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多年前的1953年，我為在馬尼拉舉行的第八屆太平洋科學會議準備了一篇論文，題為《殷代裝飾藝術的諸種背景》(1)。其中我僅利用了有限的安陽材料，因當時我尚未對青銅器和其他藝術品，如侯家莊發現的雕刻品，進行細致的研究。然而在這篇論文中我提出了幾個已開始形成的重要觀點。
安陽發現的兩件藝術品一出土就吸引了我的注意力。一座大理石軀干像身上雕刻著類似文身印記的圖案；一個雕刻著饕餮面的骨柄，饕餮面從上到下排列著。這兩件藝術品，使我找到了古代文身習俗和圖騰制存在的證據。另一組手工制品使我相信古代中國可能普遍存在著先進的木雕藝術。既然青銅器如我所推論的那樣，是模仿木制品的，那么木制品原本一定是滿身有花紋的。田野考古工作者的確發現了一些木制豆型器皿和木鼓的遺痕，但它們已全腐朽了。在青銅器中方形體和長方形體的器物常常是滿身有紋飾，而圓或橢圓形體的則不是這樣。那時我推測方形體銅器是仿木制品的，圓形體銅器是從陶器演變來的。
以這篇文章為起點，我繼續研究安陽資料近二十年，尤其重視研究青銅器。重要成果已發表在五卷《中國考古報告集新編》上，它包括了小屯和侯家莊出土的全部青銅禮器。現在看來，1953年的文章中初次提出的不少觀點仍適用。這一章中，我將致力于討論安陽發掘品中的藝術品的主要方面。與前一章一樣，將材料分為四組來敘述：陶器、骨器、石雕和青銅器。
陶器
安陽出土的陶器已得到了詳細記錄和全面研究，其成果已于1956年出版(2)。我研究的結果，發現安陽陶器中的主要部分即灰陶中有少數是有紋的，它們是大口簋和帶蓋的罐。在有花紋的容器的外表面刻著一周或兩周鋸齒形線（圖31）。大多數灰陶器的表面經過拍打，印上粗或細的繩紋、方格紋，或刻上水平線紋。這些花紋是否為裝飾的最早階段，人們的看法是不同的。中國史前史最早的研究者之一吳金鼎認為它們僅是制作的痕跡，而鋸齒形刻紋帶似是從龍山文化演變而來的一種藝術嘗試。
圖31 帶刻紋的灰陶器皿（據日譯本）
安陽發現的白陶提供了一種完全不同的實例，這類陶器可分為三組：質軟的、質較硬的和質硬磨光的。除質硬磨光的這組外，其他兩組器表都刻著華麗的圖案（見圖32、33）。這些圖案似以青銅器為范本，但有一例外，即豆形器，殷商時期還沒有這種青銅禮器。白陶豆的外表也有紋飾，但與其他白陶圖案有些不同。其設計主要是棋盤形格中的方角云雷紋圖案。我的看法是這種刻紋白陶屬于后來的發展。我有理由相信商代人視白陶比青銅器還要珍貴。這在我的《殷虛白陶發展之程序》一文中已有詳細闡述。(3)
圖32、33 白陶上的裝飾圖案（據日譯本）
所謂釉陶的一組裝飾簡單，幾乎無例外，在每個罐靠近肩部處有一周簡單的波浪紋或一夾在陰線紋中的平行斜線紋。偶爾也有滿身裝飾棋盤形圖案的（圖34）。紅陶的表面裝飾幾乎與灰陶相同，飾以繩紋。在關于陶器裝飾的討論的最后，我再談談已發現的某些燒過的陶制品。其中有的形狀像鏟子，后部有柄，柄端呈狗頭或有角動物頭的形狀，這可能是一種工具；若為工具，則其用途仍不清楚（圖35）。另一使人不解的發現是兩個穿著幾乎完全遮住下肢的長袍的陶人俑。這兩個陶人俑顯然是囚犯，雙手都戴著手銬，一人雙手在前，另一人雙手在背后。兩人頸帶著枷鎖，剃光了頭（圖36、37）。這兩個人俑在發掘早期即發現，是出自一個擾亂了的地區。以后再也沒有發現類似的遺物。
圖34 帶刻紋或印紋的釉陶片
圖35 帶獸頭把手的用途不明的陶器
圖36 陶人俑
圖37 陶人俑
骨雕
在骨雕幾組中，數量最多的是笄。在侯家莊田野考古工作者曾發現一墓，墓中一女性骨架的頭頂端發現近百個笄，這說明商代婦女是何等精心裝飾她們的頭部。笄頂端的裝飾特別引人注意，它們被雕刻成不同形狀。據我初步研究，這些笄可分八式(4)。早期笄的一端雕刻較簡單，呈扁平形。在笄的另一端雕刻著精巧的動物或鳥（圖38）。這些形狀逐漸變化成各種幾何形的式樣。
圖38 鳥頭笄
總數次于笄的是一種叫“柶”的食具，在小屯和侯家莊發現很多。其中一種形式的柶較瘦長和細，常用牛肋骨制成。整個器身隨著材料的原形有點彎曲。柄上有雕刻的裝飾，使用部分扁平而末端呈圓形。另一式體粗短，兩頭同寬，但中間稍窄，常用牛腿骨制成。若按實際長度劃分，發現它們的大小極少一致，但總的可分三類：由肋骨制的最長，約40公分，較少裝飾和修整；一類長約30公分，一端有一角形柄，另一端雕刻呈鏟形，平均長度比前一類短，而且柄上的雕刻很明顯；第三類短寬，包括一些用足部的骨制成的匙形物品，這類一般是用牛腿骨制成的，柄呈角狀，另一端邊緣為刃狀。柶的柄一般刻有現實的或神話式的動物紋飾如龍（圖39）、饕餮頭和鳥（圖40）。
圖39 帶龍紋的柶柄
圖40 三鳥重疊紋的柶柄（據日譯本）
其他骨器有扁平的骨版、骨管、骨塤和器柄（圖41—44）。骨塤上的雕刻幾乎與一個白陶塤上所見的完全一樣。
圖41 刻紋的骨版（據日譯本）
圖42 刻紋的骨管（據日譯本）
圖43 刻紋的骨塤（三面）
圖44 刻有五個連續獸面的骨器柄
石雕
早在1923年，安特生就宣布此年于遼東半島的沙鍋屯的史前遺址中發現了動物形的石雕像(5)。這大概是第一次提到的，而且也是中國石刻的最早實例。
安陽發現的石雕是出人預料的，也是令人鼓舞的。
在安陽的第三次發掘中，田野考古者偶然發現一石刻人體軀干的碎片。在田野發掘中，碎片就僅僅是碎片；可是1929年秋把它們運到北京進一步研究，考古工作者發現有些碎片可以拼合復原為一個蹲坐人體的下部，遺憾的是重要的上半部未發現。復原部分重15.4公斤多。（圖45、46）我們怎樣解釋在小屯發現的這一雕刻的人體軀干呢？據司馬遷說，周朝初期江蘇一帶的土著人仍在文身。因此華北山東沿海一帶的居民可能仍有文身的習俗。若這個假設能成立，那么在殷商統治下仍有人文身，這自然為這時期的裝飾藝術又提供了一個實例(6)。
圖45 小屯出土的石雕人體殘像：正面
圖46 石雕人體殘像：側面
這在世界范圍內立刻引起注意的異常發現，標志著我們對商代后期石刻藝術了解的開始。隨著這一發現，又有一系列的其他石刻出土，其中大部分為龜、虎等動物形體。（圖47）
圖47 石刻虎形
直到第十三次（疑為第十一或第十二次之誤。——編者）在侯家莊發掘時，我們才開始發現比較完整的標本。這些王陵中的雕刻有些不同，大部分是半獸半人，如人身虎頭、帶象鼻的雙面怪獸或饕餮面具等神話式的動物形狀（見圖48、49、50）。絕大部分為圓雕，也有些僅是深淺不一的浮雕。遺憾的是大部分不是在原處，而是在盜坑中的碎片堆里發現的，因而不知其在墓中的原位置。其中有一部分碎石塊拼合成為另一人形身體的一部分（見本書第五章的介紹和圖13），無頭著衣，使人高興的是服裝式樣十分整齊清晰。
圖48 象鼻雙面怪獸：頂部
圖49 象鼻雙面怪獸：側面
圖50a 象鼻雙面怪獸：正面
圖50b 石刻饕餮面形
這個人的跪坐姿勢幾乎與現在日本人坐在家里“榻榻米”上姿勢一樣。這一發現立刻使人產生了極大的興趣。將此人體與第三次發掘時在小屯出土的人體軀干相比較，筆者首次發現，日本人的“正坐”，實際上早在殷商時的中國人中就是一種正規的坐的姿勢。從華麗的服飾看，這個人可能是殷商統治階層的人物。長袍上有兩袖，前開口，有條腰帶。膝蓋下有旒形垂條可能是裙。長袍邊上繡著幾何形圖案。此人是男或女尚辨不清。不管怎樣，這代表了根據考古遺物所見衣著華麗的最早的中國人。美中不足的是沒有發現頭部。這兩個石人雕像，使人們百看不厭。
在侯家莊王陵發現的另一石人，雖體小，但為一人全身的輪廓。它是用一塊扁平硬石鑿成，為一個蹲坐的人，其手彎于下巴之下。從側面看人體完整，大眼向前平視，沒有清晰顯示的內眥褶痕。耳、鼻、口與下巴位置相稱，但無腳。頭頂裝飾講究，這究竟代表一種發式還是時髦的頭飾，還不能肯定。
與侯家莊石人媲美的是小屯出土的玉雕人像。藝術家用浮雕的陽線表現人像的頭部，眼、耳、下顎、突出的下巴及扁平的鼻子等，都是凸起的優雅的線條勾畫。前額上有一條橫的明顯的帶形裝飾，圍繞著發根，頭頂上有一雞冠形飾物豎直向上，然后向后彎曲到后腦上方。這也很難說它究竟是代表發式，還是殷商時頭部別致的裝飾（圖51）。
圖51 玉刻人頭形
這時期石刻包括很多種動物形象，包括真實的與神話式的動物。未加工的石料也有許多種，從較珍貴的蛇紋巖到普通的大理石。在一些實例中，我們看到石刻風格的明顯不同。這些石雕出土時大都已破碎且分散各處，不可能確定它們的原位置，但成品風格和工藝技術的不同等主要考古特征是需要進一步研究的。例如，幾乎每件大型石雕動物背上都有一個深的直槽，就像小屯首次發現的那個人體軀干石刻一樣。這種直槽不僅虎頭獸上有，而且用大理石雕刻的貓頭鷹上也有。顯然，這被刻出的豎槽是為了嵌入墻上的突起部位。
青銅器
安陽發掘出土的青銅器可分為：（1）青銅禮器；（2）武器和工具；（3）雙輪馬車或其他木制器具等上面的功能性的或裝飾性的金屬制品；（4）純粹為死者陪葬的明器。
在我們的收集里，青銅器中禮器的量最多，共有171件，包括許多不完整的碎片。禮器中觚40件，爵39件，不僅數量多，而且是殷商青銅器的代表性器物，在周朝初期它們似乎就消失了。
在其他的青銅禮器中，斝雖在數目上比上面提到的兩種少，但在安陽發掘中至少出現16次，而三足和四足的鼎共出現23次。另外還有約50件左右的其他器物。其中最重要的是尊、方彝、盤、盂、觶、壺、簋、甗、卣，還有一鳥形尊和一個角形器皿。
雖然這些器物中的大部分有紋飾，個別的滿身是花紋，但也有例外，如有的觚無紋飾。有紋飾的觚可分三類：（1）僅中間部分有紋飾；（2）中間與下部有紋飾；（3）滿身有花紋。爵除素面外也是如此，39件中有12件無紋飾，16件僅有一條橫帶，11件有較復雜的圖案。
觚和爵上的主要裝飾帶由一個中間分開的動物面具組成（圖52、53）。典型的是這種圖案在觚的中間部位；而爵的裝飾帶有時被把手斷開，因器把的部位正好切斷裝飾帶。
圖52 觚上的動物紋飾
圖53 爵上的動物紋飾
關于在各種青銅器上制作裝飾圖案時所使用的方法，萬家保根據實驗室的實驗進行了認真的研究。他的結論是，在鑄造技術中陶范有五種不同的制法。陶范的制法不同，產生的圖案也不一樣。這五種方法是：（1）刻劃范紋；（2）模范合作紋；（3）堆雕模紋；（4）浮雕模紋；（5）深刻模紋(7)。
關于紋飾的內容，可以用觚中間部分為例予以說明。侯家莊和小屯出土的35件觚中，34件上有兩個動物面具，以對稱的相反方向排列在器物腰部的一條橫帶上。橫帶其余部位的空白處形狀不一，但都填以古物學家稱之為云雷紋的紋飾。
鼎的紋飾似乎較觚、爵兩組更復雜。從類型學上看，23件鼎的標本明顯分三類。我把第一類稱鬲鼎，其重量最輕，只發現3件。大多數標本為第二類，有18件，平均重量為3845.2克。最大的是兩個長方形的鹿鼎和牛鼎，其重量分別為60.4和110.4公斤（參見圖11）。鹿鼎的紋飾我要作點詳細介紹：鼎形似長方形木箱子，平底，四壁略向外傾斜，兩窄邊的口沿處有兩立耳；四足形似圓柱中空；足頂與器底相接處有洞，恰在器底里面的四角處。器外壁、耳和足的外表面上有華麗圖案裝飾，大部分也許象征深刻的社會的和歷史的意義。器的四個外壁的中心，裝飾一完整的鹿頭和一對高浮雕的突出的鹿角，在鹿頭中間為一分段的扉棱。鹿角在頭上半部向上分叉，兩耳在其下。面部很簡潔和寫實，鼻子由一垂直扉棱構成。兩角之間有一對淺浮雕的相對的龍。鹿頭上部三分之二處，每側都有一對高浮雕的復合鳥。
紋飾藝術的起源及某些特征
這些紋飾藝術的主要特征一部分是繼承史前時期的，一部分是殷商時期的發展。螺線形的紋飾后來發展為普遍的云雷紋飾，它源于彩陶和黑陶時期。至于幾何形圖案，我在圖54中繪制了比較圖，舉例說明這點。像魚、人面、某些植物或有角動物等生物圖形，可追溯它們起源于半坡和其他彩陶遺址時期。我曾進行深入研究的另一成果——弦紋，最初發展于龍山文化時期，殷商時期青銅器鑄造者似乎廣為摹擬過，尤其是在他們鑄造無裝飾的爵和觚甚至鼎時。
圖54 彩陶文化、黑陶文化與殷商文化的紋飾演變（據日譯本）
左邊：1—3，出土于馬廠；4，出土于辛店；1—4均選自安特生的《中華遠古之文化》（1943年版），238—289頁；5，黑陶文化標本，出土于日照；6，小屯出土的骨刻；7，小屯出土的石刻。
右邊：1、2、4，出土于小屯和城子崖土器陰刻；3，引自安特生的《中華遠古之文化》（1943年版），圖37；5，小屯出土的骨刻。（按日譯本，數碼2和3的位置對調。——編者）
關于商代較華麗的，特別是表現在青銅器上的圖案，其區別于同時期地中海藝術家制造品的一些特征，是特殊的對稱觀念。例如相對的一對獸或蛇；器皿上的一圈紋飾通常分割成幾圈橫帶，這種橫帶有時從上到下多達七八條堆積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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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李濟：《殷代裝飾藝術的諸種背景》（1955年）。
(2) 李濟：《殷虛器物甲編·陶器（上輯）》（1956年）。
(3) 李濟：《殷虛白陶發展之程序》，載《史語所集刊》，第二十八本下冊（1957年）。
(4) 李濟：《笄形八類及其紋飾之演變》，載《史語所集刊》，第三十本上冊（1959年）。
(5) 安特生：《奉天錦西縣沙鍋屯洞穴層》，載《古生物志》，丁種第一號第一冊（1923年）。
(6) 近來，一些對此感興趣的學者又就這一問題展開了討論。費正清夫人（費慰梅）對反映文身的意見表示極大懷疑，不過由于她沒見到原標本，她也未有定論。我的同事萬家保則持另一種意見，他認為這既不是文身，也不是衣服，而是刻在雕像上的一種裝飾，就像殷代藝人刻在石虎、石象上的一樣。
(7) 李濟、萬家保：《殷虛出土青銅觚形器之研究》，第125—126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