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與約翰·莫利$
約翰·莫利是維多利亞時代的人，在著名的維多利亞女王治下那段長期和平、繁榮和發展的時代長大、發達。那是英國的安東尼 [2]時代。這個時代養育出來的人不理解，它為什么沒有早點開始，或者它為什么還要結束。法國大革命已經平息；拿破侖戰爭也終止于滑鐵盧；英國海軍沐浴在特拉法爾加[3]的長期恩澤下，全世界的海軍加在一起也比不上它那敦實的力量。倫敦及其金融體系主導了世界金融。蒸汽成倍地增加了人的力量；棉都在蘭開夏郡確立；鐵路、新發明、無與倫比的優質煤供應，這些在島上隨處可見；人口增長；財富增加；生活成本下降；工人階級的條件隨著他們數量的擴張而改善。
英國人確信他們已經為生命的物質問題找到了圓滿的解決方案。他們的政治原則經歷了各種考驗。現在需要的只是更全面地適用它們。媒體和個人自由、貿易自由、選舉權的擴大、代議**和議會制度的完善、特權和腐敗的清除——所有這些都將和平地在實質上實現——是擺在他們面前的任務。政治家、作家、哲學家、科學家、詩人，全都懷著希望和樂觀，懷著形勢一片大好和一切會更好的確信而前行。
任務鼓舞人心而風險很小。在一片
從判例到判例，
自由在那里慢慢擴展到下層。[4]
的土地上，活躍的激進派改革者大有用武之地。他不需要害怕專制權力的鎮壓，也無須害怕革命成功的暴力。世界似乎擺脫了野蠻、迷信、貴族暴政和王朝戰爭。可以爭議的話題很多，但沒有一個會影響到生活或國家的基礎。一個形形**的精英社會，在外部形式上謹守著傳統道德，發展它自己的文化，同時急于將它的福利更廣闊地擴散到整個國家。安全感，對快速開啟的發展道路的驕傲，對政治智慧和公民道德的回報是無盡的福祉的信心，這些是維多利亞時代的杰出人物的生活和行動所依據的確定基礎。我們能懷疑嗎？每一次進步都帶來快速收獲的好處：選舉權越擴大，國家越穩定；稅收越少，收入越多；貨物進入這個島越自由，從海外獲得的市場就越多、越豐饒。那么過樸素的生活，嫻靜地走在財富的陽光下，回避外部的冒險，避免錯綜復雜的義務，在**厲行節約，釋放國內人民的天才，讓財富的果實落入人民的口袋，讓職業生涯廣泛自由地向每個階級的有才干者開放，這些都是深深地標記出來，非常容易踏上的康莊大道，走上這些道路是明智的，令人愉快的。
莫利是約翰·斯圖亞特·穆勒的精神門徒。莫利坐在他腳下，以他的智慧為食。“在我關于政治原則之類的觀點上，”他在1907年的印度預算案演講中說，“我的聯盟領導人是穆勒先生。他是智慧和人性的一盞偉大而仁慈的明燈，我和其他人在那盞燈上點燃我們的小蠟燭。”對于我，當我第一次看到約翰·莫利先生的“小蠟燭”時，它已經成為一道非常明亮的光束。我欣賞它，無須借助它的光芒。我走到足夠近，在它的光下閱讀，感覺到它舒心、親切、愉悅的溫暖。從1896年起，我開始與他會面，享受他的陪伴。羅斯伯里的談話常常更令人印象深刻；亞瑟·貝爾福總是更隨和更令人鼓舞；張伯倫更威嚴有力，但莫利的談話里有一種充實和積極的品質，在警句和戲劇性說法的靈活運用上不輸給我曾聆聽過的最令人愉悅和最聰明的四人中任何一個。他的神態舉止令人著迷。他在私人談話上的做法是理解對立的觀點，以相當的同情和耐心對待它，同時堅持自己的看法，以至聽的人常常得出結論，認為他們自己與他意見一致，至少尚存的差別很小而且不是決定性的。這有時候引來失望；因為莫利雖然在談話中靈活優雅地圍繞著自己的觀點打轉，向另一方發出他的致意和舊式戰爭的輕松贊美，但總是返回他的堡壘營地去睡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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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一個演講人，不管是在議會還是公共講臺上，莫利都是他那個時代的佼佼者。他的雄辯中有一種引人入勝的特征。他喜愛華麗的辭藻，也喜愛獨特的用語，他的演說的許多段落常駐在我的記憶里。如你可能猜到的，他在一個確定的場合比在一場動態的辯論中表現更好。他為不受歡迎的目標辯護的勇氣和真誠為他贏得了議會的尊重。他的才智和品質得到各方贊賞。我年輕的時候，他已經老了。有時候，他的活力在長時間演說的壓力下消退了，那時他就處在失去議會支持的危險下。但我清楚地記得1901年，他譴責布爾戰爭時那些激烈而動人的措辭。“血流掉了。我們成千上萬的女性成為寡婦，成千上萬的孩子失去了父親。憑借辛勤勞作和技藝積累的成百上千萬的財富被丟進深淵……1.5億英鎊的支出帶來了物質方面的混亂和罄竹難書的毀滅、沒有消除的和長期難以抑制的種族敵意、一項無比艱難的政治重建任務，及這場戰爭的其他無須我贅言的后果。我認為這是一場可惡的戰爭，一場毫無理性的愚蠢戰爭，一場傷害得不到補償的戰爭，一場錯誤無法彌補的戰爭。”
然而我們終將找到一個比他的預見更好的結果，并且為之共同奮斗。
當亨利·坎貝爾-班納曼（Henry Campbell-Bannerman）爵士的**于1905年12月組成時，我敢說，他曾想當外交大臣。那次大選直到新年才舉行。在此之前，我去印度事務部那間雖小但裝飾華麗的圓形房間去見他。我發現他很沮喪。“現在，”他說，“我在一座鍍金的寶塔里。”他對即將到來的大選沒什么指望。他有了長期的失敗經歷，培養不出一份樂觀的希望。他說到保守黨對英國具有的天生力量。我和他說著鼓勵的話。“它會是一次〔贏得〕絕大多數〔的選舉〕——有史以來最大的一次。”結果真是如此。
在印度事務部，他獨斷專行，執行紀律一絲不茍。幾年后，他形成了關于印度代議**的第一份溫和提議，今稱《莫利-明托改革法案》（Morley-Minto Reforms）。作為愛爾蘭自治**的狂熱信徒，在宣稱他對任何“印度自治法案”之類的敵意時，他沒有一點矛盾感。他不遺余力地挑戰自由黨激進派在這個問題上的立場。在一次動人的演講中，他向自己的支持者警告了在廣袤的印度適用他贊成在愛爾蘭和南非適用的原則的危險。“我知道有一種想法，認為我們也許該理智地退出印度，認為印度人可以比我們更好地管理自己的事務。任何人，如果他想象一下隨之而來的無序和血腥混亂，他也許會摒棄那個險惡的決定。”還有：“穿越那黑暗的路途，你們會聽到陰沉的咆哮和屠殺與混亂的尖叫，你們的心會因為你的所作所為而責備你們。”他的所有思想和見解都給我留下強烈印象。但時代已變，我活著看到了保守黨魁首紛紛走上激進的莫利害怕踏上的道路。只有時間可以證明他的恐懼有沒有依據。
他的文學產出非常豐盛。他以筆謀生。他關于“妥協”的著名文章多年來是自由黨青年人的指南針。在生活的每個領域，就每一個信條和制度，他的文章都堅持獨立的個人判斷，這在那些極權邪說盛行的日子是一劑健康的補藥。他是個令人畏懼的批評家和評論員。他編輯了“十二名英國政治家”（Twelve English State**en）系列，羅斯伯里的《皮特、皮爾、倫道夫·丘吉爾》即為其一。在對這部作品的一致贊揚聲中，莫利的評論奏響了一個不和諧音：“沒有比它讀來更愉快，或寫得更聰明的了。不過它也有一絲滯重，這部分因為名詞的過度使用，部分因為取悅作者的意圖和意見的愿望過于強烈。”尖刻！
另一個更大的系列是“英國文人”（English Men of Letters），對此他貢獻了《柏克》（Burke）。他和我父親相處甚歡，這份友誼讓他對我的《倫道夫·丘吉爾勛爵的一生》（Life of Lord Randolph Churchill）的校樣青眼相加。類似羅斯伯里伯爵，他對這份記錄產生了濃厚興趣。我有一卷極富教益的長信，那是他就此寫來的評論和建議，都用他那漂亮的字跡寫成。他自己的作品在每個精打細算的現代圖書館里都占據了一長串書架。他的《格萊斯頓先生的一生》（Life of Mr. Gladstone）不僅是一部杰出的傳記，也是關于《愛爾蘭自治法案》之爭的一篇最權威的當代描述。它本身將永遠在我們的文學和歷史記錄中占據一席之地。他的《克倫威爾》（Cromwell）、《科布登》（Cobden）和《沃波爾》（Walpole）是質量極高的作品。他深入研究了自《百科全書》編纂者及其頌揚的大革命時期以來的現代法國歷史。《狄德羅》（Diderot）、《伏爾泰》（Voltaire）和《盧梭》（Rousseau）“是，并且也許將一直是，”摩根（John H. Morgan）將軍的贊語中寫道，[5]“英語作品中最深刻、最協調并且信息最豐富的研究成果。”“他的風格，”同一個作者說，“樸實無華。它的優雅勝過魅力；它光芒四射，但從不發熱……他是我們偉大的散文作者里最客觀的。”確實，他允許自己在雄辯中運用的色彩只是很有節制地用在他的寫作中。
他和我父親一樣相信英國人民。一天，我向他提起倫道夫勛爵的“我從不害怕英國老百姓”和“相信人民”，說我就是聽著這個長大的，他說：“哦，太對了。英國工人不是我所知道的法國社會主義者那樣的邏輯學家。他考慮的不是新制度，而是在這個制度下獲得更公正的待遇。”我發現情況確實如此。
從1908年起，我在內閣中的位子就在他旁邊。六年連續的、友好的，并且對我很有促進的近距離接觸！一周又一周，經常一周幾次，我們并肩面對國家、黨和個人的困難和一個激烈政爭時期的職責。內閣里坐在一起的人如果是朋友，他們會有私下交流的天然傾向，尤其是關于他們的同事及其表現。悄聲說出和匆匆寫下的評論來來往往。外表上，他們從同一個角度審視委員會的現場；私底下，他們互相吸引。對我，約翰·莫利一直是個有趣的伙伴，一個連接過去的人，我父親的朋友和同代人，偉大原則的代表，有歷史性爭議的角色，英語散文**，注重實際的學者，政治家作者，在幾乎每個有實際意義的話題上都有廣博知識的寶庫。我有幸得以在重大和令人困惑的事件的飛速變幻中，跨越35歲的年齡差距，平等地與他共同商討安排。
這樣的人現在已經沒有了。當然，他們在英國政壇也絕無僅有。民主的潮流和戰爭的火山爆發已經將海岸一掃而光。我看不到任何類似或讓人回想起維多利亞時代的自由黨政治家的人物。要迎頭痛擊那個時代的貴族統治，這個蘭開夏郡的小伙子，布萊克本（Blackburn）一個無錢無勢的醫生的兒子，需要每一種智力武器，需要最高超的個人技巧，需要學識、舉止、尊嚴和堅持所能賦予的一切。現如今，按莫利辛辣的評論，當“任何人都不比別人差”時，一切都不成問題。特權階層的領導權已經失去，但還沒有為卓越人物的領導權所承繼。我們進入了群眾效應的領域。空缺了若干年的基座現已拆除。然而，世界還在前進；而且前進得那么快，以至只有少數人來得及問一聲——去往何方。回復這些少數人的只有嘈雜聲。
但在約翰·莫利的全盛時期，道路是清楚而自覺的，那些問題也沒有大到超出人類控制。
* * * * *
1910年，我這位朋友開始感覺到年齡的重壓。他當時已過了70歲，印度事務部成為他無法輕易承受的負擔。他把辭職的想法告訴了阿斯奎斯。阿斯奎斯無疑意識到存在于莫利和格雷間的外交政策分歧。總之他同意了。聽說這事后，我很傷心，于是給首相寫了下面這封信：
致首相：
1910年10月22日
謹就一件閣下可能認為在我職責之外的事務，謙卑地致信閣下。
昨與莫利一席談話，我發現他心中明顯有種覺得輕易就被丟棄的失落感。對于我得出這樣一個結論，他當然會對我非常惱火，至于我將此告訴閣下，他肯定更為生氣。但我這么做是因為我堅持認為，莫利在這個階段完全離開**，最終會對我們非常不利，也是因為我對他有很深的私人感情，在內閣與他并坐也令我自豪。
從他昨天所說，我相信即使現在，你也可以在某個沒有行政職責的重要部門保留他的職務。這樣一個部門此時還有空缺；因為克魯不僅是殖民事務大臣，還是掌璽大臣。因此，我恭敬而真誠地斗膽建議閣下邀請莫利留在我們中間。給他的職位將減輕對他而言非常沉重的行政負擔，與此同時以一種有效而特別的方式將他與閣下的**聯系起來。如果閣下能做出此等提議，內閣將免于承受顧問和榮譽兩方面的重大損失。
另外，我今天上午見到財政大臣，他授權我轉告閣下，“他認為莫利此時完全離開我們是非常危險的”。
請原諒我就此話題致信閣下的冒犯。唯有它的重要性和我樂見閣下**成功的愿望才促使我這樣做。無論如何別讓莫利知道我寫過這封信。
幾周后，我很高興地看到這次調動的實現，盡管是通過一個稍有不同的方法，而我尊敬的伙伴也作為樞密院議長繼續坐在我旁邊的老位子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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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戰終結了莫利的政治生活。他死后五年，也是大戰爆發后15年，他的文學遺產執行人公開的《辭職函》是一份有趣而且有長久歷史意義的文件。它的特點是對日期和事件發生的順序相當模糊。當然，它是一份不完全的個人記錄。即使如此，它對英國內閣內部那次大戰危機的描述之真實生動不輸于任何已有或將有的描述。一切盡在其中。相比出自無數人的那些嚴謹準確、卷帙浩繁的敘述，這些精心選擇、編排妥帖的片段是了解真正事實的更好參考。它的風格吸引了對陳詞濫調感到厭倦的眼睛。以這種風格，莫利部分有意地，但在大部分情況下無意識地揭示了與大戰所意味的過去的決裂，及他自己在理解現代世界的嶄新規模和暴力方面的無能為力。
經由與他的近距離親密接觸和友誼，我見證了大戰對這個政治家的可怕影響。他比當時活著的所有人都更能代表維多利亞時代和格萊斯頓的傳統。我發現這個鄰居還活在一個遠離可怕現實的世界里。在這樣一個關鍵時刻，他的歷史感沒有了指導意義，反而成為障礙。回顧克里米亞戰爭、1866年和1870年的戰爭，假設與這些戰爭的宣告或進程相伴的任何政治反應現在會再來一遍，這樣的做法徒勞無益。我們面臨著整個人類體驗中絕無僅有或史無前例的事件。這件可怕可惡的事被人們悄聲談論了很長時間，現在真的擱到了我們頭上。所有的大敵都在動員。1200萬到1400萬名戰士正穿上鎧甲，舉起致命的武器，通過每一條公路和鐵路，奔向早就指好的目標。
莫利堅決支持中立，倒不是不惜一切代價，而是——在我看來似乎如此——以致命的時間代價。他全神貫注在談和、自由主義的命運和黨派形勢這些想法里。他窮其一生在議會、在支持者中、在民族思想中打造反戰的屏障。想必所有這些公共意見的城墻不會一起轟然倒塌。他老了，他很脆弱，但在這間內閣辦公室之外，就沒有激進民主的力量強大猛烈到足以迎頭痛擊那份瘋狂嗎？那瘋狂正橫掃歐洲，甚至，哎呀，正影響最初由坎貝爾-班納曼爵士本人組建的自由黨**。另一方面，我的責任是確保不管發生或不發生別的什么，英國艦隊都會做好準備，及時出現在合適的位置上。這涉及在采取某些措施的時機成熟時由內閣逐步提出要求。于是在這個火熱的一周，我們一小時接一小時地坐在一起。
內閣多數意見是隨法國、德國和其他大小國家怎么打，莫利則被一個聚集起來的團體看成領導人。但問題模糊不清，錯綜復雜，有比利時和對條約的信守問題，有不設防的法國海岸線和德國艦隊“在我們家門口”轟炸加萊的可能性，而作為與我們的默認協議的結果，法國主力艦則駐扎在地中海。莫利既不是教條主義者，也不是狂熱派。“家門口”的理由對他起了作用。它也說服了內閣。約翰·彭斯（John Burns）獨力反對，辭了職。內閣一致同意應告訴德國人，我們不會讓他們進入英吉利海峽。這是個影響深遠的決定。從那一刻起，莫利也開始了災難性的急劇下滑。那一周慢慢過去。英國艦隊悄悄進入北方基地。內閣批準了“預警期”措施。
“那些日子里，有一次，”莫利寫道，“溫斯頓在我這邊坐下時，我拍拍他肩膀：‘溫斯頓，我們到底還是打敗了你。’他愉快地笑了。哦，他也許很高興。O pectora caeca !（拉丁文，大意：哦，他們的心多么盲目啊！）”
但他要打敗的不是我，是旋風，是雪崩，是三國同盟咆哮向前的地震。因此他后來告訴我說他必須辭職時，我說如果他再等兩三天，一切都會明朗起來，我們的意見會完全一致。德國人將會讓每個人心安理得。他們會承擔所有責任，打消一切疑慮。他們的先頭部隊已經涌過盧森堡，接近比利時邊境。沒有什么能讓他們回頭或轉向。他們已經發動，此刻迫在眉睫并且確定無疑的災難將史無前例地說服大英帝國，讓它團結起來。“他們現在停不下來。如果嘗試這樣做，他們會陷入一片混亂。他們必須繼續前進，不顧邊境、條約、威脅、呼吁，借助殘暴和恐怖，一路蹂躪，直到他們遇上法國陸軍主力，直到有史以來最大的戰役開打。記住，所有其他人也在進軍。”
我提出在地圖上演示形勢。但他轉到另一個方向。“你也許是對的——也許是——但我在戰爭內閣不會有什么用，只會妨礙你們。如果非打不可，我們必須以一往無前的信念戰斗。這樣的事務里沒有我的位置。”對此我無言以對，只能重復說一切都會很快明朗，說48小時后，比利時，也許還有北海，將要發生的事件會讓他對情況有完全不同的感覺。但他依然堅持。他溫和地，幾乎是快樂地，從我們中退出，從未通過言辭或暗示去妨礙老朋友或給國家增加負擔。
我只能猜測，要是聽從我的意見，他會怎么做。德國對比利時的入侵，比利時國王和人民的抵抗，列日的抗爭，魯汶的恐怖，所有這些對他堅定、英勇和威權性的精神會有什么影響？私底下，我相信，只消等上48小時，他會一心一意地行進在他的國民前列。但回首往事，我很高興自己沒能說服他。他“作證”——不管多么無力——及對奔涌而至的洪流豎起無用的**和指責之手，這對他，對他的名聲，對他所體現的偉大時代和觀念都更好。文化和品質、等級制度和傳統、價值和禮儀的舊世界應該有它的支持者。它注定要消亡，但并不缺乏自己的旗手。
最終，莫利成了孤家寡人。我試圖向他預告的事件帶來的壓力很快給那些支持過他的同事提供了足夠的理由、機會和借口，他們靠著各種運氣和不同的解釋留了下來。勞合·喬治非常成功地適應了新形勢，成為首屈一指的不屈不撓的戰爭領導人、“致命一擊”的支持者、無可爭議的制勝**。莫利辭職函里最尖銳的指責正是留給這些走回頭路的同事的。“我如慈父看待兒子一樣看待的溫斯頓”從來不是他的責備對象。我對此感到高興。當一個人回首他一生那已經褪色的漫長旅程時，與一位敬重的朋友在一個重大問題上強烈對立而不失去他的友誼或諒解，這里本身就有一些持久的慰藉成分。
莫利在一個燦爛的充滿希望的世界登上高位，成為老人。他活著看到那個美好的世界分崩離析，它的希望化為泡影，它的財富付之東流。他活著看到那場可怕的大決戰，“這場可怕戰爭的憤怒景象”，各個國家在這場人類最大、最具破壞性和近乎最殘暴的爭斗中撲向對方。他活著看到他為之奮斗和相信的幾乎一切毀于一旦。他忍受了火與劍的大災難，但他也活著看到他深愛的這座孤島在這場終極考驗中再一次勝利崛起。他甚至活著認出了巨大的、誘人的然而神秘莫測的新的增長。在他熟識的建筑的廢墟中，到處都可以見到它們正噴薄而出。
注釋
[1]約翰·莫利（1838—1923），英國大臣，作家。畢業于牛津大學。曾任《雙周評論》編輯和《明星晨報》主編，宣傳政治和宗教信仰自由。1883—1908年為下院議員。歷任愛爾蘭事務大臣（1886、1892—1895）和印度事務大臣（1905—1910）。1908年封為子爵，進入上院。1909年與印度總督明托共同提出關于印度立**議改革的草案（《莫利－明托改革法案》）。著有《論妥協》《格萊斯頓傳》《克倫威爾傳》等。?
[2]安東尼·庇護（86—161），羅馬帝國“五賢帝”中的第四位，在他統治時期帝國達到全盛。?
[3]英國海軍在1805年的特拉法爾加海戰中大勝法國海軍，從此確立了英國的海上霸主地位。
[4]出自英國詩人丁尼生（Alfred, Lord Tennyson）的詩“You Ask Me, Why, Tho’Ill at Ease”。?
[5]John, Viscount Morley, by J. H. Morgan, Murra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