朗曼是我六個月或許是八個月之前在巴黎遇到的一個男人。他和妻子住在拉斯帕伊大道的一間公寓里。要去這間公寓得費點兒力氣。那里沒有電梯。
我不確定是在哪里遇見他的。或許是在T夫人的畫廊吧。T夫人是個美國女人。她來自印第安納波利斯，也許是代頓市？
不管怎么說，據說她是西班牙詩人薩拉森的情人。許多人和我說起過這事兒。那時薩拉森已經是個老人了。
不過，誰是薩拉森？我之前從未聽說過他。我對梅布爾·凱瑟斯說起過。梅布爾來自芝加哥。她聽后憤憤不平。“你怎么能這么說？”她問道，“你又不認識這個西班牙人。”
這一點千真萬確。我不認識他。
我覺得T夫人患了甲狀腺腫大病。她在脖子上圍了一條黃色的絲帶。那一年夏天我都無所事事。那是和梅布爾待在一起的結果。身處T夫人的畫室，我一直在想兒時在俄亥俄鎮子上經常唱的一首歌：
她脖子上圍著一條黃絲帶。
她整日整夜圍著它。
人們問她究竟為何。
她說為了一個遠方的情人。
即便得了甲狀腺腫大，但對T夫人這樣的有錢人來說也不算事兒。她穿著精致的長袍。
有人說薩拉森老了之后，她就滿懷愛意地對他照顧有加。這位文學巨匠已年老昏聵。我希望等我老時也有人這樣對我。我對梅布爾說。我們一起住在同一個小酒店里。我推測梅布爾的丈夫就在芝加哥的家里。“但你又不是巨匠，也永遠成為不了。”她微笑著說。她笑得很好看，以致我不在意她說了什么。
那段時間里，我腦子里還縈繞著另一首歌。它是這么唱的：
她整日待在那里。
我想知道她整晚待在何處。
這首歌我只記得這兩句。
要想追蹤梅布爾的軌跡是不可能的。她沒日沒夜地在巴黎各處跑。并且，她還不會說法語。她越來越有教養，越來越世故。這就是她的目標。這是她親口對我說的。我喜歡梅布爾。
話雖如此，但我們還得說說我在T夫人的畫室遇見亨利·朗曼的事兒。那間房子坐落于左岸。我已經忘了那條街的名字。我永遠記不住法語名字。那里有一個庭院，就如同你們在新奧爾良的老房子里看到的那種一樣。在新奧爾良，人們將它稱為“露臺庭院”。整個一樓都是畫室。我第一次上這兒來是拉爾夫·庫克帶的。但你們不認識拉爾夫。好吧，不提也罷。
T夫人買了很多歐洲畫家的畫，這種畫得花好多錢。塞尚啊，梵高啊之類的。我記得她買了很多莫奈的畫。
庫克也藏有一些莫奈的畫。他是一個美國有錢人的兒子。
我覺得庫克是在牛津大學讀的書，并取得了學位。他畢業后帶回來一個英國人。
這個英國人是那種面色紅潤、看上去挺健康的人。他總在笑。生活于他而言就是一場盛宴。他是一個英國爵爺的兒子，自己也有爵銜，但他壓根不把它放在眼里。“你可千萬別告訴別人。”當我發現這一點之后，他對我這樣說。
他喜歡和美國人待在一起。他、庫克、梅布爾和我一起去了T夫人的畫室。許多人聚在樓下那間墻上掛滿圖畫的大房間里。他們當中大多數都是男子氣的女人和女子氣的男人。那是一個談論詩歌的午后。
透過一扇打開的窗戶，我們朝屋外的一個小庭院望去。庭院的角落里有一個石頭做的小建筑。上面棲息著一只石頭做的鴿子。
有人告訴我們說那是愛神的廟宇。
那個英國人喜歡這個說法。這個理念讓他感到高興。他說他想帶著庫克和梅布爾一起去那里朝拜。“快點兒，”他小聲說，“我們一起去那里跪拜吧。所有人都可以看到我們。我們可以宣布愛已經臨在我們身上了。”
梅布爾說，愛可不是那種輕而易舉就能求來的東西。她不喜歡這個英國人，隨后把這一點說給了我聽。“他對神圣的東西太過輕浮了。”她說。我覺得梅布爾哪一天也會成為T夫人這樣的人。但她沒有錢。
“什么愛不愛的？”庫克咆哮道。他是一個高大、寬肩的年輕人，來自得克薩斯的某個地方。他在牛津大學時創下了一個紀錄。
這個年輕的英國人也是一個學者。就一個學者而言，他在我看來太過不正經了，但是庫克對我說他沒問題。“他的思維有時會點亮牛津大學的整間教室。”庫克說。
一天下午，我們去T夫人的畫室時，那里正在舉辦某種儀式。一個女人站起身來念了一首詩。詩歌就那只鴿子大談特談，我對其中的象征主義并不特別理解。“鴿子是什么意思？”我問梅布爾，但她說不知道。我覺得她是因為所知不多而感到害羞了。庫克事后對我說，在英國上層階級中，類似的交談可不少。“這么說吧，這就是一種世故，不是嗎？這不就是你追求的嗎？”我問梅布爾。她對我的詢問不屑一顧。
庫克帶來的那個英國年輕人就此事對庫克說了很多。他說，在牛津大學，就在他和庫克相識之后，他們就經常散步談論這事兒。
英國年輕人告訴庫克說，他覺得之所以有這種想法是因為在一個地方生活太久了——英國人在英國、法國人在法國、德國人在德國都待得太久了。“俄國人和美國人依舊是原始人。”他說。這讓梅布爾感到惱火。在我和梅布爾看來，庫克的這番解釋，對我們的祖國是一種污蔑。
英國人對庫克說，歐洲人太累了。他對這樣的人有這樣一個想法——這么說吧，他們似乎相信如果能去一個新的地方，生活就會隨之變得好起來。一群離開歐洲去往美國的人都是這樣覺得的。美國人也總在搬家。梅布爾和我本人確實就是這樣的人。
俄國人也是偉大的流浪者。他們相信可以通過新的政府組織形式來獲得民族的救贖——“都是這樣的廢話。”英國人在與庫克交談時這樣說道。你們理解了吧，這些都是梅布爾和我從庫克嘴里聽來的，他自從離開得克薩斯之后一定學到了不少東西。
年輕的英國人覺得美國人整體都是原始人。他們或許依舊相信政府。他們視頭上的天堂是一個更為成功的美國，他是這樣認為的。比如，他們對諸如禁酒令這樣的東西抱有信念。
但事實不是這樣的，就如同有時從表面來看，這僅僅是一種干涉他人生活的激情。但是，有一種根深蒂固、并且非常幼稚的信念認為，所有人都應得到拯救。
不過，“得到拯救”是什么意思？
“他們這么說就是字面意思。他們隱約覺得，會有一個優秀且強大的領導人降臨，帶領他們走出生活的荒蕪。”
“就如同摩西帶領以色列的子民走出埃及那樣嗎？”
“但他說的可不是猶太人。”梅布爾說。隨后，她好幾次說起，那是一個充滿知性的午后。她說她覺得那個午后簡直太棒了。我也一樣，有許多——類似克拉夫特·埃賓式[4]的——談話進入了我的腦海，但我知道梅布爾沒有聽懂。我們都錯過了一些什么，我想，這是因為身處厭世的人群中，我們還不夠厭世。
不過，我要談的是亨利·朗曼，離題太遠了。我現在要談他了。
他來自俄亥俄州的克利夫蘭。我們第一次見他，至少我第一次見他是那天下午在T夫人的畫室里。他是那里的生面孔。首先，他是和妻子一起來的。這一舉動本身，在那個地方，就是不常見的。
庫克和那個英國年輕人似乎追著他一頓猛批。我之前已經說過了，他住在拉斯帕里大道，一個帶有畫室的公寓頂樓。
那是一幢六層樓高的建筑，要爬六層樓梯才能到達。
亨利的妻子是一個高大的金發女郎，而他是一個長著一張紅撲撲、胖嘟嘟臉龐的高大男子。
庫克似乎通過某種方式探聽到了他的底細。
他來自克利夫蘭，在那里認識了他的妻子。他的父親是那里的一個糖果制造商。
他的岳父也很有錢。
這兩個當父親的人曾是辛勤工作的年輕人，在美國這樣的國家里蒸蒸日上。兩人都發了財。
隨后他們的兒女都渴望文化。這兩個父親一半為他們感到驕傲，一半又為此感到羞愧。那個女人在讀大學時，獲得了詩歌獎。一本上層社會的美國雜志發表了她寫的詩歌。
隨后，她就嫁給了那個年輕人，他是她父親朋友的兒子。他們一起住在巴黎。他們籌辦了一個沙龍。
他們住在一個沒有安裝電梯的樓房的頂層，因為這讓他們看起來具有藝術氣質。
他們這樣做是想讓法國人來他們住的地方，當然，法國人確實來了。為什么不呢？這里有的是吃的喝的。
朗曼和妻子都不怎么會說法語，程度就與我和梅布爾差不多。
他們不懂得說法語的竅門。
朗曼想讓我們把他們都當成一個出自上流社會的英國人。
他隱晦地說他來自一個英國家庭，血統高貴，后來家道中落了，我猜是這樣的。“這怎么可能——他這么有錢？”那個年輕的英國人問梅布爾，他，也就是那個英國年輕人，對梅布爾有些好感。“他認為你又原始又有趣。”我不斷地對她說，我也知道該怎么粗俗地說話。朗曼的父親給他寄了很多錢，而他妻子的父親也會給她寄很多錢——錢就是這么來的——但他們卻編造出一副看起來很窮的樣子。“我們負債累累。”朗曼的妻子總這么說。
她這么說時，我們正在品嘗法國最昂貴的葡萄酒。
他們身邊總圍著一群人——他們伺候人們吃，給他們倒酒。
葡萄酒端上來。隨后打開，他給金發的妻子倒了一杯。她品嘗第一口酒時，總會擺出一張不悅的面孔。“亨利，”她尖銳地對丈夫說，“我覺得這酒略微帶有一點木塞味兒。”梅布爾覺得這是一個極好的技巧。這套說辭金發女郎把握得很好。她這么說時，丈夫急忙朝她跑去。我們當時是在一間供畫家使用的大畫室里。屋頂是玻璃做的。畫室的角落里放著一個廉價的水槽，就和你們在美國小酒店里看到的那種一樣。丈夫帶著一臉驚恐的表情跑了過來，隨后把酒倒入了水槽里。
昂貴的酒就這么倒了。我看到梅布爾直打哆嗦。“我猜梅布爾在家一定是個勤儉持家的好主婦。”庫克小聲對我說。
朗曼開口說話了。他想讓人們覺得他來巴黎是為了執行某項重要任務，比如，為大英政府——為唐寧街辦事。但他并沒這么說。
他隨后提到了一本書——這本書，聽起來像是他正在寫或者已經寫完了一樣。我并沒有聽清楚。他沒有提到《我拿破侖一般的生涯》或《我在唐寧街的秘密生活》。他到底說了些什么？有一點是清晰的，也就是說，他寫了好幾部重要的作品。他似乎是一個作家，太過謙虛，所以沒有直接提到他的作品。
我們日復一日，月復一月地都在干這事兒。
來自克利夫蘭的美國人假裝自己是個重要人物，客人們假裝他們是重要人物。客人們假裝自己來巴黎是有重要的緣由的。
一連串的謊言，人人都在對別人說謊。
為什么不呢？我和庫克、梅布爾和那個年輕的英國人去過那兒幾次。每一晚都會發生同樣的事兒。
梅布爾、庫克和我有時對那個年輕的英國人感到有些厭煩，而梅布爾把這一點對他說了。這對他和庫克來說有些嚴厲了。庫克得做決定了，究竟要和那個英國人在一起，還是與我們在一起。他選擇了和我們在一起——當然，這是因為梅布爾。
他說梅布爾會把英國人從我們的圈子里趕出去，其方式看起來很有趣。我們確實組成了一個小圈子，這個圈子都住在我們那間便宜的左岸酒店里。庫克搬到那里住了下來，我們結識了三四個人——當然，肯定都是男性。
我們常去朗曼那里。那里有好吃的食物和美酒，我們都喜歡聽朗曼太太說葡萄酒有木塞味。我們到那里之后，她總在打開第一瓶酒，喝到第一口時這么說。每當有別人進來后，她就會再說一遍。梅布爾說她為美國有禁酒令而感到遺憾。她說，本來也可以在家鄉給當地人也來上這么一出，可是代價太大了。
她說，她和我們所有人一樣，來到歐洲，是為了變得世故，她認為她已經學會了。庫克、我以及其他幾個人都教會了她一點。
她說，問題在于她越世故，就越喜歡芝加哥。她覺得這幾乎和待在芝加哥一樣。在我們與四五個美國人——全都是男性——一起住在酒店之后，她就學會了那種世故。
“我原本可以給我丈夫省下這筆錢，這一整套世故的把戲，或我想要的一切，在芝加哥就能學到。”那個夏天，像這樣的話她說過許多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