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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服裝是金錢文化的一種表現》有閑階級論 凡勃倫作品集

我們在上面提到了一些經濟原則,這些經濟原則應用到生活過程中某一方面的日常事實時的情況是怎樣的,在這一點上舉出例證加以詳細說明,也許是一個可取的辦法。就這一目的來說,作為說明的一個范例,再沒有一種消費比服裝方面的消費更適當的了。在服裝的設計中,雖然別的一些有關的金錢榮譽準則也起著相當作用,但其間表現得格外突出的是明顯浪費通則。要證明一個人的金錢地位,別的方式也可以有效地達到目的,而且別的方式也是到處在使用,到處在流行的;但服裝上的消費優于多數其他方式,因為我們穿的衣服是隨時隨地顯豁呈露的,一切旁觀者看到它所提供的標志,對于我們的金錢地位就可以胸中了然。還有一點也是的確的,同任何其他消費類型比較,在服裝上為了夸耀而進行的花費,情況總是格外顯著,風氣也總是格外普遍。一切階級在服裝上的消費,大部分總是為了外表的體面,而不是為了御寒保暖,這種極其平凡的情況是沒有人會否認的。如果我們在服裝上沒有能達到社會習慣所決定的標準,就會感到局促不安,這種感覺的敏銳程度,大概是沒有別的方面的感覺可以比得上的。人們在浪費的消費方面為了力求保持認為適當的那個標準,有時候寧可在享受上或生活必需品方面忍受很大的困苦,這種情形在多數消費項目中都在所難免,但在服裝方面表現得格外顯著,因此在嚴寒時節為了力求顯得漂亮,寧可穿得單薄些,這已是司空見慣的事。在現代社會;有關服裝的各種用品的商業價值所含的絕大部分成分是它的時新性和榮譽性,而不是它對穿衣服的人的身體上的機械效用。服裝的需要主要是“高一層的”或精神上的需要。

談到服裝的這種精神上的需要,并非完全甚至也并非主要是出于在消費上大事夸耀的自然的性格傾向。明顯消費定律在這里同在別處一樣,對服裝的消費起著支配作用,其方式主要是在隔一層的情況下通過愛好準則與禮儀準則的形成來發揮作用。在通常情況下,那些穿的人或買的人所以要求服裝要具有明顯浪費成分,其自覺動機是在于同已有的習尚相一致,是在于同公認的愛好標準與榮譽標準相適應。問題還不只是在于為了避免由于在服裝上使人刺目或受到指摘而引起的恥辱——雖然這一點本身也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動機——而必須服從禮俗的指導;此外還有一層,在服裝方面,高價與奢靡的要求在我們的思想習慣中已經這樣根深蒂固,因此任何與這個要求相抵觸的服裝,會使我們本能地感到厭惡。無須通過思索或分析,我們就會直接感到凡是低價的總是沒有價值的。人須衣裝,“衣賤人也賤”。“低價無好貨”這句話在各種消費行為中都適用,但就服裝而言,它具有更大的說服力量。不論從愛好或適用的角度來看,在“低價無好貨”的信條下,代價低的服裝用品總是一概被認為是劣等品。我們對于事物的美觀與適用的感覺深淺大體上是隨其代價的高低為轉移的。除了少數無關緊要的例外,我們總覺得代價高的、手工制的服裝用品,在美觀上和適用上比代價低的仿造品要好得多,即使仿造品模仿得十分高明,這個觀念也不會改變——因為仿造品之所以會使我們發生反感,并不是由于它在形式上或色彩上、或者在視覺效果的任何方面有什么欠缺。仿制品也許與真品惟妙惟肖,非經最精密的檢驗不易察覺,然而一經察覺,它的審美價值和商業價值都將一落千丈。不但如此,被識破的服裝上的偽制品,其審美價值的降落程度,大體上將同偽品代價低于真品代價的程度保持同等比例;這個說法或者不大會引起異議。仿制品在審美立場上失去了地位,因為在金錢的等級上它的地位是低的。

服裝具有證明支付能力的職能,但它在這方面的職能還不只是在于表明消費者的綽有余力,能夠在滿足物質享受以外對有價值的物品作進一步的消費。對物品的單純的明顯浪費,在效果上、在滿足程度上是有一定限度的,它是金錢成就的適當的直接證明,因此也是社會價值的適當的直接證明。服裝的作用還不止是如明顯浪費所提供的那種淺露的、直接的證明,它還有比較微妙的、影響更深遠的潛在作用。如果從衣著上除了能夠證明穿的人財力優厚、可以任情花費以外,還可以證明他(或她)并不是一個要依靠勞力來賺錢度日的人,衣著作為社會價值的一種證明的作用就會大大提高。因此我們如果要.求衣著能有效地適應目的,那么應當注意的不只是它的代價高昂,而且應當使一切旁觀者一看就知道,穿著這樣衣服的人是不從事任何生產勞動的。我們在服裝制度上精益求精,到現在已經在深可贊佩的情況下同它的目的充分相適應,在這一演進過程中,上述的附屬性證明作用是受到了應有的注意的。我們對于一般所認為優美的那類服飾加以仔細考察以后就可以看出,設計者在每一個細節上的用意是在于要引起一種印象——穿著這類衣服的人并不習慣于從事任何有實用的勞動。如果在服裝上顯露了穿的人從事體力勞動的痕跡,或者有了污損,那就不用說,這樣的衣服是談不到優美,甚至也談不到合式的。一件整潔的外衣之所以悅目,即使不完全是、也主要是由于它含有一種暗示,一種有閑的暗示,它說明這件外衣的主人是與任何工業操作沒有接觸的。一雙爍亮的漆皮鞋,一件潔白無瑕的襯衣,一頂精光耀眼的圓柱體的禮帽,再加上一根精致的手杖,為什么會有那樣的魔力,可以襯托出一位紳士的派頭,大大提高他原有的威嚴,大部分的原因是在于由此突出地表明了一件事實——有著這樣穿戴的人是絕不可能直接插手于任何對人類有用的工作的。高雅的服裝之所以能適應高雅的目的,不只是由于其代價高昂,還由于它是有閑的標志,它不但表明穿的人有力從事于較高度的消費,而且表明他是單管消費、不管生產的。

衣服對于其使用者的摒絕生產工作具有一種證明作用,就這一點而言,婦女的衣服比男子的有更進一步的表現。男子的大禮帽固然妨礙工作,而式樣優雅的女帽卻更明顯地使工作完全陷于不可能,這一歸納結果是不待深論的。女用的鞋還特為添上了高跟,為的是由此提供的風流姿態可以表明一種強制執行的有閑,穿上了這種高跟鞋,即使要從事最簡單、最必要的體力勞動也將感到極度困難。此外如作為婦女服裝的特色的長裙以及其他種種寬衣垂飾,情況也是這樣,甚至更加顯著。我們特別喜愛那種貼地的長裙,其真正原因是在于它的代價高,在于它能使穿的人步履維艱,從而使她無法從事任何有用的勞動。女子的頭發留得極長,原因也在這里。

但是女性的服裝,不僅在脫離生產這一點上的證明比現代男性的服裝有更進一步的表現,而且還有它所專有的、高度顯著的一種特征,在性質上與男性在這方面的任何習慣根本不同。這種特征表現在服裝的某類設計上,在這類設計中,女用胸衣是一個典型例子。從經濟理論上來說,胸衣實在是對身體的毀傷行為,穿著胸衣的目的是在于降低使用者的活力,使她永遠地、顯然地不適宜于工作。誠然,胸衣足以減損人體美,但它使穿的人明顯地表現出浪費性,表現出一種柔弱風度,從而在榮譽上有所增益,這就使得失之間可以相抵。我們大致可以肯定,從事實上來看,婦女服裝的女性特征已經演變到具有這樣一種性質,即通過婦女特有的服裝,對有用的勞動提供進一步有效的阻礙。關于男女服裝間的差別,這里只是簡單地指出了一個顯著特征,至于發生這種差別的原因,下面將加以分析。 

到此為止,我們是把明顯浪費這個廣泛原則作為服裝的一個偉大的、最有力的規范的。除此以外,還有一個附屬于這個原則、作為這個原則的推論結果的明顯有閑原則,在起著一種輔助規范的作用。在服裝結構中,這一規范所起的作用是表現在形形**的式樣的設計上,這種設計要能表明穿的人并沒有從事生產勞動,只要方便,還要能表明穿的人實際上無法從事生產勞動。在這兩個原則以外還有一個第三個原則,也具有幾乎同樣嚴格的約束力量,這是任何人稍微思索一下就可以想到的。服裝不但在高價上和不方便上必須有明顯的表現,而且必須考究時新。關于時新式樣的不斷變換這一現象,迄今為止,還全然沒有得到滿意的解答。裝束必須入時,必須合于最近的、公認的式樣,這是一個不容違反的嚴格要求。同時,這種公認的時新式樣應當隨時隨刻不斷變化。這些都是每個人極其熟悉的。但是關于這種變化或新陳代謝的理論,直到現在還沒有產生。我們當然可以說這一個崇尚新奇的原則是明顯浪費定律的另一個推論結果,這個說法既毫無矛盾,也完全真實。很明顯,如果每一件外套只能容許在一個短促的時限內適用,如果在上一個期間流行的衣服在本期沒有一件可以容許繼續使用,則服裝上的浪費支出將大大增加。這個說法自有其一定的正確性,但只是一個消極的推論。它主要是使我們有理由相信,明顯浪費規范對一切衣著發揮著一種有控制作用的監視力量,因此服裝式樣上的任何變動必須合乎浪費原則的要求,但是流行式樣發生變化和人們接受這種變化的動機何在,它沒有能解答,為什么人們對某一時期流行的某一式樣要在我們所看到的那樣追不得巳的情況下亦步亦趨,它也沒有能作出解釋。

要找到一個能夠說明服裝式樣不斷發明和不斷革新的動機的創造性原則,就得追溯到衣服創始時原始的、非經濟的動機—父裝飾的動機。關于這個動機在浪費定律的支配下怎樣和為什么能獲得發展,我們不準備深入討論。我們可以概括地說,在服裝式樣上相繼而至的每一次革新,總是為了實現某種表現形式的一種努力,總是為了要在形式、色彩或效果上使新的表現形式比原有的進一步投合我們的口胃。人們一直在努力的是尋找一些能夠進一步適應我們的美感的事物,式樣的不斷變化就是這方面不斷努力的表現。但每一次革新總是要服從明顯浪費規范的淘汰作用,因此能夠實現革新的范圍是有限的。一切革新比被它頂替的原有式樣,不但在美觀程度上必須有所增進——或者實際上也許是在丑陋程度上有所減低——而且必須與公認的浪費標準相適合。

乍看起來,對服裝的美化既然作了這樣的不斷努力,它就應當逐漸接近藝術上的圓熟境地。我們也許會自然而然地指望時新式樣會指向一個明確趨向,沿著某一服裝類型的路綫不斷前進,從而越來越與人們的體格相適合。我們甚至會覺得未嘗沒有切實的依據可以存著這樣的指望,以為經過這許多年來的巧妙發明和努力,今天在服裝式樣上應該可以達到比較完善的程度和比較穩定的狀態,跟永遠站得住的藝術上的理想境地應該極為接近。但事實并不是這樣。假使我們斷言,今天的服裝式樣,以真正適合于人類體格這一點來說,的確優于十年前、二十年前、五十年前或者一百年前的式樣,這樣的結論是非常冒險的。另一方面,如果斷言兩千年前流行的式樣,比今天花了最大代價、用盡了最大心力制成的式樣還要高明,還要適合人體,這樣的說法卻不會受到反駁。

由此可見,以上關于服裝的時新式樣的解釋還不夠全面,我們還得作進一步的探討。世界上有某些地區,在服裝上已經有了比較穩定的式樣和類型,這一點是眾所周知的;例如日本、中國以及別的一些亞洲國家,又如希臘、羅馬以及別的一些古代東方民族,都有這樣的情況,此外現代歐洲差不多每一個國家的農民在這方面的情況也是這樣。按照一些有資格的批評家的論斷,這些國家或民族的服裝,大都比現代文明服裝那些變化不定的式樣高明,從適合人體和藝術性方面來看,前者也多超過后者。同時,至少就一般情況來說,前一類服裝所含有的明顯浪費成分也比較少,就是說,在前一類的服裝結構中比較容易看出的,不是奢華浪費的夸耀而是別的一些因素。

這類比較穩定的服制大都具有相當嚴格的、狹隘的地方色彩,隨著地區的不同而有細微的、有系統的差異。采用這類服裝的民族或階級,其富裕程度必然比我們差,以通行這類服裝的國家、地區和時期而言,其時其地的居民,或至少其階級,總是比較純一、比較穩定、比較安土重遷的。這就是說,這類經得起時間與前途考驗的穩定的服制是在這樣的環境下產生的,在這個環境下,明顯浪費規范表現得不像現代文明都市那樣有力;那些文明都市中的居民比較富裕,流動性也比較顯著,今天考究式樣時新的人主要就是他們。采用比較穩定、比較藝術化服制的那些國家和階級處在這樣的地位上:在那里彼此之間的金錢競賽主要表現在明顯有閑方面的競爭上,而不是物品的明顯消費方面的競爭上。因此我們可以這樣說,在一般情況下,物品明顯浪費原則的勢力最鞏固的那些社會,像我們自己所處的社會那樣,其服制式樣總是最不穩定,也是最不合適的。這一點說明了一個事實,即奢華浪費與藝術化服制兩者是居于對立地位的。就實際情況來說,明顯浪費規范同衣服必須美化或必須適宜的要求是不相容的。服裝式樣為什么要一刻不停地變化,可以從這一對立狀態求得解釋;不論是浪費準則或審美準則,都不能單獨地解釋這個問題。

榮譽標準所要求的是,服裝應當能表示浪費支出;但一切浪費總是同天然的愛好相抵觸的。前面已經指出,根據心理學定律,一切男子——女子也許更加如此——對于不論在勞力上或消費上的不求實際總是感到厭惡的,正同曾經一度宣揚的所謂自然厭惡真空的情形一樣。但明顯浪費原則所要求的是顯然的不求實際的支出;由此形成的服裝上的明顯浪費因此是在本質上丑惡的。于是出現了這樣的情況;服裝上的一切革新,在增出的或變更的每一個細節上,為了避免直接受到指責,總要表明它是具有某種表面目的的,同時在明顯浪費的要求下,革新的這種表面目的又不能表現得過火,無論如何,不能超出類如顯而易見的托辭這個限界以外。即使在花樣的翻新上詭譎變幻到極點,也總得以某種表面用途為托辭,越出這個常規的情況即使有也是很少見的。然而服裝在時樣的細節上的這種浮面的適用性,其出于假托的情況總是顯而易見,其本質上的不求實際總是表現得十分露骨,使人們感到難以忍受,不得不另翻花樣,從更加新的時樣中求得安慰。但進一步的新樣仍然必須符合榮譽浪費和不求實際的要求。于是人們對于新樣的不求實際不久又會感到可憎,其可憎程度同它的前身并不相上下。這時在浪費定律的支配下我們可以采取的惟一補救辦法是再度革新,是向同樣不求實際和同樣站不住腳的某種新結構求取安慰。這就是衣著刻刻翻新而新樣又為什么在本質上那樣丑惡的原因所在。

對時新式樣不斷變換作了這樣的解釋以后,我們還得將日常事實與這一解釋相印證。日常事實中有一點是人所共知的,在任一時期流行的式樣總是人人喜愛的。一個新樣的出現,總會博得一時的合意,至少當它作為一個新奇事物的資格還沒有喪失時,人們總覺得新樣是漂亮的。時興的式樣總是動人的。這一點部分是由于人們看到新樣與舊樣有所不同會產生一種輕松感覺,部分是由于時興的式樣含有榮譽性。上一章已經指出,榮譽準則在一定程度上控制著我們的愛好,因此在這一準則的指導下的任何事物,當其新奇性尚未消逝以前,或其榮譽性尚未移轉到適應同樣一般目的的別一新奇結構以前,在我們看來總是適當的,是可以接受的。我們對任何一個時期風行的式樣所感到的美或“可愛”,只是片時的,假性的,這一點說明,所有這些層出不窮的時樣,沒有一個是經得起時間的考驗的。即使當時認為是最精最美的新樣,過了幾年或十幾年以后再回過頭來看一看,縱然它不一定不堪入目,也會使我們大吃一驚,覺得是奇形怪狀的。我們對于任何最新事物的一時的愛慕,并不是從審美觀念出發而是別有所依據的,一等到我們固有的審美感占了上風,我們對于這個新型設計就要感到難以接受,它的壽命就要在這個時候終止。

在審美性上的反感,其發展過程是多少需要些時間的,時間的長短;要看在某一具體情況下某一新樣本質上的丑惡程度而定。按照時新式樣的可厭性和不穩定性的這種時間關系,可以作出論斷,即新樣接替舊樣越快,這種新樣同正常愛好的抵觸越大。由此我們可以推定,社會,尤其是社會中的富有階級,在富裕和流動性方面、在人類相互接觸的范圍方面越向前發展,明顯浪費定律在服裝上的勢力將越鞏固,審美觀念則將更加陷于停滯狀態,更加受到金錢榮譽準則的抑制,這時時裝將變換得更快,而一個接著一個出現的新樣也將越來越變得光怪陸離,越來越使人難以忍受。

關于這里提出的服裝理論,至少還有一點有待研究。以上所述,大都對男子與女子的服裝兩者都適用;雖然所述各點,在現代社會似乎在女子的方面格外顯著。但是有一點,女子服裝的情況跟男子的根本不同。就女子的服裝說來,其顯然格外突出的一個特征是,證明穿的人并不從事也不宜于從事任何粗鄙的生產工作。女子服裝的這一特征是有其重要意義的,它不但可以使服裝理論臻于完整,而且可以印證上面已經提到的過去和現在的婦女經濟地位。

在前面有關**有閑和**消費問題的研究中談到婦女的地位時我們已經看到,在經濟發展過程中,為家主執行**消費已經逐漸成為婦女的職務,婦女的服裝就是按照這個目標設計的。情況演變的結果是,顯然的生產勞動特別有損貴婦的身份,因此在婦女服裝的設計中必須費盡心力使觀者明確認識到一個事實(實際上往往是虛偽的),即穿這種衣服的人并不慣于也不可能慣于從事有實用的工作。按照禮俗的要求,有身份的婦女應當謝絕生產勞動,在有閑態度上應當表現得比屬于同一社會階級的男子更加徹底。我們看到一位出身名門的、有教養的女子迫于生計而從事有實用的工作,總不免憤憤不平。這不是“婦女干的事”。她的活動范圍是在家庭以內,她應當在那里起“美化作用”,應當是全家的一顆明星。至于男主人則一般總不會被說成在家庭中處于這樣的地位。這一特點,加上禮俗要求婦女不斷注意衣著和其他裝飾上的炫奇斗富這一事實,格外有力地證明了上面提到的觀點。我們的社會制度是繼承族長制而來的,因此證明家庭的支付能力,特別成為婦女的職能。依照現代文明的生活方式,家庭的榮譽應當由屬于這個家庭的婦女來特別關懷,而這種榮譽主要是通過榮譽消費和明顯有閑獲得證實的,因此關于這些方面的如何進行就列入了婦女的活動范圍。在理想的生活方式下——在較高金錢階級的生活中就有這樣的傾向——對物質與勞力的明顯浪費這方面的注意,應當經常地成為婦女的惟一經濟職能。

當社會還處于婦女還是在十足意義上的男子的財產那個經濟發展階段時,明顯有閑和明顯消費是她們必須執行的任務的一個部分。那個時候婦女既非居于自主地位,由她們執行的明顯有閑和明顯浪費,其榮譽當然應當歸之于她們的主人而不是她們自己,因此家庭中的婦女越是奢華浪費,其不生產性越是顯著,越能適應提高家庭或其家長的榮譽這個目的,她們的生活也越加值得稱道。這一情況愈演愈烈,結果婦女不僅要在有閑生活的證明方面有所提供,而且要使自己處于對一切生產活動全然無能的境地。

就是這一點使男子的服裝不能同女子的齊頭并進具有充分理由。明顯浪費和明顯有閑是有榮譽性的,因為這是金錢力量的證明,金錢力量是有榮譽性的或光榮的,因為歸根到底,它是勝利或優勢力量的證明;因此任何人,當他代表他自己的利益而作出浪費或有閑的證明時,不能采取這樣的形式或趨于這樣的極端,使他自己顯得無能或處于顯然的不舒適、不自如狀態;那種情況所表明的將不是優勢力量而是劣勢地位,那樣做也是作繭自縛,會破壞他自己的目的。因此不管在哪里,只要浪費支出和避免勞動的表現,在正常或一般的情況下達到了這樣的地步,以致表明了顯然不舒適狀態或自動引起的體力上的無能,就可以由此直接斷定,這個人之所以執行這種浪費支出,忍受這種體力上的無能,并不是為了她自己在金錢榮譽上的利益,而是為了她與之有經濟依賴關系的另一個人的利益;那種關系,從經濟理論上來看,分析到最后,必須歸之于奴役的關系。

現在試將這一歸納結果應用到婦女的服裝方面,作一具體說明。所有那些高跟鞋、長裙、胸衣、不切實用的女帽以及不顧到服用人的舒適的一般現象,是一切文明婦女服裝的顯著特征;這些作證的事實足以說明,在現代文明的生活方式中,在理論上婦女仍然處于經濟上依賴男子的地位,在高度理想化的意義下,或者可以說她仍然是男子的動產。婦女之所以要執行這樣的明顯有閑,要這樣打扮,老實說,就是因為她們處于奴役地位,她們在經濟職能的分化中接到的任務是,為她們的主人的支付能力作出證明。

就這些方面來說,婦女的服裝與家庭仆役、特別是穿制服的仆役的服裝,有顯然相類之處。兩者在不必要的糜費這一點上同樣有用盡心機的表現,兩者同樣有顯然不顧服用人身體舒適的傾向。不過主婦的服裝蓄意要做到的,即使不一定是在于要顯出穿的人的孱弱之軀,也至少是要襯托出她的嬌惰風度,而這一點是仆役的服裝所望塵莫及的。這是在情理之中的,因為在理論上,按照金錢文化的理想方式,主婦是家庭中的首要奴仆。

除了這里所看到的這類仆役以外,至少還有一類人物,他們的服裝跟仆役階級的很相類,而且有許多特點是與婦女服裝表現出女性風度的那些特點相一致的。這就是教士階級。教士的法衣,有力地、突出地顯示了表明奴仆身份與**性生活的一切特征。法衣這件東西,看上去絢爛奪目、光怪陸離,而且非常不方便,至少在表面上看來,簡直使穿的人要不舒適到感覺痛苦的地步,這一點比教士的日常服裝表現得更加顯著。教士照說是要戒絕一切生產勞動的,他在大庭廣眾之中是要帶著些冷靜、沉悶的臉色的,這同一個訓練有素的家庭仆役的神氣也很相類。還有,教士的臉是應當修得光光的,家庭仆役也是這樣。教士階級在態度上、裝束上與仆役階級所以會這樣相像,是由于兩個階級在經濟職能上的類似。從經濟理論上說,教士所處的正是一個隨身侍仆的地位,據理而言,他是神的隨身侍從,他所穿的就是神給他的制服。他的制服非常華貴,這是應當的,因為只有這樣才能恰當地顯出他那位崇高的主人的尊嚴。設計制服時對服用人身體的舒適很少顧到,或者簡直完全不顧,這也是理所當然的,因為穿著制服是一項**消費,由這種消費而來的榮譽是歸之于那位不在場的主人的,不是屬于仆人的。

婦女、教士和仆役同男子二者在服裝上的分界綫,實際上并沒有被始終一致遵守,但在一般的思想習慣中始終存在著相當明確的這樣一個分界綫,這一點可以說是沒有爭執的。當然,也會有一類放蕩不羈的人——而且這類人是不在少數的——出于從服裝上追求無上榮譽的狂熱,會越過男女之間在服裝上的假設界綫,把他們自己打扮成那種模樣,以致褻瀆了人類的清白之軀;但每個人都會清楚地認識到,男子作這樣的裝束是脫離常軌的。我們慣于說某人的裝束“有女人氣”,也常常會聽到這樣的批評——某人打扮得那樣考究,看起來倒像是個穿得很體面的跟班。

在這一服裝理論上,還存在著某些表面看來不符合之處,值得予以進一步的詳細考察,尤其是因為這類情況,在服裝的后期或較成熟的發展階段,已經成為相當明顯的趨向上的特征。例如胸衣的風行,看來就好像是這里引證說明的通則的一個顯然例外。但經進一步考察就可以看出,這一顯然的例外實際上是證實了這一通則,即,服裝中任何一個因素或特征之所以能風行,是由于它具有作為金錢地位的證明這一效用。我們都知道,在工業比較發達的社會,胸衣的使用只是限于界限相當明確的某些社會階層。比較貧困的階級,尤其是鄉村婦女,平時并不使用這件東西,只是逢到節日,作為一件奢侈品,偶爾一用。屬于比較貧困階級的婦女不得不艱苦操作,在日常生活中用這件東西來折磨肉體,借以妝點有閑的門面,對她們說來并沒有什么好處。至于在節日中使用,這是出于對上層階級的禮儀準則的模仿。在最近一兩代以前,除了必須從事體力勞動的和貧困的階級以外,凡是處于這些階級以上的、社會上有相當地位的婦女,哪怕是最富裕、最尊貴的婦女,仍然認為胸衣是一件不可須臾離的東西。只要那些富裕得足以免除必須從事體力勞動的污名的人們還不是一個大的階級,可是人數也不少,足以形成一個自負的單獨的社會集團,而其中群眾又可以在這一階級內部為一些只是由于這一階級的一般看法而得到推行的特殊行為準則提供基礎,那么,在這種情況下,上述的通則就是有效的。但是現在一個十分龐大的有閑階級已經成長起來,它擁有的財富已經這樣多,以致這時如果對它進行必須從事體力勞動這樣的誹謗,已經毫無意義,對它一無所損;在這種情況下,在這一階級以內,胸衣這件東西就在很大程度上變成了廢物,可以棄之如敝屣。

由此可見,以胸衣的解除作為上述通則的一個例外,與其說是實際的,不如說是表面的。現在仍然重視胸衣的是,有著較低工業結構——比較接近于舊式的、準工業類型的結構——的那些社會的富裕階級,和工業比較發達的社會中那些后起的富裕階級。后者對于由金錢等級較低的前期沿襲下來的、那種平民化的愛好準則和榮譽準則,還沒有來得及放棄。例如,在某些最近暴發起來的美國城市的上層階級中,就往往還保有胸衣的殘余。可以說,胸衣主要盛行于由較低的金錢文化水平走向較高的金錢文化水平那個動蕩的過渡時期,這個時期也可以說是一個盡力裝腔作勢、攀高向上——如果這類形容詞只是用作學術上的專門名詞,不含有任何丑化意義的話——的時期。這就是說,在一切向來有使用胸衣的風氣的國家,只要它的使用能夠表明穿的人在體格上的無能,從而適應作為榮譽有閑的證明這一目的,它就會繼續存在。當然,關于別的一些足以在外觀上顯然降低個人工作效能的毀傷肢體行為和衣著上的設計,上述通則也同樣適用。

關于明顯消費方面的種種事項,情況也有些相類,上述通則同樣適用。近百年來有一種很明顯的趨向,尤其是在男子服飾的演變中,有些消費的方式和有閑的象征已經不復存在,這類事物必然要使使用人感到麻煩,在過去也許很能適應需要,但在今天的上流社會如果繼續使用,將成為一種額外負擔——如涂粉假發和金綫帶的使用以及經常修面的風氣,都是這類例子。近年來修面的風氣在上流社會又有些恢復的樣子,這或者是出于對仆役們的習尚的一時模仿,相信這個習慣同我們祖父一輩的頭上的假發一樣,不久會成為陳跡。

這些、以及與之相類的一些事物,在使用者方面實際上全無意義,而這一點又表現得非常淺露,毫無遮掩,使一切旁觀者一望而知。為了改變這種情況,逐漸使用了表現同樣事實而比較巧妙的方式;這些方式在高明的、屬于比較小范圍的一些人的有經驗的眼光里還是同樣明顯的,而人們所要博取的也主要是這些人的好評。如果一個要從事自我表現的人所要夸耀的對象是社會中的廣大人群,而這類人對于財富與有閑的一些細微曲折、變化巧妙的證明方式,如何覺察,如何欣賞,并沒有經過訓練,則那種比較早期的、粗率的自我表現方式還有其存在依據。當富裕階級有了充分發展,形成一個廣大集團(這些人對于消費方面比較精深微妙的種種竅門是有充裕時間來深入鉆研的)以后,自我表現的方式就有了由粗到精的變化。“過火的”服裝表明穿的人所要配合的是流俗的口胃,于此道研究有素的人對它是要引起反感的。對于一個有高度教養的人來說,只有與他屬于同一上層階級的成員才是他所注意的,只有這些人在有經驗的辨別力下所給予他的好評和敬意,才是有實際重要意義的。由于富裕的有閑階級已經發展得十分龐大,屬于有閑階級的個人跟同階級的各成員之間的接觸已經越來越廣泛,就榮譽上的目的來說,已經足以自行構成一個人類環境,這就發生了一種傾向,把居民中比較微賤的分子拼出組織以外,甚至根本就不把他們當作其意見是贊可還是反對應當加以探求的旁觀者。所有這一些演變的結果是,在服裝表現方面的方式方法的精益求精,設計上的越加巧妙和服裝在象征表示的方式上的趨于精神化。大家曉得,關于禮俗的一切事項,上層有閑階級是居于權威地位的,隨著他們在表現方式上的改進社會的其他部分也逐漸有了相應的改進。隨著社會在財富上、文化上的進展,證明支付能力的方式越來越精微巧妙,作為一個觀察者必須具有進一步高明、精確的辨別力。這種對于自我表現的媒介物的進一步高明、精確的辨別力,實際上是高度金錢文化中一個極其重要的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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