗及企先輩官為宰相，其職大抵如此。斜也、宗干當國，勸太宗改女直舊制，用漢官制度。天會四年（1126年），始定官制，立尚書省以下諸司府寺。十二年，以企先為尚書右丞相……于是，方議禮制度損益舊章。企先博通經史，知前代故事，或因或革，咸取折衷……（大定）十一年（1171年），將圖功臣像于衍慶宮，上曰：“丞相企先，本朝典章制度多出斯人之手……前后**宰相無能及者，置功臣畫像中，亦足以示勸后人。”
按企先雖是**，而自知古以降，世為遼貴臣，遼代初步創改制度，知古實與其事，而其裔孫企先復以此教女真，可云巧合。遼代制度南北面分立，亦即漢與契丹不同制度并立。企先為金創制立法，自必本之遼制。然則天會、皇統之時，女真與漢族語文間既借契丹人之通譯，其創立制度又仿自契丹，其統治中原漢地則委之故遼降臣。此所以契丹文字在當時居于重要地位，而在女真文字創制之后仍承用不廢也。
契丹文字既具有溝通女真、**之作用，故在官府中特置契丹令史，而契丹文字亦得與漢及女真文字并立而三。樓鑰《北行日錄》云：
又聞彼中有三等官，漢官、女直、契丹三者雜居省部，文移、官司、榜示各用其字，吏人及教學者亦以此為別。
按樓鑰北使在南宋乾道五年，亦即金大定九年（1169年），在海陵王實行漢化之后，而官府文書及教學，契丹文字猶得與女真、漢字相抗衡者如此。《金史》卷八九《移剌慥傳》：
通契丹、漢字，尚書省辟契丹令史……正隆南伐，兼領契丹、漢字兩司都事。
按移剌慥，契丹人，以兼通契丹、漢字而為契丹令史，其后又兼領契丹、漢字兩司都事，契丹人之作用可思。同書卷九《章宗紀》大定二十九年（1189年）八月壬寅制：
提刑司設女直、契丹、漢兒知法各一人。
如上所述，知自金初以訖明昌，凡有關文法之事，并由女直、契丹、**三分其額也。考金代政治，胥吏實居極重要之地位，劉祁《歸潛志》卷七：
金朝用人，大概由省令史遷左右司郎中、(1)員外郎、首領官，取其簿書精干也。由左右首領官選宰相、執政，取其奏對詳敏也。
據此則省令史實為仕宦捷徑，而其職則女真、契丹與**分處之。此雖不盡由于行用契丹文字之故，而仍不失為重要原因之一。《金史》卷九《章宗紀》明昌二年（1191年）十二月乙酉稱：
詔罷契丹字。
同書卷五二《選舉志》二“女直進士令史”條云：
明昌三年，罷契丹令史，其闕內增女直令史五人。
廢契丹字與罷契丹令史之關系固甚明顯也。據劉祁之說，省令史實為仕宦捷徑，今既罷契丹令史，則契丹人由此以登相位之道絕。是以大定以前，契丹、奚、渤海人為宰執者較多，海陵時尤盛，而章宗一朝止一移剌履官至尚書左丞，嗣后則寂寥無人。盛衰之際與文字之興廢時間略同，夫豈無故哉。
至于契丹字之廢于明昌，蓋亦有故，《金史》卷五三《選舉志》三稱：
國史院書寫，正隆元年（1156年）定制，女直書寫，試以契丹字書譯成女直字，限三百字以上；契丹書寫，以熟于契丹大小字，以漢字書史譯成契丹字三百字以上，詩一首，或五言、七言四韻，以契丹字出題；**則試論一道。
據此知海陵時，國史院吏之**女真人為契丹與女真文對譯，而契丹人則為契丹與漢文之對譯，由此亦知女真人通曉漢文者之少。當時海陵方力行漢化政策，不以契丹之居間稗販為已足，而謀直接仿效宋人，其事非茲篇所能詳，但由此而促使女真人學習漢文，則勢所必至。《金史》卷七三《宗尹傳》：
宗尹乞令子銀術可襲其猛安，會太尉守道亦乞令其子神果奴襲其謀克。凡承襲人不識女直字者，勒令習學。世宗曰：“此二子。吾識其一習漢字，未習女直字，自今女直、契丹、漢字曾學其一者，即許承襲。”遂著于令。
夫以世宗之崇尚舊風，力謀維持女真語文之通行，而女真貴胄乃有但習漢字者，其契丹字之不被重視，更可想而知。令文雖女直、契丹字并言，恐習契丹文字者罕矣。《金史》卷九八《完顏匡傳》：
大定十九年（1179年）……擇日使皇孫行師**禮。七月丁亥，宣宗、章宗皆就學。顯宗曰：“每日先教漢字，至申時漢字課畢，教女直小字，習國朝語。”
按世宗挾帝皇之威力，持種族之成見，力圖挽回女真人漢化之趨勢，而其孫輩至不能作女真語（見卷九《章宗紀》），其教之也亦不能屏漢語不學。蓋既為漢地之君主，統治眾多文化居于優越地位之**，既不能強**之習女真語文，又不能長恃契丹人之轉譯，于理于勢，宜其然也。女真貴胄既通習漢文，不借轉譯，則自無習學契丹文之必要，以故章宗、宣宗啟蒙之教不及契丹文矣。
女真人學漢文者漸多，則契丹文之居間作用亦漸消失，至女直進士科之建立，遂命女直省令史自進士中選取。《金史》卷八《世宗紀》大定二十三年（1183年）閏十一月戊午：
上謂宰臣曰：“女直進士可依漢兒進士補省令史。”
考進士為省令史，行于皇統，罷于天德，復于大定者文資令史也。是時女真人無中詞賦進士者，即女直令史之選猶以右職、蔭任進。以右職、蔭任進之省令史，未必盡通漢文，如世宗所云“三者通一”之流當必有之。至于女直進士，雖法令上所試并無漢文，而史籍所載就可知者數之，殆無不兼通漢文者，此所以二十三年之制行而不越十年遂廢契丹令史也。
世宗創立女直進士科之用意，乃在保存女真語文以挽回海陵以來女真人漢化之趨勢，然其所以教者既仍借資于漢籍經典之女真譯本，則企羨漢文化之心理將更因之加深，而亦終不能屏斥漢文。其所發生之作用乃橫及于契丹、奚人之仕途及其政治地位，所以大定以降，尚書省長官自左右丞至參知政事猶多**、南人，而明昌以后，契丹、奚人寂焉罕睹，此又豈始計之所能料哉？
（原載1947年6月23日《武漢日報·文學副刊》）
————————————————————
(1) “遷”一作“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