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釋二》拜占庭帝國史 瓦西列夫作品集

注1211 《國王亨利二世時期的檔案大卷》（The Great Roll of the Pipe for the Reign of King Henry the Second）（以下簡稱《檔案大卷》），XXVIII，125。

注1212 萊格爾：《拜占庭史料集》，I，39。

注1213 夏朗東：《科穆寧王朝》，II，451—452。

注1214 同上書，446。

注1215 M．德沃格（M.de Vogüé）：《圣地的教堂》（Les Églises de la Terre Sainte），99。《希臘文獻匯編》，IV，339（no.8736）。H．樊尚和F．N．阿貝爾：《伯利恒：圣誕教堂》（Le Sanctuarire de la Nativité），157—161。

注1216 夏朗東：《科穆寧王朝》，II，449。布萊耶爾：《十字軍》（1928年第5次修訂版），109；布萊耶爾筆誤為1172年。關于“曼紐爾擁有圣地宗**”這一觀點遭到樊尚和阿貝爾的否認（《伯利恒：圣誕教堂》，160），但是受到G.德熱法尼翁（G.de Jerphanion）的熱烈擁護（“卡帕多細亞碑銘志和尼西亞的希臘帝國史”，《東方**教雜志》，I〈1935〉，245—246）和J.L.拉蒙特（J.L.La Mont）的**（“拜占庭皇帝對拉丁人的十字軍國家擁有多大程度的宗**？［“To What Extent Was the Byzantine Empire the Suzerain of the Latin Crusading State?”］，《拜占庭》［布魯塞爾］，VII［1932］，253—264，特別是263）。這一銘文標志著這座教堂只不過是一位強大而虔誠的君主贈給一個**教世界最著名的教會的禮物。

注1217 約翰尼斯·辛那姆斯：《歷史》，V，3，波恩版，204—208。尼西塔斯·科尼阿特斯：《歷史》，III，5—6；波恩版，154—158。《敘利亞的邁克爾的編年史》，夏博譯，III，319；根據他的觀點，格列高利·阿布爾法拉吉（Gregorii Abulpharagii），即巴爾－赫布萊烏斯（Bar-Hebraeus）編寫了《敘利亞編年史》（Chronicon Syriacum），布倫和基爾什編，358—359。見夏朗東《科穆寧王朝》，II，463—466。Th．I．烏斯賓斯基：“曼紐爾·科穆寧的東方政策”，《俄羅斯巴勒斯坦學會報告》，XXIX（1926），115—117。

注1218 提爾的威廉：《海外領地政治編年史》，XX，22—24；《十字軍歷史匯編》，I，981—987；巴布科克和克雷譯，II，377—83。見G．施倫伯格《12世紀耶路撒冷國王阿摩利一世在埃及的戰爭》（Campagnes du roi Amaury Ier de Jérusalem en Egypte，au XII siècle），311—331。夏朗東：《科穆寧王朝》，II，546—549。

注1219 關于戰役的日期，見A．A．瓦西列夫“米里奧凱法羅之役的確切日期”（“Das geneau Datum der Schlacht von Myriokephalon”），《拜占庭》（德文），XXVII（1927），288—290。

注1220 尼西塔斯·科尼阿特斯：《歷史》，247。

注1221 提爾的威廉：《海外領地政治編年史》，XXI，12；《十字軍歷史匯編》，I，1025；巴布科克和克雷譯，ii,415。

注1222 這封信被收入羅格里·范胡埃得內（Roger van Hoveden）的《編年史》中，W.斯塔布斯（Stubbs）編，II，102—104。

注1223 S．蘭普羅斯：“馬西安手稿”（“Ο Μαρκιαν?ς Κ?δι?”），《新希臘回憶錄》（Ν?ος ?λληνομν?μων），VIII（1911），149。亦見S．P．謝斯塔可夫（S．P．Shestakov）“對馬西安手抄詩歌第524組的注釋”（“Notes to the Poems of the Codex Marcianus gr.524”），《拜占庭年鑒》，XXIV（1923—1926）,46—47。

注1224 約翰尼斯·辛那姆斯：《歷史》，波恩版，267。見夏爾·迪爾《拜占庭藝術手冊》，I，405。

注1225 庫格勒：《第二次十字軍歷史研究》，222。

注1226 尤斯塔修斯的《編年史》（Annales Stadenses）中保留了此信的片斷，K．珀茨編：《日耳曼歷史遺產，作家》（Monumenta Germaniae Historica，Scriptores），XVI，349。此信被誤認為是1179年所寫。見H．馮·卡普赫爾（H.von Kap-Herr）《曼紐爾皇帝的西方政策》（Die abendländische Politik Kaiser Manuels），104頁注6。

注1227 H．馮·卡普赫爾《曼紐爾皇帝的西方政策》第156—157頁載有該書信的全文。

注1228 “阿列克修斯二世和安德羅尼卡”（“Alexius II and Andronicus”），《公眾教育部雜志》，CCXII（1880），123—124。

注1229 《威尼斯歷史文獻》（Historia ducum Veneticorum）年代不明，1177；珀茨：《日耳曼歷史遺產，作家》，XIV，83。見H．克雷施梅爾（H．Kretschmayr）《威尼斯史》（Geschichte von Venedig），I，268。W．C．哈茲利特（W．C．Hazlitt）：《威尼斯共和國：它的興起、發展和衰落》（The Venetian Republic: Its Rise，Its Growth，and Its Fall），I，231—232。迪爾：《一個貴族共和國：威尼斯》，45—46。

注1230 萊格爾：《拜占庭史料集》,I,80—92；亦見xiii—xiv。

注1231 《檔案大卷》，XXVI，166、187、192、208；XXVIII，125。

注1232 《檔案大卷》，XXVIII，19。

注1233 夏朗東：《科穆寧王朝》，II，607—608。亦見F．科戈納索（F．Cognasso）《曼紐爾·科穆寧去世前拜占庭的黨爭和宮廷斗爭》（Partiti politici e lotte dinastiche in Bizanzio alla morte de Manuele Comneno）（都靈，1912年），216（4）。

注1234 《拜占庭史》（Geschichte der Byzantiner），318。

注1235 《被拉丁人占領的薩洛尼卡》（De Tehssalonica a Latinis capta），波恩版，380。

注1236 見A．謝德尼科夫（A．Sedelnikov）“有關曼紐爾·科穆寧的英雄事跡傳說”（“The Epic Tradition Concerning Manuel Comnenus）”，《斯拉夫》（Slavia），III（1924—1925），608—618。

注1237 “阿列克修斯二世與安德羅尼卡”（“Alexius II and Andronicus”），《公眾教育部雜志》，CCXII（1880），100。

注1238 《索佐門的編年史家米哈伊爾·阿克米那特》（Μιχα?λ ?κομιν?του το? Χ ωνι?του τ?σωζ?μενα），蘭普洛斯編，I，157。見Th．I.烏斯賓斯基“曼紐爾之后的科穆寧皇帝。反叛的開端”（“The Last Comneni.The Beginning of Reaction”），《拜占庭年鑒》，XXV（1927—1928），20。

注1239 L．布萊耶爾：“安德羅尼卡（科穆寧）”，《宗教歷史與地理詞典》，II，1780。

注1240 Th.烏斯賓斯基：“阿列克修斯二世和安德羅尼卡”，《公眾教育部雜志》，CCXII（1880），18、21。

注1241 《公眾教育部雜志》，CCXII（1880），15：烏斯賓斯基談的不是塑像，而是一幅畫或鑲嵌畫。見尼西塔斯·科尼阿特斯《歷史》，波恩版，432。

注1242 古希臘神話中司司法和正義的女神。——譯者

注1243 Th.烏斯賓斯基，：“阿列克修斯二世和安德羅尼卡”，《公眾教育部雜志》，CCXII（1880），19。邁克爾·阿克米那圖斯：《著作集》，S．蘭普洛斯編，142。

注1244 科戈納索：《曼紐爾·科穆寧去世前的拜占庭黨爭和宮廷斗爭》，290（78）。

注1245 尼西塔斯·科尼阿特斯：《歷史》，波恩版，304—305。

注1246 《科隆的馬克西米安年代紀》（Annlaes Colonienses Maximi）,1185（？）載珀茨（Pertz）：《日耳曼歷史文獻集，書信集》，XVII，791。

注1247 科戈納索：《曼紐爾·科穆寧去世前的拜占庭黨爭和宮廷斗爭》,294—295（82—83）。布萊耶爾：“安德羅尼卡（科穆寧）”，《歷史辭典》，II，1781。

注1248 安德烈·丹杜利（Andrae Dan**）：《編年史》（Chronicon），穆拉多里（Muratori）編，《意大利歷史資料手稿》（Rerum italicarum scriptores），XII，309（1182年？）。亦見H．F．布朗（H．F．Brown）：“12世紀末君士坦丁堡的威尼斯人和威尼斯居住區”（“TheVenetians and the Venetian Quarter in Constantinople to the Close of the Twelfth Century”），《希臘研究雜志》，XL（1920），86。

注1249 科戈納索：《曼紐爾·科穆寧去世前的拜占庭黨爭和宮廷斗爭》，298—299（86—87）。布萊耶爾：“安德羅尼卡（科穆寧）”，《歷史辭典》，II，1781。

注1250 本尼迪克·阿巴蒂斯（Benedicti Abbatis）：《國王亨利二世業績》（Gesta Regis Henrici Secundi），W．斯塔布斯（W．Stubbs）編，I，257：construxerat ecclesiam quandam nobilem in civitate Constantinopolis,et eam honore et redditibus multis ditaverat,et clericos Latinos in ea instituit secundum consuetudinem Latinorum,quae usque,hodie dicitur Latina。同樣的記載亦見羅格里·德胡埃得內《編年史》，斯塔布斯編，II，205.

注1251 《教士大年代紀》（Chronicon Magni Presbiteri），即《賴歇爾斯貝格年代紀》（Annales Reicherspergenses）,珀茨編：《日耳曼歷史文獻集，書信集》，XVII，511。

注1252 珀茨：上引書，XVII，511，見R．羅恩里希（R．Röhriche）《耶路撒冷王國史（1100—1291年）》（Geschichte des Konigreishs Jerusalem,1100—1291），494（一次正式聯盟）。N．拉多伊契奇（N．Radoje?i?）：《科穆寧朝末代兩帝》（Dva posljednia Komnena na carigradskom prijestolju），85。科戈納索：《曼紐爾·科穆寧去世前的拜占庭黨爭和宮廷斗爭》，297（85）。多爾格：《未公布的希臘文獻匯編》，II，91（no.1563）。布萊耶爾：“安德羅尼卡（科穆寧）”，《歷史辭典》，II，1781。

注1253 尼西塔斯·科尼阿特斯：《歷史》，波恩版，391—392。

注1254 “頹廢的拜占庭皇帝安吉列的伊薩克二世”（“Un imperatore Byzantino della decadenza Isacco II Angelo”），《貝薩里翁》（Bessarione），XXXI（1915），44；抽印本，18。

注1255 《拜占庭帝國史綱要》，1032。

注1256 科戈納索：“頹廢的拜占庭皇帝”，《貝薩里翁》，XXXI（1915），59；抽印本，33。

注1257 見N.A.比斯（N.A.Bees）“平庸者，皇帝阿列克修斯三世安吉列”，《拜占庭和當代希臘年鑒》，III（1922）,285—286。

注1258 《歷史》，波恩版，599—600。

注1259 V．G．瓦西列夫斯基的評論發表于《公眾教育部雜志》，CCIV（1879），181。

注1260 例如，參見P．穆塔弗奇也夫（P．Mutafchiev）《普洛塞克的統治者。12世紀末和13世紀初保加利亞歷史》（The Rulers of Prosec.Pages from the History of Bulgaria at the End of the Twelfth and the Beginning of the Thirteenth Century），6—7。V．茲拉塔爾斯基：《1185年叛亂首領彼得和亞琛的家世淵源》（The Origin of Peter and Asen,the Leaders of the Insurrection in 1185），427。P．尼克夫（P．Nikov）：《第二保加利亞帝國（1186—1936年）》（The Second Bulgarian Empire 1186—1936），23。

注1261 見G．布拉提亞努“維奇那一世對拜占庭的統治史和熱那亞在多布羅加的商業史上的貢獻”，《羅馬尼亞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簡報》，X（1923），136。布拉提亞努：《維奇那和切塔采亞·阿爾巴的研究》（Recherches sur Vicina et Cetatea Alba），93。

注1262 尼西塔斯·科尼阿特斯：《歷史》，波恩版，482、485、487—489、516、622。

注1263 安斯伯特（Ansbert或Ansbertus）：《弗里德里希大帝遠征史》（Historia de expeditione Frederici Imperatoris ），26、44、48、54。

注1264 英諾森三世（Innocent III）：《書信集》（Epistolae），VII；米涅編：《拉丁教父著作全集》，XV，特別是見col.287；VI，290；VIII，292—293；IX，294；XI，295；XII，295—296。

注1265 關于第二保加利亞王國的形成，見K.R.馮·霍費勒爾（K.R.von Höfler）的經典著作；如果我未弄錯的話，在涉及這個問題時，1943年以前學者們在進行這方面研究時從未提到過他的這部專著；《關于斯拉夫人歷史的論文集，I。第二保加利亞王國（1186—1257年）的創建者瓦拉幾亞人亞琛兄弟》（Abhandlungen aus dem Gebiete der slavischen Geschichte.I.Die Walachen als Begründer des zweiten bulgarischen Reiches der Asanider,1186—1257），229—245。N.班內斯庫（N.B?nescu）：《中世紀歷史上的一個問題：第二保加利亞帝國的形成及其特征》，（Un probleme d’histoire médiévale:Création et caractère du Second Empire Bulgare），84—93。奧斯特洛戈爾斯基最近強調，庫曼人和瓦拉幾亞人在彼得和亞琛起義中的作用相當大，《拜占庭國家史》，287頁注3。R．L．沃爾夫（R．L．Wolf）：“第二保加利亞帝國的起源及其在1204年前的歷史”（“The Second Bulgarian Empire.Its Origin and History to 1204”），《史鑒》（1949），167—206。

注1266 尼西塔斯·科尼阿特斯：《歷史》，波恩版，481。

注1267 《編年史家米哈伊爾·阿克米那特·科尼阿特斯作品拾遺》（Μιχα?λ Ακομιν?του του Χωνι?του τ?σωζ?μενα），蘭普羅斯編，I，246—247。

注1268 P．尼克夫：《保加利亞和保加利亞教會史史料研究》（Studies in the Historical Sources of Bulgaria and in the History of the Bulgarian Church），8—13。V.茲拉塔爾斯基：《中世紀保加利亞帝國史》，II，441—483。

注1269 同注196所引。亦見P．尼克夫《13世紀初以來的保加利亞外交》（Bulgarian Diplomacy from the Beginning of the Thirteenth Century），76—77。

注1270 C．吉萊切克：《塞爾維亞史》，I，270。

注1271 C．吉萊切克：《塞爾維亞史》，I，271—272。

注1272 瓦西列夫斯基文章，《公眾教育部雜志》，CCIV（1879），196—197。

注1273 尼西塔斯·科尼阿特斯：《歷史》，波恩版，565。

注1274 瓦西列夫斯基文章，《公眾教育部雜志》，CCIV（1879），203。（此處原標明XXIV，即第24卷，經核對前文，確定此處有誤。——譯者）

注1275 此處指十字軍建立的海外領地。——譯者

注1276 即耶路撒冷北方的加利利海，或稱加利利湖，是《圣經·新約》記載中耶穌早期生活和傳道的重要地區之一。——譯者

注1277 羅恩里希：《耶路撒冷王國史》，491。

注1278 見F．J．達奎斯（F.J.da Aquis）《世界圖像編年史》（Chonaca dell’imagine mondo），《國家歷史文獻手稿》（Monumenta Historiae Patria Scriptorum），III，1561。亦見G．帕里斯（G．Paris）“薩拉丁傳奇”（“La Légende de Saladin”），《學者雜志》（Journal des Savants）（1893），7—34。A．托馬斯：“普瓦提埃的薩拉丁傳奇”（“La Légende de Saladin en Poitou”），《學者報》（1908），467—471。

注1279 布萊耶爾：《十字軍》，121；（1928年第5次修訂版），121。

注1280 尼西塔斯·阿克米那圖斯亦稱腓特烈為“阿勒曼尼人君主弗里德里希”（?ρε δ?ρικοςɡ ? τ?ν ?λαμαν?ν ρ?ξ）。

注1281 安斯伯特編：《弗里德里希大帝遠征史》，《奧地利歷史資料集，I，作品集》（Fontes rerum austriacarum,I,Scriptores）,V，37。

注1282 《外國史》（Historia peregrinorum），轉引自K．齊默爾特（K．Zimmert）“1189年7月—1190年2月德意志－拜占庭沖突”（“Der dertsch-Byzantinische Konfilikt vom Juli 1189 bis Februar 1190”），《拜占庭雜志》（德文），XII，（1903），63頁注2。

注1283 尼西塔斯·科尼阿特斯：《歷史》，波恩版，627—628。

注1284 W．諾登：《教宗統治和拜占庭》，128。

注1285 《馬爾巴森斯年代紀》（Annales Marbacenses）,佩爾茨編：《日耳曼歷史文獻》，XVII，167。

注1286 諾登：《教宗統治和拜占庭》，130、132。

注1287 尼西塔斯·科尼阿特斯：《歷史》，波恩版，631—632。

注1288 布萊耶爾：《十字軍》，143。

注1289 E．特勞布（E．Traub）：《1195—1197年皇帝亨利六世的十字軍計劃及其政策》（Der Kreuzzugsplan Kaiser Hernrichs VI im Zuzammenhang mit der Politik der Jahre 1195—1197），51—52、60。W．萊昂哈特：（W．Leonhardt）：《皇帝亨利六世的十字軍計劃》（Der Kreuzzugsplan Kaiser Heinrichs VI），63、67、89。見多爾格《未公布的希臘文獻匯編》，II，101（no.1619）。萊昂哈特的觀點得到J．哈勒爾（J．Haller）的支持：“皇帝亨利六世”（“Kaiser Heinrich VI”），《歷史雜志》，CXIII（1914），488—489，并特別見503。

注1290 見弗里德里希·巴巴羅薩在他死前不久，即1189年于菲利浦城寫給他的兒子和繼承人亨利的信，見博赫默爾（Böhmer）《皇帝敕令選》（Acta imperii selecta），152。

注1291 諾登：《教宗統治和拜占庭》，134；諾登是從英諾森三世致阿列克修斯三世的信中得出這一結論的。英諾森三世：《書信集》，I，353；米涅編：《拉丁教父著作全集》，CCXIV，326—327。

注1292 《書信集》，V，122；米涅編：《拉丁教父著作全集》，CCXIV，1123—1124。

注1293 米涅編：《拉丁教父著作全集》，CCXIV，1082—1183。

注1294 《書信集》，I，336；米涅編：《拉丁教父著作全集》，CCXIV，309。

注1295 見迪爾《一個貴族共和國：威尼斯史》，47—48。

注1296 克雷施梅：《威尼斯史》，I，290。

注1297 這是英諾森三世所寫之信的大致內容。《書信集》，V，161；米涅編：《拉丁教父著作全集》，CCXIV，1178—1179。見A.呂謝爾（A.Luchaire）《英諾森三世：東方問題》（Innocent III: la question d’Orient），103—105。

注1298 尼西塔斯·科尼阿特斯：《歷史》，波恩版，712。

注1299 《諾夫哥羅德編年史》（The Chronicle of Novgorod），俄語版，181；拉丁文版見C．霍普夫《未出版的希臘羅馬編年史》（Chroniques grécoromanes inédites ou peu connues），94。

注1300 P.比濟里（P.Bazilli）：“諾夫哥羅德編年史對第四次十字軍的記載”（“TheVersion of Novgorod of the Fourth Crusade”），《歷史通報》（Istoricheskiya Izvestiya），fasc.3—4，55。

注1301 關于這個問題的歷史，見P．米特洛法諾夫（P．Mitrofanov）“第四次十字軍的改向”（“The Change of the Direction of the Fourth Crusade”），《拜占庭年鑒》,IV（1897），461—523；E．格蘭：“第四次十字軍及其相關問題”（“De vierte Kreuzzug und seine Probleme”），《新古典學年鑒》（Neue Jahrbücher für das Klassische Altertum），XIII（1904），505—514。克雷施梅爾：《威尼斯史》，I，480—489。

注1302 《塞浦路斯島史》（Histoire de l’île de Chrypre），I，162—163。

注1303 《希臘史》（Geschichte Griechenlands），I，188。

注1304 G．漢諾陶：“威尼斯人在1202年背叛了**教嗎？”（“Le Vénitiens ont-ils trahi la chrétienté en 1202?”），《歷史雜志》，IV（1887），74—102。亦見L．施特賴特（L．Streit）《威尼斯與第四次十字軍向君士坦丁堡的進攻》（Venedig und die Wendung des vierten Kreuaaugs ggen Konstantinopel），33—34：丹多羅是威尼斯的“Auctor rerum”（締造者），捍衛者和當時的復仇者。

注1305 眾所周知，英諾森三世支持不倫瑞克的奧托反對士瓦本的腓力。

注1306 P．E．萊昂：“英諾森三世，士瓦本的腓力和蒙斐拉的博尼法斯”（“Inncent III,Philippe de Souabe et Boniface de Montferrat”），《歷史問題雜志》（Revue des questions historiques），XVII（1875），321—374；XVIII（1875），5—75。萊昂：“幾部新作中的十字軍改向問題”（“Le Changement de direction de la quatrème croisade d’après quelques travaus recents”），《歷史問題雜志》，XVIII（1878），71—114。

注1307 《公眾教育部雜志》，CCIV（1879），340。西歐學者接受了瓦西列夫斯基的觀點。克雷施梅爾：《威尼斯史》，I，483。

注1308 《第四次十字軍在扎拉的改向與君士坦丁堡》（Quatrième croisade .La diversion sur Zara et Constantinople），特別參見183—184。關于泰西耶的著作，請參看F．切羅內（Cerpme）的重要文章“第四次十字軍中的教宗與威尼斯”（“II Papa ed i Veneziani nella quarta crociata”），《威尼斯檔案》（Archivio Veneto），XXXVI（1888），57—70、287—297。

注1309 W．諾登：《第四次十字軍在西方與拜占庭關系方面的影響》（Der vierte Kreuzzug im Rahmen der Beziehungen des Abendlandes zu Byzanz），105—108。諾登：《教宗統治和拜占庭》，152—155。

注1310 《英諾森三世：東方問題》（Innocent III : la question d’Orient），97。亦見夏爾·迪爾“第四次十字軍和拉丁帝國”（“The Fourth Crusade and the Latin Empire”），《劍橋中世紀史》，IV，417。

注1311 “第四次十字軍的改向問題”（“The Question of the Diversion of the Fourth Crusade”），《拜占庭》（布魯塞爾），XV（1947），166。

注1312 J．K．福瑟林哈姆（J．K．Fotheringham）：“熱那亞和第四次十字軍”（“Genoa and the Fourth Crusade”），《英國歷史評論》，XXV（1910），20—57。該作者在《愛琴海征服者馬科·薩努多》（Marco Sanudo Conqueror of the Archipelago）第16—20頁重復了上述觀點。

注1313 布朗：“威尼斯人和威尼斯人居住區”（“Venetians and the Venetian Quarter”），《希臘研究雜志》，XL（1920），86；作者提到了E．貝斯塔（E．Besta）所著《東方對威尼斯人的大搜捕》（La cattura dei Veneziani in Oriente），19。但筆者尚未讀過這本書。

注1314 錫巴里斯（Sybaris）為南意大利古代希臘城市，建于公元前720年，因其奢侈繁華而馳名于古典世界。因此，人們以“錫巴里斯”為驕奢淫逸的代名詞。——譯者

注1315 尼西塔斯·科尼阿特斯：《歷史》，波恩版，717。

注1316 《君士坦丁堡的征服》（La Conquîte de Constantinople），par.128；N．德維利（N.de Wail**）編，72—73；E．法拉爾（E．Faral）編，I，130—131。參見法拉爾的全面研究，他是想證實維拉杜安的描述的可靠性和真實性；“杰弗里·德維拉杜安。真實性問題”（“Geoffroy de Villehardouin.La Question de la sincélité”），《歷史雜志》，CLXXVII（1936），530—582。格雷古瓦做過一些批評，見其“第四次十字軍的改向問題”（“The Question de la sincérité”），《拜占庭》（布魯塞爾），XV（1941），159—165。

注1317 塔菲爾和托馬斯（Tafel and Thomas）：《古代商業和國家歷史條約集》（Urkunden zur altern Handels-und Staatsgeschichte），I，446、449。

注1318 塔菲爾和托馬斯：《古代商業和國家歷史條約集》，446—452。

注1319 尼西塔斯·科尼阿特斯：《歷史》，波恩版，755。

注1320 N．H．貝恩斯：“拜占庭文明”，《歷史》，X（1926），289。

注1321 尼西塔斯·科尼阿特斯：《歷史》，波恩版，710。

注1322 同上書，757—763。

注1323 A．海森柏格：《關于拉丁帝國和教會聯合歷史的新資料》（Neue Quellen zur Geschichte des lateinischen Kaisertums und der Kirchenunion.），I，41—48。

注1324 《君士坦丁堡的征服》，德維利編，par。250，147。

注1325 《諾夫哥羅德編年史，1204年》，186—187；霍普夫編：《未出版的希臘羅馬編年史》，97。

注1326 《羅斯編年史》（1512），391—392。

注1327 C．萊昂：《君士坦丁堡的圣物戰利品》，I，xl—xlviii。

注1328 尼西塔斯·科尼阿特斯：《歷史》，波恩版，763。

注1329 原文Romania，自羅馬帝國以來，人們對首都羅馬城周圍的地區的稱謂，不是現代國家羅馬尼亞。——譯者

注1330 關于1204年的條約見塔菲爾和托馬斯《古代商業和國家歷史條約集》，I，464—488。

注1331 此處原文作：lord of the fourth and a half of all the Empire of Romania，即占有羅馬帝國領土“四分之一又四分之一的一半”，用數學符號表示即：1/4＋1/4ⅹ1/2＝3/8，此處為了更符合中國文字的表達方式，只簡略地表述為八分之三。——譯者

注1332 尼西塔斯·科尼阿特斯：《歷史》，波恩版，824、854—855。

注1333 邁克爾·阿科米那圖斯著作，蘭普羅斯編，II，44、127。

注1334 這是原作者的看法，20世紀晚期以后，一些希臘學者認為該詞源于希臘文的“桑樹”（μορεα），因為伯羅奔尼撒半島曾經是拜占庭時期的重要桑蠶養殖中心。——譯者

注1335 馬里諾·薩努多（Marino Sanudo）：《羅曼尼亞王國史》（Istoria del regno di Romania），載C．霍普夫：《未出版的希臘羅馬編年史》，102。

注1336 《拉蒙·蒙塔內爾編年史》（Chronique de Ramon Muntaner），chap.261；J．A．布孔（J．A．Buchon）：《外國編年史》（Chroniques étrangères），502；K．蘭茲（K．Lanz）編，468—469；古迪納夫夫人（Lady Goodenouth）編，627。

注1337 “霍諾留三世書信（1224年5月20日）”（“Epistolae Honorii III，May20,1224”），《高盧和法蘭西歷史匯編》（Recueil des historiens des Gaules et de la France），XIX，754。

注1338 《莫里亞編年史》（The Chronicle of Morea），J．施密特（J．Schmitt）編，2712—2713，P．卡洛那爾斯（P．Kalonares）編，114。

注1339 W．米勒（W．Miller）：《利凡特的拉丁人》（The Latins in the Levant），6。

注1340 見霍普夫《希臘國家歷史》（Geschichte Griechenlands），II，10。

注1341 見《莫里亞編年史》，施密特編，lviii—lxvi。

注1342 這個觀點有時受到反駁。比如O．普尼奧渥（O．Pniower）：《德國文學報》（Deutsch Literaturzeitung），XXV（1904），2739—2741。但多數學者，包括筆者，相信歌德創作時想到了米斯特拉。E．格蘭（E．Gerland）：“歌德（浮士德）一劇中海倫那場戲的出處”（“Die Quellen der Helenaepisode in Georthes Faust”），《新古典學年鑒》，XXV（1910），735—739。A．施特魯克（A．Struck）：《中世紀的遺跡米斯特拉》（Mistra，eine mittelalterliche Ruinenstadt），17—18。H．格雷古瓦文章，《拜占庭》（布魯塞爾），V（1930），781。最近又出現一種新觀點：歌德劇本的史料來源不是《莫里亞編年史》，而是拜占庭晚期蒙內姆瓦西亞（Monembasia）的《多洛斯編年史》（Chronicle of Dorotheus）。J．莫拉夫奇克（Moravcsik）：“歌德《浮士德》一劇中的海倫那場戲的出處”（“Zur Quellenfrage der Helenaepisode in Goethes Faust”），《拜占庭與當代希臘年鑒》，VIII（1931），41—56。H．格雷古瓦：“第二個浮士德的拜占庭史料”（“Une Source Byzantine du second Faust”），《布魯塞爾大學學報》，XXXVI（1930—1931），348—354。F.多爾格，“關于歌德的《浮士德》一劇中海倫那場戲的地點”（“Die neuentdeckte Quelle zur Helenaszene in Goethes Faust.Die Prophyläen”），《慕尼黑時報副刊》（Beilage zur Münchner Zeitung ）,XXVIII（1931）,289—290。

注1343 塔菲爾和托馬斯：《古代商業和國家歷史條約集》，I，502。

注1344 同上書，516—517。

注1345 英諾森三世：《書信集》，VII，153；米涅編：《拉丁教父著作全集》，CCXV，455。

注1346 英諾森三世：《書信集》，IX，139；米涅編：《拉丁教父著作全集》，CCXV，957—958。

注1347 英諾森三世：《書信集》，VIII，133；米涅編：《拉丁教父著作全集》，CCXV，712。

注1348 尼西塔斯·科尼阿特斯：《歷史》，波恩版，583。

注1349 同上書，274。

注1350 ??λλη κα? Π?τλη，Σ?νταγμα τν? Θε?ων κα? ?ερ?ν καν?νων，IV， 544、545。

注1351 狄奧多爾·巴爾薩蒙（Theotori Balsamonis）：《迦太基大公教會議決議（教規）第16條》（In canonem XVI Concilii Carthaginiensis），米涅編：《希臘教父著作全集》，CXXXVIII，93。見G．維爾納茨基（G．Vernadsky）“《法學導論》中對政教關系的論述及其在17世紀俄羅斯生活中的影響”（“Die kirchlich-politische Lehre der Epanagoge und ihr Einfluss auf das russische Leben im XVII.Jahrhundert”），《拜占庭與當代希臘年鑒》，VI（1928），120。

注1352 安娜·科穆寧娜：《阿列克修斯》，XIV，8；賴弗謝德編，II，259。

注1353 扎哈利亞·馮·林根塔爾：《希臘－羅馬法法制史》，III，355—358。見V．格魯梅爾（V．Grumel）“夏爾西杜瓦那的里昂事務。阿列克修斯一世關于圣物的黃金詔書”（“L’affaire de Léon de Chalcédoine.Le chrysobulle d’Alexis Ier sur les objets sacrés”），《拜占庭研究》，II（1945），126—133。

注1354 扎哈利亞·馮·林根塔爾：《希臘－羅馬法法制史》，III，414。

注1355 阿索斯山位于希臘北部的哈里基的半島上，是著名的修道山，山上有自中世紀以來建立的二十幾所修道院，至今仍然香火不斷，但不似舊時興旺。被世人稱為“活的中世紀博物館”。——譯者

注1356 P．烏斯賓斯基：《**教東方，阿索斯山》，III（1），266—227。P．邁耶（P．Meyer）：《阿索斯修道院的主要歷史文獻》（Die Haupturkinde für die Geschichte der Athosklöster），172。

注1357 Protos來自于希臘文πρ?τος，意為“首席”，“第一個”。——譯者

注1358 扎哈利亞·馮·林根塔爾：《希臘－羅馬法制史》，III，370—371。F．米克洛西奇（F．Miklosich）和J.米勒（J.Müller）：《中世紀希臘法規和外交》（Acta et diplomata graeca medii aevi），VI，45。

注1359 見“帕特莫斯島上的圣約翰·塞奧洛吉修道院法規”（“Regula pro monasterio S.Ioannis Theologi in insula Patmo”），見米克洛西奇和米勒《中世紀希臘法規和外交》，VI，59—80；也見K.博尼斯（K.Boïnes）《圣父克里斯托丟勒斯的圣處》（?κολουθ?α ?ερ?το? ?σ?ου κα? θεοφ?ρου πατρ?ς ημ?ν Χριστοδο?λου）。

注1360 夏朗東：《科穆寧王朝阿列克修斯一世的統治》，289。亦見P．雅克文科（P．Yakovenko）《拜占庭豁免權的歷史》（On the History of the Immunity in Byzantium），10—11。

注1361 E．勒巴爾比耶（E．Lebarbier）：《圣·克里斯托丟勒斯和11世紀希臘修道院改革》（Saint Christodule et la réforme des convents grecs au XIe siècle）（第2版，1863年），51—56；這部舊的傳記有許多錯誤。R．P．多姆·P．勒諾丹（R.P.Dom P．Renaudin）：“克里斯托丟勒斯，帕特莫斯島上的圣約翰修道院院長”（“Christodoule,higoumène de Saint-Jean，à Patmons，1020—1101”）,《**教東方雜志》，V（1900），215—246。厄科諾摩（Oeconomos）：《科穆寧和安吉列時期拜占庭帝國的宗教生活》（La Vie religieuse dans l’Empire byzantin au temps des Comnènes），142—152。

注1362 希臘語原意，即“全能”之意。——譯者

注1363 這部法規的希臘文本由A．德米特里耶夫斯基（A．Dmitrievsky）出版，保存于《東正教圖書館中的禮拜儀式手稿》（The Description of the Liturgical Manusceipts Preserved in the Libraries of the Orthodox East），I，682—687。

注1364 Th．I．烏斯賓斯基：“保守的拜占庭接受西方影響的傾向”（“The Tendency of Conservative Byzantium to Adopt Western Influences”），《拜占庭年鑒》，XXII（1916）,26。亦見L．厄科諾摩《拜占庭帝國的宗教生活》，193—210。E．讓塞爾姆（E．Jeanselme）和L．厄科諾摩（L．Oeconomos）：《拜占庭科穆寧時代的慈善機構和醫院》（Les Oeuvres d’assistance et les hopitaux byzantins au siècle des Comnènes），11—18。夏爾·迪爾：“科穆寧時代的拜占庭社會”（“La Société byzantine à l’époque des Comnènes”），《東南歐歷史雜志》，VI（1929），242—249；抽印本，52—57。潘·S．科代拉斯（Pan S.Codellas）：“潘托克雷塔修道院，12世紀君士坦丁堡的帝國醫療中心”（“The Pantocrator，the Imperial Byzantine Medical Cener of the Twelfth Centure A.D.in Constantinople”），《醫學史簡報》（Bulletin of the History of Medicine），XII，2（1942），392—410。

注1365 關于“信眾誓言”，見Th．I．烏斯賓斯基《拜占庭文明史論集》（Essays on the History of Byzantine Civilization），89—145。

注1366 米涅：《希臘教父著作全集》，CXXX，9—1362。

注1367 厄科諾摩：《拜占庭帝國的宗教生活》，38—47。

注1368 Th．I．烏斯賓斯基：“對異端分子約翰·伊達路斯的公訴狀”（“La Vie religieuse dans l’empire byzantin”），《君士坦丁堡俄羅斯考古學院公報》，II（1897），3、10。

注1369 這11條信條見Th．I．烏斯賓斯基《大齋節第一個禮拜日的信眾誓言》（Synodikon for the First Sunday of Lent），14—18；法語文本見厄科諾摩《拜占庭帝國的宗教生活》，25—28。

注1370 Th．烏斯賓斯基：《拜占庭文明史論集》，171。

注1371 P．貝佐布拉佐夫：《拜占庭年鑒》,III（1896），128。

注1372 D．布良澤夫（D．Bryanzev）：“約翰·伊達路斯”（“John Italus”），《信仰與理性》（Vera I Razum），II，1（1904），328。

注1373 “約翰·彼得里茨：11—12世紀伊庇利亞（格魯吉亞）的新柏拉圖主義者”（“John Petritzi,Iberian[Gruzinian]Neoplatonist of the Eleventh and Twelfth Centuries”），《俄羅斯考古學會東方分會通報》（Zapiski Vostochnago otdeleniya russkago Archeolohicheskago Obchestwa），XIV（1909），107。

注1374 夏朗東：《科穆寧王朝阿列克修斯一世》，316。厄科諾摩：《拜占庭帝國的宗教生活》，29。

注1375 厄科諾摩：《拜占庭帝國的宗教生活》，29這位法國學者同意烏斯賓斯基的意見。

注1376 Th.烏斯賓斯基：《拜占庭文明史論集》，178、181、183。

注1377 東西方**教會之間在圣事上的主要分歧之一，是關于圣餐的“除酵”問題。在西方教會中，圣餐中必須使用未經發酵的面餅，而東方教會則用一般發過酵的面包。東方教會認為西方教會的這種習俗有異教猶太人傳統的味道，故予以否定。——譯者

注1378 見W.霍爾茨曼（W.Holtzmann）的特別有趣的文章：“1089年阿列克修斯一世和教宗烏爾班二世之間的合一談判”（“Die Unionsverhandlunger zwischen Alexios I und Papst Urben II im Jahre 1089”），《拜占庭雜志》（德文），XXVIII（1928），40；作者列出三個未經公布的希臘文獻，該文獻涉及了1089年的主教會議，見上引雜志，60—62。

注1379 瓦西列夫斯基：“拜占庭和帕齊納克人”，《著作集》，I，83—85。該條約見米涅《希臘教父著作全集》，CXXVI，226—250。

注1380 所謂“和子句”是東正教會與西方天主教會之間的重要教義分歧之一。東正教會強調《尼西亞信經》和《卡爾西頓信經》都強調圣靈來自圣父，但西方天主教會在中世紀時期將“和子”兩個字納入信經，即強調“圣靈來自圣父和子”。這引發了東正教與天主教僧侶間的激烈爭論。見本書第6章有關部分。——譯者

注1381 卡普赫爾（Kap-Herr）：《曼紐爾皇帝的西方政策》（Die abendlandische Politik Kaiser Manuels），9。諾登：《教宗統治和拜占庭》，91。夏朗東：《科穆寧王朝阿列克修斯一世》，II，x—xi，162—163。多爾格：《未公布的希臘文獻匯編》，II，59（no.1302、1303）。

注1382 安塞爾姆·哈維爾伯格（Anslmi Havelbergensis）：《對話》（Dialogi），II，chap.I；米涅編：《拉丁教父著作大全》，CLXXXVIII，1163。見C．H．哈斯金斯（C．H．Haskins）《中世紀科學史研究》（Studies in the History of Mediaeval Science），144、197。哈斯金斯：《12世紀的文藝復興》（The Renaissance of the Twelfth Century），294。

注1383 《教宗統治和拜占庭》，101。

注1384 米涅編：《希臘教父著作全集》，CXIX，928—929。

注1385 C．洛巴勒夫（C．Loparev）：“關于曼紐爾·科穆寧的聯合愿望”（“Concerning the Unitarian Tendencies of Manuel Comnenus”），《拜占庭年鑒》,XIV（1907），339、341、342—343、353、355。

注1386 關于安德羅尼卡與牧首和教會的關系，見厄科諾摩《拜占庭帝國的宗教生活》，113—118。

注1387 尼西塔斯·科尼阿特斯：《歷史》，波恩版，682。

注1388 A．列別德夫：《11世紀末至15世紀中葉拜占庭東方教會的形勢》（The Situation of the Byzantine Eastern Church from the end of the Eleventh Century to the Middle of the Fifteenth Century）（第2版，1902年），153。

注1389 厄科諾摩：《拜占庭帝國的宗教生活》，222。

注1390 夏朗東：《科穆寧王朝阿列克修斯一世》，II，316。參見外交史料，特別是阿索斯山修道院資料中所記載的阿列克修斯的內政、財政和經濟政策方面的數據，哲爾曼·茹亞爾（Germaine Rouillard）：“關于拜占庭國家歷史的最新著述”（“A Propos d’un ouvrage récent sur l’histoire de’état byzantin”），《語言學雜志》（Revue de philologie），（1942年10月），175—180 。

注1391 一個諾米斯瑪約相當于2美元，一個米里亞里斯相當于15—18美分。（請注意，原注中所列是20世紀30—40年代的比值。——譯者）

注1392 《書信集》，24；米涅編：《希臘教父文獻全集》，CXXVI，405。

注1393 尼西塔斯·科尼阿特斯：《歷史》，波恩版，265—268。

注1394 尼西塔斯·科尼阿特斯：《歷史》，波恩版，421—422。

注1395 圖得拉的本雅明（Benjamin of Tudela）：《東方旅游》（Oriental Travels），M．N．阿德勒（M．N．Adler）譯，13；L．格林胡特（L．Grünhut）和M．N．阿德勒編，17—18；M．科姆羅夫（M．Komroff）編，《馬可·波羅的同代人》（In Cotemporaries of Marco Polo），265—266。

注1396 同阿德勒譯《東方旅游》，12；格林胡特和阿德勒編，16。關于巴格達，貝阿德勒譯《東方旅游》，35—42；格林胡特和阿德勒編，48—57；科姆羅夫編，264。參見G．勒·斯特蘭奇：《阿巴斯哈里發時期的巴格達》（Bagdad During the Abbasid Caliphate），332。

注1397 《朝圣者的地區標志》（Indications sur les lieux de pèlerinage），C．舍費爾譯，《拉丁東方檔案》（Archives de l’orient latin），I，589。A．A．瓦西列夫：“中世紀君士坦丁堡旅行的幾個問題”（“Quelques Remarques sur les voyageurs du moyen âgeà Constantinople”），《夏爾·迪爾研究文集》，I，294—296。

注1398 《“伊利亞特”的多樣歷史》（Historiarum variarum Chiliads）,T．基斯林編《伊利亞特》（Chilias），VIII,par.360—368，496。在以后的篇幅中再討論柴柴斯其人。

注1399 A．安德烈亞茲：“拜占庭皇帝治下的君士坦丁堡人口”，《統計》（Metron），I，2（1920）,97。

注1400 A.安德烈亞茲：“拜占庭皇帝治下的君士坦丁堡人口”，《統計》，I，2（1920），101。

注1401 “拜占庭的頹廢皇帝安吉列王朝的伊薩克二世”，《貝薩里翁》（Besarione），XXI（1915），52—53、59—60、269—289；抽印本，26—27、33—34、56—76。

注1402 扎哈利亞·馮·林根塔爾：《希臘－羅馬法制史》，III，457；幾年以后，這份詔書又被重申（同上書，498）。詔書的頒布日期現在有爭議，見上書，457、498。F.多爾格：《未公布的希臘文獻匯編》，II，62—63（no.1333）；70（no.1398）。

注1403 科戈納索：《曼紐爾·科穆寧去世前的拜占庭黨爭和宮廷斗爭》，284（72）。

注1404 扎哈利亞·馮·林根塔爾：《希臘－羅馬法制史》，III。507。

注1405 見多爾格《未公布的希臘文獻匯編》，II，89（no.1553）。布萊耶爾：“安德羅尼卡（科穆寧）”，《歷史辭典》，II，1780。

注1406 《諾曼人征服英國史》，VI，628。A．A．瓦西列夫：“11世紀向盎格魯－撒克遜**開放的拜占庭舞臺”（“The Opening Stages of the Anglo-Saxon Immigration”），《康達可夫學院年鑒》，IX（1937），39—70。

注1407 奧德里克·維塔利斯（Orderici Vitalis）：《教會史》；米涅編：《拉丁教父著作全集》，CLXXXVIII，309。

注1408 尼西塔斯·科尼阿特斯：《歷史》，波恩版，75。

注1409 貝內迪克蒂·阿巴蒂斯（Benedicti Abbatis）：《亨利二世生平》（Gesta Regis Henrici Secundi），斯塔布斯（Stubbs）編，II，195。同樣內容見羅杰里·德·韋登（Rogeri de Houedene）《地方行政年鑒》（Chronica magistri），斯塔布斯編，II，157。

注1410 見狄奧多勒·普洛德羅姆斯的兩首短詩，收于《十字軍史料匯編》，II，54—542。

注1411 斯卡巴拉諾維奇（Skabalanovich）：《11世紀的拜占庭國家和教會》（Byzantine State and Church in the Eleventh Century），186、193—230。

注1412 扎哈利亞·馮·林根塔爾：《希臘－羅馬法制史》，III，560—561（1199年條）。塔菲爾和托馬斯：《古代商業和國家歷史條約集》，I，258—272（1199年條）。正確的日期是1198年；這一文件準確地加以認定，見林根塔爾《希臘－羅馬法制史》，565；塔菲爾和托馬斯《古代商業和國家歷史條約集》，258。

注1413 林根塔爾：《希臘－羅馬法制史》，III，560。塔菲爾和托馬斯：《古代商業和國家歷史條約集》，I，258。

注1414 E．施泰因：“晚期拜占庭法制和經濟史研究”（“Untersuchungen zur spatbyzantinischen Verfassungs-und Wirtschaftesgeschichte”）,《奧斯曼歷史通報》（Mitteilungen zur O**anischen Gescjichte）,II（1924）,21（重印頁碼）；亦見施泰因對1198年11月所發的《黃金詔書》的注釋（20頁注2）。

注1415 關于科穆寧和安吉列時代拜占庭與意大利各共和國的商業關系的最好資料，見W．海德（W．Heyd）《中世紀利凡特貿易史》，I，190—264。亦見夏朗東《科穆寧王朝阿歷克修斯一世》，II，625—627。湯普遜：《中世紀經濟社會史》，380—439。

注1416 全文見米克洛西奇和米勒《中世紀希臘法規和外交》,III，9—13;亦見J．米勒《關于托斯卡納城市與東方**教世界及土耳其關系的文件匯編》（Documenti sulle relazioni della città Toscane coll’Oriente cristiano e coi Turchi）,43—45、52—54。見海德《中世紀利凡特貿易史》，I，193—194。多爾格：《未公布的希臘文獻匯編》，II，53—54（no.1255）。亦見A．紹布（A.Schaube）《至十字軍時代末期的地中海羅馬人貿易史》（Handelsgeschichte der Romanischen Völker des Mittelmeergebiets bis zum Ende der Kreuzzüge）,247—274。

注1417 “關于熱那亞與拜占庭帝國關系的最新文件”（Nuova serie di documenti sulle relazioni di Genova coll’Imperio Byzantino），A．圣圭內蒂（A．Sanguineti）和G．貝爾托洛托（G．Bertolotto）編，《利古里亞國家歷史學會文集》（Atti della Società ligure di storia patria）,XXVIII（1896—1898）,351、355、360。米克洛希奇和米勒：《中世紀希臘法規和外交》，III，35。多爾格：《未公布的希臘文獻匯編》，II，82（no.1482）。G．布拉蒂亞努（G．Bratianu）：《關于13世紀熱那亞在黑海的商業研究》（Recherches sur le commerce génois dans la mer Noire au XIIIe siècle），65—66。

注1418 關于這份《黃金詔書》，參見上注后引。亦見布朗“威尼斯人和威尼斯人居住區”（“Venetians and the Venetian Quarter”），《希臘研究雜志》，XL（1920），88。

注1419 穆斯塔法·哈米德（Mustafa Hamid）：“土耳其國家的外國僑民法”（“Das Fremdnrecht in der Türker”），《**世界》，VII（1919），26—27。

注1420 《蒂馬利翁或關于他的苦行。〈諷刺對話集〉》（Timario sive De passionibus ejus．Dialogus Satyricus）,M.哈澤（M.Hase）編《國家圖書館的手稿注釋和摘抄》（Notices et extraits des manuscripts de la Bibliothèque Nationale），IX（1813），par.2，171—174；A．埃里森編：《中世紀與當代希臘文獻選編》（Analecten der mittel-und neugriechischen Literatur），IV（I），46—53、98及以下。

注1421 “頹廢的拜占庭皇帝安吉列王朝伊薩克二世”（“Un Imperator bizantino dell decadenza Isacco II Angelo”），《貝薩里翁》，XXXI（1915），60；抽印本，34。

注1422 柏里：《騎士傳奇》，3。

注1423 尼西塔斯：《歷史》，波恩版，391、764、791。

注1424 關于這個主題，參見夏爾·迪爾的重要和全面的概述：“科穆寧時代的拜占庭社會”（“La société”），《東南歐歷史雜志》，VI（1929），198—280。

注1425 安娜·科穆寧娜：《阿列克修斯》，III，8；V，9；賴弗謝德編，I，113、181—182。

注1426 馬斯：“皇帝阿列克修斯一世的詩”，《拜占庭雜志》（德文），XXII（1913），348—367。

注1427 赫瑟林：《拜占庭》，336；法語版，321；英語版全書由道斯譯（1928）。

注1428 安娜·科穆寧：《阿列克修斯》，XV，11；賴弗謝德編，II，315—316。

注1429 F．J．福克斯·杰克遜（F．J．Foakes-Jackson）：“安娜·科穆寧”，《希伯特雜志》（Hibbert Journal），XXXIII（1934—1935），430。

注1430 安娜·科穆寧：《阿列克修斯》，XIV，8；賴弗謝德編，II，259。

注1431 克倫巴赫：《拜占庭文獻史》，277。

注1432 安娜·科穆寧娜：《阿列克修斯》，X，8；VI，14；賴弗謝德編，I，122；II，81。

注1433 克倫巴赫：《拜占庭文獻史》，276。

注1434 C．諾伊曼（C．Neumann）：《12世紀史學家和史料史》（Geschichte Geschichtschreiber und Geschichtsquellen im zwölften Jahrhundert），28。長期以來，安娜·科穆寧娜只是由于沃爾特·司各特爵士的著作《巴黎的羅伯特伯爵》（Count Robert of Paris）中提到她而馳名。但她的形象由于這位“北方奇才”的描述而面目全非，這一事實卻鮮為人知。在這部小說（第4章）中，她閱讀了自己所寫的歷史中關于勞迪西亞人（Laodicea，敘利亞的一個地名。——譯者）撤退的一段故事——這段故事并未記述在《阿列克修斯》中。福克斯·杰克遜：“安娜·科穆寧娜”，《希伯特雜志》，XXXIII（1934—1935），441。

注1435 Sebastocrator是拜占庭中后期貴族品級中的重要級別，一般授予皇子或駙馬。其地位低于奧古斯都，高于愷撒。以藍色為尊，區別于皇帝的紫色，是在某一方面或幾方面的執掌大權者。——譯者

注1436 Th．I．烏斯賓斯基：“塞拉戈里奧的君士坦丁堡抄本”（“The Constantinopolitan Code of Seraglio”），《君士坦丁堡俄羅斯考古研究院公報》，XII（1907），30—31。

注1437 辛那姆斯：《歷史》，波恩版，290。尼西塔斯·科尼阿特斯：《曼紐爾》，VII，S；波恩版，274—275。曼紐爾對占星術的辯護是以信函形式寫給一位“貶低天文學并斥之為大不敬”的修士的。此信出版于《占星學法則表》，V（1），108—125。

注1438 萊格爾：《拜占庭史料集》，I（1），6；亦見vii。

注1439 見C.H.哈斯金斯：“中世紀思想的傳播”（“The Spread of Ideas in the Middle Ages”），《史鑒》，I（1926），24。哈斯金斯：《中世紀科學史研究》（Studies in Medieval Science），《史鑒》，143、161。哈斯金斯：“12世紀文藝復興”（“The Renaissance of the Twelfth Century”），《史鑒》，292。

注1440 《編年史摘要》（Compendium chronicum），波恩版，第3版，V，3。

注1441 諾伊曼：《12世紀史學家和史料史》，99；克倫巴赫爾：《拜占庭文獻史》，280。

注1442 格奧爾格·斯塔德米勒（Georg Stadtmüller）所寫的最重要的傳記：“雅典大主教邁克爾·喬尼亞茨（約1138—1222年）”（“MichaelChroniates Metropolit von Athen，ca.1138—ca.1222”），《東方**教雜志》，XXXIII，2（1934），125—325。伊達·卡萊頓·塔隆（Ida Carleton Thallon）：《中世紀人文主義者邁克爾·阿克米那圖斯》（A Medieval Humanist Michael Akominatos），273—314，這是基于邁克爾之信件所做的非常精妙的研究。另一個十分有價值的研究是由肯尼斯 M.塞頓（Kenneth M.Setton）所寫“12世紀晚期的雅典”（“Athens in the Later Twelfth Century”），《史鑒》，XIX（1944）,179—207。

注1443 邁克爾·阿克米那圖斯（Michael Acominatus）文集，蘭普羅斯（Lampros）編，I，93—106。

注1444 邁克爾·阿克米那圖斯文集，蘭普羅斯編，124。

注1445 邁克爾·阿克米那圖斯文集，蘭普羅斯編，II，12。

注1446 邁克爾·阿克米那圖斯文集，蘭普羅斯編，44。

注1447 邁克爾·阿克米那圖斯文集，蘭普羅斯編，I，316。見M.塞頓“12世紀晚期雅典”，《史鑒》，IX（1944），179—207。

注1448 格雷戈羅維烏斯：《中世紀雅典城史》，I，243。

注1449 格雷戈羅維烏斯：《中世紀雅典城史》，I，204。

注1450 塔隆：《中世紀人文主義者邁克爾·阿克米那圖斯》，314。

注1451 “論拜占庭的農民所有制歷史”（“On the History of the Peasant Landownership in Byzantium”），《公眾教育部雜志》，CCXXV（1883），85—86。

注1452 《一位拜占庭作者，科內的尼西塔斯·阿克米那圖斯》（A Byzantine Writer Nicetas Acominatus of Chonae），128。

注1453 《一位拜占庭作者，科內的尼西塔斯·阿克米那圖斯》，153—160。克倫巴赫爾：《拜占庭文獻史》，283。

注1454 尼西塔斯·科尼阿特斯：《歷史》，波恩版，6。

注1455 《一位拜占庭作家，科內的尼西塔斯·阿克米那圖斯》，v。

注1456 優西米烏斯·茲加貝努斯是拜占庭東正教著名神學家，生年不詳，約去世于1118年之后，在鎮壓鮑格米爾派異端的斗爭中，是皇帝阿列克修斯的重要依賴對象。他寫的《正教教義大全》亦名《正教教義武庫》，是東正教反對各種異端的權威著作。——譯者

注1457 格雷戈羅維烏斯：《中世紀雅典城史》，I，205、207。

注1458 一則最為優秀的對于尤斯塔修斯的評論，見科恩《古代文化實用百科全書》，A．F．保利和G．維索瓦等編，VI，1454。

注1459 見厄科諾摩《拜占庭帝國的宗教生活》，153—165。（本書基于尤斯塔修斯的《修道院生活改革》一書，米涅編：《希臘教父著作全集》，CXXXV，729—910）。

注1460 米涅：《希臘教父著作全集》，CXXXV，836。

注1461 克倫巴赫：《拜占庭文獻史》，536—541。萊格爾：《拜占庭史料集》，I（1），xi—xvii。關于尤斯塔修斯的創作活動，參見一篇現代希臘語佳作，P.庫庫勒斯（P.Koukoules）：“關于薩洛尼卡的尤斯塔修斯的世俗作品研究”（Λαογραφικα? ε?δ?σεις παρ? τ? θεσσλον?κης Ε?σταθ?ω），《拜占庭研究年鑒》，I（1924），5—40。

注1462 見瓦西列夫斯基關于保加利亞的塞奧菲拉克特的討論：《拜占庭和帕齊納克人》，《著作集》，I，138。夏朗東：《科穆寧王朝阿列克修斯一世》，I，xxvii（以瓦西列夫斯基的著作為基礎）。亦見萊布《11世紀末期的羅馬、基輔和拜占庭》，42。

注1463 關于保加利亞或阿克利達的塞奧菲拉克特的最好的著述，見瓦西列夫斯基《著作集》，134—149。夏朗東《阿列克修一世·科穆寧》追隨他的觀點。見萊布：《11世紀末期的羅馬、基輔和拜占庭》，41—50。克倫巴赫：《拜占庭文獻史》，133—135、463—465（年代的推算有誤）。A．勒魯瓦－莫林尼昂（A.Leroy-Molinghen）：“保加利亞的塞奧菲拉克特信件評論出版序言”（“Prolégomènes à une édition critique des letters de Théophylacte de Bulgarie”），《拜占庭》（布魯塞爾），XIII（1938），253—262。見S．G．梅爾卡蒂（S．G．Mercati）“保加利亞的塞奧菲拉克特的詩”（“Poesie de Teofilatto de Bulgaria”），《拜占庭和當代希臘研究年鑒》I（1924），173—194。《阿克利達的塞奧菲拉克特書信》（Letters of Theophylact of Ochrida）于1931年由“都主教”西梅恩（瓦爾那和普雷斯拉瓦的）譯成保加利亞語，收于《保加利亞科學院文集》（Sbornik of the Nulgarian Academy of Sciences），XXVII（1931），vii—xxxii，為塞奧菲拉克特的個人傳記。

注1464 克倫巴赫：《拜占庭文獻史》，473。萊格爾：《拜占庭史料集》 ，I（1）,xvii。夏朗東《科穆寧王朝阿列克修一世》，II，xlviii。V．勞倫特：“薩洛尼卡的邁克爾”（“Michel de Thessalonica”），《大公會教神學和禮儀辭典》（Dictionnaire de théologie et liturgie Catholique），X（2），1719—1720。

注1465 萊格爾，《拜占庭史料集》,I（1）,132—182（頭三篇演說詞）；I（2），183—228（1917年被發表的第4、5篇演說詞）。

注1466 見J．德萊塞克（Dräseke）“拜占庭的冥世游記”（“Byzantinische Hadesfahrten”），《古典文化新年鑒》（Neus Jahrbücher für das klassische Altertum），XXIX（1912），353。

注1467 克倫巴赫：《拜占庭文獻史》，467—468。蒙特拉蒂奇：《拜占庭文獻史，354—1453年》，258—259。H．托澤：“拜占庭諷刺作品”（“Byzantine Satire”），《希臘研究雜志》，II（1881），241—257。德萊賽克：“拜占庭的冥世游記”,《古典文化新年鑒》，XXIX（1912），343—366。M．哈斯（M．Has）著《手稿注釋和摘抄》（Notices et extraits des manuscripts）一書對這則游記做了極妙的介紹和詮釋，IX（2），125—268。夏爾·迪爾：“皇帝塞奧菲盧斯傳奇”，《康達可夫學院年鑒》，IV（1931），33—37。

注1468 《伊利亞特中的論據和寓言》（Argumentum et allegoriae in Iliadem）,XV，87—89;曼特蘭加（Mantranga）編：《希臘秘史》（Anecdota Graeca），I，120。

注1469 《千行詩》（Chiliades），I，277—278；基斯林（Kiessling）編，12。

注1470 世俗韻文的主要特點是長短音節完全消失、每一句段的音節數量和韻腳完全相同、不斷重復。

注1471 Chiliades是希臘文的拉丁語拼法，是“千”的復數形式，“thousands”之意。——譯者

注1472 克倫巴赫：《拜占庭文獻史》，528。蒙特拉蒂奇：《拜占庭文獻史，354—1453年》，261。

注1473 “奧赫里德的瓦西里未發表的葬禮演說”，《拜占庭年鑒》，I（1894）,92。

注1474 一位3世紀的新柏拉圖主義者，文獻學家和修辭學家隆吉努斯（Longinus）曾稱呼希羅多德是最具荷馬精神的人（?μηρικ?τατος），見J．B．柏里《古希臘歷史學家》（The Ancient Greek Historians），42頁注1。

注1475 約翰·柴柴斯：《詮釋》，引言，par.1—4，28；曼特蘭加編：《希臘秘史》，I，1、2

注1476 約翰·柴柴斯：《詮釋》，32—34；馬特蘭加編：《希臘秘史》，I，2。

注1477 “奧赫里德的瓦西里未發表的葬禮演說”（“An Unpublished Funeral Oration of Basil of Ochrida”），《拜占庭年鑒》，I，91。

注1478 Ptochos是希臘文ΠτοΧ?ς的拉丁文拼法，意即貧窮的。Protoromus,意為預言者、先知。因此，該作品亦可譯為“貧窮的先知”。——譯者

注1479 S．帕帕迪米特留（S．Papadimitriu）：《狄奧多爾·普洛德羅姆斯》（Theodore Prodromus），xix—xxi，1以下。克倫巴赫：《拜占庭文獻史》，760。蒙特拉蒂奇：《拜占庭文獻史，354—1453年》，197。

注1480 《拉弗連季和伊帕季編年史》，（Laurentian and Ipatian Chronicles）。

注1481 迪爾：《拜占庭人物傳》，II，140。

注1482 E．米勒：《語文學和金石學文集》（Mélanges de philologie et d’épigraphie），I，142；法語版，143。勒格朗（Legrand）：《希臘通俗文庫》（Bibliothèque grecque vulgaire），I，106，vss.140—142。《普洛德羅姆斯的詩作和希臘通俗文學》（Poèmes prodromiques en grec vulgaire），D．赫瑟林和H．佩爾諾主編，79，vss.137—179。

注1483 瓦西列夫斯基：“梅松恩主教尼古拉所描寫的小梅勒修斯的生平和狄奧多爾·普洛德羅姆斯的生平”（“Lives of Meletius the Younger by Nicolaus Bishop of Methone and of Theodore Prodromus”），《東正教巴勒斯坦文集》（Pravoslavny Palestinsky Sbornik）,XXVII（1886）,5。

注1484 D.赫瑟林：《拜占庭》，344；法語版，328。

注1485 克倫巴赫：《拜占庭文獻史》，751。

注1486 克倫巴赫：《拜占庭文獻史》，750—751。亦見蒙特拉蒂奇《拜占庭文獻史，354—1453年》，199—200。必須記住：有幾部以普洛德羅姆斯署名的作品并不是他個人的作品，而是他的文學同仁的作品。

注1487 見C．魯帕勒夫（C．Loparev）“論（12世紀）拜占庭人文主義者康斯坦丁·斯提爾布斯及其著作”（“On the Byzantine Humanist Constantine Stilbes〈of the Twelfth Century〉 and On his Works”），《拜占庭評論》，III（1917）,62—64。

注1488 關于斯提爾布斯的最佳史料，見魯帕勒夫的上引書，亦參照克倫巴赫《拜占庭文獻史》，762。顯然，魯帕勒夫不知道S．蘭普羅斯的文章，“馬爾西安抄本”（“ΟΜαρκιαν?ς Κ?διξ”）,《當代希臘研究通報》（Νε?ς ?λληνομν?μων），VIII（1911），524，在此書中發表了文中所述那篇描述1197年7月25日君士坦丁大火的詩。

注1489 克倫巴赫：《拜占庭文獻史》，371。

注1490 H．格雷古瓦：“君士坦丁·曼納蘇的續作及其史料”（“Un Continateur de Constantin Manassès et sa source”），《M．古斯塔夫·舒倫伯格著作集》（Mélanges offerts à M.Gustave Schlumberger），I，272—281。曼納蘇續作的史料來源于尼西塔斯·科尼阿特斯：《歷史》，波恩版，280。

注1491 K．霍爾納（K．Horna）：“君士坦丁·曼納蘇的《旅行日記》”（“Das Hodoiporikon des Konstantin Manasses”），《拜占庭雜志》（德文），XIII（1904），313—355。見曼納蘇的作品目錄，該目錄未被收進克倫巴赫的《拜占庭文獻史》，而被收進P．馬斯“君士坦丁·曼納蘇的藝術散文詩之韻律”（“Rhytmisches zu der Kunsteprosa des Konstantinos Manasses”）中，《拜占庭雜志》（德文），XI（1902），505頁注2。

注1492 O．M．多爾頓：《拜占庭藝術和考古學》，18。

注1493 多爾頓：《東方**教藝術》，18—19。

注1494 迪爾：《拜占庭藝術手冊》，I，416—418。J．埃伯索爾特（J．Ebersolt）：《拜占庭的奢華藝術》（Les Arts somptiaries de Byzance），16。J．帕帕多布魯斯曾用現代希臘語寫過一部關于布萊舍奈宮的專著，該書有一部法譯本。

注1495 迪爾：《拜占庭藝術手冊》，II，563以下。

注1496 多爾頓：《東方**教藝術》，292—292。迪爾：《拜占庭藝術手冊》，II，561—563。樊尚和阿貝爾：《伯利恒，圣誕教堂》，167。

注1497 迪爾：《拜占庭藝術手冊》，II，563以下。

注1498 多爾頓以上兩部著作及迪爾的《拜占庭藝術手冊》中都有詳細的資料。

注1499 G．迪蒂（G．Duthuit）：《拜占庭和12世紀的藝術》（Byzance et l’art du XIIe siècle），96。此書徒有其名。其中關于12世紀的藝術的內容甚少。

注1500 哈斯金斯：《中世紀科學史研究》，141。哈斯金斯：“12世紀文藝復興中的希臘因素”（“The Greek Element in the Renaissace of the Twelfth Century”），《美國歷史評論》，XV（1920），603—605。哈斯金斯：《12世紀的文藝復興》，278。

注1501 哈斯金斯：《中世紀科學史研究》，194—195。

注1502 C.紐曼（C.Neuman）：“拜占庭海軍”（“Die byzantinischer Marine”），《歷史雜志》，LXXXI（1898），1—2。

注1503 見A.伽得內爾（A.Gardner）《尼西亞的拉斯卡利斯王朝：一個流亡帝國的歷史》（The Loscarids of Nicaea：），53—54。A.梅里亞拉基斯（Meliarakes）：《尼西亞帝國與伊庇魯斯君主國歷史》（Ιστορ?α βσσιλε?ου Νικα?ας κα? δσεποτ-?του ?πε?ρου），8。M.A.安得列瓦（M.A.Andereeva）：《13世紀拜占庭宮廷文化論文集》（Essays on the Curture of the Byzantine Court on the Thirteenth Century），82—85。

注1504 邁克爾·阿科米那圖斯著作，S.蘭普羅斯編，II，276—277。

注1505 歷史上通常稱其為約翰·瓦塔澤斯·約翰三世，是為了與前兩個約翰（即約翰·齊米西斯、約翰·科穆寧）的稱呼相一致。

注1506 維拉杜安：《君士坦丁堡征服記》，323；N.維利編，193。

注1507 尼西塔斯·科尼阿特斯：《歷史》，見波恩版《拜占庭歷史資料文獻大全》，808—809。

注1508 見V.N.茲拉塔爾斯基《1204—1205年的希臘－保加利亞人關系》（The Greek-Bulgarian Alliance in the Year 1204—1205），8—11。

注1509 見P.尼克夫“13世紀以來的保加利亞外交”（“Bulgarian Diplomacy from the Beginning of the Thirteenth Century” ），《保加利亞歷史文庫》（Bulgarian Historical Library），I（1928），103—104。

注1510 《第二保加利亞王國的建立》（The Formation of the Second Bulgarian Kingdom），245—246。

注1511 伽得內爾：《尼西亞的拉斯卡利斯王朝：一個流亡帝國的歷史》，66（據說，鮑德溫被關在特爾諾沃。從此再沒有人見過他）。E.格爾蘭德：《君士坦丁堡的拉丁帝國》（Geschischte des Lateinischen Kaiserreiches von Konstantinoppel），I，92（卡洛揚在盛怒之下，下令殺死他的戰俘）。尼克夫：“13世紀以來的保加利亞外交”，《保加利亞歷史文庫》，I（1928），104（鮑德溫被俘，被押送至特爾諾沃，在那里被監禁起來，并死在獄中）；這一信息是以英諾森三世的書信集為根據的；米涅編：《拉丁教父文獻全集》，CCXIV，148。

注1512 見H.克雷施梅爾，《威尼斯》，I，321、412。

注1513 H.格爾澤：《拜占庭帝國史概要》，1042。

注1514 Th.I.烏斯賓斯基：《第二保加利亞王國的建立》，250。

注1515 “約翰·亞琛二世統治時期保加利亞大主教區的重建”（“The Regneration of the Bulgarian Patrirachte Under the King John Asen II”），《公眾教育部雜志》，CCXXXVIII（1885），I，9。

注1516 喬治·阿克羅波利塔：《年代紀》，XIII；收于《名著集》（Opera Omnia），A.海森柏格編，23—24。

注1517 見J.A.布孔《法蘭克人占領地歷史研究與資料》（Recherches et matériaux pourservir á une histoire de la domination française），II，211。

注1518 P.尼克夫：《保加利亞史料集和保加利亞教會史研究》，8（重印本）。

注1519 尼克夫：“13世紀以來的保加利亞外交”，《保加利亞歷史文庫》，I（1928），108。

注1520 這一年代，即1208年，是在若干年前由A.海森伯格所確定的，見《關于拉丁帝國與教會聯合的新問題》，II，5—12；

注1521 “Theodorus，in Christo Deo fidelis Imperator et moderator Romeorum et semper augustus，Comnenus Lascarus”。見G.L.F.塔菲爾和G.M.托馬斯《威尼斯共和國的古代貿易及國家歷史文獻》，II，205。

注1522 關于中世紀尼西亞的最好的資料及其完整的參考書目錄，見J.索爾赫（J.Sölch）“比提尼亞居民區歷史地理研究，尼科米底、尼西亞、普魯薩”（“Historisch-geographische Studien über bithynische Siedlunger.Nikomedia，Nikäa,Prusa”），《拜占庭和當代希臘研究Ｆ年鑒》，I（1920），263—286。亦見R.雅南“尼西亞。歷史和地志研究”（“Nicée.Étude historique et topographique”），《東方之聲》，XXIV（1925），482—490。安得列瓦：《13世紀拜占庭宮廷文化論文集》，19—21。

注1523 《朝圣地之地理描述》（Indications sur les lieux de Pelerinage），C.舍費爾譯：《東方拉丁文獻檔案》，I，590。

注1524 尼西塔斯·科尼阿特斯：《歷史》，波恩版，318。維拉杜安：《君士坦丁堡征服記》，304。

注1525 尼斯福魯斯·布萊米底斯（Nicephorus Blemides）：《傳記與詩詞》（Curriculum vitae e carmina），A.海森伯格編，113，vss.22—24。

注1526 Th.I.烏斯賓斯基：“關于巴黎國家圖書館珍藏尼西塔斯·科尼阿特斯歷史著作的手稿”（“On the Manuscripts of the History of Nicetas Acominatus in the National Library of Paris”），《公眾教育部雜志》，CXCIV（1877），77。

注1527 印于薩塔斯C.Sathas《中世紀希臘文獻目錄》（Biblion theca graeca medii aevi），I，139以下。

注1528 見H.格雷古瓦“尼西亞圣母升天教堂的真正名稱及其建立年代。新的最后的定論”（“Le véritable nom et la date de l’église fe la Domition à Nicée.Un texte nouceau et décisif”），《紀念亨利·皮朗文集》，I，171—174。亦見夏爾·迪爾《拜占庭藝術手冊》，II，520—521、908；格雷古瓦的文章出現得太晚了，乃至于迪爾無法引用。見 O.M.多爾頓《東方**教藝術》，285。

注1529 M.阿爾帕托夫和I.布魯諾夫（M.Alpatov and I.Brunov）：“東方旅行簡報”（“A Brief Report of a Journal to the East”），《拜占庭年鑒》，XXIV（1923—1926），61，迪爾：《拜占庭藝術手冊》，II，11—12。

注1530 海森伯格：《關于拉丁帝國歷史的新問題》（Neue Quellen zur Geschichte des lateinischen Kaisertums），II，11—12。

注1531 薩塔斯：《中世紀希臘文獻目錄》，I，99、105、107。

注1532 E.格蘭：《皇帝鮑德溫一世與亨利統治下的歷史》（Geschichte der Karser Baldwin I.und Heinrich），102—114。格爾蘭德的著作問世后，L.紐豪斯（Neuhaus）的論著《拜占庭拉丁帝國的兩位愷撒，安茹伯爵亨利的攝政統治政策》（Die Reichsverwesenschaft und Politik des Grafen Heinrich von Anjou，des zweiten Kaisers im Lateinerreiche zu Byzanz）就沒有什么重要意義了。

注1533 喬治·阿克羅波利塔：《年代紀》，chap.10；海森伯格編，17。

注1534 見G.德熱法尼翁：“卡帕多細亞碑銘志和尼西亞的希臘帝國史”，《東方**教雜志》，I（1935），242—243。P.威特克（P.Wittek）：《門泰謝酋長國，13—15世紀西部小亞細亞歷史研究》（Das Fürstentum Mentesche.Studie zur Gescgucgte Westkleinasiens im 13—15.Jahrhundert），1—23。M.F.科普魯魯（M.F.Köprülü）：《奧斯曼帝國的起源》（Les Origines de l’Empire Ottoman），35—37。P.威特克：《奧斯曼的興起》（The Rise of the Ottoman），16—32。

注1535 薩塔斯：《中世紀希臘文獻目錄》，I，129—136。

注1536 邁克爾·阿克米那圖斯文集，蘭普羅斯編，II，353及以下。

注1537 喬治·阿克羅波利塔：《年代紀》，chap.15；海森伯格編，27。

注1538 格蘭：《皇帝鮑德溫一世與亨利統治下的歷史》，216。

注1539 格蘭：《皇帝鮑德溫一世與亨利統治下的歷史》，216。

注1540 Brachium Sancti-Georgii，即博斯普魯斯海峽。

注1541 《高盧與法國歷史文獻匯編》（Recueil des historiens des Gaules et de la France）（第2版，1879年），XVIII，530—533。

注1542 見M.P.拉沃爾（M.P.Lauer）“最新發現的君士坦丁堡皇帝、安茹的亨利寫給意大利使者的一封信（1213年?）”（“Une letter inédite d’Henri Ier d’Angre，empereur de Constantinople，aux prélates italiens,1213?”），《紀念M.古斯塔夫·施倫伯格文集》（Mélanges offerts à M.Gustav Schlumberger），I，201。我不知道拉沃爾為什么確定此信寫于1213年（第194頁），亨利自帕加馬所發信件的簽字日期是1212年1月13日。

注1543 見伽得內爾《尼西亞的拉斯卡利斯王朝：一個流亡帝國的歷史》，85—86。格蘭德：《皇帝鮑德溫一世與亨利統治下的歷史》，118—119。有時，人們說，狄奧多勒一世的政治活動在小亞細亞南部也很成功，他在這里奪取了地中海岸邊的阿塔利亞城。（見N.約爾加《奧斯曼帝國史》[Geschichte des O**anischen Reiches]，I，120和格蘭：《皇帝鮑德溫一世與亨利統治下的歷史》，I，246。）但是，這是一個錯誤，因為人們錯誤地判斷了在阿塔利亞發現的一個碑銘志（可能是在915—916年）出現的時間。見H.格雷古瓦《小亞細亞的希臘**教碑銘集》（Recueil des inscriptions greques chrétiennes d’Asie Mineure），I，104。亦可見A.A.瓦西列夫《拜占庭與**人》，II，153。

注1544 埃弗萊米烏斯·莫那赫斯（Ephaemius Monachus）：《皇帝和牧首本紀》（Imperetorum et patriarcharum recensus），V，7735，波恩版，312。

注1545 格蘭：《皇帝鮑德溫一世與亨利統治下的歷史》，251。

注1546 伽得內爾：《尼西亞的拉斯卡利斯王朝：一個流亡帝國的歷史》，93。

注1547 邁克爾·阿科尼米那圖斯文集，蘭普羅斯編，150、151、276、354。

注1548 大多數作者認為瓦塔澤斯逝于1254年。見梅里亞拉基斯《尼西亞帝國與伊庇魯斯君主國歷史》，412。亦見伽得內爾《尼西亞的拉斯卡利斯王朝：一個流亡帝國的歷史》，192，作者提到他死于1255年10月13日。在《劍橋中世紀史》，IV，430，提到他的去世年代為1254年。

注1549 “13世紀伊庇魯斯主教書信集”（“Epirotica saeculi xiii”），見《拜占庭年鑒》，III（1896），239—299。

注1550 伽得內爾：《尼西亞的拉斯卡利斯王朝：一個流亡帝國的歷史》，93。

注1551 關于彼得·德庫爾特奈之死的最新作品，見伽得爾內上引書，94；W.米勒（W.Miller）：《利凡特的拉丁人》，82—83；《劍橋中世紀史》，IV，427；尼可夫（Nikov）：《保加利亞史料集和保加利亞教會史研究》，40。

注1552 “保加利亞大教區的重建”（“The Regeneration of the Bulgarian Patriarchate”），《公共教育部雜志》，CCXXXVIII（1885），21。

注1553 見梅里亞拉基斯《尼西亞帝國與伊庇魯斯君主國歷史》，125頁注2。

注1554 米勒：《利凡特的拉丁人》，83。

注1555 此處是希臘語的拉丁化拼音，即“自治的”。——譯者

注1556 喬治·阿克羅波利塔：《年代紀》，chap.21；海森伯格編輯，33。

注1557 J.B.皮特拉（J.B.Pitra）：《所羅門修士所編教會與古典著作文選》（Analecta sacra et classica spicilegio Sole**ensi parata），VI，尤其114、488—490。見M.S.德里諾夫（M.S.Drinov）“關于底米特里·科瑪特努斯一些作品的史料價值”（“On Some Works of Demetrius Chomatianos as Historical Material”），《拜占庭年鑒》，II（1895），II頁注1。

注1558 瓦西列夫斯基：“13世紀伊庇魯斯主教書信集”，《拜占庭年鑒》,III（1896），285。

注1559 瓦西列夫斯基:“13世紀伊庇魯斯主教書信集”，《拜占庭年鑒》,III（1896），299。

注1560 “保加利亞大教區的重建”，《公眾教育部雜志》，CCXXXVIII（1885），18—19。

注1561 有時候，人們認為薩洛尼卡帝國建立于1223年。

注1562 此處我們不擬討論特拉布松帝國的情形。

注1563 布凱（Bouquet）：《高盧及法蘭西歷史學家文集》（Recueil des historiens des Gaules et de La France），XIV，754。

注1564 中世紀保加利亞稱王者（皇帝）為“沙皇”，與后來俄羅斯對王者的稱呼是一樣的。——譯者。

注1565 《保加利人史》（A History of the Bulgars），F.布魯恩（F.Bruun）和V.帕拉佐夫（V.Palauzov）譯，333。V.茲拉塔爾斯基：“約翰·亞琛二世”（“John Asen II”），《保加利亞歷史文獻》（Bulgarian Historical Library），III，1—55。

注1566 喬治·阿克羅波利塔：《年代紀》，chap.25；海森伯格編輯，43。

注1567 此處用詞是Tsargrad（沙皇之都，帝都）。

注1568 喬治·阿克羅波利塔稱這支騎兵為斯基泰人，見《年代紀》，chap.25；海森伯格編，42。另一些人認為他們是摩爾多—瓦拉幾亞人（Moldo-Wallachs）。見O.塔弗拉里《14世紀薩洛尼卡的興起》，217—218。

注1569 德里諾夫：“底米特里·克馬提亞諾斯的一些作品”（“Some Works of Demetrius Chomatianos”），《拜占庭年鑒》，II（1895），3頁注1。塔弗拉里：《14世紀薩洛尼卡的興起》，219。

注1570 A.波戈丁（A.Pogodin）：《保加利亞史》（A History of the Bulgaria），87。吉萊切克：《保加爾人史》，337。

注1571 G.伊林斯基：“保加利亞沙皇約翰·亞琛二世的令狀”，《君士坦丁堡俄羅斯考古研究所通報》，VII，2（1901）。見波戈丁《保加爾人史》，88。

注1572 “保加利亞大主教區的重建”，《公眾教育部雜志》，CCXXXVII（1885），30。

注1573 A.梯也爾（A.Theiner）（Vetera monumenta historica Hungariam sadram illustrantia），I,140（no.CCXLIX）。見L.奧弗來（Auvray）《格列高利九世書信集》（Les Registres de Gregoire IX），II，217。

注1574 J.于拉爾德－布萊霍爾（J.Huillard-Bréholles）：《皇帝弗里德里希外交史導論》（Introduction à l’histoire diplomatique de l’empereur Frédéric II），DLVII。

注1575 M.阿馬利（M.Amari）：《西西里**史》（Storia dei Musulmani de Sicilia）,III（2）,616；（第2版,1937年） ，628。

注1576 E.坎塔洛維茲（E.Kantarowiez）：《皇帝弗里德里希二世》（Kaiser Friedrich der Zweite），613。

注1577 C.H.哈斯金斯：《中世紀科學史研究》，242。

注1578 W.諾登（W.Norden）：《教宗統治與拜占庭》，322。

注1579 這里的“正教”就是在中國民間概念中的“東正教”，但由于國人通常容易將“東正教”與俄羅斯正教會相混淆，因此，這里只譯為正教，以強調它的拜占庭性質。這里的“公教”亦指國人通常所謂“天主教”，但天主教是中國近代傳教士的譯法，并不是Catholic這個詞的恰當翻譯，因此，此處做“公教”。實則指羅馬教廷和公教會。——譯者

注1580 尼斯福魯斯·格雷戈拉斯：《拜占庭歷史》,II，7，3，波恩版，I，45。

注1581 該詩的全文見A.海森伯格所編《巴列奧洛格時期的歷史和文獻》（Aus der Geschichte und Literature der Palaiologenzeit），100—105。其中頭八行亦見于舒倫伯格的文章“葬于瓦倫西亞的一位拜占庭皇后之墓”（“Le Tombeau d’une impératrice Byzantine à Valence”），《兩個世界雜志》，17（1902年3月）；該詩亦見于舒倫伯格的《拜占庭與十字軍，中世紀論文》（Byzance et Croisades,Pages médiévales），64。亦見伽得內爾的英文版著作《尼西亞的拉斯卡利斯王朝：一個流亡帝國的歷史》，308。

注1582 舒倫伯格：《拜占庭與十字軍》，57—58。夏爾·迪爾：“霍亨斯陶芬家族的康斯坦絲，尼西亞的皇后”（“Constance de Hohenstaufen，Impératrice de Nicée”），《拜占庭人物傳》，II，207—225。C.馬林內斯庫（C.Marinescu）：“關于霍亨斯陶芬家族的康斯坦絲，尼西亞皇后的新資料”（“Du Nouveau sur Constance de Hohenstaufen， Impératrice de Nicée”），《拜占庭》（布魯塞爾），I，（1924），451—468（一些從巴塞羅那檔案中發現的新文獻）。

注1583 于拉爾德－布萊霍爾：《皇帝弗里德里希二世外交史導論》，dxvii—dxviii。于拉爾德－布萊霍爾：《皇帝弗里德里希二世的大臣彼得·德拉維涅的生活及其信件》（Vie et correspondence de Pierre de la Vigne ministre de l’empereur Frédéric II），241—242。伽得內爾：《尼西亞的拉斯卡利斯王朝：一個流亡帝國的歷史》，172—173。

注1584 于拉爾德－布萊霍爾：《皇帝弗里德里希二世外交史導論》，VI，685、686。

注1585 該文的希臘文本見于N.費斯塔（Festa）編“弗里德里希皇帝的希臘文信件”（“Le lettere greche di Federigo II”），《意大利國家歷史檔案》，XIII（1894），22。F.邁克洛希奇（F.Miklosich）和J.米勒（J.Müller）：《希臘中世紀外交文獻》（Acta et diplomata graeca medii aevi），II（1865），72。其拉丁文本見于拉爾德－布萊霍爾《皇帝弗里德里希二世外交史導論》，VI，772。

注1586 費斯塔：“弗里德里希皇帝的希臘文信件”，《意大利國家歷史檔案》，15—16；邁克洛希奇和米勒：《希臘中世紀外交文獻》，II，68—69。

注1587 費斯塔：“弗里德里希皇帝的希臘文信件”，27；邁克洛希奇和米勒：《希臘中世紀外交文獻》，II，74—75；于拉爾德—布萊霍爾：《皇帝弗里德里希二世外交史導論》，921—922。

注1588 費斯塔：“弗里德里希皇帝的希臘文信件”，《意大利國家歷史檔案》，25；邁克洛希奇和米勒：《希臘中世紀外交文獻》，75。

注1589 迪爾：《拜占庭人物傳》，II，220。

注1590 該城位于兩河地區，古名狄奧多西。——譯者

注1591 巴黎的馬休（Mattthew of Paris）：《馬略爾卡編年史》（Chronica Majora），H.R.盧瓦德（H.R.Luard）編，V，37—38；該文獻也見于K.帕茨編《德意志歷史遺產，書信集》（Monuments Germaniae Historica Scriptores），XVIII， 301—302。F.馬登（F.Madden）編：《盎格魯編年史》（Historia Anglorum），III，38—39。

注1592 見P.佩里奧特（P.Pelliot）“蒙古人與教宗”（“Les Mongols et la Papauté”），《東方**教雜志》，XXIV（1924），330—331；XXVII（1931—1932），3—84。B.阿爾塔內（B.Altaner）：《13世紀多明我會傳教活動》（Die Dominikanermissionen des 13 Jahrhunderts）,128。在《盎格魯編年史》一書中涉及的關于教宗與蒙古人秘密談判的整個段落都被以紅色文字“dubium”標在原文手稿的頁邊空白處。見巴黎的馬休《盎格魯編年史》，馬登編，III，39頁注9。

注1593 《劍橋中世紀史》，IV，493。

注1594 E.貝爾格：《英諾森四世書信集》（Les Registres d’Innocent IV），II,113—114（no.4682）;里昂，1248年11月22日。

注1595 Th.烏斯賓斯基：“關于巴黎國家圖書館珍藏尼西塔斯·科尼阿特斯歷史著作的手稿”，《公眾教育部雜志》，XIX（1877）,76。J.B.帕帕多布魯斯：《狄奧多勒二世拉斯卡利斯，尼西亞皇帝》，43。

注1596 見尼斯福魯斯·格雷戈拉斯《歷史》，II，1，2；波恩版，I，24。喬治·阿克羅波利塔：《紀念約翰·瓦塔澤斯的詩文集》（Epitaph in Memory of John Vatatzes）；見《作品集》，海森伯格編，II，12。亦見《匿名編年史》（?νων?μου Σ?νοψις χρονικ?），載薩塔斯《中世紀希臘文獻目錄》，VII，509。

注1597 海森伯格：“仁慈的約翰·瓦塔澤斯皇帝”（“Kaiser Johannes Batatzs der Barmherzige”），《拜占庭雜志》（德文），XIV（1905），160、162。N.費斯塔：“ 關于仁慈者圣約翰傳記的一個設想”（“A Propos d’une biographie de St.Jean le Miséricordieux”），《拜占庭年鑒》，XIII（1906），5、9、18；伽得內爾：《尼西亞的拉斯卡利斯王朝：一個流亡帝國的歷史》，195—196。安得列瓦：《13世紀拜占庭宮廷文化論文集》，24。

注1598 大主教塞爾吉烏斯（Sergius）：《東方教會完全禮儀日歷》（The Complete Liturgical Calendar [Menologion] ） （第2版，1901年），II，344。

注1599 W.米勒：“尼西亞皇帝及君士坦丁堡的征服者”，《劍橋中世紀史》，IV，500。

注1600 尼斯福魯斯·格雷戈拉斯：《歷史》，III，1，1；波恩版，I，55。喬治·阿克羅波利塔：《年代紀》，chap.53；海森伯格編，I，105。

注1601 狄奧多勒·拉斯卡利斯：《信件集》（Epistulae），CCXVII;N.費斯塔編，59。

注1602 米勒：“尼西亞皇帝及君士坦丁堡的征服者”，《劍橋中世紀史》，IV，505。

注1603 狄奧多勒·拉斯卡利斯（Theodore Lascaris）：《書信集》（Epistulae）；XLIV，費斯塔編，59、119—120。

注1604 帕帕多布魯斯：《狄奧多勒二世拉斯卡利斯，尼西亞皇帝》，180。

注1605 安得列瓦：《13世紀拜占庭宮廷文化論文集》，50—54、105。

注1606 喬治·阿克羅波利塔：《年代紀》，62；海森伯格編，126—127。

注1607 伽得內爾：《尼西亞的拉斯卡利斯王朝：一個流亡帝國的歷史》，226。

注1608 喬治·阿克羅波利塔：《年代紀》，chop.69；海森伯格編，143。

注1609 見M.安得列瓦的十分準確的描述文章“尼西亞宮廷接待韃靼人使節儀式”（“The Reception of the Tartar Ambassadors at the Nicene Court”）,《康達可夫紀念文集》，187—200；安得列瓦：《13世紀拜占庭宮廷文化論文集》，71—72。

注1610 米勒：“尼西亞皇帝及君士坦丁堡的征服者”，《劍橋中世紀史》，501、506。

注1611 安得列瓦：《13世紀拜占庭宮廷文化論文集》，107。

注1612 G.芬利：《希臘史》，H.F.托澤（H.F.Tozer）編，III，328。

注1613 伽得內爾：《尼西亞的拉斯卡利斯王朝：一個流亡帝國的歷史》，248。

注1614 喬治·阿克羅波利塔：《年代紀》，chap.81；海森伯格編，171。

注1615 《關于他的生平》（De vita sua opusculum）,par.VII，見《**教學報》（Christianskoe ?tenie）,II（1885）,534;上書的俄文版本，554—555；法文版本見C.查普曼《邁克爾·巴列奧洛格，拜占庭帝國的光復者》（Michel Paleologue，restaurateur de l’Empire Byzantin），171。M.鄧迪亞斯不同意曼弗雷德曾經在佩拉戈尼亞戰場上與同盟軍同遭慘敗的說法，見“西西里的曼弗雷德國王及佩拉戈尼亞戰役”（“Le Roi Manfred de Sicile et la Bataille de Pelagonie”），《紀念夏爾·迪爾研究文集》，I，55—60。

注1616 關于這一協議的最好的一篇文章，見C.曼弗洛尼（Manfroni）《熱那亞人與拜占庭帝國及突厥人的關系》（Le relaxioni fra Genova l’Impero Bizantino e i Turchi），791—809。該文也見于《意大利國家歷史檔案》，VII，《熱那亞法律文獻集》（Libre jurium reipublicae Monumenta）,I，cols.1350—1359。W.海德：《中世紀利凡特貿易史》（Histoire du commerce du Levant au moyen âge），I，427—430。G.卡洛（Caro）：《中世紀的熱那亞及其地中海貿易，1257—1311年》（Genua und die Machte am Mittelmeer,1257—1311）。米勒:“尼西亞皇帝及君士坦丁堡的征服者”，《劍橋中世紀史》，IV，510—511。查普曼：《邁克爾·巴列奧洛格，拜占庭帝國的光復者》，42。G.布拉提亞努（G.Br?tianu）:《13世紀熱那亞人在黑海的商業活動研究》（Recherches sur le commerce génois dans la mer Noire au XIII siécle），81—83。布拉提亞努：“黑海研究”（“Etudes pontiques”），《東南歐歷史雜志》，XXI（1944），39—52。

注1617 E.H.伯恩（E.H.Byrne）：“敘利亞的熱那亞人殖民地”（“The Geneese Colonies in Syria”），《致達那·C.蒙羅的十字軍和其他方面的歷史論文集》（The Crusades and Other Historical Essays Presented to Dana C.Munro），160。

注1618 米勒：《利凡特的拉丁人》，115。

注1619 格萊雷戈維烏斯《中世紀雅典城史》，I，412。

注1620 格爾澤：《拜占庭帝國史概要》，1049。

注1621 喬治·阿克羅波利塔：《年代紀》，chap.88；海森伯格編，I，188。

注1622 喬治·帕奇梅雷斯（Geoge Pachymeres）：《論邁克爾·帕列奧洛格》，I，149。見P.雅克文克（P.Yakovenke）《拜占庭令狀研究，關于開俄斯島的新修道院令狀》（Studies in the Domain of Byzantine Charters。The Charters of the New Monastery in the Island of Chios），133—135。

注1623 《圣索菲亞教堂》（Hagia Sophia），I，25。

注1624 “拉丁人和圣索菲亞大教堂”，《美國考古學評論》，XXXIX（1935），458—459、473—474。斯威福特：《圣索菲亞教堂》，87—88、113—119，特別是118—119。

注1625 塔菲爾和托馬斯：《威尼斯共和國的古代貿易及國家歷史文獻》，I，508—510。

注1626 海森伯格：《關于拉丁帝國歷史的新問題》，I，48—50，par.37—38（海森伯格的文件中誤寫為32—38）。亦見該書7—8。

注1627 同上書，8。

注1628 海森伯格：《關于拉丁帝國歷史的新問題》，II，5—6、25—35。

注1629 海森伯格：《關于拉丁帝國歷史的新問題》，III，21—23，par.16，P.56。亦見蘭格（Gerland）《拉丁帝國史》（Geschichte des Loteinischen kaiserreiches），233—243。

注1630 尼斯福魯斯·布萊米底斯：《傳記與詩詞》,VII;海森伯格編，7。

注1631 英諾森三世：《書信集》，XI，47；米涅編：《拉丁教父文獻全集》，CCXV，1372。

注1632 教宗與哲曼努斯二世之間的通信可見于巴黎的馬休所著《馬略爾卡編年史》中，羅阿爾德編，III，448—469，亦見J.D.曼西《新編圣公會議文集》，XXIII，47—62。這兩封信的希臘文原文收于薩塔斯《希臘中世紀文獻目錄》，II，39—49。巴黎的馬休錯誤地將這兩封信的寫作時間定為1237年。見伽得內爾《尼西亞的拉斯卡利斯王朝：一個流亡帝國的歷史》，165—166。G.戈魯博維奇（G.Goluborich）：《圣地與東方方濟各會文獻目錄集》（Bibliotheca biobibliographica della Terra Sante et dell’Oriente Francescano），I，161—162；II，510—512。亦見戈魯博維奇“對拉丁人和希臘人分析，即格列高利九世的使節對于在比西尼亞的尼西亞和呂底亞的尼姆菲所發生事件的報告”（“Disputatio Latinorum et Graecorum seu relatio apocrisariorum Gregorii IX de gestis Nicaeae in Bithynia et Nymphaeae in **dia”），《方濟各會歷史檔案》，XII（1919）,418—424。阿爾塔內：《多米尼克修士團》（Die Dominikanermissionen） ，16。我們顯然占有一部涉及牧首哲曼努斯二世的極好專著，是用現代希臘文寫的，即S.N.羅格帕提斯（S.N.Logopatis）《哲曼努斯二世，尼西亞帝國的君士坦丁堡牧首（1224—1240年），他的生活及教諭》（Γερμαν ?ς? Β’，πατρι?ρχης Κωνσταντινου π?λεως Νικα?ας（1224—1240）.Β?ος，συγγρ?μματα κα? διδασκαλ?α α?το?）（1919年，雅典）。亦見H.斯托克的評論，《拜占庭與當代希臘年鑒》。I，（1920），186—189。但筆者從未曾見過這部書。

注1633 尼斯福魯斯·布萊米底斯：《傳記與詩詞》，海森伯格編：xl—xlii。

注1634 曼西：《新編圣會議文集》，XXIII，279—319；戈魯博維奇：《圣地與東方方濟各會文獻目錄集》,I，163—169。關于“拉丁人與希臘人之爭”文獻的最完整版本，見戈魯博維奇《圣地與東方方濟各會文獻目錄集》，XII（1919），428—465。

注1635 曼西：《新編圣公會議文集》，XXIII,306。戈魯博維奇：《圣地與東方方濟各會文獻目錄集》，XII，463—364。見諾登《教宗統治與拜占庭》，350—352。

注1636 巴黎的馬休：《馬略爾卡編年史》，羅阿爾德編，IV，434。

注1637 英諾森三世：《東方問題》，280。

注1638 此信見諾登《教宗統治與拜占庭》，756—759（附錄：no.XII）。

注1639 這一記載見于喬治·阿克羅波利塔所著《年代紀》，chap.53；海森伯格編，106—107。在他的自傳中，布萊米底斯說是他拒絕了皇帝的任命；見《傳記與詩詞》，海森伯格編，chap.XLIII—XLV，41—45。海森伯格遵循了阿克羅波利塔的意見（XX），我們也如此認為。巴爾維諾克（Barvinok）反對阿克羅波利塔的意見，同意布萊米底斯的說法，見《尼斯福魯斯·布萊米底斯及其著作》（Nicephorus Blemmydes and His Works），49—54。

注1640 諾登：《教宗統治與拜占庭》，378—379；L.布萊耶爾：“希臘與拉丁教會聯合的企圖”（“Attempts at Reunion of the Greek and Latin Churches”），《劍橋中世紀史》，IV，609。

注1641 F.施里曼：“關于拜占庭對亞歷山大四世的政策”（“Zur Byzantinischen Politik Alexanders IV”），《羅馬研究季刊》，XXII（1908）,108—131。作者從梵蒂岡的檔案中找到公布了12卷有關尼西亞與羅馬于1256年談判的文獻。

注1642 施里曼文章：《羅馬研究季刊》，XXII（1908），14—15（no.II）。在這些文獻中，多次提到皇帝Caloihannes（即瓦塔澤斯）的名字。

注1643 喬治·阿克羅波利塔：《年代紀》，chap.67；海森伯格編，139—140。在《劍橋中世紀》（IV，505）中有一處錯誤的論述，說：“在接見教宗的全權大使毫無結果時，隨后皇帝叫阿克羅波利塔擺脫他們。”

注1644 諾登：《教宗統治與拜占庭》，382—383。亦見R.雅南對于拉丁占領下的許多教堂和修道院的特別有趣的記載：“拉丁占領下的拜占庭諸圣所”（“Le Sabctuaries de Byzance sous la somination latine”），《拜占庭研究雜志》，II（1945），134—184。

注1645 尼斯福魯斯·格雷戈拉斯：《歷史》，II，6,2；波恩版，I，42。

注1646 狄奧多里·斯庫塔里奧特（Theodori Scutariotae）：《喬治·阿克羅波利塔之歷史的增補篇》（Addimenta ad Georgii Acropolitae Historiam）；A.海森伯格編，285—286。尼斯福魯斯·格雷戈拉斯：《歷史》，II，6,2；波恩版，I，42。

注1647 尼斯福魯斯·格雷戈拉斯：《歷史》，II，6,2；波恩版，I，42。

注1648 同上。

注1649 喬治·阿克羅波利塔：《年代紀》，chap.52；海森伯格編，I，105，第3—5行。

注1650 帕帕多布魯斯：《狄奧多勒二世拉斯卡利斯，尼西亞皇帝》，70。安得列瓦：《13世紀拜占庭宮廷文化論文集》，102—103。

注1651 喬治·阿克羅波利塔：《年代紀》，chap.52；海森伯格編，I，105，第1—3行。

注1652 喬治·阿克羅波利塔：《年代紀》，chap.75，海森伯格編，I，154—155。亦見喬治·帕希梅利斯（George Pachymeres）《邁克爾·帕列奧洛格》（De Michaele Palaeologo），I，15；波恩版，I，40。

注1653 帕帕多布魯斯：《狄奧多勒二世拉斯卡利斯，尼西亞皇帝》，79—81。米勒，“尼西亞皇帝及君士坦丁堡的征服者”，《劍橋中世紀史》，IV，504。安得列瓦：《13世紀拜占庭宮廷文化論文集》，102、108—110、116。

注1654 《信件集》，XLLV，費斯塔編，57—58。

注1655 塔菲爾和托馬斯：《威尼斯共和國的古代貿易及國家歷史文獻》，II，205—207。海德（Heyd）：《中世紀利凡特貿易史》，I，304—305。A.紹布：《至十字軍時代末期的地中海羅馬人貿易史》，262—263。伽得內爾：《尼西亞的拉斯卡利斯王朝：一個流亡帝國的歷史》，95，該書錯誤地將這一協議簽訂的時間定為1220年8月。

注1656 尼斯福魯斯·格雷戈拉斯：《歷史》，II，6,4；波恩版，I，43。轉引自扎哈利亞·馮·林根塔爾：《希臘－羅馬法法制史》，III，574。

注1657 塔菲爾和托馬斯：《威尼斯共和國的古代貿易及國家歷史文獻》，II，320；關于該協議的原文，亦見該書，320—322。

注1658 喬治·阿克羅波利塔：《年代紀》，chap.48，海森伯格編，I，86—88。海德：《中世紀利凡特貿易史》，I，307。紹布：《至十字軍時代末期的地中海羅馬人貿易史》，263。

注1659 “Λ?γος τ?νκαθ’?αυτ?ν περι?χοων”，米涅：《希臘教父著作全集》，CXLII，21。I.E.特羅斯基（I.E.Troizky）：“塞浦路斯的喬治之自傳”，《**教學報》，II（1870）,167、169—170。

注1660 狄奧多勒·拉斯卡利斯：《論自然的聯合》（De naturali communione），V，2。米涅編：《希臘教父著作全集》，CXL，1354。J.德萊賽克：“狄奧多勒·拉斯卡利斯”，《拜占庭雜志》（德文），III（1894）,500。

注1661 狄奧多里·斯庫塔里奧特：《喬治·阿克羅波利塔之歷史的增補篇》；A.海森伯格編，295。

注1662 關于布萊米底斯的最好的傳記作品，見海森伯格的“論尼斯福魯斯·布萊米底斯的生活及其寫作”（“Dissertatio de vita et scriptis Nicephori Blemmydae”），收于海森伯格所編《傳記與詩詞》一書，ix—xxv；V.巴爾維諾克（V.Barvinok）：《尼斯福魯斯·布萊米底斯及其著作》（Nicephorus Blemmydes and His Works），1—84。L.布萊耶爾：“布萊米底斯”（“Blemmydes”），《**教歷史和地理辭典》，IX，178—182。M.卡拉皮佩雷斯（M.Karapiperes）：《尼斯福魯斯·布萊米底斯，他的學習與教學生涯》（Νικηφ?ρος Βλεμμ?δης ?ς παιδαγωγ?ς κα? διδ?σκαλος），但我未曾讀過此書。

注1663 米涅編：《希臘教父著作全集》，CXLII，633、657、659、667。

注1664 同上書，613、659。

注1665 巴爾維諾克：《尼斯福魯斯·布萊米底斯及其著作》，297。

注1666 “評V.I.巴爾維諾克的著作”，見《1912年獲金獎報告匯編》（Sbornik otcětov o premiyach I nagradach za 1912 ）god），（1916）,108、111。

注1667 J.E.特羅斯基：“阿瑟尼烏斯,君士坦丁堡和尼西亞的牧首及阿瑟尼烏斯派”（“Arsemius，Patriarch of Nicaea and of Constantinople”），《**教學報》,II（1869）,851。（此條注釋所提J.E.特羅斯基與前面[原書第549頁注4]提到的I.E.特羅斯基疑是一人，或許原書有誤。——譯者）

注1668 筆者原來是贊同烏斯賓斯基的觀點的。見A.A.瓦西列夫《拉丁人在利凡特的活動》，45；參見安得列瓦《13世紀拜占庭宮廷文化論文集》，9—10。

注1669 海森伯格編：《傳記與詩詞》，lxviii。

注1670 其中一首六步韻體（20行）的銘文，用于紀念約翰·瓦塔澤斯重修士麥拿城墻（1222年）的功績，被認為是H.格雷古瓦贈給布萊米底斯的。見《希臘**教會銘文集》，22—23，并見注釋81—82。格雷古瓦文章：《拜占庭》（布魯塞爾），V（1930），783—784（784頁注1，注釋81—82應閱讀注84）

注1671 安得列瓦：《13世紀拜占庭宮廷文化論文集》，100。

注1672 狄奧多勒·拉斯卡利斯：《書信集》，LXXX；費斯塔編，107。

注1673 狄奧多勒·拉斯卡利斯：《書信集》，CCXVII；費斯塔編，271—272。

注1674 狄奧多勒·拉斯卡利斯：《書信集》，CCXVII；費斯塔編，271；亦見狄奧多里·斯庫塔里奧特《喬治·阿克羅波利塔之歷史的增補篇》，海森伯格編，291。

注1675 亦見J.B.帕帕多布魯斯“教師的勸諭，狄奧多勒二世·拉斯卡利斯未出版的作品”（“La Satire du Précepteur，oeuvre inédited de Theodore II Lascaris”），《第二次國際拜占庭研究大會報告》（1929），27。

注1676 克倫巴赫：《拜占庭文獻史》，478。

注1677 A.海森伯格：《文選，關于意大利的拜占庭編年史手稿的報告》（Analecta，Mitteilungen aus italienischen Handschriften byzantinischer Chronographen），32—33。海森伯格：《關于拉丁帝國歷史的新問題》，I，5—7；其中可見到關于約翰·梅薩利特的完整作品目錄，3。

注1678 海森伯格：《文選，關于意大利的拜占庭編年史手稿的報告》，24—25。海森伯格：《君士坦丁堡的圣使徒教堂》，10及以下。

注1679 海森伯格：《文選，關于意大利的拜占庭編年史手稿的報告》，18、37。

注1680 關于伊林尼科斯，見原書第529頁。

注1681 海森伯格：《文選，關于意大利的拜占庭編年史手稿的報告》，III。安得列瓦：《13世紀拜占庭宮廷文化論文集》，15。

注1682 克倫巴赫：《拜占庭文獻史》，768。海森伯格：《文選，關于意大利的拜占庭編年史手稿的報告》，III。

注1683 關于這部史詩，見原書第369—370頁。

注1684 柏里：《騎士傳奇》，5。

注1685 E.萊格蘭德：《希臘民間文學目錄》，I，125—168。海森伯格的文章是在一部G.梅利阿德斯所著的詳細研究中世紀希臘傳奇文學、并含注釋和詞匯解釋等的著作中重印的，該書即《12世紀的傳奇貝爾山德羅與赫利山查》（Β?λθανδρος κα? Χρνσ?ντζα，Μυθιστ?ρημα Ⅻ α??νος）。見《拜占庭與當代希臘研究雜志》，VI（1928），270。

注1686 萊格蘭德：《希臘民間文學目錄》，V.421，P.139。

注1687 同上。

注1688 萊格蘭德：《希臘民間文學目錄》，vss.492—494，P.141。

注1689 同上書，vss.537—538，P.142。

注1690 同上書，V.724，P.148。

注1691 克倫巴赫：《拜占庭文獻史》，858—859。

注1692 見T.瓦爾頓（T.Warton）《英國詩歌史》（History of English Poetry），W.C.哈茨利特（W.C.Hazlitt）編，II，302—303。

注1693 M.吉得爾（Gidel）：《當代希臘文學研究》（Études sur la litérature grecque moderne），123—150；關于這部傳奇的整個故事的分析和研究，見105—150。克倫巴赫：《拜占庭文獻史》，860。柏里：《騎士傳奇》，5—10。

注1694 柏里：《騎士傳奇》，10、21—24。

注1695 迪爾：《拜占庭人物傳》，II，337。

注1696 《用民間語和韻律詩寫成的希臘傳奇故事選》（Collection de Romans grecs en langue vulgaire et en vers），S.，蘭普羅斯編，1—109。見克倫巴赫《拜占庭文獻史》，855—857。蒙特拉蒂奇：《拜占庭文獻史》，191。

注1697 《拜占庭文獻史》，93、476。

注1698 瓦西列夫斯基：“13世紀伊庇魯斯主教書信集”，《拜占庭年鑒》，III（1896），233—299。S.佩特利底斯（S.Pétridès）：“約翰·阿波考庫斯，未出版過的書信和其他文獻”（“Jean Apokaukos，letters et autres documents inedits”），《君士坦丁堡俄羅斯考古研究所學報》，XIV，2—3（1909），1—32。另外11份與約翰·納烏帕克圖斯的名字有關的文獻是由A.帕帕多布魯－克拉梅烏斯（Papadopulo-Kerameus）編輯的“納烏帕克圖斯大主教約翰·阿波考庫斯書信集”（“Συνοδικ? γρ?μματα ?ιω?ννου το? ?ποκα?κου μητροπλ?του Ναυπ?κτου”），《拜占庭雜志》（希臘），I，（1909），3—30（只有原文文獻）。至于納烏帕克圖斯的約翰·阿波考庫斯的全部著作目錄，見M.韋爾恩霍弗爾（Wellnhofer）《約翰·阿波考庫斯，納烏帕克圖斯大主教在埃托利亞》（Johannes Apokaukos,Metropolit von Naupaktos in Aetolien）（1155—1233）， 1—5。

注1699 瓦西列夫斯基：“13世紀伊庇魯斯主教書信集”,《拜占庭年鑒》，III（1896）,234。

注1700 “13世紀拜占庭尚未被人們認識的人物”（“From a Byzantine Backwoods of the Thirteenth Century”），《紀念V.P.布澤斯庫爾論文集》（Essays Presented to V.P.Buzeskul），281。

注1701 佩特利底斯：“約翰·阿波考庫斯，未出版過的書信和其他文獻”,《君士坦丁堡俄羅斯考古研究所學報》，XIV，2—3（1919），1—3。

注1702 韋爾恩威廉霍弗爾：《約翰·阿波考庫斯，納烏帕克圖斯大主教在埃托利亞》，68—69。

注1703 《**教會年代紀》（Annales ecclesiastici），泰奈爾編，XIX，413—415。

注1704 克倫巴赫：《拜占庭文獻史》，91、770。

注1705 “保加利亞大教區的重建”，《公眾教育部雜志》，CCXXXVIII（1885），224—233。E.庫爾茨：“喬治·巴爾達內斯，科西拉都主教”（“Georgios Bardanes，Metropolit von Kerkyra”），《拜占庭雜志》（德文），XV（1906），603—613。在更多的近期著作中，喬治·巴爾達內斯曾經被諾登錯誤地認定是12世紀的人，《教宗統治與拜占庭》，112—113；米勒：《利凡特的拉丁人》，12頁注2；哈斯金斯：《中世紀科學史》，212頁注113。科戈納索曾經在他的《曼紐爾·科穆寧死后拜占庭的政治分裂和王朝斗爭》（Partiti politic e lotte dinastiche in Bizanzio alla morte di Manuele Comneno），293頁及注1中正確地論述了這件事。戈魯博維奇在既沒有看到瓦西列夫斯基的論述，也沒有看到過庫爾茨的文章時，表達了他的愿望，希望這一復雜問題能在預期的時間內得到解決。《圣地與東方方濟各會文獻目錄集》,170—175。

注1706 邁克爾·阿克羅波利塔文集，蘭普羅斯編，II，282—289、289。

注1707 這三位作者在蒙特拉蒂奇的《拜占庭文獻史》中并沒有被提及。

注1708 此處所用的是猶太歷史中的專有名詞“大流散”。——譯者

注1709 多爾頓：《東方**教藝術》，19—20。迪爾：《拜占庭藝術手冊》，II，735—736。

注1710 這一節的原文見于我的俄文著作《利凡特的拉丁傾向》，56—74，但在該書的英文版和法文版中被忽視了。本節經過修改后以英文發于《拜占庭》（布魯塞爾），VIII（1933），583—604。在本節中，這一部分做了一些修改。

注1711 “倫巴德人治下意大利封建關系的起源”（“The Origin of Feudal Relations in Lombard Ita**”），《公眾教育部雜志》，CCVII（1880），137。

注1712 《一位拜占庭時期的作者和政治家——邁克爾·塞勒斯》（A Byzantine Writer and State**an，Michael Psellus），I，29。

注1713 “11—12世紀君士坦丁堡市地方議會關于分配教會地產（karistikaria）問題的規定和敕令”（“Opinions and Decrees of Constantinopolitan Local Councils of the Eleventh and Twelfth Centuries Concerning the Distribution of Church Possessions〈Karistikaria〉”），《君士坦丁堡俄羅斯考古研究所學報》，V（1900），5。

注1714 亦見弗斯特爾·庫朗熱（Fustel de Coulanges）：《封建制度的起源》（Les Origines du système féodal），I，11,特別是9。

注1715 吉萊切克：《中世紀塞爾維亞國家和社會史》（Staat und Gesellschaft im mittelaterlichen Serbien），I，40—41。亦見P.穆塔弗奇也夫（P.Mutaf?iev），《13—14世紀拜占庭的邊界領地和士兵》（Vojniški zemi I vojnici v Vizantija prěz）,XIII—XIV，34。

注1716 狄奧多西：《新律》，XXIV；見《狄奧多西叢書》，XVI，T.蒙森和P.梅耶編，II，63。《查士丁尼法典》，XI，60，3。

注1717 “關于拜占庭農民土地所有者的歷史”（“On the History of Peasant Landowner”），《公眾教育部雜志》，XXV（1883），326。

注1718 見A.馬伊可夫（A.Maïkov）：“關于古代塞爾維亞的土地財產”（“On Land Property in Old Serbia”），《俄羅斯歷史與古跡研究學會通訊》（Chteniya of the Society of Russian History and Antiquities），I（1860）,28—29，I（1902），注1。

注1719 “拜占庭和南斯拉夫地區普洛尼亞制的意義”（“Significance of Byzantine and South-Slavonic Pronoia”），《紀念V.J.拉曼斯基（V.J.Lamansky）從事學術研究和教授活動25周年關于斯拉夫研究的論文集》，I，22、29。

注1720 塔菲爾和托馬斯：《威尼斯共和國的古代貿易及國家歷史文獻》，I，513。（此處為拉丁文，意為：曼紐爾皇帝逝前將這片采邑授予吾父。——譯者）

注1721 塔菲爾和托馬斯：《威尼斯共和國的古代貿易及國家歷史文獻》，II，57。（此處為拉丁文，意為：我們將保持原臣屬的稅賦負擔同以前一樣，不超出他們在希臘皇帝治下的份額。——譯者）

注1722 關于普洛尼亞制的研究，見穆塔弗奇也夫《13—14世紀拜占庭的邊界領地和士兵》，37—61。奧斯特洛戈爾斯基：《普洛尼亞制》（1951），以塞爾維亞文撰寫。

注1723 N.蘇沃洛夫：《拜占庭年鑒》，XII（1906），227—228。

注1724 見《論拜占庭豁免權的歷史》（On the History of Immunity in Byzantium），38、46、63。

注1725 見《論拜占庭豁免權的歷史》，6。亦見C.烏斯賓斯基“拜占庭帝國的豁免權”（“Exkuseia-Immunity in the Byzantine Empire”），《拜占庭年鑒》，XXIII（1923），76。

注1726 P.烏斯賓斯基：《**教的東方，阿索斯山》（The Christian Orient Athos），III（1）,37、295。

注1727 同上書，45、49、298、299。

注1728 P.烏斯賓斯基：《**教的東方，阿索斯山》（The Christian Orient Athos），51。

注1729 C.烏斯賓斯基：“拜占庭帝國的豁免權”，《拜占庭年鑒》，XXIII（1923）,99。

注1730 A.A.瓦西列夫：“查士丁尼二世于688年9月頒布的一則敕令”（“An Edict of the Emperor Justinian II，September，688”），《史鑒》，XVIII（1943），9。

注1731 C.烏斯賓斯基：《拜占庭史綱要》，187、190—191、195。

注1732 關于修道院豁免權的詳細情況，見C.烏斯賓斯基“拜占庭帝國的豁免權”，《拜占庭年鑒》，XXIII，99—117。

注1733 烏斯賓斯基否定這一點；他寫道：“拜占庭的豁免權并不是從羅馬的豁免制度中繼承下來的。”見C.烏斯賓斯基“拜占庭帝國的豁免權”，《拜占庭年鑒》，XXIII，115。

注1734 《新律》，30,5；舍埃爾－克羅爾編，228；扎哈利亞·馮·林根塔爾編，I，268。

注1735 H.I.貝爾：“拜占庭屬埃及的奴隸制”（“The Byzantine Servile State in Egypt”），《埃及考古雜志》，IV（1917），101—102。A.A.瓦西列夫：《拜占庭帝國史》（法文版），I，208。關于阿庇安家族的情況和它的財產，見E.R.哈爾迪（E.R.Hardy）《拜占庭埃及的大地產》（The Large Estates of Byzantine Egypt）。

注1736 C.烏斯賓斯基：《拜占庭史綱要》，198。

注1737 “拜占庭國家內政史料”（“Materials for the Internal History of the Byzantine Statte”），《公眾教育部雜志》，CII（1879），222。另見瓦西列夫斯基《著作集》，IV，319—320。

注1738 C.烏斯賓斯基特別強調這一點，見他的《拜占庭史綱要》，213；亦見N.約爾加“破壞圣像運動的起源”《羅馬科學院歷史部通報》，XI，（1924），147—148；約爾加：《拜占庭生活史》，II，32—43。夏爾·迪爾和G.馬爾賽:《東方世界》，263，特別是注46。這一觀點受到G.奧斯特洛戈爾斯基的強烈反對，見他的“論伊蘇里亞時期的所謂的改革活動”（“Ueber die vermeintliche Reformätigkeit der Isaürier”），《拜占庭雜志》（德文），XXIX（1929—1930），399頁注2。亦見奧斯特洛戈爾斯基“中世紀拜占庭的農業狀況”（“Agrarian Conditions in the Byzantine Empire in the Middle Ages”），《劍橋歐洲經濟史》，I，208—209。

注1739 夏爾·迪爾《拜占庭興衰史》，167。

注1740 L.杜切斯內：《大主教手冊》，I，497：cum adclamationum earundemque laudium vocibus ipsum Francorum susceperunt regem,obviam illi eius sanctitas dirigens venerandas cruces id est signa,sicut nos est exarchum aut patritium suscipiendum，eum cum ingenti honore suscipi fecit （在教宗哈德良時期，772—795年，對查理大帝的入城式的描述）。E.埃赫曼（E.Eichmann）:“西方皇帝加冕儀式研究，II，關于皇帝加冕禮的地點”（“Studien zur Geschichte der abendländischen Kaiserkrönung,II，Zur Topographie der Kaiserkrönung”），《歷史學年鑒》，XLV（1925）。E.坎塔羅維茨（E.Kantarowicz）：“‘國王駕臨式’和圣薩拜那門上神秘的鑲嵌板”（“The ‘King’s Advent’ and the Enigmatic Panels in the Doors of Santa Sabina”），《藝術通訊》（The Art Bulletin），XXVI（1944），211頁注23。

注1741 塞奧菲拉克特·西莫加特：《歷史》，VIII，2，7；德博爾編，305—306。

注1742 從圣徒的傳記中可以發現一些這樣的實例，見A.魯達科夫（A.Rudakov）《以希臘圣徒傳記資料為依據的拜占庭文化簡史》（Outline in Byzantine Culture Bassed on Data from Greek Hagiography），201—202。

注1743 此處用的是日耳曼傳統詞匯march，即“馬爾克”。——譯者

注1744 《拜占庭歷史研究》，73。

注1745 《騎士傳奇》，17—18。

注1746 J.L.拉蒙特（J.L.La Monte）：《1000—1291年耶路撒冷的拉丁王國中的封建王權》（Feudal Monarchy in the Latin Kingdom of Jerusalem 1000 to 1291），97。

注1747 多迪（Goston Dodu）：《1099—1291年的封建王權史》（Histoire des institutions monarchques…1099—1291），36、59。

注1748 見《1000—1291年耶路撒冷的拉丁王國中的封建王權》，xx。《羅曼尼亞法典中所披露的封建制度》（Materials for the Internal History of the Byzantine State），P.W.托平譯。（此處的羅曼尼亞，專指君士坦丁堡周圍自稱為羅馬國土的地區。——譯者）

注1749 “拜占庭國家內政史料”，《公眾教育部雜志》，CCII（1879），415。

注1750 迪爾：《拜占庭興衰史》，178。

注1751 《關于他的生平》，第8段，收于《**教學報》，II，535；俄文版，556；法文版見C.查普曼《邁克爾·巴列奧洛格（1261—1282年），拜占庭帝國的光復者》，172。

注1752 W.米勒：《關于拉丁東方的論文》，231。

注1753 T.弗洛林斯基（T.Florinsky）：《14世紀第二季的拜占庭和南斯拉夫人》（The Souther Slaves and Byzantium in the Second Quarter of the Fourteenth Century），I，23。

注1754 《巴列奧洛格時期的拜占庭帝國，拜占庭研究》（L’Empire byzantin sous les Paleologues Études Byzantines，Etudes Byzantines），220。

注1755 喬治·帕希梅利斯：《邁克爾·巴列奧洛格》，II，31；收于《拜占庭歷史文獻大全》，I，161。

注1756 B.A.潘臣克（B.A.Pan?enko）：“拉丁人占據的君士坦丁堡和教宗英諾森三世”（“The Latin Constantinople and Pope Innocent III”），《諾沃羅西亞大學歷史－哲學協會年鑒》（The Annals of the Historical-Philological Society at the University of Novorossiya），XXI（1914），1。

注1757 Basileus是希臘語對君主的稱呼，在中世紀拜占庭，它成為希臘語中與拉丁詞“皇帝”（Imperator）的對應詞，取代了Imperator的地位。——譯者

注1758 此處指本書英文版出版的時代。近幾十年來，西方出版了許多研究巴列奧洛格王朝時期的專著，許多資料也得到整理出版。——譯者

注1759 《邁克爾·巴列奧洛格》，亦見Th.烏斯賓斯基《拜占庭帝國史》，III，607—656。

注1760 P.雅科文科：《拜占庭文獻研究領域文集，開俄斯島上的新修道院研究》（Studies in the Domain of Byzantine Charters，The Charters of the New Monastery in the Island of Chios），79—80。亦見海森伯格《巴列奧洛格時期的歷史和文獻》，26（安德羅尼卡二世和他的兩個家族姓氏）和圖表III（安德羅尼卡二世巴列奧洛格。V.勞倫特：“巴列奧洛格早期皇帝的譜系”（“La Généalogie des premiers Paléologues”），《拜占庭研究》（布魯塞爾），VIII（1933），125—149。早期巴列奧洛格家族的譜系（11、12世紀），至邁克爾八世和他的兄弟們時期終止，146；比較簡明的譜系表，見148—149。另見狄奧多勒·斯潘都吉諾（Theodore Spandugino，1538年以后去世）所記載的不大可靠的巴列奧洛格家族的譜系表，收于C.薩塔斯《中世紀希臘文獻目錄》，IX，175。

注1761 馬其頓王朝統治的時間僅次于巴列奧洛格王朝，延續了189年。

注1762 W.米勒：《雅典的加泰羅尼人》（The Catalans at Athans），4。亦見《利凡特的拉丁人》，176。

注1763 維爾蘭塔－伊琳娜死于1317年。見F.科戈納索：“邁克爾九世巴列奧洛格為蒙斐拉的狄奧多勒一世頒布的金璽詔書”（“Una crisobolla di Michele IX Paleologo per Teodoro I di Monferrato”），《拜占庭研究雜志》（意大利），II（1927），43。

注1764 關于這一主題，見G.I.布拉提亞努（G.I.Br?tianu）“關于皇帝邁克爾九世巴列奧洛格與庫爾特奈的卡特琳娜的婚姻安排（1288—1295年）”（“Notes sur le projet de marriage entre l’empereur Michel IX Paleologue et Cathrine de Courtenay，1288—1295”），《東南歐歷史雜志》，I（1924），59—63。C.馬林內斯庫：“關于皇帝安德羅尼卡二世的兩個兒子與拉丁人公主的婚姻安排的嘗試”（“Tentatives de marriage de deux fils d’Andronic II Paléologue avec des princesses latines”），《東南歐歷史雜志》，I，139—140。

注1765 安德羅尼卡與德意志公主伊琳娜的第一次婚姻沒有留下子嗣。

注1766 科拉·迪里恩佐：《書信集》，A.加布列利（A.Gabrielli）編，收于《意大利歷史文集，書信集》中，XIV頁注6。

注1767 坎塔庫津死于1383年。

注1768 弗洛林斯基：《14世紀第二季的拜占庭和南斯拉夫人》，I，135。

注1769 M.西爾伯施密特（M.Silberschmit）：《土耳其帝國入侵時期的東方問題》，66—68。

注1770 “伊庇魯斯國君的寡妻與她的兒子”（“Die Wittwe und die Sohne des Despoten Esai von Epirus”），《拜占庭與當代希臘年鑒》，I（1920），4；年譜表，6。在她去世之前，海倫隱居于一個叫作伊波梅尼的女修道院中。一些歷史學家稱君士坦丁十一世的母親為伊琳娜，而不是海倫。

注1771 這幅微型畫被經常地再版重印。見S.蘭普羅斯“巴列奧洛格家族的約翰八世的畫像”（Ε?κ?νες ?ω?ννου Η? το Παλαιολ?γου），《當代希臘的珍藏品》（ ），IV（1907），386—387。蘭普羅斯：《拜占庭皇帝，拜占庭皇帝畫像輯錄》（Empereurs byzantins.Catalogue illustre de la collection de portraits des empereurs de Byzance），53。G.施倫伯格：《拜占庭和十字軍》，145，和插圖4。

注1772 B.A.潘臣克：《君士坦丁堡的俄羅斯考古研究所收藏鉛印目錄》（A Catalogue of the Mo**bdorulla of the Collection of the Russian Archeological Institute in Constantinople），I，133（no.380）。

注1773 喬治·弗蘭策：《年代紀》，I，2;波恩版，48—49。

注1774 《皇帝曼紐爾·巴列奧洛格書信集》（Lsttres de l’empereur Manuel Paleologue），E.勒格蘭德編，28—29（書信，no.19）

注1775 《皇帝曼紐爾·巴列奧洛格書信集》，E.勒格蘭德編，28—29（書信，no.16）。

注1776 邁克爾·杜卡斯：《拜占庭歷史》，chap.20；波恩版，100。（這句打油詩的意思似強調面貌之丑陋，“前看是大齋期，后看是復活節”，用現代社會上常用的諷刺語即“背多分”。——譯者）

注1777 同上書；波恩版，102。

注1778 貝特朗東·德拉布羅吉耶（Bertrandon de la Broquiere）：《海外之旅》（Le voyoge d’outremer），C.舍費爾編，155。

注1779 P.查拉尼斯：“再論莫迪奧魯斯加冕問題”（“The Crown Modiolus Oce More”），《拜占庭》（布魯塞爾），XIII（1938），379、381—382。其中列出的有關資料和論述。1938年，F.多爾格寫道，君士坦丁十一世是由一位俗人加冕登位的；《拜占庭史》，XXXVIII（1938），240。在1940年，G.奧斯特洛戈爾斯基說，君士坦丁是在莫里亞被加冕為帝的；《拜占庭國家史》（德文版），408。

注1780 喬治·弗蘭策：（George Phrantzes）《年代紀》（Annales），III，1；波恩版，206及其后。

注1781 夏爾·迪爾：《拜占庭人物傳》，II，289—290。

注1782 見A.A.瓦西列夫：“論安德列阿斯·巴列奧洛格將拜占庭的權利轉移給法國國王查理八世”（“The Tran**ission by Andreas Palaeologus of the Rights to Byzatntium to the King of France，Charles VIII”），《紀念N.I.卡里夫論文集》（Papers Presented to N.I.Kareev），273—274。關于其文獻原文，見方謝曼涅（Foncemagne）《皇家銘文和書法學院紀念文集》（Mémoires de l’Academie royale des inscriptions et belles-lettres），XVII（1751），572—577；瓦西列夫俄文譯文，見《紀念N.I.卡里夫論文集》，275—278。

注1783 《俄羅斯歷史》（A History of Russia），II，150；英譯本由C.J.赫加斯（C.J.Hogarth）翻譯。

注1784 H.沙德爾（H.Shaeder）：《作為第三羅馬的莫斯科；斯拉夫世界政治思想史研究》（Moskau das Dritte Rom .Studien zur Geschichte der politischen Theorien in der slaveschen Welt），36—37。作者對羅斯史料十分熟悉。

注1785 V.馬里寧（V.Malinin）：《埃利亞沙爾修道院的老修士菲羅戴烏斯和他的著作》（The Old Monk of the Monastery of Eleazar，Philotheus，and His Works），見附錄部分。

注1786 見L.P.皮埃靈（L.P.Pierling）：《俄羅斯和圣城之圍》（La Russie et le Saint-Siége），I，221—239。亦見N.約爾加的重要著作《拜占庭帝國之后的拜占庭》（Byzance après Byzance），26頁注5。

注1787 見E.馬特內（E.Martene）和U.杜朗（U.Durand）：《新史料集成》（The saurus novus anecdotorum），II，197。見E.若爾丹（E.Jordan）《克萊蒙四世信件集（1265—1268年）》（Les Registres de Clement IV,1265—1268）,61—62（no.224）。W.諾登：《教宗統治與拜占庭》，444頁注1。

注1788 E.若爾丹：《安茹家族占領意大利的起因》（Les Origines de la domination angevine en Italie），410、414—415。

注1789 見F.卡拉貝雷絲（F.Carabellese）對于查理在意大利占領地的熱情描述，《安茹的查理關于威尼斯與東方的政治和貿易關系的報告》（Carlo d’Anguo ner repporti politici e commerciali con Venezia e l’Oriente），xviii—xxx，該作品是作者的遺作。

注1790 S.W.海德：《中世紀利凡特貿易史》，I，438。W.米勒：“弗凱亞和開俄斯的扎卡利亞家族（1275—1329年）”（“The Zaccaria of Phocaea and Chios”，1275—1329），《關于拉丁東方的論文》（Essays on the Latin Orient），284—285。亦見R.洛佩茲的著作《12世紀的航海國家熱那亞。航海者和商人貝內文托·扎卡利亞》（Genova marinara nel deuecento.Benedetto Zaccaria ammiraglio e mercante），II，23—61。

注1791 J.埃伯索爾特：《東方與西方》，34。

注1792 此處所謂“第二次十字軍”是指法國國王路易九世對埃及發動的第二次進攻，而不是真正意義上的“第二次十字軍”。——譯者

注1793 E.拉維斯（E.Lavisse）：《法國史》（Histoire de France），III（2），101—102。諾登：《教宗統治與拜占庭》，468。

注1794 喬治·帕希梅利斯：《邁克爾·巴列奧洛格》，V，9；波恩版，I，364。

注1795 C.吉萊切克：“德拉斯城市的過去和它的地位”（“The Situation and Past of the City of Dra?”），《塞爾維亞地理學會雜志》（Transactions of the Geographical Society of Serbia），I，2（1912）,6（塞爾維亞語）；德語文獻見L.馮·塔洛奇（L.von Thalloczy）編《伊利里亞－阿爾巴尼亞研究》（Il**risch-albanische Forschungen），161。

注1796 P.都里耶（P.Durrieu）：《那不勒斯的安茹家族的檔案，國王查理一世的法令研究》，I，191頁注5 。《中世紀阿爾巴尼亞外交文獻中的趣事》（Acta diplometa res Albaniae mediae actatis illustrantis），L.馮·塔洛奇，C.吉萊切克和E.德蘇弗來（E.de Sufllay）編，I，77（no.270）

注1797 J.A.布孔（J.A.Buchon）：《對莫里亞法蘭克人公爵領的最新研究》（Novelles recherches historiques sur la Principauté Français），II，317。

注1798 卡拉貝雷絲：《安茹的查理關于威尼斯人與東方的政治和貿易關系的報告》，XL。這幾句話寫于1911年。

注1799 C.吉萊切克：《塞爾維亞史》，I，323。

注1800 《意大利檔案資料中保留的關于斯拉夫人的歷史》（The Italian Archives and Material on the Histoey of the Slaves Preserved in Them）II，67—68。

注1801 同上書，69；并見吉萊切克《保加爾人史》，363。

注1802 關于威尼斯，見卡拉貝雷絲《安茹的查理關于威尼斯人與東方的政治和貿易關系的報告》，xxxiv—xxxviii，106—142。

注1803 遺憾的是，卡拉貝雷絲的作品中并沒有系統地提到查理與邁克爾·巴列奧洛格的關系，見《安茹的查理關于威尼斯人與東方的政治和貿易關系的報告》，xxix。作者說：“但是，關于涉及巴列奧洛格的大批文獻，無論是出版過的還是未出版過的，我們將隨后談到。”我想作者是沒有足夠的時間完成他的想法。

注1804 見卡拉貝雷絲《安茹的查理關于威尼斯人與東方的政治和貿易關系的報告》，23—24。

注1805 V.勞倫特：“格列高利十世（1271—1276年）及其建立一個反土耳其人同盟的計劃”（“Gregiure X〈1271—1276〉et le projet d’une ligue anti-turque”），《東方之聲》雜志，XXXVII（1938）,257—273，特別是269。這篇文章取自勞倫特計劃中的著作，《第二次里昂會議和邁克爾八世巴列奧洛格的宗教政策》（The Second Council of **ons and the Religious Policy of Michael VIII Palaelogus）。

注1806 G.L.F.塔菲爾和G.M.托馬斯：《威尼斯共和國的古代貿易及國家歷史文獻》，III，289。（此處）“羅馬人的帝國”用的是“Romaniae”，因傳統上，羅馬人經常將其周圍地區稱為Romania。——譯者

注1807 諾登：《教宗統治與拜占庭》，604。

注1808 尼斯福魯斯·格雷戈拉斯：《歷史》（Historia），V.I,B；波恩版，I，123。

注1809 載于《羅曼尼亞統治史》（Historia del regno di Romania），見霍普夫《未發表過的著名希臘—羅馬編年史》，138。

注1810 這一事件的名稱“西西里晚禱事件”，約在15世紀末以后，即第一次法國人遠征意大利之后，即出現在文獻中。

注1811 F.佩特拉克：《歌集·敘利亞巡游詩人》（Itinerarium Syriacum,in Opera Ominia），559。G.倫布羅索（G.Lumbroso）：《意大利輝煌之古典時代的記載》（Memorie italiane del buon tempo antico）。

注1812 洛佩茲：《12世紀的航海國家熱那亞。航海者和商人貝內文托·扎卡利亞》，69—71、88頁及注28。

注1813 邁克爾·巴列奧洛格：《關于他的生平》（De vita sua opusculum），par.ix；收于《**教學報》，II（1885），537—538；俄文版，558；法文版，查普曼編，145、174。

注1814 《世界歷史》（Weltgeschichte），VIII，538。

注1815 喬治·弗蘭策：《年代紀》，I，3；波恩版，23。

注1816 R.格魯塞：《亞細亞史》（Histoire d’Asie），III，100。

注1817 關于這一問題，有兩篇俄文論文甚為重要，一是Th.I.烏斯賓斯基的“拜占庭歷史學家論蒙古人和埃及的馬木路克人”（“Byzantine Historians on the Mongols and Egyptian Mamluks”），《拜占庭年鑒》，XXIV（1923—1926），1—6；G.維爾納茨基：“在邁克爾·巴列奧洛格統治時期的金帳汗國、埃及和拜占庭之間的關系”（“The Golden Horde，Egypt，and Byzantium in Their Mutual Relations in the Reign of Michael Palaeologus”），《康達可夫學院年鑒》，I（1927），73—84。

注1818 維爾納茨基上引文章，見《康達可夫學院年鑒》，2（1927），76。

注1819 尼斯福魯斯·格雷戈拉斯：《歷史》，IV，7,1；波恩版《拜占庭歷史資料大全》，I，102。

注1820 薩滿教是烏拉爾—阿爾泰語族人民信奉的一種原始宗教。

注1821 喬治·帕希梅利斯：《邁克爾·巴列奧洛格》，III，3；波恩版，I，176—177。

注1822 尼斯福魯斯·格雷戈拉斯：《歷史》，IV，7，1；波恩版，I，101。

注1823 維爾納茨基：“在邁克爾·巴列奧洛格統治時期的金帳汗國、埃及和拜占庭之間的關系”，《康達可夫學院年鑒》，I（1927），79。P.尼克夫：《中世紀韃靼人－保加利亞人之關系》（Tartaro-Bulgarian Relations），6—11。見查普曼《邁克爾·巴列奧洛格（1261—1282），拜占庭帝國的光復者》，74—75。G.I.布拉提亞努：《13世紀熱那亞人在黑海的商業活動研究》，207—208。

注1824 尼克夫：《中世紀韃靼人－保加利亞人之關系》，11—12。

注1825 亦見S.蘭內－波爾（S.Lane-Poole）《中世紀埃及史》（A History of Egypt in the Middle Ages），266。

注1826 M.卡納爾：“1281年邁克爾·巴列奧洛格與蘇丹卡拉萬的貿易協定”（“Le Traite de 1281 entre Michael Paleologue et le sultan Qalâ’un”），《拜占庭》（布魯塞爾），X（1935），669—680。卡納爾：“13世紀拜占庭與埃及之間的一份和約及邁克爾八世巴列奧洛格與馬木路克蘇丹拜巴爾斯和卡拉萬之間的外交關系”（“Un Traité entre Byzance et l’Egypt au XIIIe siàcle et les relations diplomatiques de Michel VIII Paleologue avec les sultans Mamlukes Baibars et Qalâ’un”），《迦得弗洛瓦－德蒙尼內文集》（Mélanges Guadfroy-Demombynes）,197—224。F.多爾格對此問題的疑問和評價，見《拜占庭雜志》（德文），XXXVI（1936）,467；XXXXVII（1937）,537—538。多爾格：《未發表的希臘文獻大全》，III，74（no.2052），提及上述協議簽訂的時間為1281年；III，75（no.2062），此處提及上述協議簽訂的時間為1282年。在此，多爾格并沒有使用卡納爾使用的**資料，即卡爾卡山迪（Qalqashandi）的記載，該作者死于1418年。但是，現在可以看多爾格的研究作品：《關于埃及的蘇丹卡拉萬與巴列奧洛格皇帝邁克爾八世的關系》（Der Vertrag des Sultans Qala’un von Aegypten mit dem Kaiser Michael VIII Palaiologus.），載《索納森西亞文集》（Serta Monacensia） （雷登，1952年）,68、78—79。

注1827 喬治·帕希梅利斯：《邁克爾·巴列奧洛格》，I，5；波恩版，I，18。

注1828 V.I.拉曼斯基：《小亞細亞、非洲和西班牙的斯拉夫人》（The Slavs in Asi Minor，Africa，and Spain），11—14。Th.I.烏斯賓斯基：“關于拜占庭農民土地所有者的歷史”，《公眾教育部雜志》，CCXV（1883），342—345。P.穆塔弗奇也夫：《13世紀和14世紀拜占庭的軍事領地和士兵》，67。

注1829 H.A.吉本：《奧斯曼帝國的建立》。F.吉斯（F.Giese）：“關于奧斯曼帝國興起的問題”（“Das Problem der Entstehung des o**anischen Reiches）”，《閃米特人研究雜志》（Zeitschrift für Semitistik），II（1923）,246—271。關于奧斯曼興起問題，帶有評價和資料介紹性質的較有價值的作品，可見E.L.朗格（E.L.Langer）和R.P.布萊克所寫“奧斯曼土耳其人的興起及其歷史背景”（“The Rise of the Ottoman Turks and Its Historical Background”），《美國歷史評論》，XXXVII（1932），468—505。M.F.科普魯魯（M.F.Köprürü）：《奧斯曼帝國的起源》（Les Origines de l’Empire Ottoman），5—32。P.威特克（P.Wittek）：《奧斯曼帝國的興起》（The Rise of the Ottoman Empire），33—51。

注1830 喬治·帕希梅利斯：《安德羅尼卡·巴列奧洛格》，V，21；波恩版，II，412。

注1831 “almughavars”（阿爾穆格哈瓦人），是從西班牙**人那里借用的**語詞，字面上的意義是“發動一次遠征”，因此，這里是“輕裝騎兵”之意。

注1832 Chronica o descripcio fets e hazanyes del inc**t rey Don Jaume;載于布孔《外國編年史》（Chroniques étrangères），K.蘭茲（K.Lanz）編。關于蒙塔內爾，可見I.約爾加：“拉蒙·蒙塔內爾及拜占庭帝國”（“Ramon Muntaner et l’empire byzantin”），《東南歐歷史評論》，IV（1927）,325—355。

注1833 喬治·帕希梅利斯：《安德羅尼卡·巴列奧洛格》，V，12；波恩版，II，393。

注1834 A.魯比奧·伊·魯齊（A.Rubió y Lluch）：《加泰羅尼亞人對東方的征服和占領》（La expedicion y dominación de los Catalanes en Orients），6、7、10。魯比奧·伊·魯齊：《加泰羅尼亞人在希臘。其統治的最后年代。歷史年表》（Los Catalanes en Grecia.últimos años de su dominación.Cuadros históricos），6。C.巴努斯·伊·科瑪斯（C.Banús y Comas）：《14世紀早期加泰羅尼亞人與阿拉貢人對東方的遠征》（Expedicion de Catalanes y Aragoneses en Oriente en principio del siglo XIV ），43、46，其中提到，羅哲爾·德弗洛爾參加對東方的遠征是為了尋求光榮與獲得戰利品。

注1835 霍普夫：《從中世紀早期到當代的希臘史》，I，380。

注1836 H.F.托澤編：《希臘史》，III，388。

注1837 托澤編：《希臘史》，IV，147。魯比奧·伊·魯齊對于加泰羅尼亞人在希臘的情況做的概括性研究，可見《加泰羅尼亞人在希臘》，19—50。

注1838 在馬德里的元老院宮中，有一幅19世紀的西班牙畫家約瑟·莫萊諾·卡博內羅（1888—？）的作品，畫上描繪了羅哲爾·德弗洛爾進入君士坦丁堡時的場景。在巴努斯·伊·科瑪斯的著作《14世紀早期加泰羅尼亞人和阿拉貢人對東方的遠征》（第48頁）中描述了這幅畫；書中附有該畫的**品。

注1839 P.烏斯賓斯基：《**教的東方，阿索斯山》，III（2）,118。

注1840 見《阿拉貢文獻。詹姆斯二世的外交通信中所見德意志、意大利、法蘭克、西班牙等國的教會史與文化史資料（1291—1327年）》（Acta Aragonensia.Quellen zur deutschen，italienischen，französchen，spanischen，zur Kirchen-und Kulturgeschichte aus der diplomatischen Korrespondens James II），芬克（H.Finke）編，II，741（no.458）。在這一版中，提到這一事件發生的時間是1293年5月2日。但是，該文獻中涉及這一年代處佚失了。筆者以為這一事件發生的時間還應該是14世紀初，因為，在1293年，加泰羅尼亞兵團還沒有進入拜占庭的歷史。

注1841 米勒：《雅典的加泰羅尼亞人》（The Catalans at Athens），14。米勒：《關于拉丁東方的論文集》，129。塞頓：《加泰羅尼亞人對雅典的占領（1311—1388 年）》（Catalan Domination of Athens,1311—1388），17、187、257。

注1842 魯比奧·伊·魯齊：《加泰羅尼亞人對東方的遠征和占領》，14—15。G.施倫伯格：《“阿爾穆格哈瓦人”即加泰羅尼亞兵團對東方的遠征》（Expédition des “Almugavares”ou routiers catalansen Orient），391—392。

注1843 A.魯比奧·伊·魯齊：“加泰羅尼亞人占領下的雅典”（“Atenes en temps dels Catalans”），《加泰羅尼亞研究所年鑒》（Anuari de l’Institut d’Estudis Catalans），II，（1907）,245—246。

注1844 魯比奧·伊·魯齊：“希臘半島上的加泰羅尼亞人城堡”（“Els Castells Catalans de la Grecia continental”），《加泰羅尼亞研究所年鑒》，III（1908）,362—425。

注1845 魯比奧·伊·魯齊：“自魯利亞的羅哲爾之死到西西里的弗里德里希三世統治時期加泰羅尼亞人統治的希臘（1370—1377年）”（“La Grecia Catalana des de la mort de Roger de Lluria fins a la de Frederic III de Sicilia，1370—1377”），《加泰羅尼亞研究所年鑒》，V（1913—1914）,393。亦見魯比奧·伊·魯奇“加泰羅尼亞人占領期間的一個雅典人，底米特里·任迪”（“Une Figure Athéninenne de la’époque de la domination catalane.Dimitri Rendi”），《拜占庭》（布魯塞爾），II（1925）,194。

注1846 魯比奧·伊·魯齊：“加泰羅尼亞人占領下的希臘，自弗里德里希三世之死到納瓦拉人的入侵（1377—1379年）”（“La Grecia Catalana de la mort de Frederic III fins a la invasió navarresa，1377—1379”）,《拜占庭》（布魯塞爾），VI（1915—1920）,199。亦見他的《東方加泰羅尼亞人的外交》（Diplomatari de l’eOrient català），巴塞羅那，1948年，此書是在他去世后出版的。亦見他的《加泰羅尼亞人在希臘》，13。關于魯比奧·伊·魯齊諸多著作的目錄，見《劍橋中世紀史》，IV，862和相關部分，286—291。

注1847 弗洛林斯基：《14世紀第二季的拜占庭和南斯拉夫人》II，55。吉萊切克：《塞爾維亞史》，I，362。

注1848 見《14世紀第二季南斯拉夫和拜占庭》，II，45—46。亦見吉萊切克《塞爾維亞史》，I，355—356。

注1849 C.A.切克萊奇（C.F.Chekrezi）:《阿爾巴尼亞——過去與現在》（Albania-Past and Present），8。

注1850 C.吉萊切克：“歷史上的阿爾巴尼亞”（“Albanen in der Vergangenheit”），《東方的奧地利王權》（Oesterrichische Monastschrift für den Orient），1—2（1914），2;重版于塔洛齊（Thallóczy）《伊利里亞—阿爾巴尼亞研究》（Il**risch-albanische Forschugen），I，66。關于Shkipetars一詞的來源，見A.C.查特濟斯（Chatziz）“何為Shkipetar民族？”（Π?θεν το ?θνικ?ν Σκιπετρ），《雅典科學院報告》（Πρακτικ?）of the Academy of Athens），IV（1929），102—104。亦見H.格列古瓦著《拜占庭》，IV（1929），746—748；按照當代希臘語的發音σκιππ?ττο相當于意大利語的shipopetto，或法語的escopette,意為“槍”、“炮”，“裝備了武器的人”。這個問題至今還沒有完全解決。

注1851 吉萊切克：“歷史上的阿爾巴尼亞”，《東方的奧地利王權》，1—2（1914）,2；塔洛齊：上引書，I，67。G.格魯伯（G.Gröber）：《羅曼語系的形成》（Grubdriss der romanischen Philologie）（第2版，1904—1906年），1039。

注1852 邁克爾·阿塔利特斯：《歷史》，9、18。

注1853 J.P.法爾梅賴耶：《中世紀莫里亞半島歷史》，II，xxiv—xxvii。

注1854 菲利普森（Philipson）：“關于伯羅奔尼撒的種族問題”（“Zur Ethnographie des Peloponnes”），《彼特曼通報》（Petermann’s Mitteilunger），XXXVI（1890），35。菲利普森：《關于拜占庭帝國的地理狀況》（Das Byzantinische Reich als Geigraoguscge Ercheinung），131。D.A.扎基希諾斯（Zakythinos）：《莫里亞的希臘王國》（Le Despotat Grec de Morée），102—105。

注1855 J.哈恩:《阿爾巴尼亞研究》（Albaniesische Studien），I，32（這一數字是估計的數字）；亦見II，1（幾乎相當于希臘人口的半數）；亦見前言，vi。見柴克萊斯（Chenkrezi）《阿爾巴尼亞——過去與現在》，25頁注1 、205。芬利（《希臘史》，IV，32）統計在希臘境內有約20萬阿爾巴尼亞族人。

注1856 《14世紀第二季的拜占庭和南斯拉夫人》，I、32—33。

注1857 N.約爾加：“一個變成了斯拉夫人城市的羅馬城市：拉古薩”（“Une ville ‘romane’ devenue slave: Raguse ”），《羅馬研究院歷史研究所通訊》，XVIII（1931），32—100。P.斯科克（P.Skok）：“拉古薩的起源”（“Les Origines de Raguse”），《斯拉維亞》（Slavia），X（1931），499—500。M.安得列瓦的通俗性簡介：“多布羅夫寧克”（“Dubrovnik”），《國際巴爾干研究雜志》（Revue internationale des étude balkaniques），II（1935）125—128。

注1858 尼斯福魯斯·格雷戈拉斯在文中稱杜尚為“偉大的垂寶（Triball）”，這是古代色雷斯的一個部族的名稱，格雷戈拉斯以此名稱代稱塞爾維亞人。

注1859 指羅馬帝國，即拜占庭，下同。——譯者

注1860 《歷史》，XIV，4；波恩版，II，817。

注1861 與尼斯福魯斯·格雷戈拉斯一樣，坎塔庫津在自己的回憶錄中也用古代色雷斯地區部族的名稱“垂寶”（Triballs）稱呼塞爾維亞人。

注1862 《歷史》，III，89；波恩版，II，551—552。

注1863 弗洛林斯基：《14世紀第二季的拜占庭和南斯拉夫人》，II，108、111；吉萊切克：《塞爾維亞史》，I，36。

注1864 薩塔斯：《中世紀希臘文書籍目錄》，I，239；弗洛林斯基：《阿索斯山法令集和收于圣著集中的照片》（The Athonian Acts and Photographs of Them in the Collections of Sevastyanov），96。

注1865 《14世紀第二季的拜占庭和南斯拉夫人》，II，109。

注1866 同上書，110。

注1867 《14世紀第二季的拜占庭和南斯拉夫人》，II，110。

注1868 弗洛林斯基：《阿索斯山法令集和收于圣著集中的圖像》，95；烏斯賓斯基：《**教的東方》，III（2）,156。

注1869 protos 在希臘語中是第一的意思，此處是對阿索斯山修道院議會首領的稱呼。——譯者

注1870 修士，此處用的是希臘語詞iguman，這是在阿索斯圣山上過集體修道生活的修士；隱士，即hermit，是在山上過離群索居生活的獨立修士。——譯者

注1871 弗洛林斯基：《14世紀第二季的拜占庭和南斯拉夫人》，II，126。

注1872 “basileus”是希臘語中對皇帝的稱呼。這里指塞爾維亞王僭領了拜占庭皇帝的頭銜，因此成為希臘民族的代表。——譯者

注1873 弗洛林斯基：《杜尚之立法活動的豐碑》（The Momuments of Dushan’s Legislative Activity），13。

注1874 弗洛林斯基：《14世紀第二季的拜占庭和南斯拉夫人》，II，134。

注1875 同上書，141。

注1876 弗洛林斯基：《14世紀第二季的拜占庭和南斯拉夫人》，II，200—201、206—207。

注1877 同上書，208。

注1878 約翰·坎塔庫津：《歷史》，IV，43；波恩版，III，315。

注1879 《14世紀第二季的拜占庭和南斯拉夫人》，II，1。

注1880 A.波戈丁：《塞爾維亞史》，79。

注1881 N.A.比斯:“關于米蒂奧拉修道院創建者的歷史研究和民間傳說”（“Geschichtliche Forschungsresultate und Mönchs-und Volkssagen über die Gründer der Meteorenklöster”），《拜占庭與當代希臘年鑒》,III（1922）,364—369。米勒：《利凡特的拉丁人》,294—295。I.波吉阿齊德（I.Boghiatzides）：“米蒂奧拉修道院編年史”（Το χρονικ?ν τ?ν Μετε?ρων），《拜占庭研究學刊》（??ιετηρ?ς Εταιρε?ας Βυζαντιν?ν Σπουδ?ν），II（1925），149—182。

注1882 尼斯福魯斯·格雷戈拉斯：《歷史》，XXVIII，2;波恩版，III,177。

注1883 尼斯福魯斯·格雷戈拉斯：《歷史》,XXVIII，40;波恩版，III，202—203。

注1884 底米特里·辛多尼斯：《建言》（Συμβουλευτικ?ς ?τερος），見米涅編《希臘教父著作全集》，CLIV，1013。

注1885 《沃斯克萊森斯克編年史》（Voskresenskaya lietopis），收入《俄羅斯編年史全集》，VII，251。

注1886 N.約爾加：“東方的拉丁和希臘人，以及土耳其人在歐洲的立足（1242—1362年）”（“Latins et Grecs d’Orient et l’etablishiment des Turcs en Europe,1242—1362”），《拜占庭雜志》（布魯塞爾），XV（1906），217。霍普夫：《希臘史》，I，448。

注1887 弗洛林斯基：《14世紀第二季的拜占庭和南斯拉夫人》，II，192—193。

注1888 關于這一戰役的希臘史料，見N.拉多伊契奇（N.Radoj?i?）“關于科索沃戰爭的希臘史料”（“Die griechischen Quellen zur Schlacht am Kossovo Polje”），《拜占庭》（布魯塞爾），VI（1931）,241—246。H.格雷古瓦：“拜占庭人對科索沃戰爭的評述”（“L’Opinion byzantine et la bataille de Kossovo”），《拜占庭》（布魯塞爾），VI（1931），247—251。

注1889 尼斯福魯斯·格雷戈拉斯：《歷史》，XVII,1，2;波恩版，II，842。

注1890 《東方編年史》（Chronicon Estense）見L.A.穆拉多里《意大利歷史資料手稿》，XV，448。巴托羅梅烏斯·德拉·普格里奧拉：《波洛尼亞綜合史》（Historia miscella Bononiensis），《意大利歷史資料手稿》，XVIII，409。

注1891 尼斯福魯斯·格雷戈拉斯：《歷史》，XV，1，5；波恩版，II，797—798。約翰·坎塔庫津：《歷史》，IV，8；波恩版，III，49—53。

注1892 《歐洲的經濟增長》（Economic Growth of Europe），III，191；M.庫波爾伯格（M.Kupperberg）譯，V，236；A.A.瓦西列夫：《克里米亞的哥特人》（The Goths in the Crimea），175—177。見本書參考文獻。

注1893 關于挪威的情況，見K.杰爾斯特（K.Gjerset）《挪威人民史》（History of the Norwegian People），I，202。

注1894 A.N.維切洛夫斯基（A.N.Veselovsky）：“蒲伽丘，他生活的環境和他的同時代人”（“Boccaccio，his Enviroment and Contemporaries”），《A.N.維切洛夫斯基著作集》（Works of A.N.Veselovsky），V，448、451。亦見《俄羅斯語言和文學學部文集》一書中的詞條，LII，444、447。

注1895 《十日談》，第一天，前言。

注1896 M.科勒林（M.Korelin）：《早期意大利人文主義及其史學》（The Earlier Italian Humani** and Its Historiography），495。

注1897 《尼康編年史》，見《俄羅斯年代紀全集》，X，224。

注1898 約爾加：“東方的拉丁和希臘人，以及土耳其人在歐洲的立足（1242—1362年）”，《拜占庭雜志》（德文），XV（1906），208。

注1899 《熱那亞共和國法律文獻集》（Liber jurium reipublicae Genuensis）,II,858—906;收于《意大利國家歷史檔案》，IX。《關于斯拉夫人歷史記載》（Monumenta spectantia historiam slavorum meridionlium）,IV,199—263。

注1900 《佩羅·塔夫爾在世界各地的旅行游記》（Andanças é viajes de Pero Tafur por diversas partes del mundo avidos，1435—1439），135—136；馬爾科姆·萊茲著作，113—114；見A.A.瓦西列夫“佩羅·塔夫爾，一位15世紀的西班牙旅行家和他在君士坦丁堡、特拉布松和意大利的旅行”，《拜占庭》（布魯塞爾），VII（1932），75—122。夏爾·迪爾：“一位西班牙旅行者在君士坦丁堡”，見《格羅茨文集》（Mélanges Glotz），I，（1932）,319—327。

注1901 貝格爾·希弗里（Berger de Xivrey）：“皇帝曼紐爾·巴列奧洛格對自己生活與事業之回憶”（“Memoire sur le vie et les ouvrages de l’empereur Manuel Paléologue”），《法蘭西學院回憶錄》（Memoires de l’Institut de France），XIX（2），25—26。

注1902 邁克爾·杜卡斯（Michael Ducas）：《拜占庭史》（Historia Byzantina），XIII；波恩版，49。

注1903 曼紐爾·巴列奧洛格：《在其兄弟狄奧多勒·巴列奧洛格親王葬禮上的講演》（Oratio funebris in proprium ejus fratrem despotm Theodorum Palaeologum）；米涅編《希臘教父文獻全集》，CLVI，225。

注1904 西爾伯施密特（Silberschmidt）：《東方問題》（Das orintalische Problem），78—79。該書作者使用了錯誤的詞匯，“希臘－土耳其帝國”（“Griechisches Reich türkischer Nation”）（79）。見薩羅蒙在《拜占庭雜志》（德文）中的評論，XXVIII（1928）,144。亦見彼得·哈拉尼斯“巴列奧洛格家族與土耳其人之間的斗爭（1370—1402年）”（“The Strife Among the Palaeologi and the Ottoman Turks,1370—1402”），《拜占庭》（布魯塞爾），XIV，1（1944），286—314。作者除使用了其他資料外，還大量使用了來自底米特里·辛多尼斯的記載。

注1905 邁克爾·杜卡斯：《拜占庭史》，XII；波恩版，50。

注1906 西伯爾施密特：《東方問題》，87。

注1907 西伯爾施密特：《東方問題》，119。

注1908 阿齊茲·蘇爾雅·阿提亞（Aziz Suryal Atiya）：《尼科波利斯的十字軍》（The Crusade of Nicopolis）。H.L.薩瓦熱（H.L.Savage）：“庫西七世的戰爭與尼科波利斯之戰”（“Enguerrand de Coucy VII and the Campaign of Nicopolis”），《史鑒》，XIV（1939），423—442。

注1909 H.希爾特伯格（H.Schiltberger）：《旅行手冊》（Reisebuch），V.朗曼特爾（V.Langmantel）編，7。

注1910 J.H.莫德特曼（J.H.Modtmann）：“14世紀末期土耳其人對雅典的一次征服”（“Die erste Eroberung von Athen durch die Turken zu Ende des 14 Jahrhundert”），《拜占庭與當代希臘年鑒》，IV（1923），346—350。R.洛埃納茲（R.Loenertz）：“14世紀的伯羅奔尼撒（1382—1404年）”（“Pour l’histoire du Péloponèse au XIVe siècle，1382—1404”），《拜占庭研究》，I（1944）,185—186。

注1911 《圣德尼的教會編年史》（Chronique du Religieux de Saint-Denys），貝拉蓋特（Bellaguet）主編，II，562。

注1912 尼科諾夫斯卡婭：《尼康編年史》，《俄羅斯年代紀全集》，IV（1897），168。

注1913 關于曼紐爾這次旅行的詳細情況，可見A.A.瓦西列夫“拜占庭皇帝曼紐爾二世巴列奧洛格在西歐的旅行（1399—1403年）”（“The Journey of the Byzantine Emperor Manuel II Palaeologus in Western Europe，1399—1403”），《公眾教育部雜志》，N.S.XXXIX（1912），41—78、320—304。亦見G.施倫伯格“一位拜占庭皇帝在巴黎和倫敦”（“Un Emperuer de Byzance à Paris et à Londres”），《兩個世界雜志》，XXX（1915年12月15日）；并在他的《拜占庭與十字軍》（Byzance et croisades）一書中重印，87—147。M.朱吉（M.Jugie）：“皇帝曼紐爾·巴列奧洛格在西方的旅行”（“Le Voyage de l’Empereur Manuel Paléoloque en Occident”），《東方之聲》，XV，（1912），322—332。H.C.盧克：“金雀花王朝和蘭卡斯特王朝期間來自東方的訪問者”（“Visitors from the East to the Plantagenet and Lancastrian Kings”），《19世紀》（Nineteenth Century），CVIII（1930），760—769，對于曼紐爾文章的簡明注釋。

注1914 《曼紐爾·巴列奧洛格書信集》，萊格蘭德編，I，52。

注1915 《亞當·德烏斯克編年史》（Chronicon Adae de Usk），E.M.湯普遜編（第2版，1904年），57；英文版，220。

注1916 米涅：《希臘教父文獻全集》，CLVI，577—580。A.A.瓦西列夫在其“拜占庭皇帝曼紐爾二世巴列奧洛格在西歐的旅行（1399—1403年）”一文中用俄文引用了這篇文章。見《公眾教育部雜志》，XXXIX（1912），58—60。

注1917 安戈拉（Angora）戰役，指在土耳其今日首都安卡拉或其周圍地區發生的一次戰役，此處譯為安卡拉，用的是現名，以免讀者發生不必要的誤會。——譯者

注1918 M.安得列瓦：“關于皇帝曼紐爾二世巴列奧洛格對西歐的訪問”（“Zur Reise Manuels II Palaiologos nach West-Europa”），《拜占庭雜志》（德文），XXXIX（1934）,37—47。

注1919 喬治·弗蘭策：《年代紀》，I，39；波恩版，117。

注1920 喬治·弗蘭策：《年代紀》，I，15；波恩版，62。亦見《特萊維編年史》（Chronicon Tarvisinum），收于穆拉多里《意大利歷史資料手稿》,XIX，794。

注1921 中國史籍上因而稱之為鐵木兒。——譯者

注1922 邁克爾·杜卡斯：《拜占庭史》，XVII；波恩版，76—77。

注1923 C.馬林內斯庫（C.Marinescu）：“曼紐爾二世巴列奧洛格及阿拉貢的國王們。對拜占庭使節所遞交的四封拉丁文信件的評注”（“Manuel II Paléologue et les rois d’Aragon.Commentaire sur quatre letters inedites en latin,expediées par la chancellerie byzantine”），《羅馬學術院歷史部通報》，XI（1924），194—195、198—199。

注1924 C.馬林內斯庫：“曼紐爾二世巴列奧洛格及阿拉貢的國王們。對拜占庭使節所遞交的四封拉丁文信件的評注”，《羅馬學術院歷史部通報》，XI（1924）195—196、200—201：“Vestra Excellentia illustri filio nostro,despoti Moree Porfinogenito，notificaverat qualiter accedere intendebat pro communi utilitate christianorum et specialiter nostra ad dictas parter Moree cum potencia maxima.”亦見D.A.扎基希諾斯（Zakythinos）《莫里亞的希臘君主》（Le Despotat Grec de Morée），168。

注1925 此處借用中國古代的封國概念，即由君主封給自己的親人和皇子的封地。英文原文為despot，過去譯為僭主，不足以表明此處的意義。——譯者

注1926 扎基希諾斯：《莫里亞的希臘君主》，該書是一部相當精辟的著作。

注1927 馬扎里斯：《馬扎里斯逗留哈得斯記》（Επιδημ?α Μ?ζαρι ?ν ?ιδου）；A.埃里森（A.Ellissen）：《中世紀與當代希臘文獻選編》（Analekten der mittel-und neu griechischen Litteratur），IV，230。

注1928 《中世紀雅典城史》，II，240—283。

注1929 見米勒《利凡特的拉丁人》，377。

注1930 曼紐爾·巴列奧洛格：“葬禮演說詞”；米涅：《希臘教父著作全集》，CLVI，212—213。

注1931 吉米斯圖斯·普勒桑（Gemistus Plephon）：《演說詞一》（Oratio prima），2—3；埃里森編：《中世紀與當代希臘文獻選編》，494。

注1932 《拜占庭文獻史》，494。

注1933 馬扎里斯：《馬扎里斯逗留哈得斯記》，2，埃里森，《中世紀與當代希臘文獻選編》，IV（7）,192。

注1934 馬扎里斯：《馬扎里斯逗留哈得斯記》，22；埃里森：《中世紀與當代希臘文獻選編》，239。

注1935 《莫里亞半島史》，II，300—366。見H.F.托澤“一位拜占庭改革者（吉米斯圖斯·普勒桑）”，（“A Byzantine Reformer 〈Gemistus Plethon〉”），《希臘研究雜志》，VII（1886），353—380。J.德萊賽克：“普勒桑和貝薩里翁關于伯羅奔尼撒事務的回憶錄”（“Plethons und Bessarions Denkschriften uber die Anglegenheiten im Peloponnes”），《新古典學年鑒》，XXVII（1911），102—119。

注1936 吉米斯圖斯·普勒桑：《論伯羅奔尼撒半島的再生·演說詞二》（De Rebus Peloponnesiacis Orationes duae），埃里森編：《中世紀與當代希臘文獻選編》，IV（2）；亦見米涅編《希臘教父著作全集》，CLX，821—866。

注1937 吉米斯圖斯·普勒桑：《演說詞一》，par.12；《演說詞二》，par.13。米涅編：《希臘教父著作全集》，CLX，829—853。見托澤“一位拜占庭改革者（吉米斯圖斯·普勒桑）”，《希臘研究雜志》，VII（1886），370。他稱第二等級為“那些在工商業中受雇者”，或“工商業者階級”（372）。

注1938 希洛，此處普勒桑借用了古典時期斯巴達人對奴隸的稱呼來指代勞動者，表明他固守伯羅奔尼撒古典希臘傳統的立場。——譯者

注1939 吉米斯圖斯·普勒桑：《演說詞一》，par.18；埃里森編：《中世紀與當代希臘文獻選編》，IV（2）,53；米涅編：《希臘教父著作全集》，CLX，833。

注1940 埃里森：《中世紀與當代希臘文獻選編》，IV（2）,143頁注3；托澤：“一位拜占庭改革者（吉米斯圖斯·普勒桑）”，《希臘研究雜志》，VII（1886），379。

注1941 迪爾：《拜占庭研究》（Études byzontines），323。

注1942 喬治·普蘭策：《年代紀》，I，37；波恩版，111—112。

注1943 約翰·卡納蘇斯：《1422年對君士坦丁堡的征服》，波恩版，457。

注1944 作為目擊者，吉米斯圖斯描寫了土耳其人在希臘的暴行。他的長詩“安科納書記官希臘人約翰·吉米斯圖斯為教宗利奧十世所寫”（“Ad S.D.Leonem X.Pont.Maximi Ioannis Gemisti Graeci a secretis Anconae Protreptico et Promosticon”）被C.薩塔斯收入他的《中世紀希臘文獻目錄》一書中，VIII，546—591，特別是543—550；亦見上引書，IX，vii。

注1945 喬治·普勒桑：《年代紀》，I，40；波恩版，121。

注1946 “皇帝曼紐爾·巴列奧洛格對自己生活與事業之回憶”，《法蘭西學院回憶錄》，XIX（2），180。

注1947 邁克爾·杜卡斯：《拜占庭史》，XXIX；波恩版，197。

注1948 《論薩洛尼卡的最后陷落》（De extremo Thessalonicensi excidio）,波恩版，481—528。

注1949 《土耳其帝國編年史》（??ρακος χρονικ?ν περ? τ?ς τ?ν Το?ρκων βασιλε?ας）。薩塔斯：《中世紀希臘百科全書》（Bibliotheca graeca medii aevi），I，256—257、360—388；同一片斷出現在“薩洛尼卡的普拉塔修道院及其遺產”（“”）一文中，《拜占庭雜志》（德文），VIII（1899）,421。其中有一段簡要的關于薩洛尼卡失陷的希臘文記載，見403—404。亦見S.蘭普羅斯“關于土耳其人占領薩洛尼卡的三首未發表的悼詞”（“”）,《當代希臘研究》，V（1908），369—391（含兩段韻詩，一段散文）。

注1950 見弗羅倫斯·麥克弗森（Florence McPherson）所寫“一些現代希臘歌曲中的歷史痕跡”（“Historical Notes on Certain Modern Greek Folk-songs”），《希臘研究雜志》，X（1889），86—87。

注1951 拉布羅吉耶（La Brouquière）：《海外之旅》，舍費爾編，150—165；A.A.瓦西列夫：“拜占庭文獻中的百年戰爭和貞德”（“La Guerre de Cent Ans et Jeanne d’Arc dans la tradition byzantine”），《拜占庭》（布魯塞爾），III（1926）,249。當時，關于貞德的故事已經傳到拉古薩，見N.約爾加《關于十字軍歷史的注釋和摘要》（Notes et extraits pour server a l’histoire des Croisades），II，272：“On parle ‘d’una mamoleta virgine，la qual gli è （al rè Carlo） apparuta maravigliosamente，la qual？rege et guida lo suo exercito”（見《拉古薩檔案》［Archives of Ragusa］，1430年4月30日至11月28日，法國的消息）。

注1952 拉布羅吉耶：《海外之旅》，舍費爾編，230。

注1953 阿齊茲·蘇爾亞·阿提亞：《晚期中世紀的十字軍》（Crusade in the Later Middle Ages）；見O.哈勒基的書評，載《拜占庭》（布魯塞爾），XV（1940—1941），473—483。哈勒基：《瓦爾納戰役中的十字軍。對一些有爭議問題的討論》（The Crusade of Varna.A Discussion of Controversial Problems），96。這是一部相當好的專著。

注1954 梅塞納斯（Maecenas）是古羅馬時代奧古斯都皇帝的杰出外交官和國務顧問，著名的文學活動的贊助者。由于阿方索在歐洲文藝復興時期積極贊助文學藝術活動，故有“梅塞納斯”的綽號。——譯者

注1955 F.切羅內（F.Cerone）：“阿拉貢的阿方索的東方政策”（“La politica orientale di Alfonso d’Aragona”），《那不勒斯省歷史檔案》（Archivio storio per le provincie Napolitane），XXVII（1902），425—456、555—634；XXVIII（1903）,167。諾登：《教宗統治與拜占庭》，731—733。C.馬林內斯庫正在計劃根據巴塞羅那的一部豐富的未公布檔案集《阿拉貢科羅納的檔案》（Archivios de la corona de Arago）寫一部專門研究阿方索與東方關系的著作。見“曼紐爾二世巴列奧洛格及阿拉貢的國王們。對拜占庭使節所遞交的四封拉丁文信件的評注”，《羅馬學術院歷史部通報》，XI（1924）,197。亦見《第二屆國際拜占庭研究會論文集》（1929年）,162。

注1956 見希里亞庫斯對伯羅奔尼撒的描述，先是出于R.薩巴迪尼（Sabbadini）“列奧納多·波塔所譯安科納的希里亞庫斯及其描述伯羅奔尼撒的手稿”（“Ciriaco d’Ancona e la sua descrizione autografa del Peloponneso tra**essa da Leonardo Botta”），《塞利阿尼札記》（Miscellanea Ceriani），203—204。關于安科納的希里亞庫斯，見G.卡斯特拉尼（Castllani）“關于安科納的希里亞庫斯的一段未公之于世的希臘文片斷”（“Un Traité inédit en Grec de Cyriaque d’Ancne”），《希臘研究雜志》，IX（1896）,225—228。E.齊巴斯（E.Ziebarth）：“安科納的希里亞庫斯在伊庇魯斯”（“Κυριακ?ς ? ?ξ ?γκ?νος ?ν ?πε?ρω），見《伊庇魯斯編年史》（Ηπειρωτικ? Χρονικ?），II（1926）,110—119；另外一些補充和修正的資料，可見D.卡布魯魯（Δ.Καμπουρογλο?）所寫文章，同樣見于《伊庇魯斯編年史》，III（1928）,223—224；他準確地推算了希里亞庫斯去世的年代為1452年（第224頁）。F.帕爾（F.Pall）：“安科納的希里亞庫斯和針對土耳其人的十字軍”（“Ciriaco d’Acona e la crociatta contro i Turchi”），《羅馬學術院歷史部通報》，XX（1937）,9—60。亦見扎基希諾斯《莫里亞的希臘君主》，231—235。

注1957 見《安科納的希里亞庫斯在伊利里亞周邊發現的銘文》（Epigrammata reperta per Il**ricum a Cyriaco Anconitano apud Liburniam），XXXVII。扎基希諾斯：《莫里亞的希臘君主》，236。

注1958 約爾加：《關于十字軍歷史的注釋和摘要》，IV，83。

注1959 喬治·弗蘭策：《年代紀》，I，32；波恩版，93、95。

注1960 例如，埃里森在其《秘史》（III，87—89）中就提到**熱心于科學、詩歌和藝術等，見J.卡拉巴切克（Karaba?ek）《西方藝術家對15—16世紀的君士坦丁堡的描述》（Abendländische Künstler zu Konstantinopel im XV，und XVI.Jahrhundert），2。

注1961 N.約爾加：《奧斯曼帝國史》，II，3。

注1962 邁克爾·杜卡斯：《拜占庭史》，XXXV；波恩版，249、252。

注1963 見蘭普羅斯“君士坦丁·巴列奧洛格的畫像”（Α? ε?κ?νες Κωσταντ?νου το? Παλαιολ?γου），《當代希臘研究》，III、（1906）,229—242；蘭普羅斯：新發現的“君士坦丁·巴列奧洛格的畫像”（“Ν?αι ε?κ?νες Κωσταντ?νου το? Παλαιολ?γου”），《當代希臘研究》，IV（1907），238—240；VI（1909），399—408。S.蘭普羅斯：《拜占庭皇帝。拜占庭皇帝畫像集目錄》（Empereurs byzantins Catalogue illustré de la collection de portraits des empereur de Byzance），57—58。

注1964 L.特瓦斯內（L.Thuasne）：《詹蒂尼·貝利尼和蘇丹**。關于這位威尼斯畫家在君士坦丁堡的記載（1479—1480年）》（Gentile Bellini et Sultan Mohammed II.Notes sur le séjour du peintre vénitien à Constantinople，（Y121479—1480）），50—51。在這本書中，印出了**的畫像和像章。亦見卡拉巴切克《西方藝術家對15—16世紀的君士坦丁堡的描述》，I，24—29；此書收集了許多圖片。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前，貝利尼的這幅著名畫像是由威尼斯的埃尼德·拉雅德女士私人收藏；戰爭期間，此畫轉移到倫敦。見卡拉巴切克上引書，44。

注1965 《拜占庭史》，XXXIV；波恩版，238。

注1966 《君士坦丁堡圍攻記》（Giornale dell’assedio di Constantinopoli），E.克奈特（E.Cornet）編，2。

注1967 同上書，18。

注1968 邁克爾·杜卡斯：《拜占庭史》，XXXVII；波恩版，264。

注1969 現在，人們相信這條鐵鏈是羅得島港口上的鐵鏈之殘余部分，它在土耳其人征服羅得島后被帶到君士坦丁堡。

注1970 C.米勒：《希臘文獻作品片斷》（Fragmenta historicorum graecorum），V，52。

注1971 克倫巴赫：《拜占庭文獻史》，302。亦見W.米勒“雅典的最后一位歷史學家：勞尼科斯·卡爾康迪勒斯”（“The Last Athenian Historian：Laonikos Chalkokondyles”），《拜占廷與當代希臘研究雜志》，XLII（1922）,38。

注1972 《聶斯托爾—伊斯金德爾所記〈帝都的故事〉》（The Tale of Tsagrad by Nestor-Iskander），雷奧尼德斯（Leonides）住持所編：《古代作品精華》（Pamystniki drevney pi**ennosti）,LXII（1886）,43。至于其他相關的斯拉夫文字記載，見《劍橋中世紀史》，IV，888。有一個俄羅斯傳說，是1853年的版本，由約爾加出版，見“君士坦丁堡的起源及其被占領的記載”，《羅馬科學院歷史部通報》，XIII（1927）,89—105。目前的問題是，這一傳說的原始文本或許并不是希臘文，或者斯拉夫文的記載可能不是俄羅斯人所寫而是塞爾維亞人所寫。見N.約爾加“一則被忽視的關于君士坦丁堡之陷落的文獻”（“Une Source négligée de la prise de Constantinople”），《羅馬科學院歷史部通報》，XIII（1927）,65。B.安伯高（B.Unbegaun）：“古代羅斯關于君士坦丁堡之陷落的記載”（“Les Relations vieux-russes de la prise de Constantinople”），《斯拉夫研究雜志》，IX（1929）,13—38；該文論述了關于君士坦丁堡被土耳其人占領之過程記載的伊斯金德爾的俄羅斯文版本和埃涅阿斯·西爾維烏斯記載文本的古俄語翻譯本。

注1973 F.巴賓格爾（F.Babinger）：《奧斯曼人及其戰爭史》（Greschichtsschreiber der O**anen und ihre Werke），23—45及其他各處。

注1974 《君士坦丁堡圍攻記》，克奈特編：20、21。

注1975 《帝都的故事》（Tale of Tsargrad），雷奧尼德斯（Leonides）編，27。亦見《帝都的故事》，V.雅可夫列夫（V.Yakovlev）編，92、93。約爾加：“君士坦丁堡之起源和陷落”，《羅馬科學院歷史部通報》，XIII（1927）,99。

注1976 克利托布魯斯著作，I，31、33；米勒編，80。

注1977 即君士坦丁堡，土耳其人稱之為伊斯坦布爾，或斯坦姆堡。——譯者

注1978 《1453年君士坦丁堡被土耳其人圍困和攻陷的歷史》（Le Siege，la prise，et le sac de Constantinople par les Turces en 1453），140。

注1979 巴爾巴羅：《拜占庭與當代君士坦丁堡圍攻記》，克奈特編，28。

注1980 克利托布魯斯著作，I，50，2；米勒編，91。

注1981 喬治·普蘭策：《年代紀》，III，6；波恩版，271—279。

注1982 喬治·普蘭策：《年代紀》，III，6；波恩版，273。

注1983 喬治·普蘭策：《年代紀》，III，6；波恩版，278。

注1984 即圣索菲亞教堂。——譯者

注1985 《希臘帝國的瓦解和土耳其人占領君士坦丁堡的歷史》（The Destruction of the Greek Emire and the Story of the Capture of Constantinople by the Turks，330—331）。一位研究皮爾斯上述著作的法國學者舒倫伯格在其《1453年君士坦丁堡被土耳其人圍困和攻陷的歷史》中的記載，見該書269—270。R.拜倫：《拜占庭的成就。歷史的回顧，330—1453年》，295—298。

注1986 喬治·弗蘭策：《年代紀》；波恩版，279。

注1987 F.W.哈斯魯克：“開俄斯島的拉丁文遺址”（“The Latin Monuments of Chios”），《雅典不列顛學院年報》，XVI（1909—1910），155和圖18。該碑銘的文字在此期刊上可見。作者強調：“這是著名的喬瓦尼·基斯蒂亞尼的墓，他的受傷是君士坦丁堡滅亡的直接原因。”（155）。

注1988 邁克爾·杜卡斯：《拜占庭史》，XLII；波恩版，312。

注1989 “東方問題的起源和發展”（“The Start and Development of the Eastern Problem”），《斯拉夫慈善事業協會報》（Transaction of the Slavonic Charitable Society），III（1886）,251。

注1990 《君士坦丁堡》，I，47。

注1991 G.B.皮科蒂（G.B.Picotti）：“關于君士坦丁堡陷落之時教宗艦隊東航問題”（“Sulle navi papli in Oriente al tempo della cafuta di Costantinopoli”），《威尼斯新檔案》（Nuovo Archivio Veneto），N.S.XXII（1911）,416、436。

注1992 這一時間是正確的。有時候，人們認為此事是在1458年發生的。亦見格雷戈羅維烏斯《中世紀雅典城史》，II,381。

注1993 **地理學家、10世紀的阿爾－馬蘇第記載，在他的時代，希臘人稱他們的首都為布林（Bulin,即希臘文Polin），也稱為Istan-bulin（希臘文，stinpolin,即進入城市），并不使用“君士坦丁堡”這一名稱。見G.勒斯特朗吉（G.LeStrange），《東方哈里發的土地》（The Lands of the Eastern Caliphate），138頁注A。安得里亞戴斯（Andreadès）：“拜占庭皇帝統治時期君士坦丁堡的人口”（“De la population de Constantinople sous les empereurs byzantins”），《統計》，I（1920）,69頁注2。因此，伊斯坦布爾（斯坦姆堡）其名的希臘文原意是“進入城市”（to the city）之意。

注1994 《拜占庭史》，XLI；波恩版，306。見圣蘭普羅斯在其關于君士坦丁堡之陷落的記載中收集的九篇不同形式的哀歌和悼文，其中六篇是以散文形式寫的，三篇是以韻文形式寫的，“關于君士坦丁堡陷落的哀歌和悼文”（“Μον?δ?α? κα? θρ?νοι ?π? τη?λ?σει τ?ς Κωνσταντινουπ?λεως”），《當代希臘研究雜志》，V（1908）,190—269。

注1995 德魯戈茲（Dlugosz）作品的拉丁文原文由O.哈勒基（O.Halecki）發表于“波蘭與拜占庭帝國”（“La Pologne et l’Empire Byzantin”）一文中，《拜占庭》（布魯塞爾），VII（1932）,65

注1996 M.布羅塞特（M.Brosset）:《格魯吉亞史》（Histoire de la Georgie），I，683。

注1997 G.沃格特：《埃尼亞·西爾維奧·皮科羅米尼》（Enea Silvio Piecolomini），II，95。

注1998 巴羅尼（Baronii）：《**教會年鑒》（Annales ecclesiastici），泰奈爾編，XXVIII，598。

注1999 約爾加：《奧斯曼帝國史》，II，41。

注2000 沃格特：《埃尼亞·西爾維奧·皮科羅米尼》，II，94。

注2001 約爾加：《關于十字軍歷史的注釋和摘要》，IV，74。

注2002 約爾加：《關于十字軍歷史的注釋和摘要》，IV，64、76、82、84、90。

注2003 沃格特：《埃尼亞·西爾維奧·皮科羅米尼》,II，118—119。

注2004 諾登：《教宗統治與拜占庭》，595。

注2005 《歷史》，V，2、5；波恩版，I，128。

注2006 L.布瓦（L.Bouvat）：《蒙古帝國》（L’Empire Mongol），I。

注2007 關于邁克爾西行里昂的情況，見君士坦丁堡教父狄奧多勒·斯潘都吉諾（Theodore Spandugino，1538年后去世）所著《奧斯曼帝國的起源》（De la origine deli imperatori Ottomani），收于薩塔斯《中世紀希臘文獻目錄》，IX，143。亦見《卡斯帕羅·頗賽羅出版和傳播的嘉里永編年史》（Chronicon Carionis a Casparo Peucero expositi et aucti）,V，part 3,874—875。還有這部編年史的其他一些古本。如弗拉維烏斯·布隆都斯（比昂多）的抄本，他死于1463年。關于人們對這一記敘的反駁，見利奧·阿拉提烏斯“關于東西方教會的永久和解”（“De ecclesiae occidentalis atque orientalis perpertua consensione”），II，chap.15，753。阿拉提烏斯在此提到了其他一些名字。

注2008 這是東西方教會在教義上分歧的敏感之處。flioque是拉丁文“和子”之意，即在闡述圣三位一體關系時，強調圣靈（圣言）來自于“父與子”，而在東派教會中，只強調圣靈來自于“父”；另一個詞azyme，是西方**教會圣餐禮上使用的圣體餅，無酵，而東派教會中直到當代仍在圣餐儀式上使用發過酵的面包。——譯者

注2009 見F.沃內特（F.Vernet）寫的一篇很有意思的文章中引用的關于喬治代表皇帝邁克爾·巴列奧洛格表達信仰過程的描寫，“第二次里昂全**教主教公會議，1274年5月7日—6月17日”（“Le IIe concile de **on et la réunion de l’église grecque”），《天主教神學辭典》，IX，1384—1386；亦見V.格魯梅爾“第二次里昂全**教主教公會議，與希臘教會的聯合”，上引辭典，1391—1410。兩篇文章都提供了關于里昂聯合會議的資料。亦見諾登《教宗統治與拜占庭》，520—615。

注2010 關于里昂的聯合，有一部古老的俄羅斯作品，記載準確，但卻完全站在希臘正教的立場上。此即弗拉基米爾·尼科爾斯基（Vladimir Nikolsky）：“里昂聯合。中世紀**教會史上的一個片斷（1261—1293年）”（“The Union of **ons .An Episode from Medieval Church History”），《東正教評注》（Pravoslavonoe Obozrenie）,XXIII（1867），5—23、116—144、352—378；XXIV（1867），11—33。根據尼科爾斯基的判斷，“這次聯合是一副沉重的擔子，是邁克爾心中的恥辱。自然，這次聯合失敗了，給它的構建者帶來了羞辱，留給后人一堆破爛垃圾——這是邁克爾的繼承者們必須承受和解決的”（XXIII，377—378）。

注2011 V.格魯美爾（V.Grumel）：“第二次里昂會議之后的東方”（“En Orient après le IIe concile de **on”），《東方之聲》，XXIV（1925）,321—322。見G.茹亞爾“邁克爾八世巴列奧洛格對修道士的政策”（“La Politique de Michael VIII Paleologue a l’égard des monastères”），《拜占庭研究》，I（1944）,73—84。邁克爾八世和阿索斯山的僧侶們。

注2012 V.格魯美爾：“第二次里昂聯合后來到拜占庭的教宗使節（1274—1280年）”（“Les Ambassades pontificales à Byzance après le IIe concile de **on”），《東方之聲》，XXIII（1924）,446—447。在這篇文章中，糾正了W.諾登的編年史的一些錯誤。見M.維勒（M.Viller）“從里昂會議到佛羅倫薩會議期間（1274—1438年）希臘與拉丁教會聯合的若干問題”（“La Question de l’union des eglises entres Grecs et Latins depuis le concile de **on jusqu’a celui de Florence”），《**教會史雜志》，XVI（1921）,261。

注2013 尼斯福魯斯·格雷戈拉斯：《歷史》，VI，1，7；波恩版，I，165。喬治·帕希梅利斯：《安德羅尼卡·巴列奧洛格》，IV，12；波恩版，I，280。

注2014 《拜占庭東方教會歷史論文集》（第2版，1902年），266—297。

注2015 《歷史》，VIII，12,1；波恩版，I，360。

注2016 《歷史》，VI，7,4；波恩版，I，193。

注2017 《拜占庭東方教會歷史論文集》，298。

注2018 喬治·帕希梅利斯：《邁克爾·巴列奧洛格》，IV，28；波恩版，I，314。

注2019 喬治·帕希梅利斯：《邁克爾·巴列奧洛格》，IV，2；波恩版，I，277。

注2020 《阿瑟尼烏斯與阿瑟尼烏斯派》（Arsenius and the Arcenites），99—101。亦見I.西庫特賴斯（I.Sykutres）“論阿瑟尼烏斯派分裂運動”（“Περ? τ? σχ?σμα τ?ν ?ρσενιτ?ν”）《希臘人》，（Ελληνικ?），II（1929）,267—332；III（1930）,15—44。作者說，俄羅斯神學家伊凡·特羅斯基的理論是他最難以接受的（II，269）。

注2021 特羅斯基：《阿瑟尼烏斯與阿瑟尼烏斯派》，178。

注2022 格魯美爾：“第二次里昂會議之后的東方”，《東方之聲》，XXIV（1923）,234—235。

注2023 尼斯福魯斯·格雷戈拉斯：《歷史》，VI，1，2；波恩版，I，160。

注2024 尼斯福魯斯·格雷戈拉斯：《歷史》，VII，9,4；波恩版，I，262。

注2025 《阿瑟尼烏斯和阿瑟尼烏斯派》，445。

注2026 “東方的拉丁人與希臘人”，《拜占庭雜志》，XV（1906），185。本章隨后將討論薩洛尼卡的騷亂。

注2027 《14世紀薩洛尼卡的興起》，225—272。

注2028 特羅斯基：《阿瑟尼烏斯和阿瑟尼烏斯派》，522。

注2029 P.烏斯賓斯基：《**教的東方》，III（2）,140、141、144、633、651。P.梅耶：《關于阿索斯山歷史上首領的任命》（Die Haupturkunder für die Geschichte der Athöskloster），191、193。

注2030 格爾澤：《未經印刷出版的都主教名冊文獻。拜占庭教會及其管理問題研究》（Ungedruckte und ungenügend veröffentlichte Texte der Notitae Episcopatuum.Ein beitrag zur byzantinischen Kirchen-und Verwaltungsgeschichte），595、597、599—600、605。

注2031 《當代君士坦丁堡教會的教區》（The Eparchies of the Constantinoplositan Church of the Present Time），66。

注2032 Th.烏斯賓斯基：《拜占庭文明史論集》，327。關于靜修派最好的文獻記載，見修士瓦西里耶（Krivoshein）“阿瑟尼烏斯派和圣格雷格利烏斯·帕拉瑪斯的神學教義”（“The Ascetic and Theological Docctrine of St.Gregorius Patamas”），《康達可夫學術講座》，VIII（1936）,99—151。以及阿齊曼德立特·塞浦利亞（Archmandrite Cyprian）:“圣格雷格利烏斯·帕拉瑪斯的人學”（“The Anthropology of Saint Gregory Palamas”）（巴黎，第2版，1951年）。

注2033 格爾澤：《拜占庭帝國史概要》，1058。

注2034 G.帕帕米凱爾（G.Papamichael）：《薩洛尼卡大主教圣者格雷格利烏斯·帕拉瑪斯》（Ο ? γιος τρηγ?ριος παλαμ?ς ?ρχιεπ?σκοπος Φεσσαλον?κης），14—15。見J.索克洛夫在《公眾教育部雜志》，N.S.XLIV（1913），381中對此書的詳細分析。對于格雷格利烏斯·帕拉瑪斯和“帕拉瑪斯爭端”的十分細致的研究，見M.朱吉（M.Jugie）的文章“帕拉瑪斯與帕拉瑪斯爭端”，《天主教神學辭典》，XI（2）,1755—1818。

注2035 特羅斯基：《阿瑟尼烏斯與阿瑟尼烏斯派》，521。

注2036 Th.烏斯賓斯基：《拜占庭文明史論集》，273、364、366。

注2037 帕帕米凱爾：《薩洛尼卡主教圣格雷格利烏斯·帕拉瑪斯》，18。見J.索克洛夫發于《公眾教育部雜志》上的文章，N.S.XLIV（1913）,382。

注2038 索克洛夫文章，見《公眾教育部雜志》，N.S.（1913），384—386；《公眾教育部雜志》，N.S.XXIV（1913）,171—172、181—182。

注2039 Th.烏斯賓斯基：《拜占庭文明史論集》，336。

注2040 米涅：《希臘教父著作文獻大全》，CLI，718—719。

注2041 塞浦路斯的約翰：《帕拉瑪斯爭端文獻》（Palmiticarum Transgressionum Liber），chap.10；米涅編：《希臘教父著作文獻大全》，CLII，733—736。見R.居蘭德（R.Guilland）：《論尼斯福魯斯·格雷戈拉斯》（Essai sur Nicéphore Grégoras），54。L.布萊耶爾：“巴列奧洛格時期的文藝復興與思想運動”（“La Renovation artistique sur les Paléologues et le movement des idées”），《迪爾研究》，I，9。

注2042 布萊耶爾：“巴列奧洛格時期的文藝復興與思想運動”，《迪爾研究》，I，9。

注2043 錫安山位于耶路撒冷，被猶太**視為其民族重生的希望，**徒也同樣視耶路撒冷為圣地，稱錫安山為圣山。——譯者

注2044 格爾澤：《拜占庭帝國史概要》，1059—1060。

注2045 F.佩特拉克：《古代資料》（Rerum senilium），VII，收于《作品集》，912。巴羅尼：《**教會編年史》，泰奈爾編，XXVI，135。

注2046 H.格爾澤曾錯誤地認為1369年時約翰還是得去阿維尼翁朝見教宗（見他的《拜占庭帝國史概要》，1060年）。

注2047 在筆者對于約翰赴羅馬和接受天主教信條的研究中，曾錯誤地將約翰五世的皈依天主教描述為“1369年與羅馬的聯合”。見“拜占庭皇帝約翰五世巴列奧洛格的意大利之行（1369—1371年）和1369年與羅馬的聯合”（“Il viaggio dell ’Imperatore Bizantino Giovanni V Paleologo in Italia，［1369—1371］，e l’Union e di Roma del 1369”），《拜占庭與當代希臘研究雜志》，III（1931），151—193。約翰的皈依是個人行為，而且無論如何沒有得到來自拜占庭教職人士的任何支持。請參照O.哈勒基所做的細致而充分的研究：《一位拜占庭皇帝在羅馬》（Un Empereur de Byzance à Rome），尤其是該書的188—234。亦見奧斯特洛戈爾斯基《拜占庭國家史》，388—389。

注2048 卡洛格拉斯（Kalogeras）：《溫和者馬克和紅衣主教貝薩里翁》（Μ?ρκος ? Ε?γενικ?ς κα? Βησσαρ?ων ? Καρδιν?λις），70（根據1768年出版于萊比錫的極少見的約瑟夫·布萊昂紐斯作品所寫）。亦見諾登《教宗統治與拜占庭》，731。

注2049 見皮埃靈《俄羅斯與圣城之圍》（第2版，1906年），I，11。

注2050 同上書，12、15。

注2051 這具雕像的作者現在還時常有人討論。見拜倫《拜占庭的成就。歷史的回顧》，318：“現存于天主教傳道總會博物館內的皇帝半身像可以被認為是19世紀的贗品。”

注2052 利奧·阿拉提烏斯（Leo Allatius）：《關于東西方教會的永久和解》（De Ecclesiae occodentalis atque orientalis perpetua consensione），III（4）,939。

注2053 關于這一問題，見K.帕佩奧努（K.Papaioannu）“所謂的1450年圣索菲亞宗教會議決議及其歷史意義”（“The Acts of the So-called Council of Sophia（1450）and their Historical Significance”），《拜占庭年鑒》，II（1895），394、413。列別德夫：《拜占庭東方教會論文集》（Essays on the Byzantine-Eastern Church）（第2版，1902年），294。上述兩部著作都認為這次會議的決議是偽造的。

注2054 見J.德拉賽克（J.Dräseke）“關于1439年的宗教會議”（“Zum Kircheneinigungsversuch des Jahres 1439”），《拜占庭雜志》（德文），V（1896），580。L.布萊耶爾：“關于促使希臘與拉丁教會重新聯合的努力”（“At tempts at Reunion of the Greek and Latin Churches”），《劍橋中世紀史》，IV，624—625。

注2055 1923年，土耳其帝國改制為共和國。

注2056 見《1723—1747年V.G.巴爾斯基在東方圣地的旅行》（Travels of V.G.Barsky in the Ho** Places of the East from 1723 to 1747），N.巴爾蘇可夫（N.Barsukov）編，I，xxxiii。

注2057 見S.尤斯特拉提亞德斯（S.Eustratiades ）和瓦托佩第的阿卡第奧斯（Arcadios of Vatopedi）：《圣山阿索斯瓦托佩第修道院圖書館的希臘文獻手稿目錄》（Catalogue of the Greek Manuscripts in the Library of the Monastery of Vatopedi on Mt.Athos）。

注2058 G.茹亞爾：“拉弗拉的檔案（米勒的使命）”（“Les Archives de Lavra〈Mission Miller〉”），《拜占庭》（布魯塞爾），III（1926）,253。G.茹亞爾和P.科羅姆普（P.Collomp）：《拉弗拉文獻集》（Actes de Lavra）（1937），I。

注2059 尤斯特拉提亞德斯和瓦托佩第的阿卡第奧斯：《圣山阿索斯瓦托佩第修道院圖書館的希臘文獻手稿目錄》，i。

注2060 Th.I 烏斯賓斯基和V.貝內賽維奇：《瓦扎龍律令集，關于13—15世紀拜占庭農民和修道院土地占有的資料》（The Acts of Vazelon。Materials for the History of Peasant and Monastery Landownership in Byzantium from the Thirteenth to the Fifteenth Century）。

注2061 《阿布爾非達地理學》（Gérographie d’Aboulféda），J.T.雷納德譯，II（I），315—316。

注2062 《1403—1406年赴撒馬爾罕帖木兒宮廷的旅行日記》（A Diary of the Journaey to the Court of Timur〈Tamerlane〉，to Samrqand in 1403—1406），J.斯來茨涅夫斯基（J.Sreznevsky）編，87—88；G.勒斯特朗吉編，88—89。

注2063 《對阿奇佩爾島的描述》（Description des îles de l’Archipel），E.萊格蘭德編，88；波恩版（與辛那姆斯的作品在一處），181。

注2064 J.埃伯索爾特：《拜占庭的君士坦丁堡和向利凡特地區的旅行》（Constantinople Byzantine et les voyageurs du Levant），41—43；J.埃伯索爾特：《拜占庭的奢華藝術》（Les Arts somptuarires de Byzance），118—119。

注2065 J.B.夏博：“關于聶斯脫利派大主教馬爾·亞巴拉哈三世（1281—1317年）以及阿爾貢國王派往西方的使節（1287年）、修士拉班·索爾的歷史”（“Histoire de Marjabalaha III，patriarche des Nestoriens［1281—1317］，et du moine Rabban Cauma，ambassadeur du roi Argoun en Occident［1287］”），《東方拉丁雜志》（Revue de l’Orient Latin），II（1894）,82—87；抽印本，54—59。亦見《聶斯脫利派大教長亞巴拉哈三世及其助手巴爾·索瑪的歷史》（The History of Yabellaha III Nestorian Patriarch and of his Vicar Bar Saume），J.A.蒙格麥里（J.A.Montgomery）編，52—54。

注2066 《旅行家、外交家及道學家吉爾伯特·德拉諾瓦的作品集》（Oeuvres de Ghillebert de Lannoy，voyageur，diplomate,et moraliste），C.波特文（Potvin）編，65；見佩特拉斯·克利瑪斯（Petras Klimas）《吉爾伯特·德拉諾瓦在中世紀立陶宛》（Ghillebert de Lannoy in Medieval Lithuania），80。

注2067 《佩羅·塔夫爾游記》（Andanças é viajes de Pero Tafur），176、181、184。英譯本《佩羅·塔夫爾游記》，142、145、146。A.A.瓦西列夫：“佩羅·塔夫爾，一位15世紀的西班牙旅行家和他在君士坦丁堡、特拉布松和意大利的旅行”（“Pero Tafur，A Spanish Traveler of the Fufteenth Century and his Visit to Constantinople，Trebizond and Ita**”），《拜占庭》（布魯塞爾）（1932）,111—113。

注2068 茹亞爾：“拉弗拉修道院檔案”，《拜占庭》（布魯塞爾），III（1926）,255—256、257。

注2069 見約翰·坎塔庫津《歷史》，IV，5；波恩版，III，33。

注2070 尼斯福魯斯·格雷戈拉斯：《歷史》，XV，2，4；波恩版，II，788—789。

注2071 尼斯福魯斯·格雷戈拉斯：《歷史》，XV，2，4；波恩版，622—623。

注2072 S.庫熱阿斯（S.Kugéas）：“薩洛尼卡大主教區書記員關于15世紀初年的筆記”（“Notizbuch eines Beamten der Metropolis in Thessalonike aus dem Anfang des XV”），《拜占庭雜志》（德文），XXIII（1914—1919），152（par.82），158。塔弗拉里：《14世紀的薩洛尼卡》，16。

注2073 見邁克爾·巴列奧洛格的敕令，1272年，見海森伯格《論巴列奧洛格時期的歷史和文獻》，39，49—50。E.施泰因：“晚期拜占庭立法和經濟史研究”（“Unter suchungen zur spätbyzantinischen Verfassungs-und Wirtschaftsgeschichte”），《奧斯曼歷史通報》（Mitteilungen zur O**anischen Geschichte），II（1924）,47—49。在科迪努斯（Kodinus）的作品中，也多次提到瓦蘭幾亞人和汪達爾人；海森伯格的作品中多次提及。

注2074 關于安德羅尼卡二世時期的海軍，可見喬治·帕希梅利斯所著《安德羅尼卡·巴列奧洛格》一書（I，26）中特別有意思的一些段落。波恩版，II，69—71；亦見尼斯福魯斯·格雷戈拉斯《歷史》，VI，3；波恩版，I，174—175。見雅克文科《拜占庭文獻研究》（Studies in Byzantine Charters），180—181。

注2075 見施泰因“晚期拜占庭立法和經濟史研究”，《奧斯曼歷史通報》，II（1924），21。

注2076 見塔弗拉里《14世紀薩洛尼卡的興起》，44—50。

注2077 這種邊境領主是亦軍亦農的邊界中小領主，在拜占庭與突厥人長期沖突的時期曾經起到保衛邊疆的作用。但附著小亞細亞領土越來越多地淪入突厥人之手，他們往昔的生活方式已經不能維持，帝國**尤其不能保證他們的基本生存條件——土地產業。——譯者

注2078 J.索克洛夫，“巴列奧洛格時期色薩利的大小土地所有者”，《拜占庭年鑒》，XXIV（1923—1926），35—42。I.波吉阿齊德（I.Boghiatzides）：“米特拉編年史”（“Τ? χρονικ?ν τ?ν Μετε?ρων”），《拜占庭研究學會年刊》（Επετηρ?ς ?ταιρε?ας Βυζαντιν?ν Σπουδ?ν），I（1924），146—156。烏斯賓斯基和貝內塞維奇《瓦扎龍律令集》，92—93。A.V.索洛維也夫：“14世紀色薩利的大地主們。拜占庭—塞爾維亞模式下的封建制”（“The Thessalian Archonts in the Fourteenth Century.Trace of Feudali** in the Byzantino-Serbian Order”），《拜占庭－斯拉夫研究》，IV，1（1932）,159—174。

注2079 索克洛夫：“巴列奧洛格時期色薩利的大小土地所有者”，《拜占庭年鑒》，XXIV（1923—1926），42。

注2080 J.德塞賽克：“拜占庭的艱難航程”（“Byzantinische Hadesfahrten”），《新古典學年鑒》，XXIV（1912）,364—365。

注2081 約翰·坎塔庫津：《歷史》，IV，13；波恩版，III，85—86。

注2082 見雅科文科刊于《拜占庭年鑒》，XXI（1914）上的文章（183）。

注2083 見R.茹亞爾“狄奧多勒·梅托希特斯宮殿”（“Le Palais de Theodore Metochite”），《希臘研究雜志》，XXXV（1922）,82、92—93。埃伯索爾特：《拜占庭的奢華藝術》，109。

注2084 約翰·坎塔庫津：《歷史》，III，28；波恩版，II，175—179。

注2085 我們現在已經擁有了P.查拉尼斯關于薩洛尼卡歷史上這一動蕩歲月的資料豐富的研究成果：“14世紀拜占庭的內部斗爭”（“Internal Strife in Byzantium in the Fourteenth Century”），《拜占庭》（布魯塞爾），XV（1940—1941）,208—230。

注2086 《14世紀薩洛尼卡的興起》，224。

注2087 底米特里·辛多尼斯，引自查拉尼斯“14世紀拜占庭的內部斗爭”，《拜占庭》（布魯塞爾），XV（1940—1941），217。

注2088 塔弗拉里：《14世紀薩洛尼卡的興起》，249。

注2089 塔弗拉里：《14世紀薩洛尼卡的興起》,255、259—272；見查拉尼斯“拜占庭的內部斗爭”，《拜占庭》（布魯塞爾），XV（1940—1941），221。

注2090 《拜占庭興衰史》，20。夏爾·迪爾：“拜占庭文明”（“Byzantine Civilization”），《劍橋中世紀史》，IV，760。

注2091 雅克文科文章，見《拜占庭年鑒》，XXI，3—4（1914）,184。

注2092 關于佩戈洛蒂，見W.海德《中世紀利凡特貿易史》，I，xvii—xviii。C.R.比茲雷：《近代地理的曙光》，III，324—332。《不列顛百科全書》中有一篇文章是根據比茲雷的作品所寫。H.J.于勒（云南人民出版社中譯本中，張緒山譯作“裕爾”。——譯者）：《東域紀程錄叢》（Cathay and the Ways Thither），II，278—308；H.科迪耶主編，III，137—142。E.弗里德曼（E.Friedmann）：《佛羅倫薩中世紀商業活動的地理范圍（據巴爾都奇·佩戈洛蒂的貿易活動所見）》（Der mittelalterliche Welthadel von Florenz in seiner geographischen Ausdehnung〈nach der Pratica della mercatura des Balducci Pegolotti〉），3—5。

注2093 弗朗切斯科·巴爾都奇·佩戈洛蒂：《貿易活動中的什一稅和其他稅收》（La pratica della mercature della decima e delle alter gravezze）,III，24；阿蘭·埃文斯編，xv—xxvi,并見佩戈洛蒂的資料，xxvi—l。當然，對于巴列奧洛格時期拜占庭貿易活動進行研究的最好的綜合性資料是海德的《中世紀利凡特貿易史》，I，427—527，及II。

注2094 《在另一個海上的航行》（Voyage d’autremer）,舍費爾編，150、164。

注2095 見布拉提亞努所著《13世紀熱那亞人在黑海的商業活動研究》，關于13世紀熱那亞在拜占庭帝國的商業活動一章中特別重要的記載，108—154。關于14世紀威尼斯人與特拉布松人之間的貿易契約，見D.A.扎基希諾斯《特拉布松的阿列克修斯三世科穆寧皇帝賜予威尼斯人以特權的金璽詔書》（Le Chrysobulle d’Alexis III Comnène empereur de Trébizonde en faveur des Vénetiens），4—12。

注2096 關于1449年這一特別有趣現象的記載出于V.于爾格維奇（V.Yurguevich）發于《奧德薩歷史和考古學會通報》（Transactions of the Hisatorical and Archeological Society of Odessa）上的文章，V［1865］,631—837;以及P.維格納（P.Vigna）發于《利古里亞國家歷史學會會刊》（Atti della Società Ligure di Storia Pateia）中的文章，VII［2］，567—680。關于熱那亞人在卡法的碑銘文獻，見埃林娜·斯克爾金斯卡（Elena Skerzinska）“克里米亞的熱那亞人僑居地的拉丁文碑銘”（“Inscriptions latines des colonies genoises en Cremée”），《利古里亞國家歷史學會會刊》，LVI（1928），1—180。關于1449年的行政法令，見A.A.瓦西列夫《克里米亞的哥特人》，226—227。

注2097 喬治·帕希梅利斯：《安德羅尼卡·巴列奧洛格》，波恩版，I，419—420。

注2098 W.海德所不可能得到的13—14世紀的一些文獻在R.戴維森的《佛羅倫薩歷史研究》（Forschungen zur Geschichte von Florenz）中可以看到，見該書III，69—70（no.315）、135（no.686）、193（no.974）。亦見弗里德曼《佛羅倫薩中世紀商業活動的地理范圍》，26。當然，一些15世紀的文獻亦可見于J.米勒的著作《關于托斯卡納地區城市與東方**教世界和土耳其世界聯系的文獻》（Documentti sulle relazioni delle città toscane coll’ Oriente Cristiano e coi Turchi），149—150、162—163、169—177、283—284。

注2099 W.若斯：《大不列顛博物館藏拜占庭貨幣目錄》，I，lxviii—lxxv；II，635—643。A.布蘭切特：“拜占庭皇帝所發行的最后的貨幣”（“Les dernière monnaies d’or des empereurs de Byzance”），《錢幣學評論》（Revue Nummi**atique）,IV，4（1910），89—91。亦見E.施泰因在“晚期拜占庭立法與經濟研究”（“Untersuchungen zur spatbyzantinischichter Verfassungs-und Wirtschaftsgeschichter”）中所提到的關于巴列奧洛格時期拜占庭錢幣的一些有趣的片斷,《奧斯曼歷史通報》,II（1924），11—14。

注2100 布蘭切特，“拜占庭皇帝所發行的最后的貨幣”，《錢幣學評論》,IV，4（1910），14—15。

注2101 克倫巴赫：《拜占庭文獻史》，425。

注2102 米勒：《關于拉丁東方的論文》，278—279。塔弗拉里：《14世紀的薩洛尼卡》，149—169。

注2103 E.拉維斯（E.Lavisse）和A.蘭姆鮑德（A.Rambaud）：《自4世紀起至當代通史》（Histoire générale du IVe siècle a nos jours），III，819。.夏爾·迪爾：《拜占庭藝術手冊》，II，750。譬如，僅以15世紀初拜占庭的辯論家約瑟夫·布萊昂紐斯的作品為基礎而寫的，對于巴列奧洛格時代之文化的模糊而帶有偏見的描述，見于L.厄科諾摩“據約瑟夫·布萊昂紐斯所記載所見14世紀中期拜占庭的文化和精神”，《迪爾研究文集》，I，225—233；特別是226：文化和精神生活的日趨衰落。亦見N.H.貝恩斯在《希臘研究雜志》，LII（1932）上發表的一篇相當不錯的評論。

注2104 該自傳的一些部分被查普曼譯成了法文，見《邁克爾·巴列奧洛格（1261—1282年），拜占庭帝國的光復者》，167—177。

注2105 對霍拉修道院內壁畫和鑲嵌畫的研究（附有精美圖版）已經于2001年由英國牛津大學著名拜占庭藝術和考古史學家西里爾·芒戈出版。——譯者

注2106 D.阿伊那洛夫（D.Ainalow）:《14世紀的拜占庭繪畫》（The Byzantine Painting of the Fourteenth Century），132—133。

注2107 貝格爾·德希弗里（Berger de Xivrey）：“皇帝曼紐爾·巴列奧洛格對自己生活與事業之回憶”（“Mémoire sur Manuel Paléologue”），《法蘭西學院回憶錄》，XIX（2），1。L.佩迪（L.Petit）：“曼紐爾二世巴列奧洛格”，《天主教神學辭典》，IX（2）,1925—1932。曼紐爾的作品沒有能全部出版。一些零星信件和論文上面已經引用。

注2108 《歷史》，前言；波恩版，I，10。

注2109 克倫巴赫：《拜占庭文獻史》，288。

注2110 見A.魯比奧·伊·盧克（A.Rubio i Lluch）寫的一篇極好的文章“帕希梅利斯與蒙塔內爾”，《加泰羅尼亞研究所歷史考古分部,回憶錄》（Seccio historico arqueologica del Institut d’Estudis Catalans,Memories），I（1927），33—60。

注2111 見A.海森伯格“喬治·帕希梅利斯的一份手稿”（“Eine Handschrift des Georgios Pachymeres” ），收于他的作品《巴列奧洛格時期的文學》（Ausder Gcschichte und Literatur der Palaiologenzeit）,3—13。關于帕希梅利斯的手稿可見于耶路撒冷圖書館。見《拜占庭與當代希臘年鑒》，II（1921）227。亦見克倫巴赫《拜占庭文獻史》，288—291；以及蒙特拉蒂奇（Montelatici）《拜占庭文獻史》224—225。更近期的作品，見V.勞倫特（V.Laurent）“喬治·帕希梅利斯的拜占庭歷史手稿”（“Les Manuscrits de l’Histoire Byzantine de Georges Pachymère,” ），《拜占庭》（布魯塞爾），V（1929—1930）,129—205：“十篇歷史手稿的編輯、描述和引用的歷史。”勞倫特：“喬治·帕希梅利斯關于拜占庭歷史的兩篇新發現的手稿”，《拜占庭》（布魯塞爾），XI（1936），43—57；有兩篇新增加的手稿。

注2112 克倫巴赫：《拜占庭文獻史》，291—293。亦見蒙特拉蒂奇《拜占庭文獻史》，226。亦見M.朱吉“尼斯福魯斯·卡利斯圖斯·克山索普羅斯”，《拜占庭》（布魯塞爾），V（1929—1930）。朱吉在這里發表了尼斯福魯斯的十首教會詩篇。

注2113 R.居蘭德：《論尼斯福魯斯·格雷戈拉斯》，xxxii—xxxiii。居蘭德：《尼斯福魯斯·格雷戈拉斯的書信集》，xii—xviii。

注2114 克倫巴赫：《拜占庭文獻史》，293—296。居蘭德：《論尼斯福魯斯·格雷戈拉斯》，236—238。

注2115 《拜占庭文獻史》，288。將熟悉許多領域之知識的學者被稱為“博學者”。

注2116 《拜占庭文獻史》，225：“il più grande erudito del suo tempo”。

注2117 居蘭德：《論尼斯福魯斯·格雷戈拉斯》（Essai sur Nicéphorus Grégoras），296。

注2118 卡納努斯·拉斯卡利斯：《北歐諸國游》（Reseanteckningar fran nordiska länderna.**ärre Byzantinska skrifter），V.倫茨特羅姆（V.Lundstrom）編，14—17；A.A.瓦西列夫編：“拉斯卡利斯·卡納諾斯，15世紀游歷北歐和冰島的拜占庭旅行家”（“Laskaris Kananos，Byzantine Traveler of the Fifteenth Century Through Northern Europe and to Iceland”），《紀念V.P.布澤斯庫爾文集》（Essays Presented to V.P.Buzeskul），397—402。克倫巴赫：《拜占庭文獻史》，422。

注2119 W.米勒：“歷史學家杜卡斯和弗蘭策”（“The Historians Doukas and Phranzes”），《希臘研究雜志》，XLVI（1926）,70。

注2120 米勒，“歷史學家杜卡斯和弗蘭策”，《希臘研究雜志》，XLVI（1926），71。學者們對于他的兩部著作進行研究后，在此基礎上提出了問題，即弗蘭策是否的確是那部詳細編年史的作者。J.B.法勒爾·帕帕多布魯斯（Faller-Papadopoulos）：“弗蘭策是另一部長編年史的作者嗎？”《保加利亞考古學研究所通報》，IX（1935），177—189。

注2121 克倫巴赫：《拜占庭文獻史》，306；蒙特拉蒂尼：《拜占庭文獻史》，231。

注2122 邁克爾·杜卡斯著作的意大利文版本，而不是希臘文版本，可見于波恩版《拜占庭文獻大全》。

注2123 E.切爾努索夫（E.Chernousov ）：“杜卡斯，一位拜占庭衰落之際的歷史學者”（“Doukas，One of the Historians of the Fall of the Byzantium”），《拜占庭年鑒》，XI（1914），221。

注2124 米勒：“歷史學家杜卡斯和弗蘭策”，《希臘研究雜志》，XLVI（1926）,63。

注2125 Chalcocondyles意即“筆鋒銳利者”（有著黃銅筆尖的人，轉意為“厚顏無恥”。——譯者），而Chalcondyles意為“擁有黃銅燭臺的人”。他的首名Launikos與Nikolaos，Nicholas是一致的。

注2126 米勒：“雅典的最后一位歷史學家：勞尼科斯·卡爾康迪勒斯”，《希臘研究雜志》，XLII（1922），37。亦見L.坎普羅戈魯斯（L.Kampourroglou）《卡爾科康迪勒斯專論》（Ο?χαλκοκονδ?λαι.Μονογραφ?α），104—171。

注2127 E.達科（E.Darkó）：“勞尼科斯·卡爾科康迪勒斯生平新探”（“Neuere Beiträge zur Biographie des Laonilos Chalkokondyles，1927”），《1927年第二屆國際拜占庭研究大會文集》，25—26。亦見K.迪特里奇《對于地球與文化認知的起源和研究》（Quellen und Forschungen zur Erd-und Kulturkunde），II,124—125。瓦西列夫：“拜占庭文獻中的百年戰爭和貞德”，《拜占庭》（布魯塞爾），III（1926），242—248。

注2128 米勒：“雅典的最后一位歷史學家：勞尼科斯·卡爾康迪勒斯”，《希臘研究雜志》，XLII（1922）,38。

注2129 喬治·帕希梅利斯：《邁克爾·巴列奧洛格》，V，24；波恩版，I，403。

注2130 尼斯福魯斯·格雷戈拉斯：《歷史》，V，2,5；波恩版《拜占庭文獻大全》，I，128—129。

注2131 A.D.佐托斯（A.D.Zotos）：“新羅馬——君士坦丁堡牧首約翰·貝庫斯”（Ιω?ννης ? Β?κκος πατρι?ρχης Κωνσταντινουπ?λεως Ν?ας ‘ρ?μης）。

注2132 見G.卡梅利（G.Cammelli）：“底米特里·辛多尼斯：生活和作品概要”（“Demetrio Cidonio:Brevi Notizie della vita e delle opera”），《意大利古典文獻研究》（Studi Italiani di filologia classica），N.S.I（1920），144—145；辛多尼斯出生于1300—1310年，一直活到大約1403—1413年。居蘭德：《尼斯福魯斯·格雷戈拉斯書信集》（Correspodance de Nicéphore Grégoras），325—327，認定辛多尼斯死于1400年。M.賈吉：“底米特里·辛多尼斯與14—15世紀的拉丁神學”（“Démétrius Cydonès et la theologie latine à Byzance aux XIVe et XVe siecles”），《東方之聲》，XXXI（1928），386—387，指出辛多尼斯出生于1310—1320年間，死于1399—1400年。最新、最詳細的一部傳記是由G.卡梅利所寫《底米特里·辛多尼斯，通信集》（Démétrius Cydones，Correspodance），v—xxiv。

注2133 關于辛多尼斯的威尼斯市民權問題，見R.洛恩內茲（Loenertz）“底米特里·辛多尼斯，威尼斯市民”（“Démétrius Cydonès，citoyen de Venise ”），《東方之聲》，XXXVII（1938）,125—126。

注2134 居蘭德：《論尼斯福魯斯·格雷戈拉斯》，327—331。

注2135 這是近期一位意大利學者G.梅爾卡第發現的。見M.朱吉“底米特里·辛多尼斯”，《東方之聲》，XXXI，（1928），385。

注2136 E.布維（Bouvy）：“圣托馬斯，其著作的拜占庭翻譯者”（“Saint Thomas.Ses traducteurs，byzantins”），《奧古斯丁雜志》（Revue augustinienne），XVI（1910）。407—408。亦見M.拉克爾（Rackl）“底米特里·辛多尼斯，圣托馬斯·阿奎那的辯護者和翻譯者”（“Demetrios Kydones als Verteidiger und Uebersetzer des hl.Thomas von Aquin”），《天主教會。天主教神學與教會生活》（Der Katholik.Zeitschrift für Katholische Wissenschaft und Kirchlichrs Leben）；XV（1915）,30—36。朱吉:“底米特里·辛多尼斯”，《東方之聲》，XXXI（1928）,148。

注2137 G.卡梅利：“最新底米特里·辛多尼斯演說精選”（“Demetrii Cydonii orations tres adhuc ineditae”），《拜占庭與當代希臘年鑒》，III（1922）,67—76；IV（1923）,77—83、282—295。

注2138 G.卡梅利：“ 14—15世紀的拜占庭人，底米特里·辛多尼斯書信研究”（“Personaggi buzantini dei secoli XIV—XV attraverso le epistole di Demetrio Cidonio”），《貝薩里翁》，XXIV，151—154（1920），77—108。至于一份有關辛多尼斯之已經出版和尚未出版的著作之初步的目錄，見卡梅利“底米特里·辛多尼斯”（“Demetrio Cidonio”），《意大利古典文獻研究》，N.S.I（1920）,157—159。1930年卡梅利出版了辛多尼斯的50封書信，附以法文翻譯和447封注有日期或沒有日期的書信的總目；見《底米特里·辛多尼斯。通信集》。亦見V.勞倫特對于此書信集的詳細評論：“關于底米特里·辛多尼斯的通信集”（ “La Correspondance Démétrius Cydonès”），《東方之聲》，XXX（1931），339—354。勞倫特：“曼紐爾·巴列奧洛格和底米特里·辛多尼斯，評兩者之通信”（“Manuel Paleologue et Démétrius Cydonès.Remarques sur leur correspondance”），《東方之聲》，XXXVI（1937），271—287、474—487；XXXVII（1938），107—124。G.梅爾卡第：“關于底米特里·辛多尼斯的書信”（“Per L’Epistolario di Demetrio Cindone”），《拜占庭與當代希臘研究雜志》，III（1931），210—230。P.查拉尼斯：“14世紀下半期的希臘歷史資料”（“The Greek Historical Sources of the Second Half of the Fourteenth Century”），《美國波蘭研究院季刊》（The Quarter** Bulletin of the Polish Institute in America）（1944年1月），2—5。

注2139 克魯喬·薩盧塔蒂（1331—1406年），意大利人文主義者，佛羅倫薩首相（1375—1406年）。——譯者

注2140 見《克魯喬·薩盧塔蒂書信集》（Epistolario di coluccio Salutati），F.諾瓦蒂（F.Novati）編，III，105—119；該書信寫于1396年。

注2141 R.居蘭德：“君士坦丁堡牧首（1289—1293年；1304—1310年）阿塔納修斯書信集”（“La Correspondance inedited d ’Athanase，patriarche de Constantinople，1289—1293；1304—1310”），迪爾：《研究文集》，I，121—140。N.班內斯庫：“牧首阿塔納修斯與安德羅尼卡二世巴列奧洛格時期帝國的社會、政治和宗教”（“Le Patriarche Athanase Ier et Andronic II Paleologue.Etat religieux，politique et social de l’Empire”），《羅馬科學院歷史部通報》，XXIII，1（1942），1—29。

注2142 尼斯福魯斯·格雷戈拉斯：《歷史》，VI，1，5；波恩版，I，163。

注2143 關于以弗所的馬爾庫斯，見L.佩迪在《天主教神學辭典》中所寫的一篇極妙的文章。見該書XI，2（1927），1968—1986。

注2144 薩塔斯：《希臘文獻目錄》，IV，vii頁及注7。

注2145 吉那第烏斯（Gennadius）的著作最近有八卷問世，《吉那第烏斯·斯科拉利烏斯全集》（Oeuvres complètes de Gennads Scgikaruis），L.佩迪、X.A.西德里臺、M.朱吉編。近期關于吉那第烏斯的論文，見M.朱吉“喬治·斯科拉利烏斯，哲學**”（“Georges Scholarios，professeur de Philosophie”），《拜占庭與當代希臘研究雜志》（意大利），V（1939），482—494。對于吉那第烏斯的個人傳記，其活動和文學成就進行詳細研究還是十分必要的。

注2146 由于N.A.比斯的不懈努力，梅泰奧拉修道院中的手稿已經為人們所知曉和描述。見J.德萊賽克“梅泰奧拉新發現的手稿資料”（“Die nëuen Handschriftenfunde in den Meteoraklöstern”），《新古典文獻研究年鑒》（Neue Jahrbücher fur das klassische Altertum），XXIX（1912）,552。

注2147 克倫巴赫：《拜占庭文獻史》，106—107（埃爾哈得）。該文收于米涅《希臘教父學著作全集》，CLII，741—992。

注2148 塔弗拉里：《14世紀的薩洛尼卡》，iv和書中其他各處。在我曾出版的《拜占庭帝國史》英文版和法文版中，曾經隨著他人的說法，錯誤地稱卡巴西拉斯是“薩洛尼卡都主教”。但他從來沒有做過任何城市的都主教。

注2149 米涅：《希臘教父著作大全》，CL，367—492、493—726。見S.薩拉維爾“尼古拉斯·卡巴西拉斯‘在**里面’一文的兩部手稿”（“Deux manuscript du ‘De vita in Christo’ de Nicholas Cabassilas”），《羅馬科學院歷史部通報》，XIV（1928）；《1927年第二屆國際拜占庭研究大會會議文集》（Compte-rendu du deuxième Congrès internatimpl des études byzantines，1927），79。

注2150 P.阿尼基也夫（Anikiev）:“論東派**教的神秘主義”（“On the Problem of Orthodox-Christian Mystici**”）《俄羅斯正教論集》（Pravnorusskoye Slovo），XIII（1913），200—217。蒙特拉蒂奇：《拜占庭文獻史》，251—252。F.沃內特：“尼古拉斯·卡巴西拉斯”，《天主教神學辭典》，II（2）,209—1295。

注2151 “尼古拉斯·卡巴西拉斯未出版過的書信”（“La Correspondance inédited de Nicolas Cabasilas”），《拜占庭雜志》，XXX（1929—1930）,98。見S.薩拉維爾《尼古拉斯·卡巴西拉斯：圣禮的闡釋》（Nicolas Cabasilas: Explication de la devine liturgie）（巴黎，1943年）。這篇論文的法文譯文及附加的一篇長長的導言中有卡巴西拉斯的生平介紹。見V.格魯梅爾寫的一篇對此論文極其褒揚的書評，《拜占庭研究》，XII （1945）,265—267。

注2152 他的真名是喬治·杰米斯圖斯（George Gemistus）；Pleson（普勒桑）與Gemistus（杰米斯圖斯）是同義詞，意為“滿的”。杰米斯圖斯開始自稱為普勒桑，是希望用這個更有“希臘”風格的名詞取代一般的希臘語名字。這里可比較Desiderius與Era**us兩個詞的區別。見H.托澤“一位拜占庭改革家：杰米斯圖斯·普勒桑”（A Byzantine Reformer: Gemistus Plethon），《希臘研究雜志》，VII（1886）,354。

注2153 F.舒爾澤（F.Schultze）：《文藝復興時期哲學史》（Geschichte der Philosophie der Renaissance），I，23—109。J.W.泰勒：《喬治·吉米斯圖斯·普勒桑對柏拉圖和亞里士多德的批判》（Georgius Gemistus Pletho’s Critici** of Plato and Aristotle），1—2。

注2154 埃里森：《秘史》，IV（2）,11。

注2155 E.斯臺法努：“近期對普勒桑的研究”（“Études récentes sur Pléthon”），《東方之聲》，XXXI（1932）,207—217。其中有一個非常好的參考書目，特別是第217頁。這里沒有足夠的空間討論關于杰米斯圖斯·普勒桑的大量作品。最近分量最重的一篇文章是米爾頓·V.阿納斯托斯所寫“普勒桑的歷法和儀式記載”（“Pletho’s Calender and Liturgy”），《頓巴登橡樹園研究文集》，IV（1948）,183—305。其中有極好的參考書目。

注2156 G.米施克（G.Misch）：“13世紀的一位君士坦丁堡牧首的自傳和歷史著作。關于一位拜占庭人文主義者的研究”（“Die Schriftsteller-Autobiographie und Bildungsgeschichte eines Patriarchen von Konstantinopel aus dem XIII，Eine ‘Studie zum byzantinischen Humani**us’”），《教育及教學歷史雜志》（Zeitschrift fur Geschichte der Erazichung und der Unterrichts）,XXI（1931），1—16。

注2157 居蘭德：《尼斯福魯斯·格雷戈拉斯書信集》（Correspondance de Nicephore Grégoras），324，其中有一章談及查姆諾斯（Geogios Chumnos），317—324。喬治·查姆諾斯：“選自一首希臘詩歌中的《創世記》和《出埃及記》的舊約故事”（“Old Testament Legends from a Greek Poem on Genisis and Exodus”），F.H.馬夏爾（F.H.Marchall）編。

注2158 克倫巴赫：《拜占庭文獻史》，541。

注2159 尼斯福魯斯·格雷戈拉斯：《歷史》，VII，2,2；波恩版，I，272。薩塔斯：《中世紀希臘文獻目錄》，I，前言，60—61。

注2160 尼斯福魯斯·格雷戈拉斯：《歷史》，VII，2,3；波恩版，I，272—273。

注2161 《拜占庭研究》，401。亦見居蘭德《尼斯福魯斯·格雷戈拉斯書信集》，361。

注2162 V.瓦爾登伯格：“查士丁二世致提庇留的演說詞”（“An Oration of Justin II to Tiberius”），《蘇聯科學院通報》，II，（1928）,140。

注2163 D.C.赫瑟林：（“制度下的皇權”）（“Een Konstitutioneel Keizershap”）,《赫爾墨斯雜志》，XI（1938—1939年）,89—93。《拜占庭雜志》（德文），XXXIX（1939）,263。

注2164 見圣·貝茲德基（St.Bezdeki）：《尼斯福魯斯·格雷戈拉斯所繪制的狄奧多勒·梅托希特斯的肖像》（Le Portrait de Théodore Métochite par Nicéphore Grégoras）。《歷史研究文集》（Melanges d’histoire générale）,57—76。

注2165 R.居蘭德：“狄奧多勒·梅托希特斯未編輯出版的詩歌”（“Les Poésies inédites de Théodore Métochite”），《拜占庭》（布魯塞爾），III（1927）,265。居蘭德：《尼斯福魯斯·格雷戈拉斯書信集》，358。

注2166 薩塔斯：《中世紀希臘文獻目錄》，I，前言，64。Th.烏斯賓斯基：《拜占庭文明史論集》，263—264。

注2167 居蘭德：《尼斯福魯斯·格雷戈拉斯書信集》，360—362。克倫巴赫：《拜占庭文獻史》。551—552。

注2168 薩塔斯：《中世紀希臘文獻目錄》，I，22；涉及“外交使節”的文字見154—193。居蘭德：《尼斯福魯斯·格雷戈拉斯書信集》，364。該文獻被尼克夫（Nikov）在其《塔塔爾人和保加利亞關系》（Tartaro-Bulgarian Relations）一書中予以重印和評價，54—95。

注2169 M.特魯（M.Treu）：《大行政官狄奧多勒·梅托希特斯的作品》（Dictungen des Gross-Logotheten Theodoros Metochites），1—54。

注2170 居蘭德：“狄奧多勒·梅托希特斯未編輯出版的詩歌”（“Les Poésies inedites de Théodore Métochites”），《拜占庭》（布魯塞爾），III（1927）,265—302。克倫巴赫：《拜占庭文獻史》，552—553。近來，關于這些詩歌的手稿鑒定問題，見I.切維恩科（I.Ševěenko）的文章：“對Th.梅托希特斯之演說及詩歌集的考察”（“Observations sur les recueils des discourse dt des poèmes”），《著作》（Scriptorium） ，II（1951）,279—288。

注2171 居蘭德：“狄奧多勒·梅托希特斯的宮殿”（“Le Palais de Théodore Métochites”），《希臘研究雜志》，XXXV（1922），82—95；在86—93，他引用了該詩希臘文稿的一部分，附以法文譯文。亦見埃伯索爾特《拜占庭浮華的藝術》,109。

注2172 居蘭德：《尼斯福魯斯·格雷戈拉斯書信集》，368。

注2173 見迪爾：《拜占庭研究》，401。

注2174 居蘭德：《尼斯福魯斯·格雷戈拉斯書信集》，348—353。

注2175 克倫巴赫：《拜占庭文獻史》，554。

注2176 以上法典除《新律》、《法律選編》外，皆出自馬其頓時期（見本書馬其頓王朝一章）。《新律》是各個時期都有的法典，而《法律選編》（Ecloga）則產生于伊蘇里亞王朝，即破壞圣像時期，見本書相應部分。——譯者

注2177 P.科林內：“拜占庭立法”，《劍橋中世紀史》，IV，722—723。

注2178 L.西西里亞諾（L.Siciliano）：“拜占庭立法”，《意大利法律百科全書》（Enciclopedia Giuridica Italiana）,IV（5）,72。科林內：“拜占庭立法”，《劍橋中世紀史》，IV，723。

注2179 位于黑海西北岸和德涅斯特河流域，公元前7世紀的希臘**區；15—20世紀先后歸屬摩爾多瓦、奧斯曼帝國、俄羅斯、羅馬尼亞和蘇聯。——譯者

注2180 L.卡索（L.Kasso）：《比薩拉比亞的拜占庭法》（Byzantine Law in Bessarabia），42—49。

注2181 E.讓塞爾姆（E.Jeanselme）：“論巴黎國家圖書館一手稿中所見拜占庭的醫療手冊（希臘文增補卷764）：翻譯、注解及評注［Sur un aide-mémoire de thérapeutique byzantine contenu dans un manuscript de la Bibliotheque Nationale de Paris（Supplemnet grec，764）：traduction,notes et commentaire］”，《迪爾研究文集》，I，170。

注2182 見M.特魯，“曼紐爾·霍羅波魯斯”，《拜占庭雜志》（德文），V（1896）,538—559。克倫巴赫：《拜占庭文獻史》，770—772；克倫巴赫論曼紐爾·霍羅波魯斯的論文是以特魯的論文為依據的。

注2183 海森伯格：《論巴列奧洛格時期的歷史和文獻》，112—132。

注2184 見X.西德里德斯（X.Siderides）：“曼紐爾·霍羅波魯斯為皇帝曼紐爾八世巴列奧洛格寫的頌辭”（“Μ ανον?λ ?ολοβ?λομ ?γκ?μιον ε?ς Μ ια?λ Η ?ΙΙ αλαιολ?γον”）《拜占庭研究》（希臘），III（1926），168—191.

注2185 克倫巴赫：《拜占庭文獻史》，782。F.多爾格：“關于阿列克修斯·梅托希特斯和狄奧多勒·梅利特尼奧特斯的最新研究”（“Neues zu Alexios Metochites und zu Theodorus Meliteniotes”），《文獻與研究》（Studi et testi）CXXIII（1946），238—251。參見M.米勒“梅利特尼奧特的諷喻詩，據皇家圖書館手稿公布”（“Poème allégorique de Méliténiote，publié d’après un manuscript de la Bibliothèque Impériale”），《國家圖書館手稿之注釋和摘編》（Notices et extraits des manuscripts de la Bibliotheque Nationale），XIX，2（1858），2—11。

注2186 參見米勒上引文，《國家圖書館手稿之注釋和摘編》，11—138。蒙特拉蒂奇的《拜占庭文獻史》沒有提到這首詩。關于梅利特尼奧特的天文學作品之片斷，可見米涅編《希臘教父文獻大全》，CXLIX，988—1001。另一篇較好的文章和更多的片斷可見《希臘天文學書卷目錄》（Catalogus codicum astrologicorum graecorum）,V，3（1910），133—147（書卷摘要［Excerpta ex codice］，21，梵蒂岡，1059）；XI，1（1932），54（埃斯克里亞爾抄本［codices escorialenses］）。

注2187 薄伽丘的著名寓言詩集。——譯者

注2188 F.多爾格：“拜占庭文學與但丁”（“Die Byzantinische Literatur und Dante”），《第二屆世界拜占庭大會論文集》，（1927）,47—48。在這次大會上，多爾格提交了這篇論文，認為狄奧多勒的詩是在但丁《神曲》的影響下完成的。但后來，根據S.G.梅爾卡第的建議，他改變了自己的觀點，認為這首詩與薄伽丘有關。在文藝復興時期，薄伽丘的一些著作譯成了希臘語。薄伽丘的《苔塞伊達》（Theseis）譯成希臘語后，“開始出現了曾經在意大利一度繁榮的愛情詩歌系列作品。”J.施密特:“薄伽丘的《苔塞伊達》（Théséide，薄伽丘早年寫的愛情史詩。——譯者） 和希臘的《苔塞伊達》”（“La ‘Théséide’ d’Boccace et la ‘Théséide’ grecque ”），《當代希臘文學研究》（Études de philologie neogrecque），J.普希沙瑞（J.Psichari）編,280。亦見克倫巴赫《拜占庭文獻史》，870。

注2189 M.施勞赫（M.Schlauch）：“君士坦丁堡的瑚恭宮”（“The Palace of Hugon de Constantinople”），《史鑒》，VII（1932）,505、507—508。

注2190 J.隆尼翁（J.Longnon）:《關于阿莫利公爵領之征服》（Livre de la Conquete de la Princée de L’Amorée），lxxxiii—lxxxiv。

注2191 其希臘文版本可見W.瓦涅（W.Wagner）主編的《中世紀的三部敘事詩》（Trois Poémes du moyen âge），242—349；對于該詩進行的詳細分析，見M.吉得爾《當代希臘文學研究》（Études sur la literature grecque moderne）151—196。新版見J.A.蘭姆伯特（J.A.Lambert）所編，545。J.B.柏里：《希臘土地上的騎士傳奇》（Romance of Chivary on Greek Soil）11—12。

注2192 迪爾：《拜占庭人物傳》，II，348。

注2193 克倫巴赫：《拜占庭文獻史》，868。

注2194 《菲奧里歐和比安西菲歐勒的傳奇》（Le roman de Phlorios et Platzia Phlaore），D.C.赫瑟林主編，9、13—14；亦見104，1794。

注2195 《拜占庭的阿基里斯》（L’Achilléide Byzantine）,D.C.赫瑟林主編，9。

注2196 《拜占庭的阿斯里斯》，3—15；亦見克倫巴赫《拜占庭文獻史》，848—849。蒙特拉蒂奇：《拜占庭文獻史》，192—193。

注2197 《馬其頓，一次考古旅行》（Macedonia .An Archarological Journey）,280。

注2198 迪爾：《拜占庭藝術手冊》（第2版，1926年）,II，744—745。

注2199 迪爾：《拜占庭藝術手冊》；上引文是對第1版（1910）中之文字的重復，702。

注2200 阿伊那洛夫（Aïnalov）：《拜占庭繪畫》（Byzantine Painting），86、89、96。

注2201 “14世紀拜占庭繪畫的‘復興’”（“La ‘Renaissance’de la peintur Byzantine au XIVe Siècle”），《考古學雜志》，II（1912）,127—128。

注2202 迪爾：《拜占庭藝術手冊》，II，748。

注2203 多爾頓：《東方**教藝術》，240。

注2204 《拜占庭藝術手冊》，II，751。關于14世紀拜占庭文藝復興藝術的整章（735—751）在《拜占庭》雜志（布魯塞爾）得以重印（II，［1926］,299—316）。在他的著作之第二版中，迪爾還無法使用多爾頓的著作之結論，但是一段時期以后，他在《拜占庭雜志》（德文）發表了對多爾頓著作的詳細評論，XXVI（1926）,127—133。

注2205 “藝術的復興”（La Renovationqrtistique），《迪爾研究文集》，II，10。

注2206 《拜占庭藝術》，7、10。

注2207 H.皮爾斯（H.Pierce）和R.泰勒：《拜占庭藝術》，15。

注2208 見夏爾·迪爾為G.米萊之著作《對于福音書中之圣像的研究》（Recherches sur l’iconographie de l’Evangile ）寫的書評，發于《學術雜志》，N.S.XV（1917）,376。亦見G.索特利烏（G.Soteriou）“14世紀希臘本土的拜占庭繪畫。14世紀大型繪畫之風格問題之討論”（“Die Byzantinische Malerei des XIV.Jahrhundert in Griechenland.Bemerkungen zum Stilproblem der Monumantalmalerei des XIV.Jahrhundert ”），《希臘研究》（Ελληννκ?）， I（1928）,95—117。

注2209 迪爾：《拜占庭藝術手冊》，II，840—844；關于潘瑟里諾斯的生卒年代，見該書第842頁和多爾頓《東方**教藝術》，238注1。

注2210 這批繪畫的全部照片收于巴黎高級研究院的照片集中；也見于J.埃伯索爾特所著《拜占庭微型畫》（La Miniature byzantine），59 。

注2211 關于巴列奧洛格時期的微型畫，見迪爾《拜占庭藝術手冊》，II，872—874。

注2212 見康達可夫《馬其頓，一次考古旅行》，圣彼得堡，285。

注2213 《14世紀的拜占庭繪畫》，68。

注2214 《古代塞爾維亞藝術。宗教畫》（L’Acient art serbe.Les eglises）,9。米勒：“拜占庭文化復興”（“La Renaissance byzantine”），《第二屆國際拜占庭研究會文集》，19—21。

注2215 A.海森伯格在他的“拜占庭文藝復興問題”（“Das Problem der Renaissance in Byzanz”）（《歷史雜志》，CXXIII［1926］,393—412）一文中基本上否定了“拜占庭文藝復興”的存在，但他是這樣結束他的文章的：“只是在若干世紀之后，（拜占庭的）統治階層才感覺到，在國家和教會所頑固推行的古典傳統的覆蓋下，新的、更豐富和深刻的生活處于深深的底層。但是，在這一時刻，由于西歐的貪婪，拜占庭世界永遠衰落了；真正的文藝復興既不屬于拜占庭也不屬于東歐其他的東正教國家。”（第412頁），亦見F.多爾格在《德意志文學報》（Deutsche Literaturzeitung）的論述，XLVII（1926），1142—1143、1445。R.居蘭德則在他的《論尼斯福魯斯·格雷戈拉斯》中（第294—295頁以及其他部分），強調了14世紀拜占庭的“真正文藝復興”。參見由C.紐曼寫的絕妙的但多少有些片面的文章“拜占庭文化和文藝復興文化”（Byzantinische Kultur und Renaissancekultur），《歷史雜志》，XCI（1903），215—232。

注2216 《著作集》，II，252。這一意見甚至見于J.庫拉科夫斯基的《拜占庭歷史》（第1版），I，12；在其第2版（1913年）中，這一論斷又不見了。

注2217 F.佩特拉克：《家事和各類書信集》（Epistolea de rebus familiaribus et Variae），XVIII，2；XXIV，12；G.弗拉卡賽蒂（Fracassetti）主編,II,474；III，302。見Th.烏斯賓斯基《拜占庭文明史論集》，301—302。A.維切洛夫斯基（A.Veselovsky）：“薄伽丘，他身邊的人和同時代人”，《著作集》，V，86。

注2218 F.佩特拉克：《家事和各類書信集》，XXV，G.弗拉卡賽蒂主編，II，369。Th.烏斯賓斯基：《拜占庭文明史論集》，303。

注2219 《神譜》，XV,6;1532年，389。M.科勒林（Korelin）：《早期意大利人文主義及其史學》（The Ear** Italian Humani** and Its Historiography），993。

注2220 《神譜》，XV，6；1532年版，390：hujus ego mullum vidi opus。

注2221 G.科爾廷：《佩特拉克的生活和工作》（Petraca’s Leben und Werke）（萊比錫，1878年版），154。

注2222 Th.烏斯賓斯基：《論拜占庭文明史論集》，308。

注2223 《早期意大利人文主義及其史學》，998。

注2224 《著作集》，V，100—101。

注2225 佩特拉克：《佩特拉克個人書信集》（Lettere sinili di Petrarca）,V，3；弗拉卡賽蒂編,I，299;亦見III，6，弗拉卡賽蒂編,I.73: “è certamente una gran bestia。”見《佩特拉克個人書信集》，弗拉卡賽蒂編,IV,98。薄伽丘：《神譜》，XV，6,1532年，389。見維切洛夫斯基“薄伽丘”，《著作集》，VI，364。

注2226 此處的羅馬皇帝，應是德意志神圣羅馬帝國的皇帝，而與古代羅馬皇帝沒有任何關系。——譯者

注2227 佩特拉克：《佩特拉克個人書信集》,III，6。弗拉卡賽蒂編，I，174—175。弗拉卡賽蒂編《書信集》，IV，98。見維切洛夫斯基“薄伽丘”，《著作集》，VI，362—363。

注2228 《神譜》，XV，6；1532年，390。見維切洛夫斯基“薄伽丘”，《著作集》，VI，351—352。

注2229 《拜占庭文明史論集》，308。見薄伽丘《神譜》，XV，6；1532年，390：“Leotium…ut ipse asserit，praedicti Barlaae auditorem。”

注2230 P.查拉尼斯（P.Charanis）：“論西西里和南意大利的希臘化問題”（“On the Question of the Hellenization of Sici** and Southern Ita**”），《美國歷史評論》，LII（1946—1947），74—86。

注2231 P.巴蒂福爾（P.Batiffol）：《羅薩諾修道院》（L’Abbaye de Rossano）,ix。

注2232 “薄伽丘”，《著作集》，V，22。

注2233 同上書，23。

注2234 “Nec multum esset tanta utilitate ire in Italiam，in qua clerus et populus sunt pure Graeci in multis locis”見羅杰·培根《哲學綱要》（Compendium studii philosophiae），chap.6；培根：《未出版作品集》（Opera quaedum hactenus inedita），434。

注2235 “Et par toute Calabre li Païsant ne parlent se grizois non”。P.梅耶：“古代法國歷史編纂的先驅”（“Les Premières compilations francaises d’histoire ancienne”），《羅曼尼亞》，XIV（1885）,70頁注5。

注2236 《佩特拉克個人書信集》，XI,9;弗拉卡斯蒂編,II,164.

注2237 見莫尼耶《15世紀。15世紀意大利文學史論》（Le Quattrocento.Essai sur l’histore litteraire du XVe siècle italien），II，6。

注2238 科勒林：《早期意大利人文主義及其史學》，1002。

注2239 古羅馬著名希臘籍劇作家。——譯者

注2240 莫尼耶：《15世紀》（Le quattrocento），II，4：“Quis enim praestantiorem Manuele virum，aut vidisse aut legisse meminit,qui ad virtutem ad gloriam sine ulla dubitatione natus erat?…”德森布里奧（Decembrio）認為，“談到他的文學知識，他似乎不是凡人，而是天使”。

注2241 《關于促成教會聯合的宣教詞》（Oratio dogmatica pro unione）；米涅編：《希臘教父文獻全集》，CLXI，612。

注2242 H.瓦斯特（H.Vast）：《紅衣主教貝薩里翁（1403—1472年）》（Le Cardinal Bessarion，1403—1472），扉頁。R.羅碩爾（R.Rocholl）：《貝薩里翁，文藝復興史研究》（Bessarion.Studie zur Geschichte der Renaissance），105。L.莫勒爾（L.Mohler）：《神學家、人文主義者和政治家，紅衣主教貝薩里翁》（Kardinal Bessarion als Theologe,Humanist und State**ann），406。

注2243 見A.薩多夫（A.Sadov）《尼西亞的貝薩里翁》（Bessarion of Nicaea）,276。莫勒爾：《紅衣主教貝薩里翁》，275—276；關于貝薩里翁的圖書館，見408—415。

注2244 蘭普羅斯：《當代希臘回憶錄》（Ν?ος ?λληνομν?μων），XIII（1916）,146—194;也有抽印本出版。

注2245 瓦斯特：《紅衣主教貝薩里翁》，ix、xi。

注2246 “貝薩里翁的葬禮詞”（“Laudatio funebris Bessarionis”）；米涅編：《希臘教父文獻全集》，CLXI，14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