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古代所說的文學，與現在所說的文學有所不同。如《論語·先進》中記載，孔門四科有德行、言語、政治、文學。當時的文學包含了禮和樂，范圍很大。孔子說：“興于詩，立于禮，成于樂。”詩、禮、樂三件事是相互聯系在一起的。現今，我們只把詩算作文學。
相對而言，古時所說的詞章之學與現在所謂文學的意思大致相同。雖然講詞章之學的偏重形式，但包含了真正的文學作品。四庫書中，文學一般都在集部，但集部中并非都是文學作品。比如一種文集里不光有文學作品，還會收錄議論文、考據文、應酬文等文章，所以集部里的書不光是文學，還有大部分文字是史學、哲學或日常應用文。集部之外，也會有文學作品的存在，比如被歸在經部的《詩經》，實際上是部文學書。在現代文學中占重要地位的小說，過去屬于子部，而且只收錄筆記瑣聞，《水滸》、《紅樓夢》等白話小說則排除在外。戲曲也不列入文學正宗。總的來說，很多現代被視為文學的作品，以前并不歸入文學類。
古時對文學的分類很繁雜，如《昭明文選》把詩文分成三十七類，詩一類又分二十二子目，古今詩體按題目分為二十余類；按作者分為五十多類……有關文學的知識，我們將分韻文與非韻文兩部分來講述。韻文是要求使用同韻母的字作句字結尾，以求押韻的文體，與散文（不要求押韻的文體）相對，如詩歌、賦、詞、曲等。
集部的書有總集與別集的分別。但凡收錄多名作家的作品，叫總集，只收錄一人作品的，叫別集或專集。《詩經》是我國最早的一部詩總集，這部作品在中國文學史上的地位，相當于希臘荷馬的《奧德賽》與《伊利亞特》。
人類最初的文學形式就是詩歌，其他文學形式基本都是從詩歌發展而來的。《詩經》是中國最早的一部純文學書，由《詩經》演變而為《離騷》，而后依次演變為漢朝的賦、六朝的駢文、唐朝的詩、宋朝的詞、元代的曲等。
《詩經》分為風、雅、頌三部分。三部分中，風的文學價值最高。風是從民間采錄的歌謠，收錄了很多抒情詩及反映人民生活疾苦的作品。雅和頌，是當時朝中士大夫所寫的，有些詩篇直接把作者的名字點出來了，如《小雅·巷伯》有“寺人孟子，作為此詩”，《大雅·崧高》及《烝民》都有“吉甫作誦”句。雅中的詩歌，有的是美麗的神話與傳說，有的是社會動蕩民不聊生苦痛的疾呼。其他則多為歌功頌德、夸耀國威的樂歌。這一部分的詩歌可算是敘事詩類的史詩。頌也包含史詩，如《商頌·玄鳥》篇。
《詩序》以風、雅、頌各部分的第一篇為代表作，稱為“四始”。《國風》以《關雎》為始，《小雅》以《鹿鳴》為始，《大雅》以《文王》為始，《周頌》以《清廟》為始。《關雎》一篇很受孔子的推崇，說“《關雎》樂而不淫，哀而不傷”。整部《詩經》，孔子總結：“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思無邪。”
《國風》的開篇是《周南》和《召南》，詩歌的背景是春秋戰國時代的楚國一代。據說一向蠻荒的南方國家受到文王的影響，而產生了如此溫厚的歌謠，比其他國風更正派，所以列在前面，且有意把它們從國風中分出來另作一類，變成南、風、雅、頌。實際上，所謂“南”，就是南方樂歌，周與召大概是采集南方詩歌的兩位負責人。《周南》和《召南》可算楚風一類。因此，《詩經》中并不完全都是北方文學。
楚辭
《楚辭》是中國漢族文學史上第一部浪漫主義詩歌總集，騷體類文章的總集。“楚辭”的名稱，西漢初期已出現，至劉向編輯成集，東漢時王逸作了注本。《楚辭》包含了屈原、宋玉、景差、賈誼、東方朔等人的作品共十六篇，其中屈原是主要作者，其他作者不過是仿照他的文體創造，所以一并收錄了。后王逸增入自己的作品《九思》，成十七篇，流傳至今。
屈原是楚國人，與楚王同姓。楚懷王原本比較信任他，后來因為上官大夫們的讒言誹謗，被疏遠放逐到湘沅地區—湘水與沅水一帶。屈原看到楚國政治腐敗，國勢衰微，多次被秦國哄騙欺侮又無力反抗，將有亡國的危險，于是憂憤而作《離騷》。有關“離騷”二字的含義后世有很多說法，王逸認為是離別憂愁之意。屈原根據湘沅一帶祀神的巫歌創作了《九歌》，同時還有《天問》、《九章》、《遠游》、《卜居》、《漁父》等作品。
當楚國國都郢被秦兵攻破，既無力挽救楚國的危亡，又深感政治理想無法實現的屈原，最終投汨羅江而死。后世流傳的端午節即為紀念這位才華橫溢又憂國傷懷的偉大詩人。
無論形式還是內容，《楚辭》都和《詩經》不盡相同。形式上，《詩經》雖有三字、五字、六字、七字或九字一句的，主要還是四字句的最多，因此算是四言詩。《楚辭》則以六字句居多，而且長短參差，形式活潑。內容上，《詩經》的情感色彩溫柔敦厚，《離騷》則奔放熱烈。梁啟超據此認為，光看《離騷》的文風及屈原投江的激進行為，就知道屈原的性格跟講中庸之道的中國人不同。《詩經》中的神話比較少，《離騷》中有豐富的神話，如羲和、望舒、飛康、豐隆、宓妃、有娥、帙女等故事，這跟希臘的荷馬詩很相似。如果拿祀神的《九歌》與《詩經》中的頌相比，后者所祀的神是祖先，前者所祀的東皇太一、湘夫人、山鬼、國殤，多是離奇怪誕的鬼神，屈原所歌唱的雖是神話，實際是現實深刻的反映。
《離騷》是屈原最重要的代表作，凡兩千余字，是一篇偉大的抒情敘事詩。司馬遷在《史記》中說：“《國風》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誹而不亂，若《離騷》者可謂兼之矣。”后世用來泛稱文學的“風騷”一詞，風指《詩經》中的《國風》，騷即《楚辭》中的《離騷》。繼承屈原創作文體的諸作者中有一個宋玉，他所作的《九辯》以悲秋開始，情辭凄婉，也非常著名。
騷體文學包括楚歌和楚賦，它們有兩個共同特點：一是以《楚辭》中作品為模擬范式，二是“兮”的大量運用；后者構成了騷賦有別于其他作品最明顯的外在標志。不僅有項羽《垓下歌》、劉邦《大風歌》、漢武帝的《秋風辭》等帝王作品，整個兩漢魏晉騷體都是《楚辭》的繼承者。
《楚辭》對中國文學的發展有極其深廣的影響，幾乎每個文學領域，各個不同的體裁的文學都不同程度存在它的身影。鄭振鐸在《屈原作品在中國文學史上的影響》一文中給予《楚辭》極高的評價：“像水銀瀉地，像麗日當空，像春天之于花卉，像火炬之于黑暗的無星之夜，永遠在啟發著、激動著無數的后代的作家們。”
賦
賦，源于《楚辭》及戰國時代的策士文，是漢朝文學的代表形式。賦的形式在詩與文之間，班固說“賦者，古詩之流也”，又說“不歌而誦，謂之賦”，賦是一種能讀不能唱的詩。賦的意義是“鋪”、“敷”，所以敷陳敘事，鋪展詞采。
《漢書·藝文志》中將賦分為四種：屈賦、陸賦、荀賦、雜賦。屈賦即《楚辭》，如漢朝的賈誼、淮南王劉安的賦，特點是抒情。陸賦是漢時陸賈的賦，枚皋、朱建、嚴助、朱買臣、揚雄等人的賦也屬此類，流傳至今的只有揚雄的作品。這類賦是策士文的一種演變，偏重于辭令說理。荀賦即《荀子》中的《賦篇》，特點是詠物。雜賦所列書目全部失傳，無法知道內容形式。從今天的觀點看，只有屈賦一類可歸于文學。
除《漢書》的記載外，還有很多作賦的名家，最出名的是司馬相如，代表作有《子虛賦》、《上林賦》、《大人賦》、《長門賦》等，都跟宮廷生活有關。前兩篇描寫田獵，第三篇描寫神仙，第四篇是替失寵的陳皇后抒寫情思以感動皇帝。司馬相如生性浪漫，有與年輕寡婦卓文君相戀的佳話，后來成為漢武帝的御用文人。東方朔，代表作有《七諫》、《答客難》，也是漢武帝的侍文之臣。
賈誼，是早期漢賦的代表作家，他的《吊屈原賦》、《鵩鳥賦》成為抒寫抑郁不平之情的典范，最具個性。其他作家，如枚乘，代表作《七諫》；揚雄模仿司馬相如的《甘泉》、《羽獵》、《長慚》等賦最出名；東漢班固的《兩都賦》曾名動天下，此外有張衡的《西京賦》，傳說寫了十年，也很有名。著名才女蔡文姬之父蔡邕創作了很多賦，以《述行》、《短人》、《釋海》等篇最佳。
漢代社會經濟發達，無戰亂之憂，君王們想以文字裝飾太平，夸耀功德，并消遣娛樂，于是就用利祿功名獎勵作文之人。所以，漢賦大體上是宮廷文學，內容無法與《楚辭》相比。形式上堆砌辭藻，鋪張事物，作賦家多兼為字典編纂者，字典上的種種物名也盡數列上去，又喜歡用排偶句法，因而活潑有生氣的文章少，笨拙冗長的為多。
因偏重形式，內容日益貧乏，魏晉以后再難出現好的賦，所以后世章太炎曾評價：“自屈、宋以至鮑（照）、謝（靈運），賦道已極，庾信之作，去占愈遠……賦之亡蓋先于詩。”魏晉以后，賦日益向駢文方向發展，稱為“駢賦”；唐代又由駢體轉入律體，稱“律賦”；宋代以散文形式寫賦，稱“文賦”。唐宋時期著名的賦有杜牧的《阿房宮賦》、歐陽修的《秋聲賦》、蘇軾的《前赤壁賦》。
雖然對于現代人來說，賦遠不及詩、詞、散文、小說那樣膾炙人口。但在古代，特別在漢唐時，賦與詩比肩，從曹丕的“詩賦欲麗”和陸機的“詩緣情而綺靡，賦體物而瀏亮”可窺一斑。漢唐時期，有只作賦而不寫詩的文人，卻幾乎沒有只作詩而不寫賦的才子。建安以后乃至整個六朝時期，對賦的推崇甚于詩。賦與漢代的詩文一起，成就了漢代文學的燦爛與輝煌。
樂府
唐朝以前的詩被稱為古體詩，唐時的詩被稱為今體詩或近體詩。古體詩分為樂府和古詩兩種。
樂府，本是掌管音樂的機關名稱，最早設立于漢武帝時，以李延年為協律都尉，收集編纂民間音樂、整理改編與創作音樂，并進行演唱、演奏等活動。那些可唱出來的詩，稱為“樂府”，不能唱的詩，稱為詩，即唐人稱的“古詩”。漢代以前，詩樂不分，因為凡詩都能歌唱。漢時歌詩分離，民間的歌曲得以保存下來。此后，凡文人專門模仿創作的民歌，或模仿古樂府的形式創作但不能唱的詩，也稱“樂府”，或“新樂府”。樂府雙璧是《木蘭詩》與《孔雀東南飛》。
早在漢武帝設立樂府之前，樂歌的形式已受皇家青睞，如漢高祖劉邦作《大風歌》，令家鄉沛中上百兒童歌唱，高祖愛好“楚聲”，他的《鴻鵠歌》及唐山夫人的《房中祠樂》都是楚聲。武帝設立專署，命司馬相如等增制十九章之歌，采集燕、代、秦、楚等地的民謠，用箜篌、橫吹等外國樂器演奏，李延年根據胡曲創作新聲，音樂風格大變，樂府詩開始風行。西漢至東漢初年是樂府的發展時期，東漢末年及建安（漢獻帝年號）前后達到全盛階段，建安之后模仿之作居多，隋唐時期逐漸衰落。
據宋代學者鄭樵《通志·樂略》記載，漢時創作的歌曲有《短蕭鐃歌》、《相和歌》、《郊祀歌》等十余種，每種有若干曲。相和曲中有《薤露》、《蒿里》、《陌上桑》、《箜篌引》等，都是從民間收集，《陌上桑》與《箜篌引》的歌詞，前者活潑詼諧，后者凄婉動人。《郊祀歌》是鄒陽、司馬相如等文人的作品。《短簫鐃歌》是鼓吹曲，發聲宏大，用于軍隊。東漢時樂府詩，如辛延年的《羽林郎》、繁飲的《定情詩》等，都屬佳作。建安時期，魏武帝、魏文帝及曹植的樂府詩，如《短歌行》、《燕歌行》、《秋胡行》等，情感充沛，寓意深刻。南北朝時代，又有許多新創作的樂府歌曲。南朝流行《華山畿》、《子夜歌》等民歌，是柔婉的“清商樂”。北朝樂府偏向剛健的胡聲，歌詞質樸，有《瑯琊王歌》、《折楊柳歌》、《捉搦歌》、《隴頭流水歌》等。
宋朝郭茂倩編輯的《樂府詩集》，收錄了漢魏到唐五代的樂府歌辭及先秦至唐末的歌謠，共五千多首。真正的漢魏樂府，可在其中領略到。
五言詩
漢魏六朝間的詩，多半是五字一句的，而建安時代，五言詩的創作特別豐富而優美，因《昭明文選》中多為五言詩，人們也稱為“選體”。五言詩和樂府不無關系，如李延年《北方有佳人》、蔡邕的《飲弓長城窟行》、蔡文姬的《胡笳十八拍》，以及之前提到的《孔雀東南飛》、《羽林郎》、《陌上桑》等，基本都是五言。
五言詩始于何時，前人看法不一。有的認為漢代李陵與蘇武的唱和詩是五言之祖，有的認為《古詩十九首》才是五言起源，而作者和創作年代都不可考。五言詩雖不能確定創于何人，而起源于西漢則是無疑的。東漢時，五言詩作家有班固、張衡、傅毅、徐淑、秦嘉夫婦、蔡文姬等。建安時期，曹操、曹丕、曹植三父子最為有名，以陳思王曹植的作品成就最高，著名代表作有《美女》、《七哀》、《名都》、《白馬》、《驅車》、《棄婦》等。其次是號稱“建安七子”的孔融、王粲、徐幹、陳琳、阮瑀、應玚、劉楨。這些詩人中佳作不多，陳琳的《飲馬長城窟行》最為世人稱道。同時代的詩除五言占主流外，也有四言詩，如曹操的《短歌行》，和七言詩，如曹丕的《燕歌行》。四言詩是《詩經》形式的延續，七言詩則是一種新的詩體創作。
建安時代的文風，由質樸漸入浮華，講究音節與辭藻的華美，為六朝的唯美主義文風奠定了基礎。繼承建安風格的有阮籍和嵇康，前者以《詠懷詩》著名，他們是正始（魏主芳的年號）文學的中心人物，同時又是西晉“竹林七賢”（除他二人外，還有山濤、向秀、劉伶、阮咸、王戎）的先鋒人物。西晉太康（武帝年號）時期的“三張”—張載、張亢、張協，二陸—陸機、陸云，二潘—潘岳、潘尼，一左—左思等，都不同程度繼承了建安的傳統，但專注對仗排偶的技巧，詩意日漸淺薄。南北朝時，淫艷之風大行。
東晉南北朝時期的詩，形式上仍繼承漢魏，五言古體詩為主，其次是七言古體詩，“律詩”初見萌芽，詩風不似先前的質樸婉轉，日趨艷麗浮華，只有東晉末年的陶潛與別家格外不同。
陶潛，字淵明，世稱靖節先生，曾做過幾年小官，后因厭煩官場辭官回家，從此隱居鄉里以詩酒自娛，與周續之、劉遺民并稱“潯陽三隱”，以田園生活為題材創作詩文，清新自然，不事雕琢，同時又懷有深情寄托。陶淵明的詩如《歸田園居》、《讀山海經》、《飲酒》、《詠荊軻》等，都為世人稱道。詞賦也很有名，代表作有《歸去來兮辭》、《閑情賦》。
陶潛之后，有詩人謝靈運，他是東晉指揮淝水之戰的著名大將謝玄的孫子，襲封康樂公，也喜歡歌詠自然，后人將他與陶潛并稱，他為山水詩人，陶潛為田園詩人。唐時的孟浩然、王維、儲光羲、韋應物、柳宗元等人，都學陶詩以歌詠自然風物。
謝靈運和顏延之、鮑照，都是宋元嘉（宋文帝年號）體的代表作家。謝靈運和弟弟謝惠連在當時的文壇名氣不小，人稱“大小謝”。也有人將他和南齊的謝脁并稱“大小謝”。謝脁字玄暉，曾作宣城太守，是齊永明（齊武帝年號）體的代表者。齊武帝的第二個兒子竟陵王蕭子良，愛好寫詩，他所結交的詩人謝脁、任昉、沈約、陸倕、范云、蕭琛、王融、蕭衍等，號稱“竟陵八友”。后來的皇帝梁武帝蕭衍又收編了這八位詩友，因此有所謂“齊梁體”的名目。
梁代的君主都是文學家，梁武帝的三兒子蕭綱—后來的簡文帝，特別以艷詩著名，號稱“宮體”。江淹、何遜、吳均等也是梁代的名詩人。此時詩的形式漸重聲調格律，風格日益低俗，至陳代更甚，較著名的詩人有徐陵、陰鏗、庾信等人。徐陵編選漢魏六朝的艷體詩十卷，名《玉臺新詠》，于是有“玉臺體”的名稱。
北朝詩人不似南朝詩人那樣眾多，北魏的溫子升、魏收、邢邵名聲在外，以溫邢并稱，又有“大邢小魏”之號，南朝的庚信到北周任職，于是又有南徐北庾的說法。至隋統一南北，除隋煬帝楊廣，還有詩人薛道衡、楊素、虞世基、王胄等名家，對徐陵、庾信有所繼承，但詩風開始轉變。不乏蕩氣回腸、情感豪邁的作品。
這一時期出現的女作家有蘇蕙，擅于回文詩。民歌《子夜歌》的創作者是一位名叫子夜的女子。此外，謝道韞也是一位女詩人。
唐詩
唐朝是古體詩的黃金時代，詩人之多，詩文之優，其他時代無法相比。詩體形式多樣，風格各異。在繼承前人的基礎上，還創造出了近體詩，產生了杜甫、李白兩位詩壇中的巔峰人物。
近體詩，即律詩。律詩的特點是講究平仄和對仗。分五言律、七言律兩種，以八句為一首，每兩句為一韻，首一句也有時葉韻，中間的四句必須做成兩個對聯，也有全部都對的。又有“絕句”的形式，即截取律詩的一半，有七絕、五絕兩種。六朝時陰鏗、何遜、徐陵都寫過五言律，只是當時沒有確定為一種格式，到唐朝沈佺期、宋之問才確定。唐代詩人所作的古體詩以五言、七言為主。兩句為一韻，沒有句數限制，也無平仄對偶的講究，每句字數也可變動。
唐詩有初、盛、中、晚四個時期的分別。初唐期約一百年，代表詩人有王勃、楊炯、盧照鄰、駱賓王，并稱“四杰”；有沈佺期、宋之問等繼承陳隋艷詩風格的；有陳子昂、張九齡主張質樸的，開盛唐詩文創作的先聲。這一時期，確立了五言、七言律，出現了五言、七言絕，又有“排律”這樣一種創作形式：擴大律詩的篇幅，增加對聯句者十韻。詩的形式大大豐富了。
盛唐與中唐可合為一個時期來講述。自開元、天寶（玄宗年號）以至大歷（代宗）、元和（憲宗）、長慶（穆宗）這百余年，是唐詩的成熟期。除李白、杜甫，代表詩人有王維、孟浩然、高適、岑參、韋應物、韓愈、柳宗元、孟郊、賈島、李賀、元稹、白居易等。王、孟、高、岑并稱“四唐人”。
王維、孟浩然擅長歌詠自然，高適描寫邊塞戰爭生活入目三分，王昌齡、王之渙的邊塞詩流傳也很廣，王昌齡有“詩夫子”的稱號。韋應物、柳宗元的詩風格近于王維和孟浩然。韓愈、孟郊、賈島、李賀這四人詩作別具一格，類似今日的另類作家，有批評家說“郊寒島瘦，長吉（李賀）鬼才”。“元白”是中唐詩人中的斗士，白居易的諷喻詩淺白通俗，又刺中時弊，《秦中吟》及《新樂府》中的《新豐折臂翁》等都是膾炙人口的名篇。元稹的《連昌宮詞》和白居易的《長恨歌》都是反映天寶史事的名作。除元白外，中唐詩人還有被權德輿稱為“五言長城”的劉長卿，其名作《逢雪宿芙蓉山主人》選入今日的語文教材中。晚唐詩人以溫庭筠、李商隱為代表，其名作都是艷詩，又有陸龜蒙、皮日休等人專作淺白的詩，世稱“小杜”的杜牧，詩文創作艷中有豪氣。宋初楊夫年等人模仿溫、李的詩，稱“西昆體”。溫、李及另一詩人段成式都排行十六，因此他們的詩又稱“三十六體”。韓偓擅寫艷詩，稱“香奩體”。至晚唐，唐詩開始衰落。
李白與杜甫兩大詩人，各有其特殊的生活境況，其創作各自反映了一種時代的背景。李白是浪漫派，杜甫則是寫實派。
李白字太白，賀知章稱他為“謫仙人”，因此有“詩仙”的美譽。為人豪放不羈，頗有道家逍遙派的思想。活動于開元、天寶盛世，進階成為食宮中俸祿的御用詩人，作品充滿浪漫情調，不受形式拘束。他在沉香亭即興賦《清平調》三章，歌詠楊貴妃，是有名的香艷詩。他又會寫邊塞風光，會擬古樂府，有些詩又充滿了厭世觀念，如《將進酒》，反映頹廢的貴族生活。
杜甫字子美，號少陵，遭逢安史之亂，經歷坎坷，他的思想不如李白的超脫，作品多深切反映現實，如《北征》、《述懷》、《三別》、《三吏》等，描寫內戰時期民眾苦難的生活，《石壕吏》一篇尤為世人稱頌。晚年定居成都，風格轉為閑適，作品數量大增，懷著關心國計民生的熱情，所寫時事的詩尤為動人，因而人稱他為“詩史”，又稱“詩圣”。杜甫的詩文創作，無論形式或內容，都有很高的造詣。他的造詣，從學問修養與生活中來，而不是僅憑天賦。
唐之后的詩人也有很多，但為唐詩的舊形式所限，很少創新。以下講講幾位重要的代表人物。
北宋的蘇軾，字子瞻，號東坡居士。黃庭堅，字魯直，號山谷，江西詩派之祖。南宋的陸游，號放翁，有詩集《劍南詩稿》。這幾位是宋朝最有名的詩家。蘇黃之前，有以梅花詩著名的林逋。著有《西昆酬唱集》的楊億、劉筠等人。蘇舜欽、梅堯臣的詩簡淡尚古，一洗西昆體的濃艷。蘇東坡詩學陶潛、李白，黃庭堅則學杜甫。黃與晁補之、秦觀、張耒四人，被稱為“蘇門四學士”。師承黃庭堅的有陳師道、潘大臨等。陸游的詩也從江西詩派演變而來，他與尤袤、范成大、楊萬里合稱南宋“中興四大詩人”。四人中陸游的詩寫實感強，飽含情感，民族意識強烈。陸游之后有“四靈”—徐靈暉、徐靈淵、翁靈舒、趙靈秀，及著有《滄浪詩話》、自號滄浪逋客的嚴羽。宋末有一派遺民詩—收集鄭思肖、鄧牧、謝翱及其他無名作者的詩合編為《谷音》，慷慨悲歌，情感真摯。
遼、金、元明數代，詩的創作無論是數量或質量大不如前，勉強可算詩家的有金國的元好問，元代與楊載、范停、揭徯斯合稱四大家的虞集，著有《西湖竹枝詞》的楊維楨，明朝的高啟、以《白燕》詩著名的袁凱等。
清朝初期，有錢謙益、吳偉業，二人與龔鼎孳合稱“江左三大家”；王士禎、施閏章、宋琬，查慎行、朱彝尊等，以主張詩貴神韻說的王士禎最著名。清中期有袁枚—提倡性靈說、趙翼、蔣士銓、沈德潛、翁方綱、黃景仁、厲鶚等。清末有號“同光派”的龔自珍、陳三立等，其詩重骨格而少靈韻，后有“南社”詩派，宣揚民族主義，內容充實：黃遵憲以新名詞入詩，詩的形式也得到了解放。
詞
詞是可以歌唱出來并與樂器配合的韻文，不像詩歌那樣整齊，文句長短不一，因而形式多樣，比詩的體裁更豐富。當唐詩發展至巔峰，詞這一新形式的文學也應運而生，成為宋代的文學主流。
詞有種種詞牌名，依據樂曲而定。唐代時，輸入了中亞地區、印度及朝鮮等地的外國樂曲，融合而創制新樂曲，曲目日益豐富。文人中有喜好研究音樂的，將詩句變換以配合樂譜，在五言、七言絕句字間插的散聲或插在句間的和聲部分，填上實字，就叫作填詞。這也是詞產生的淵源，據說李白的《菩薩蠻》和《憶秦娥》是最開始出現的詞。唐人跟風作詞的不少，但都是短詞，稱為“小令”。那時詩與詞還沒有明確的劃分，到晚唐及五代時才正式有“詞”一說，趙崇祚收集詞作五百多首，輯成《花間集》，是中國歷史上第一部詞選集。至宋代，小令、中詞以外，又有長調，詞體十分完備，作者眾多，佳作迭出，成為詞的全盛時代，明代的毛晉編《宋六十名家詞》九十卷，搜集較為全面。
最初創作的詞，多半是描寫艷情或抒發哀怨，語句通俗，大概是由民間情歌改編，或模仿情歌而創作。后來宋人把篇幅加長，創制了長調，又有很多不懂聲樂的文人來寫詞，把詞風也改變了。宋代的詞，形式上偏散文化，或非形象化（重議論），內容上則有豪放派的產生。
宋朝之后，雖然一般文人愛好填詞，其中也有優秀的作品，但都不能與宋代詞相比，并且漸漸與聲樂分離，所謂依譜填詞完全成了一種形式，但字數、平仄、韻腳依然是有限制的。
唐代詩人溫庭筠，至晚唐才開始于詩外另有詞的創作，是花間詞派的重要作家之一。精通音律，詞風濃綺艷麗，語言工煉，格調清俊，他的詩與李商隱齊名，有“溫李”之稱。
五代時著名詞人頗多，以南唐后主李煜聲名最響。李后主早期的創作多艷情，后期則為亡國怨嘆之聲，如“四十年來家國，三千里地山河……最是倉皇辭廟日，教坊猶奏別離歌，垂淚對宮娥”，“春花秋月何時了，往事知多少……”諸詞，憂傷凄婉，最為世人激賞。南唐中主李璟，也作得一手好詞，此外還有馮延巳。除南唐外，西蜀也是詞人勝地，如前蜀的王建、王衍，后蜀的孟昶，都以國主兼作家身份，其他作家以韋莊最著名。
北宋詞人可分為四個時期。小詞（令詞）時期，有晏殊、歐陽修、晏幾道等。慢詞（長調）時期，有柳永、秦觀等。慢詞是柳永使用俚俗語言，依照新樂曲而作，后發展成“詩人詞”，主要作者有蘇軾、黃庭堅等。精于音律作曲的“樂府詞”人，有周邦彥、李清照等。
南宋分兩個時期。前期有朱希真、辛棄疾、陸游、劉過、劉克莊等，是近代所謂白話詞派作者；后期的姜夔、高觀國、吳文英、史達祖、蔣捷、王沂孫、周密、陳允平、張炎等，則是樂府詞派。
風格上，宋代詞人又分為婉約派（南派）與豪放派（北派），前者以姜夔為代表，后者以蘇軾、辛棄疾為代表。柳永與蘇軾的風格，也是哀婉與豪放的對比，時人評論說，柳永的“楊柳岸曉風殘月”宜十七八少女吟唱，蘇東坡的“大江東去”須關西大漢唱。辛棄疾軍人而兼詞人，多感時傷事之作，與蘇東坡齊名，世稱蘇辛。
宋朝有兩大女詞人，一個是寫“莫道不銷魂，簾卷西風，人比黃花瘦”的李清照，號易安居士，著有《漱玉詞》，一個是著有《斷腸詞》的朱淑真。北宋詞人周邦彥，號**，深通音律，他的《**集》成為后人模仿的準則，南宋姜夔、吳文英、周密等也受周邦彥的影響，姜夔和周密善于化用典故、雕琢詞句，因而有“典雅詞派”之稱。到了清代，詞人尤為突出的是納蘭性德，他的詞纏綿婉轉，頗似南唐后主，著作有《飲水詞》、《佩帽詞》等。
散曲
詞發展到南宋，完全成了少數文人的消遣品。因偏重形式的雕琢，不羈的文人們想要表達情感，常常感到束縛，因此到了元代，詞衰落而曲盛行。
唐宋時期民間已有簡單的歌舞表演和歌舞戲，金國產生了兼歌唱與說白一體的董解元《西廂》，元朝人把歌唱、說白與動作（舞）結合起來表演故事，便形成了戲劇。戲曲之外，還有散曲。戲曲是表演故事，散曲則是單純的詩歌，比詞更口語化。這種從大眾文藝中衍生出的新詩歌形式，適應北方民族的音樂，又是仿照戲劇中唱詞的體例而創作，形式活潑，深得不愿受詞格約束的文人們的心。
散曲的代表作家有張可久、喬吉、關漢卿、白樸、馬致遠、鄭**等。散曲創作大多清麗，馬致遠則作風豪放，一曲《天凈沙·秋思》，非常著名。明清兩朝，散曲作者也不少，但因逐漸偏重音律和辭藻，元曲的精髓便不能繼續保持下去了。
非韻文
散文易學而難工，駢文難學而易工。
—王國維 新儒學代表，曾任北京大學研究所國學門通訊導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