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達五周年紀念了。在五周年紀念的時節，我便想起五年前立達誕生的光景。
現在全學園中，眼見立達誕生的人，已經很少。據我算來，只有匡先生，陶先生，練先生，我，和校工郭志邦五個人。下面的舊話，可在我們五個人的心中喚起同樣的感興。
一九二四年的嚴冬，我們幾個飄泊者在上海老靶子路租了兩幢房子，掛起“立達中學”的招牌來。那才我日里在西門的另一個學校中做教師，吃過夜飯，就搭上五路電車，到老靶子路的兩幢房子里來幫辦籌備的工作。那時我們只有二三張板桌，和幾只長凳，點一盞火油燈。我歡喜喝酒，每天晚上一到立達，袋中摸出兩只角子來，托“茶房”（就是郭志邦君，我們只有唯一的校工，故不稱他郭志邦，而用
“茶房”這個普通名詞稱呼他。）去打黃酒。一面喝酒，一面商談。吃完了酒，“茶房”燒些面給我們當夜飯吃。半夜模樣，我再搭了五路電車回到我的寄食處去睡覺。——這樣的日月，度送了約有三四個禮拜。正是這幾天的天氣。
不久我們為了房租太貴，雇了一輛榻車，把全校遷到了小西門黃家闕的一所舊房子內，就開學了。在那里房租便宜得多，但房子也破舊得多。樓下吃飯的時候，常有灰塵或水漬從樓板上落在菜碗里。亭子間下面的灶間，是匡先生的辦公處兼臥室。教室與走路沒有間隔，陶先生去買了幾條白布來掛上，當作板壁。??在那房子里上了半年課，遷居到江灣的自建的校舍——就是現在的立達學園——中，于茲四年半了。
講起這種舊話，現在只有我們五個人心中有具象的回憶。我們五個人，對于立達這五歲的孩子，仿佛是接生的產婆。這孩子的長育，雖然全靠后來的許多乳母的功勞，但僅在這五周年紀念的一天，回想他的誕生的時候，我們五個人臉上似乎有些風光。
但講到風光，五人中我最慚愧了。我看他誕生以后，五年之中，實在沒有好好地撫育他，近來更是疏遠。匡先生，陶先生，練先生，對他的操心比我深厚得多；然而三位先生還不及郭志邦君的專一。五年間始終不懈地，專心地，出全力地為他服勞的，實在只有郭志邦君一人。
他在五年前給我打酒，為我們燒面，招呼我們搬家。在五年的一千八百天中，不斷地看守門房，收發信件，打鐘報時，經過他的手的信件，倘以平均每日收發一百封計，已有十萬八千封。他的打鐘，倘以平均每天二十次計，已有三萬六千次。但他的態度未嘗稍變，他的服務未嘗稍懈，五年如一日。苦患的時候——例如前年的兵災——他站在前面；享樂的時候——例如開同樂會——他退在后面。而他所得的工資，又常是微薄得很的。青年的園友們，試想想看：這種刻苦堅忍，謙虛，知足的精神，我們應該如何欽佩！在五周年紀念會的席上，我們應該贈他
“立達的元勛”的尊號呢。
我在立達五周年紀念節所起的感想，只有這一點對志邦君的慚愧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