講歷史要知道年代，正和講地理要知道經緯線一般。有了經緯線，才知道某一地方在地球面上的某一點，和其余的地方距離如何，關系如何。有了年代，才知道某一件事發生在悠遠年代中的某一時，當時各方面的情形如何，和其前后諸事件的關系如何。不然，就毫無意義了。
正確的年代，原于（一）正確，（二）不斷的記載。中國正確而又不斷的記載，起于什么時候呢？那就是周朝厲、宣兩王間的共和元年。下距民國紀元2752年，公歷紀元841年，在世界各國中，要算是很早的了。但是比之于人類的歷史，還如小巫之見大巫。世界之有人類，其正確的年代雖不可知，總得在四五十萬年左右。歷史確實的紀年，只有二千余年，正像人活了一百歲，只記得一年不到的事情，要做正確的年譜，就很難了。雖然歷史無完整的記載，歷史學家仍有推求之法。那便是據斷片的記載，涉及天地現象的，用歷法推算。中國用這方法的也很多。其中較為通行的，一為《漢書·律歷志》所載劉歆之所推算，一為宋朝邵雍之所推算。劉歆所推算：周朝867年，殷朝629年，夏朝432年，虞舜在位五十年，唐堯在位七十年。周朝的滅亡，在民國紀元前2167年，公歷紀元前256年，則唐堯的元年，在民國紀元前4215年，公歷紀元前2305年。據邵雍所推算，則唐堯元年，在民國紀元前4268年，公歷紀元前2357年。據歷法推算，本是極可信據的，但前人的記載，未必盡確，后人的推算，也不能無誤，所以也不可盡信。不過這所謂不可信，僅系不密合，論其大概，還是不誤的。
《孟子·公孫丑下篇》說：“由周而來，七百有余歲矣。”《盡心下篇》說：“由堯、舜至于湯，五百有余歲；由湯至于文王，五百有余歲；由文王至于孔子，五百有余歲。”樂毅報燕惠王書，稱頌昭王破齊之功，說他“收八百歲之蓄積”。《韓非子·顯學篇》說：“殷、周七百余歲，虞、夏二千余歲。”（此七百余歲但指周歲）都和劉歆、邵雍所推算，相去不遠。古人大略的記憶，十口相傳，是不會大錯的。然則我國歷史上可知而不甚確實的年代，大約在四千年以上了。
自此以上，連斷片的記錄，也都沒有，則只能據發掘所得，推測其大略，是為先史時期。人類學家把人類所用的工具，分別他進化的階段，最早的為舊石器時期，次之為新石器時期，都在有史以前，更次之為青銅器時期，更次之為鐵器時期，就在有史以后了。我國近代發掘所得，據考古學家的推測：周口店的遺跡，約在舊石器前期之末，距今二萬五千年至七萬年。甘、青、河南遺跡，早的在新石器時期，在公歷紀元前2600至3500年之間；晚的在青銅器時期，在公歷紀元前1700至2600年之間。案古代南方銅器的發明，似較北方為早，則實際上，我國開化的年代，或許還在此以前。
周口店-北京人
中國古書上，有的把古史的年代，說得極遠而且極確實的，雖然不足為憑，然因其由來甚遠，亦不可不一發其覆。案《續漢書·律歷志》載蔡邕議歷法的話，說《元命苞》、《乾鑿度》都以為自開辟至獲麟（獲麟是《春秋》的末一年，在公元前481年），二百七十六萬歲。司馬貞《補三皇本紀》，則說《春秋緯》稱自開辟至獲麟，凡三百二十七萬六千歲，分為千紀。據《漢書·律歷志》劉歆的三統歷法，以十九年為一章，四章為一蔀，二十蔀為一紀，三紀為一元。二百七十五萬九千二百八十年，乃是六百十三元之數，《漢書·王莽傳》說莽下三萬六千歲歷，三萬六千被乘于九十一，就是三百二十七萬六千年了。這都是鄉壁虛造之談，可謂毫無歷史上的根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