護左都水使者光祿大夫臣向言：所校《中戰國策書》中書余卷，錯亂相糅莒，又有《國別》者八篇，少不足。臣向因國別者略以時次之，分別不以序者，以相補除復重得三十三篇，本字多誤脫為半字，以趙為肖，以齊為立，如此字者多。中書本號，或曰國策，或曰國事，或曰短長，或曰事語，或曰長書，或曰修書。臣向以為戰國時游士輔所用之國，為之策謀，宜為戰國策。其事繼春秋以后，訖楚、漢之起，二百四十五年間之事，皆定以殺青，書可繕寫。敘曰：周室自文武始興，崇道德，隆禮義，設辟雍泮宮庠序之教，陳禮樂弦歌移風之化，敘人倫，正夫婦，天下莫不曉然論孝悌之義，敦篤之行，故仁義之道滿乎天下。卒致之刑錯四十余年。遠方慕義，莫不賓服。雅頌歌詠，以思其德。下及康、昭之后，以思其德一作恩德。其上下及一無下字。雖有衰德，其綱紀尚明。及春秋時，已四五百載矣，然其余業遺烈，流而未滅。五霸之起，尊事周室。五霸之后，時君雖無德，人臣輔其君者，若鄭之子產，晉之叔向，齊之晏嬰，挾君輔政，以并立于中國，猶以義相支持，歌說以相感，聘覲以相交，期會以相一，盟誓以相救。天子之命，猶有所行，會享之國，猶有所恥，小國得有所依，百姓得有所息。故孔子曰：能以禮讓為國乎？何有？周之流化，豈不大哉！及春秋之后，眾賢輔國者既沒而禮義衰矣。孔子雖論《詩》、《書》，定禮樂，王道粲然，分明，以匹夫無勢化之者七十二人而巳，皆天下之俊也，時君莫尚之，是以王道遂用不興。故曰：非威不立，非勢不行。仲尼既沒之后，田文取齊，六卿分晉，道德大廢，上下失序。至秦孝公，損禮讓而貴戰爭，棄仁義而用詐譎，茍以取強而已矣。夫篡盜之人，列為侯王，詐譎之國，興立為強，是以轉相放效，后生師之，遂相吞滅，并大兼小，暴師經歲，流血滿野，父子不相親，兄弟不相安，夫婦離散，莫保其命，湣然道德絕矣。晚世益甚，萬乘之國七，千乘之國五，敵侔爭權，盡為戰國，貪饕無恥，競進無厭，國異政教，各自制斷。上無天子，下無方伯，力功爭強，勝者為右。兵革不休，詐偽并起。當此之時，雖有道德，不得施設。有謀之強，負阻而恃固，連與交質，重約結誓，以守其國。故孟子、孫卿儒術之士，棄捐于世，而游說權謀之徒見貴于俗。是以蘇秦、張儀、公孫衍、陳軫、代、厲之屬，生從橫短長之說，左右傾側。蘇秦為從，張儀為橫。橫則秦帝，從則楚王，所在國重，所去國輕。然當此之時，秦國最雄，諸侯方弱，蘇秦結之。時六國為一，以儐背秦，秦人恐懼，不敢窺兵于關中，天下不交兵者二十有九年。然秦國勢便形利，權謀之士，咸先馳之。蘇秦初欲橫秦，弗用，故東合從。及蘇秦死后，張儀連橫，諸侯聽之，西向事秦。是故始皇因四塞之國，據崤、函之阻，跨隴蜀之饒，聽眾人之策，乘六世之烈，以蠶食六國，兼諸侯，并有天下。仗于詐謀之弊，終無信篤之誠，無道德之教，仁義之化，以綴天下之心，任刑罰以為治，信小術以為道，遂燔燒《詩》書，坑殺儒士，上小堯舜，下邈三王，二世愈甚，惠不下施，情不上達，君臣相疑，骨肉相疏，化道淺薄，綱紀壞敗，民不見義而懸于不寧。撫天下十四歲，天下大潰，詐偽之弊也。其比王德，豈不遠哉。孔子曰：導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導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夫使天下有所恥，故化可致也。茍以詐偽偷活取容，自上為之，何以率下？秦之敗也，不亦宜乎。戰國之時，君德淺薄，為之謀策者，不得不因勢而為，資據時而為，脫字。故其謀扶急持傾，為一切之權，雖不可以臨教化兵革救急之勢也。皆高才秀士，度時君之所能行，出奇策異智，轉危為安，運亡為存，亦可喜，皆可觀。護左都水使者光祿大夫臣向所校戰國策書錄
曾序：
劉向所定，著《戰國策》三十三篇。《崇文總目》稱十一篇者闕。臣訪之士大夫家，始盡得其書，正其誤謬，而疑其不可考者，然后《戰國策》三十三篇復完。《敘》曰：向敘此書，言周之先，明教化，修法度，所以大治。及其后詐謀用而仁義之路塞，所以大亂。其說既美矣，卒以謂此書戰國之謀士，度時君之所能行，不得不然，則可謂惑于流俗而不篤于自信者也。夫孔、孟之時，去周之初已數百歲，其舊法已亡，其舊俗已熄久矣。二子乃獨明先王之道，以為不可改者，豈將強天下之主以后世之所不可為哉？亦將因其所遇之時，所遭之變，而為當世之法，使不失乎先王之意而已。二帝三王之治，其變固殊，其法固異，而其為天下國家之意，本末先后未嘗不同也。二子之道，如是而已。蓋法者，所以適變也，不必盡同；道者，所以立本也，不可不一。此理之不易者也。故二子者守此，豈好為異論哉？能勿茍而已矣，可謂不惑于流俗而篤于自信者也。戰國之游士則不然，不知道之可信，而樂于說之易合，其設心注意，偷為一切之計而已。故論詐之便而諱其敗，言戰之善而蔽其患，其相率而為之者，莫不有利焉，而不勝其害也，有得焉而不勝其失也。卒至蘇秦、摘鞅、孫臏、吳起、李斯之徒，以亡其身。而諸侯及秦用之，亦滅其國。其為世之大禍明矣，而俗猶莫之悟也。惟先王之道，因時適變，為法不同，而考之無疵，用之無敝。故古之圣賢，未有以此而易彼也。或曰：邪說之害正也，宜放而絕之，則此書之不泯，其可乎？對曰：君子之禁邪說也，固將明其說于天下。使當世之人皆知其說之不可從，然后以禁則齊；使后世之人皆知其說之不可為，然后以戒則明。豈必滅其籍哉？放而絕之，莫善于是。故孟子之書，有為神農之言者，有為墨子之言者，皆著而非之。至于此書之作，則上繼《春秋》，下至秦漢之起，二百四五十年之間，載其行事，固不得而廢也。此書有高誘《注》者二十一篇，或曰三十二篇。《崇文總目》存者八篇，今存者十篇云。編校史館書籍臣曾鞏序。
《國策》劉向校定本，高誘注，曾鞏重校。凡浙建括蒼本皆據曾所定。剡川姚宏續校注最后出。予見姚注凡二本，其一冠以《目錄》劉序，而置曾序于卷末；其一冠以曾序，而劉序次之。蓋先劉氏者，元本也；先曾氏者，重校本也。今不敢失其舊，故次曾氏焉。吳師道識
《戰國策》
序：國策，史家流也。其文辯博，有煥而明，有婉而微，有約而深，太史公之所考本也。自漢稱為《戰國策》，雜以短長之號，而有蘇張縱橫之說，學者諱之，置不論，非也。夫史氏之法，具記一時事辭，善惡必書，初無所決擇。楚曰梼杌，書惡也。魯曰《春秋》，善惡兼也。《司馬史記》、班固《漢書》有佞幸等列傳，學者豈以是為不正，一舉而棄之哉。矧此書若張孟談、魯仲連發策之慷慨諒毅，觸詟納說之從容，養叔之息射保，功莫大焉；越人之投石謀，賢莫尚焉；王斗之愛縠憂，國莫重焉。諸如此，類不一。皆有合先王正道。孔孟之所不能違也。若之何置之曾。鞏之序美矣。而謂禁邪說者。固將明其說于天下。則亦求其故而為之說。非此書指也。起秦迄今。千四百歲。由學者不習。或衍或脫。或后先失次。故肖立半字。時次相糅。劉向巳病之矣。舊有高誘《注》，既疏略，無所稽據，注又不全，浸微浸滅，殆于不存。彪于是考《史記》諸書為之注，定其章條，正其衍說，而存其舊，慎之也。地理本之《漢志》，無則缺；《字訓》本之《說文》，無則稱。猶雜出諸書，亦別名之。人姓名多不傳見，欲顯其所說，故系之一國，亦時有論說，以翊宣教化，可以正一史之謬，備《七略》之缺。以之論是非，辨得失，而考興亡，亦有補于世紹興十七年丁卯仲冬二十有一日辛巳冬至，縉云鮑彪序。
曾序。見前。
劉序。見前。
劉氏定著三十三篇，東周一，西周一，秦五，齊六，楚四，趙四，魏四，韓三，燕三，宋衛一，中山一。今按：西周正統也，不得后于東周，定為首卷。
彪校此書，四易稿而后繕寫。己巳仲春重校，始知東周策嚴氏之賊，陽豎與焉。為韓策嚴遂陽豎也。先哲言校書如塵埃風葉，隨掃隨有，豈不信哉！尚有舛謬，以俟君子。十一日書正曰：嚴遂陽豎，事有差互，說見周韓策。國策校注《序》：
先秦之書，惟戰國策最古，文最訛舛。自劉向校定已病之。南豐曾鞏再校，亦疑其不可考者。后漢高誘為《注》，宋尚書郎括蒼鮑彪詆其疏略繆妄，乃序次章條，補正脫誤。時出已見論說，其用意甚勤。愚嘗并取而讀之，高氏之疏略信矣。若繆妄，則鮑氏自謂也。東萊呂子大事記間取鮑說而序次之，世亦或從之。若其繆誤，雖未嘗顯列，而因此考彼，居然自見，遂益得其詳焉。蓋鮑專以《史記》為據，馬遷之作固采之是書，不同者當互相正，史安得全是哉？事莫大于存古，學莫善于闕疑。夫子作《春秋》，仍夏五殘文，漢儒校《經》，未嘗去本字，但云某當作某，某讀如某，示謹重也。古書字多假借，音亦相通。鮑直去本文，徑加改字，豈傳疑存舊之意哉？比事次時，當有明征。其不可定知者，闕焉可也，豈必強為傅會乎？又其所引書，止于《淮南子》、《后漢志》、《說文》、《集韻》，多摭彼書之見聞，不問本字之當否。史注自裴、徐氏外，《索隱》、《正義》皆不之引，而《通鑒》諸書亦莫考。淺陋如是，其致誤固宜。顧乃極詆高氏，以陳賈為《孟子書》所稱，以伐燕為齊宣，用是發憤更注。不思宣王伐燕乃《孟子》明文。宣、閔之年，《通鑒》謂史失其次也。鮑以赧王為西周君，而指為正統，此開卷大誤。不知河南為西周，洛陽為東周。《韓非子》說秦王以為何人？魏惠王盟曰里，以為他事；以魯連約矢之書為后人所補。以魏幾鄢陵為人名，以公子牟非魏牟，以中山司馬子期為楚昭王卿。此類甚多，尚安得詆高氏哉？其論說自謂翊宣教化，則尤可議。謂張儀之誑齊梁，為將死之言，善周人詐以免難，為君子所恕；張登狡獪，非君子所排；蘇代之??為不可廢，陳軫為絕類離群；蔡澤為明哲保身，聶政為孝；樂羊為隱忍君，王后為賢智婦人，韓幾瑟為義嗣，衛嗣君為賢君，皆悖義害正之甚者。其視名物人地之差失，又不足論也。鮑之成書，當紹興丁卯，同時剡川姚宏亦注是書，云得會稽孫樸所校，以閣本標出錢藻、劉敞校字，又見晉孔衍《春秋后語》，參校補注，是正存疑，具有典則。《大事記》亦頗引之，而世罕傳，知有鮑氏而巳。近時浚儀王應麟嘗斥鮑失數端，而廬陵劉辰翁盛有所稱許。以王之博洽，知其未暇悉數，而劉特愛其文采，他固弗之察也。呂子有云：觀戰國之事，取其大旨，不必字字為據，蓋以游士增飾之詞，多矧重以訛舛乎？輒因鮑《注》，正以姚本，參之諸書，而質之《大事記》，存其是而正其非，庶幾明事跡之實，求義理之當焉。或曰。《戰國策》者，《六經》之棄也。子深辨而詳究之，何其戾。鮑彪之區區。又不足攻也。夫人患理之不明耳。知至而識融，則異端雜說，皆吾進德之助，而不足以為病也。曾氏之論是書曰：君子之禁邪說者，固將明其說于天下，使皆知其不可為，然后以禁則齊，以戒則明，愚有取焉爾。是非之在人心，天下之公也。是雖芻蕘不遺，非雖大儒必斥，愚何擇于鮑氏哉？特寡學??聞謬誤，復恐類之。世之君子有正焉，固所愿也。泰定二年歲乙丑八月日，金華吳師道序。
《國策》之書，自劉向《第錄》逮南豐曾氏，皆有序論，以著其大旨。向謂戰國謀士，度時君所能行，不得不然，曾氏譏之。以為惑流俗而不篤于自信，故因之推言先王之道，圣賢之法，而終謂禁邪說者，固將明其說于天下，其論正矣。而鮑氏以為是特求其故而為之說者。策乃史家者流，善惡兼書，初無決擇。其善者，孔孟之所不能違，若之何置之？鮑之言殆后出者求備邪？夫天下之道，王伯二端而已。伯者，猶知假義以為名，仗正以為功。戰國名義蕩然，攻斗并吞，相詐相傾，機變之謀，唯恐其不深；捭闔之辭，唯恐其不工。風聲氣習，舉一世而皆然。間有持論立言，不戾乎正，殆千百而一二爾。若魯仲連，蓋絕出者，然其排難解紛，慷慨激烈，每因事而發，而亦未聞其反正明本，超乎事變之外也，況其下者乎？當是之時，本仁祖義，稱述唐虞、三代，卓然不為世俗之說者，孟子一人而已，求之是書無有也。荀卿亦宗王者，今唯載其絕春申之書，而不及其他。田子方接聞孔氏之徒，其存者僅僅一言，又何略于此而詳于彼邪？史莫大于《春秋》，《春秋》善惡兼書，而圣人之心，則欲寓褒貶以示大訓。是書善惡無所是非，而作者又時出所見，不但記載之為談季子之金多位高，則沾沾動色；語安陵嬖人之固寵，則以江乙為善謀。此其最陋者。夸從親之利，以為秦兵不出函谷十五年，諸侯二十九年不相攻，雖甚失實，不顧也。廁雅于鄭，則音不純；置薫于蕕，則氣必奪。善言之少，不足以勝不善之多。君子所以舉而謂之邪說者，蓋通論當時習俗之敝，舉其重而名之也。近代晁子止《書志》列于縱橫家，亦有見者。且其所列，固有忠臣義士之行，不系于言者，而其繼《春秋》抵秦、漢，載其行事，不得而廢，曾氏固已言之，是豈不知其為史也哉？竊謂天下之說，有正有邪，其正焉者主于一，而其非正者君子小人各有得焉。君子之于是書也，考事變，?情偽，則守益以堅，知益以明；小人之于是書也，見其始利而終害，小得而大喪，則悔悟懲創之心生。世之小人多矣，固有未嘗知是書，而其心術行事無不合者。使其得是書而究之，則將有不為者矣。然則所謂明其說于天下，為放絕之善者，詎可訾乎？戰國策校注《序》：
至正初袓仁始登史館，而東陽吳君正傳實為國子慱士。吳君之鄉，則有丁文憲、何文定、金文安、許文懿諸先生所著書，君悉取以訓諸生，匡末學。后君歸，丁母艱病卒。袓仁亦嘗聞君校注《國策》，考核精甚，而惜未之見也。今季夏，浙西憲掾劉瑛廷修隨僉憲伯希顏公來按吳郡，一日，囊君所校策來言曰：《正傳》吾故人，今已矣，不可使其書亦已。吾嘗有請于僉憲公，取于其家，且刻梓學宮，君宜序之，幸毋辭。祖仁竊！惟古之君子，其居家也本諸身，其居官也本諸家，其訓人也本諸己，其安時也本諸天文，其余也，而況于言乎？是故不以言為上，而后之為言者莫能上也；不以計為高，而后之為計者莫能高也。周衰，列國兵爭，始重辭命，然猶出入《詩》書，援據遺禮，彬彬焉先王流風余韻存焉。壞爛而莫之存者，莫甚于戰國。當時之君臣，惴惴然惟欲強此以弱彼，而游談馳騁之士，逆探巧合，強辯深語，以斗爭諸侯，矜詟妻子，雖其計不可行，言不可踐，茍有欲焉，無不售也；茍有隙焉，無不投也。卒之諸侯不能有其國，大夫不能有其家，而蘇秦之屬，不旋踵勢敗而身僨。由此觀之，非循末沿流，不知其本故耶？是策自劉向校定后，又校于南禮曾鞏，至括蒼鮑彪病高注疏謬，重定序次，而補闕刪衍，差失于專，時有議論，非悉于正。故吳君復據剡川姚宏本，參之諸書，而質之《大事記》，以成此書。其事核而義正，誠非鮑比。古書之存者希矣，而諸儒于是書校之若是其精者，以其言則季世之習，而其策則先秦之遺也。于何幸得觀吳君此書于身后，且知其所正者有所本，而又嘉劉掾不以死生異心而卒其志也，故不復辭而為之序。至正十五年六月， 浚儀陳祖仁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