淮關統志卷之二建置
《周禮·天官·太宰》：“以九賦斂財賄”。“七曰關市之賦”。又“太府掌九賦之貳”，“關市之賦以待王之膳服”。《地官·司關》：“司財貨之出入”，“掌其治禁，與其征廛”。“國兇札，則無關門之征”。凡于抑末之中，時寓寬恤之意，亦示以不得已也。范文正公曰：“與其取于民，莫若取于商，則征商寧有病哉！”顧古法雖未盡湮，而今制則隨時異，乃志《建置》，而沿革系焉。
漢武帝元光元年，初算商賈。元狩四年，初算緡錢。
后周閔帝初，除市門稅。
隋文帝受禪，除入市之稅。
宋（恭）［孝］武大明八年，詔自東晉至陳，西有石頭津，東有方山津，各置津主一人，并十分稅一以入官。淮水北有大市百余、小市十余所，各置官司收稅。此條按時間順序應在“后周閔帝”條之前。
舊志云：淮北收稅始見于此。
唐高宗武后長安二年，鳳閣舍人崔融上議，請免關市之賦。
按：崔融疏議有所謂此津才過，彼鋪又止，非惟國家稅錢，更遭司事者僦賂云云。蓋彼時商賈之稅，所以充國家之用者什一，而所以資奸人之侵漁者十常四五也。
德宗時，因戶部侍郎趙贊請，諸道津會置吏閱商賈錢，每緡稅二十，以贍常平。因屬軍用迫蹙，亦隨耗竭，不能備常平之積。
文宗開成二年，勅淮泗通津，向來京國自有率稅，頗聞怨讟。今依武寧軍節度張延賞奏停，其所置官司悉罷。
宋太祖建隆元年，詔所在不得苛留行旅、赍裝，非有貨幣當算者，毋得發篋搜索。又詔榜商稅則例于務門，毋得擅為增損。
太宗淳化二年，詔曰：關市之租，其來舊矣，用度所出，未遑削除。征算之條，當從寬例。宣令諸路轉運使，以部內州軍市征所算之名品，其參酌裁減以利細民。
真宗景德四年，詔京東、西、河北、陜西、江淮南民，以柴薪渡河者，勿稅。
仁宗時，詔常務稅課取一歲中數為額，外羨勿增，仍毋得抑配人戶，苛留商賈，求羨余以希賞。
徽宗政和二年，宮觀寺院臣僚之家為商販者，令關津搜閱，如元豐法輸稅。
元太宗始立征收稅課。
世祖至元七年，定三十分取一之制。二十二年，增商稅。二十六年，大增天下商稅。
邱文莊曰：《元史·食貨志》：其利最廣者，鹽法、茶法、商稅、市舶，四者又有額外課，凡三十二則，謂之額外者。歲課皆有額，而此課不在額中也。
明
宣德四年，令南京至北京沿河漷縣、臨清、濟寧、徐州、淮安、揚州、上新河客商輳集處，設立鈔關，收船料鈔。時廷臣以鈔法不行，奏征天下官民客商船料鈔，差御史及戶部官監收正余銀二萬二千七百余兩。淮之鈔關疑立于是年。
正統六年，罷。
景泰元年，復。
成化元年，罷蘇州、淮、揚等處收船料鈔。七年復設。
八年，罷各處鈔關，差官令府委官監收船料鈔，至弘治五年止。
弘治六年，定例：專差南京戶部一員，一年更代，不許再委。
嘉靖九年，令各鈔關主事，凡遇差滿，須待接管官員交代，方許離任。
四十一年，奏準淮安等各關主事監收歲額定數外，務將余饒悉入公帑。
隆慶二年，各處鈔關主事各鑄給關防，撰給勅書。所屬司局衙門等官，該關差滿，備開賢否送部，咨送吏部考察。
萬歷初年，仍宣德之舊例。
天啟三年、五年、七年，崇禎三年、八年、十二年，兩朝累加遼餉銀、新餉銀，代補鹽、桃二邑誤派遼餉銀，又新增餉銀、練餉銀諸名色不一，約加征銀五萬余兩。
國朝
順治二年乙酉，照前明例設立鈔關，駐扎板閘，為戶部耑司衙門，至差遣滿、漢官員督理。國初為制不一，詳載《榷使》之首。
順治三年，定照萬歷初年《會計錄》原額征銀之數，將天啟、崇禎遞加餉銀減半數目。詳載《令甲》。
順治八年，督關石特庫，于正額外，征解溢額銀兩。九年，奉部札準以為例，嗣后有節省銅斤水腳銀兩。
景山興慶閣教習藝業處公費銀兩、幫助翰林院庶吉士銀兩、解抵光祿寺行戶拖欠銀兩各數目，詳載《令甲》。
康熙二十五年，因淮關額內辦銅不敷，遵奉部文，每年加額銀萬余兩。
雍正年間，各關盡征盡解正額有定，盈余無定。凡遇年歲豐稔，貨載絡繹，所收盈余，間有浮于正額者。
乾隆十四年，奉上諭：關稅正額盈余比較，總以雍正十三年征收數目為例。
乾隆十九年，又經部議，以本年收數比較上年銀數，以別盈絀。
乾隆四十一年，復奉上諭：仍以雍正十三年數目為定例。
乾隆四十二年八月，欽奉諭旨：揚關、淮關、鳳陽關稅課，節年比較短絀，著以上三年數目比較。備載《令甲》。
常盈倉在清江浦，舊有《倉志》詳其事，今不可考。
三代封建，有貢無漕。秦時，鑿渠運漕，乃用漕之始。
魏司馬懿通河渠江淮以餉軍。石虎以輸挽勞，歲取百萬斛入中都，余聽民輸水次。
北魏經略江淮，自白馬津至陳郡，水次置倉凡八，隨便收儲，應濟漕用。
隋文置四倉，又募民能漕砥柱達陜倉者，免征戍四年。
唐開元十八年，裴耀卿曰：南人不習河險，雇師煩費，秋漲守候。若置河陰、太原、永豐等倉，使南舟不入河，河不入洛，水通則舟行，水淺則留倉以待。后三年行其策。
宋制：淮南輸泗州，江南輸真州，兩浙輸楚州，名轉搬倉。
明
永樂時，漕俱民運，乃置淮、徐、臨、通四倉，以便轉輸。常盈倉，即淮倉也。平江伯陳瑄建天字號倉百余間，差戶部分司一員管理。
宣德二年，令軍民并運，酌遠近輸要倉。自淮運徐，自徐運德，自德入通州，號“支運”。五年，以周忱、陳瑄請，令江、浙、湖運至淮安或瓜州水次，加費耗，兌與衛軍代運，淮北兌與附近衛軍，亦如之，而淮、徐、臨、德四倉，歲收七十萬石。
成化七年，都御史滕昭請罷瓜、淮兌，令附近衛軍就本倉兌，加貼過江耗，視遠近以差，并淮、徐、臨、德民運亦行正兌。由是軍運直抵北、通，而四倉轉運之制遂罷。其時號“輕赍車”，在衛所支月糧出運給行糧。
嘉靖四十五年，水災，用匱，知府傅希摯建議，撫、按題準，以過壩雜糧比照瓜洲事例，每石征銀一厘，抵補稅糧之缺。
隆慶中，水災益甚，增廣前例，有腳抽、斛抽、濟漕三項，并前為四，名曰“四稅”。雜糧稅出自客商，腳抽、斛抽系腳、斛人腳價工銀，濟漕系抽牙用。
萬歷六年，御史方萬山建議裁去腳抽，雖名“四稅”，實三稅而已。
萬歷八年，撫、按以厘弊通商情由，將淮安府所屬本府征收“四稅”題歸管倉部司。
國朝
順治十三年，總漕蔡士英題定，將本倉額征淮、揚、鳳、常四府屬麥折銀兩改為半折均平，將所存廒座堆貯半本小麥額，給廬、鳳、淮、揚四府各衛所官丁行糧之用。
康熙四年，將徐州廣運倉額征宿州、泗州本色小麥，改解淮倉，給發長淮、鳳陽、宿州、邳州四衛行糧之用。
康熙九年，將合肥、江都二縣本色鳳米，改解淮倉，將宿、泗二州本色小麥改解鳳倉。
舊志云：淮倉之設，原（訪）［仿］唐宋舊制，為轉運漕糧積貯之所。自漕用軍運，直達京、通，而此倉止貯行、月米麥給軍。管倉部司每年按額收給，例有考成。嗣準漕督帥奏淮安十里三關之議，將淮安倉歸并淮關，則淮府征收所屬四稅、商稅并灰契小稅等項，俱為抽分，部差不另設管倉之員矣。
清江廠
明初，差工部分司一員駐扎清江浦，督造運船兼管閘座。設抽分廠，凡船料、梁頭、竹木、灰石等項，三十稅一，以為供造漕船之需。
國朝順治二年，改南京廠為江寧廠，直隸廠為江南廠。后將鳳陽、江南二廠歸并淮安船政同知，裁去揚州同知。
康熙九年，經漕督帥題準，清江廠歸并淮關，將江寧廠撥付江寧府管糧同知管造，淮安府同知遂隸漕院提調，非關部所屬矣。
廠例向定南自南鎖壩，北自清河口，停泊報抽，船始放行。其漕造者，為抽分，為北鈔，為余羨，約略歲額征銀二萬兩有奇。
順治年間，奉部札加額銀一萬兩。其兼濟河工者，一曰由閘，凡出口、進口空重船只，并裝卸過壩船不由口出進者，分別丈尺納銀，舊系淮安府征收。一曰石價，照例計尺納銀，舊系中河分司征收。一曰梁頭，凡里、外河裝卸重載船，并出進口重載船，計尺納銀，舊系淮安府征收。一曰扣利，抽客商南北貨物至清江浦發賣者，向系河廳征收。其折夫一項，原征于山陽、安東、清河、宿遷、海州、大河衛、鹽引所七處，牙儈輸納。于康熙六十一年豁免，歸于關項撥解。其由閘、石價、梁頭、扣利四項，并淮倉四稅、灰契小稅等項，于雍正七年經前監督年題定則例，大鈔船只改照客販計石征收，俱在關項下征收客販銀內撥解，清款不分名色，另征矣。
宿遷關海關廟灣口此標題為編者所加。
淮安關統轄有宿遷關，有海關廟灣口。
宿關舊屬淮徐道兼理，自雍正五年，準廣東總督孔代河道總督齊口奏，淮徐道有經管河工河庫之責，最為緊要，不能分司稅務，請擇就近賢員赴關管理。奉旨：交與年希堯兼管。
海關廟灣口，向系江海關分口。舊例：船料、梁頭則屬淮關，客商貨稅則屬海關。自雍正七年，經總理戶部事務和碩怡親王等折奏，江海關設立。上海縣距廟灣幾二千里，請將該口岸貨稅照宿關之例，歸并淮關征收。奉旨依議。
續纂建置
嘉慶四年三月，欽定淮安關盈余十萬一千兩，海關盈余二千二百兩，宿關盈余七千八百兩。其三年比較之例，永行停止。備載《令甲》。
九年六月，欽奉諭旨：淮安關酌減盈余額數，著定為十二萬一千兩。欽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