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7年春天的一個晚上，威廉·斯通納很晚才回家。還是蓓蕾的鮮花香氣彌漫，飄浮在濕漉漉的溫暖的空氣中，蟋蟀在陰影中低唱，遠處一輛孤單的汽車揚起灰塵，給這片寂靜送來響亮、粗魯的咔嗒聲。他慢步行走著，沉浸在新季的芳香中，灌木和樹叢的暗影中閃著發光、纖細的綠色花蕾，讓他興致盎然。
他走進家時，伊迪絲在起居室遙遠的另一頭，把電話筒按在耳朵上，望著他。
“你回來這么晚？”她說。
“嗯，”他愉快地說，“我們有些博士要答辯。”
伊迪絲把聽筒遞給他。“找你的，長途，有人找了你一下午了。我告訴他們你在大學，但他們每隔一小時就又打到這里來了。”
斯通納接過聽筒沖著送話口講起來。沒有人應。“你好。”他又說了聲。
一個陌生男人細細的聲音應答了。
“是比爾·斯通納嗎？”
“是的，你是誰？”
“你不認識我。我是過路人，你媽媽讓我打給你。我打了整整一下午。”
“是嗎？”斯通納說。他握著送話口的手開始顫起來。“出什么事兒了嗎？”
“是你爸，”這聲音說，“我不知道怎么說才好。”
這個干巴巴、言語不多、驚恐不安的聲音繼續說著，威廉·斯通納麻木地聽著，好像按在耳朵上的聽筒這邊不存在似的。他聽到的內容跟父親有關。他有（這聲音說）將近一個星期感覺不好，因為他雇的幫手趕不及犁地栽種，雖然發著高燒，他今天早上還是早早起來去種了些東西。幫手今天十點左右發現他臉朝下趴在犁開的地上，失去知覺了。幫手把他背回家，放在床上，就去找大夫，可是到中午的時候他就死了。
“謝謝你打電話，”斯通納機械地說，“告訴我媽媽，我明天就趕回來。”
他把聽筒放回掛鉤，盯著連在那個細細的黑色圓筒的傳話口看了很長時間。他轉過身看著屋子。伊迪絲不出所料關切地看著他。
“怎么了？怎么回事？”她問。
“我父親出事了，”斯通納說，“他死了。”
“噢，威利！”伊迪絲說。接著她點點頭。“這個星期剩下的幾天，你恐怕都得出去了。”
“是。”斯通納說。
“那我就讓艾瑪姨媽過來，幫著照料格蕾斯。”
“好吧，”斯通納機械地說，“好吧。”
斯通納找了個人替他上這星期剩下的課，第二天一大早就搭上去布恩維爾的班車走了。從哥倫比亞到堪薩斯城的高速公路，在布恩維爾橫穿而過，之前，從上大學開始，他在這條路上走過七年，現在變得寬敞了很多，路面都鋪過，干凈筆直的護欄圈著小麥和玉米地，在車窗外從他身旁閃過。
布恩維爾在他沒見過的這些年有了點變化。幾幢新樓升起了，一些舊樓已經扒倒，但小城依然光禿、脆弱，看上去好像不過是個臨時湊起來的，隨時可能被拆除。雖然最近幾年，大多數街道都鋪過了，一片薄薄的塵霧總是懸浮在小城周圍，幾輛馬拉的車，鋼圈輪子敞篷車還在附近放著，車輪有時刮擦街道和路沿時會散發出火星。
自己家的那幢房子卻沒有什么實質性的變化。也許比以前更干枯、更灰暗了，護墻板連一片漆都不剩了，沒有漆過的門廊的木頭塌陷得離光禿禿的地面更近了。
屋里有些人——鄰居們——斯通納已經記不得了，一個身穿黑色上衣、白襯衫、扎著領結的瘦高男子正俯身對著斯通納的母親，她坐在裝著父親遺體的那個窄窄的木棺材旁邊的靠背椅里。斯通納穿過屋子。那個高個子男人看見他了，走過來迎接。這個人的眼睛是灰色的，有些扁，像兩塊上過釉的瓷片。深沉、油滑的男中音，小聲又渾厚地說了幾句什么話。這個人管斯通納叫“兄弟”，說著“表親”、“上帝，是他帶走了”之類的話，想知道斯通納想不想跟他一起禱告。斯通納從這人身邊擦過去，站在母親前面，她的臉在他前面晃著。他透過一團模糊看見母親在沖自己點頭，而且從椅子里站起來。母親抓住他的胳臂說，“你還是看看你爸吧。”
這么一觸碰，輕得他幾乎感覺不出來，母親帶著他走到打開的棺材旁邊。他向下看去。他一直看著，直到眼睛清亮起來，然后又吃驚地往后退去。他看到的好像是個陌生人的尸體，萎縮了，而且變得很小，臉像一張薄薄的牛皮紙面具，應該是眼睛的地方變成兩個深深的黑色的小坑兒。裹住身體的深藍色的上衣顯得離奇地寬大，放在胸上從袖口里伸出的雙手像某種動物干枯的爪子。斯通納轉過身面向母親，他知道自己感覺到的那種恐怖就停留在眼睛里。
“最近一兩個星期來，你爸爸的體重減了不少，”她說，“我求他別去田里了，可我還沒醒來他就起床出去了。他已經頭腦糊涂了。他病得太厲害，都糊涂了，而且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醫生說，他大概還能行，否則應付不了。”
母親說話的時候，斯通納看得清清楚楚，她這樣說的時候，好像自己也快要死了似的，她的一部分好像無可挽回地跟丈夫鉆進那個棺材了，已經不再出來。現在他看著母親，她的臉瘦瘦的，縮了進去，即便在休息的時候，臉都繃得緊緊的，齒尖都從薄薄的嘴唇底下露了出來。她走路時好像沒有重量或者力氣。斯通納含含糊糊地說了個詞，然后就離開客廳。他走進自己小時候長大的那個房間，在光禿禿的屋子里站著。他的眼睛又熱又干，都哭不出來。
他做了些葬禮必須要做的安排，簽了幾個需要簽的文書。像所有的鄉下人一樣，他的父母有喪葬保險，為此，生活中的很多時候，每星期他們都要留出幾美分，甚至在極度需要錢的時期。這幾張契約說來有些可憐，是母親從臥室的一只舊箱子里取出來的，上面鍍金的繁復的印刷文字已經斑駁脫落，那張廉價的紙因為年代久遠已經很脆薄了。他跟母親談到未來的事兒，他想讓她跟自己回哥倫比亞。房間多得很，而且（他對這個謊言感到痛心）伊迪絲也會歡迎她來做伴。
可是母親不愿跟他回去。“我會感覺別扭，”她說，“你爸和我——我在這里住了將近一輩子。在別的任何地方我都覺得不安心，不舒服。還有，托貝”——斯通納想起托貝是父親多年前雇的那個黑人田間幫手——“托貝說只要我需要他就留在這兒。他在地窖里給自己安頓了個不錯的屋子。我們能對付。”
斯通納跟母親爭辯了會兒，但她不為所動。他終于意識到，她只想等著死，想在她曾經生活的地方死去。他知道，母親還維護著那個小小的尊嚴，當她想這樣做時在這個過程中能找到的那份尊嚴。
他們在布恩維爾周邊一小塊地里埋葬了父親，斯通納又跟母親回到農場。那天晚上他無法入睡。他穿得整整齊齊，走進父親年復一年干活的那片田地，走到他現在能尋找到的盡頭。他努力回想著父親，年少時就熟悉的那張臉就是不肯出現在他腦海。他在田里跪下，手里抓了把干燥的土塊。他把土塊捏碎，看著沙子，在月光下黑黑的，土碎了，從手指間流出去。他在褲腿上擦了把手，然后站起來，走回家。還是睡不著，他躺在床上，望著唯一的那扇窗戶，直到天亮，直到地上沒有任何陰影，直到大地把灰色、貧瘠和無限的空間舒展在他面前。
父親去世后，斯通納盡自己最大可能，經常在周末時回農場看看。每次看到母親，發現她變得越來越消瘦、蒼白和沉默，直到最后，看上去好像只有她那塌陷、明亮的眼睛還是有生命的。在她彌留的那幾天，她都壓根不和他說話了，當她從床上抬頭張望時，那雙眼睛微弱地閃耀著，偶爾從嘴唇里發出一聲輕微的嘆息。
他把母親埋葬在她丈夫身邊。葬禮結束，不多的幾個追悼者走了后，斯通納一個人站在十一月的寒風中，看著兩座墳墓，一座朝它的重負敞開著，另一座冒出一個土丘，上面蓋著薄薄的一層草。他在這塊小小的光禿、沒有樹木的土地上轉過身，這塊地像承載著其他好多東西一樣，也承載著他的父親母親。他的目光又越過這片平地，望著農場方向，他就出生在那里，父親和母親在那里度過了他們的歲月。他想到年復一年被這片土地壓榨付出的代價，而它一如從前——更加貧瘠，也許，更加歉收。一切都沒有改變。他們的生活在毫無歡樂可言的勞作中延續著，他們的意志崩潰了，他們的心智麻木了。現在他們都在給予自己生命的土地里安息了。慢慢地，年復一年，土地將接納他們。慢慢地，潮濕和腐爛將侵擾那副承放著他們尸體的松木棺材，慢慢地，這些將觸碰到他們的肉體，最后將消蝕掉他們最后的物質的痕跡。他們將變成執拗的土地毫無意義的組成部分，而在很久以前，他們就把自己獻給土地了。
他讓托貝在農場待到過完冬季。1928年春天，他把農場交付出售。可以理解的是，托貝繼續待在農場，直到農場賣掉了，他種植的不管什么東西都歸他所有。托貝盡自己所能把這塊地方修整得好好的，并且修補了下那幢房子，重新把那個小谷倉刷了一遍。即便如此，直到1929年春天，斯通納才找到一個合適的買主。他接受了第一個報價的人，開價兩千美元多點。他給了托貝幾百美元，八月底，他把剩下的錢寄給岳父，減了些買哥倫比亞那幢房子時欠的錢數。
那年十月，股票市場不景氣，本地一些報紙登了不少有關華爾街的消息，以及有關財富毀滅和豪華生活改變的報道。哥倫比亞沒有多少人受到觸動，這還是一個很保守的社會，城里人幾乎沒有錢投進股票或者證券生意中。但是全國范圍的銀行倒閉的消息已經傳來，不確定的兆頭開始影響到部分城里人，一些農民開始取出他們的存款，還有一些人（在當地銀行家的慫恿下）又增加了存款。但是，沒有人真正害怕，直到圣路易斯的“商人信托”，一家小型私人銀行倒閉的消息傳來。
聽到這個消息時，斯通納正在大學食堂吃午飯，他立刻回家告訴了伊迪絲。商人信托銀行持有他們家的抵押貸款，而且就是伊迪絲的父親當董事長的銀行。伊迪絲當天下午就給圣路易斯那邊打了個電話，跟母親說了這事。她母親興致很高，告訴伊迪絲說，博斯特威克先生向她保證過沒有什么可擔心的，過不了幾星期，一切都會好起來。
打完電話后過了三天，霍勒斯·博斯特威克就死了，是自殺。一天早晨，他像往常一樣心情愉快地走進銀行辦公室，他跟幾個在銀行開門營業前來上班的員工打過招呼，跟秘書說他將不接任何電話，然后走進自己的辦公室，鎖上門。大約早晨十點的時候，他用一把前一天剛買來、放在公文包里的左輪**朝自己的頭開了一槍。他身后沒有留下任何遺言，但是辦公桌上整齊排列好的各種文件告訴了他想要說的一切。他想說的很簡單，就是財政已經崩潰。跟波士頓的父親一樣，他做了不明智的投資，不是用自己的錢，而是銀行的錢。而且他的崩潰非常之徹底，自己難以想象會獲得挽救。最后發現，就在他自殺的那一刻，這場崩潰還不至于完全不可挽救。房地產安定下來后，家里的房子完全沒有動，在圣路易斯郊外的一些小型地產足以有小筆收入維持妻子的余生。
但是，這個情況沒有及時知悉。威廉·斯通納接到電話通知說霍勒斯·博斯特威克生意崩潰并自殺后，他把這個消息盡可能以跟伊迪絲冷淡的關系所許可的溫柔態度透露給了她。
伊迪絲對待這個消息的態度十鎮定，幾乎好像早就料到。她看了斯通納片刻，什么話都沒說。接著她搖搖頭出神地說：“可憐的媽媽。她該怎么辦？一直都有人照顧她。這下她該怎么過？”
斯通納說：“跟她說——”他尷尬地停頓了下——“跟她說，如果她愿意，可以過來跟我們住一起。她會開心的。”
伊迪絲用一種親密和蔑視兼有的奇怪表情沖他微笑著。“噢，威利。她寧肯自己一個人老死。你難道不知道嗎？”
斯通納點點頭。“我想我知道吧。”他說。
所以，在斯通納接到那個電話的當天晚上，伊迪絲就離開哥倫比亞去圣路易斯參加葬禮，在那里根據需要盡可能多待些時間。她去了一個星期后，斯通納就收到一個簡短的便條，告訴他要陪母親一起再住兩個星期或者更長。她去了將近兩個月，斯通納一個人跟女兒在那幢大屋子里住著。
最初的幾天，房子的空蕩讓人有種奇怪和出其不意的焦慮。但是很快他就習慣了這種空蕩，開始很享受了。不到一個星期，他就知道自己會像這些年一樣愉快，當他想到伊迪絲必然還要回來，反而感到非常難過，這點沒有必要再對自己掩飾了。
那年春天格蕾斯過了六歲生日，秋天就開始上小學一年級了。每天早晨斯通納都要給她做上學準備，下午他從大學回來，等孩子快要回家時就去接。
六歲時格蕾斯就已經長成一個高高瘦瘦的孩子，頭發中的金色蓋過了紅色，皮膚好得幾乎完美無缺，兩只眼睛是深藍色，幾乎像紫羅蘭了。她既安靜又開心，對什么東西都歡歡喜喜的，給她父親一種類似懷舊的敬意感。
有時格蕾斯會跟鄰居的孩子們玩，但更多時候跟父親坐在那間大大的書房里，他批改作業、讀書或者寫東西時就看著。她有時跟父親說說話，兩人還會交談起來——既安靜又嚴肅，那種料想不到的溫柔令斯通納很感動。格蕾斯經常在黃色紙上畫些稚嫩又好玩的圖畫，然后一本正經地拿給父親看，有時還會拿一年級的閱讀課本上的文章大聲讀給父親聽。晚上，斯通納把她放在床上，然后又回到書房，他感覺孩子已經不在自己的房間，但知道她在頭頂安然睡著，他又很欣慰。他開始以自己隱約想到的各種方式對她進行教育，當孩子在他眼皮底下逐漸成長，當她的臉蛋上開始顯露出自己頭腦里面運轉的聰慧時，斯通納滿懷好奇和愛撫地觀察著。
伊迪絲直到第二年一月過后才回到哥倫比亞，所以威廉·斯通納和女兒獨自過的圣誕節。圣誕節的早上，他們互相交換了禮物，送給父親的禮物是個簡單的煙灰缸，雖然他并不抽煙，那是格蕾斯在大學附屬的那所謹慎開明的學校里自己做的。斯通納給她送了一件親自在城里的一家店鋪挑選的新衣服，幾本書，還有一套彩色玩具。那天大部分時間，他們都坐在那棵小樹前，說著話，看著樹上飾物閃爍的燈光，看著黑綠色的冷杉上的金絲線一閃一爍的，就像埋好了的火。
圣誕節期間，在這個急匆匆的學期有趣而心神不安的暫時休整期，威廉·斯通納開始意識到兩件事：開始知道格蕾斯在他生活中具有多么核心的重要地位；他開始明白自己是有可能成為一名好老師的。
他本來已經準備自認不是個好老師。從慌慌張張地上完新生的第一堂英文課開始，他總覺得自己想實現的目標和課堂上傳達的東西之間橫著一條鴻溝。他曾希望時間和經驗會修補這道鴻溝。然而這兩種東西并沒有起效。當他在課堂上講到這些時，那些他深信不疑的事物，對他的背叛卻最徹底，那些最生動的東西，在他的表達中卻萎靡枯燥，那些最感動他的東西，說出來后卻變得冷冰冰的。不稱職的想法讓他苦不堪言，而且這種感覺慢慢變得根深蒂固起來，就像自己的駝背，成為他的組成部分。
但是，伊迪絲在圣路易斯的那幾個星期，他講課時，發現在內容上完全放開了，忘記了自己的不夠格，忘記了自我，甚至忘了眼前的學生。他常常激情迸涌，乃至說話結結巴巴，打著手勢，完全忽略了平常左右他說話的演講聲調。剛開始，這種迸發弄得自己心緒難寧，好像會被認為對自己講的內容太熟悉了，他還向學生們道歉。可是，課后，學生們開始向他圍攏過來，而且作業中開始流露出想象力以及某種試探性的愛的啟迪等跡象時，他備受鼓舞，繼續發揮自己從來沒有被教過要做的東西。對文學、語言以及心智神秘性的熱愛，在字母和詞語的細膩、奇妙、出其不意的組合中，在最漆黑和冰冷的印刷文字中自動呈現出來——這種愛，他曾經深藏不露，好像那是非法和危險的，現在開始表現這種愛了，起先還是試探性的，接著大膽勇敢，最后就完全是自豪地表現了。
他為自己發現的這種可能性既沮喪又深受鼓舞，并非故意，他感覺自己同時欺騙了學生和自己。那些直到那時還能夠通過機械的步驟的重復吃力地上完他的課的學生，開始帶著迷茫和悔恨的表情看著他，以前那些沒有選過他的課的學生開始每節課都來聽，在大樓里碰到時還向他點頭打招呼。他懷疑遲至十年后，才開始發現自己，他看到的這個形象比自己曾經想象的樣子既不足又有些過頭。他終于感覺自己開始成為一個教師了，教師不過是這樣一個人，對他而言，他的書就是真，對他來說就是給予一種藝術的尊嚴，與自己作為一個人的蠢傻、不足或者不夠格沒有多大關系。這種領悟他無法言傳，但是，一旦有了，就會改變自己，所以不會有人弄錯它的存在。
因此，當伊迪絲從圣路易斯回來后，她發現斯通納有點變了，她說不清楚，但立刻就感覺出了。她毫無預兆地乘下午的一趟火車回來，穿過起居室走進書房，丈夫和女兒正安靜地坐著。她故意想通過自己忽然出現和改變了的外形讓他們兩個都大吃一驚。可是當斯通納抬頭看著她時，她從他眼中看到了驚訝，她立刻明白，他才是真正發生了改變，而且看得出，改變如此之深，連她出現的效果都蕩然無存了。她暗自思忖，多少有些超然，同時又有些許意外，我比以前任何時候都更了解他了。
斯通納對她的出現和外形的改變很意外，但是現在已經不會像從前那樣讓他感動了。他看了看她，然后從桌邊站起身，穿過屋子，隆重地去迎接她。
伊迪絲把頭發剪短了，上面戴了頂帽子，這種帽子緊緊地包住頭發，乃至被剪短的頭發像不規則的框子般貼在她的臉上，她的嘴唇涂成鮮艷的橘紅色，兩塊小小的腮紅把顴骨襯托得更加尖削。她穿了件短禮服，戰后那幾年在年輕女子中特別流行，衣服從肩上直垂下來，就到膝蓋上方為止。她不自然地沖丈夫微笑著，穿過屋子向女兒走去，女兒坐在地上抬頭安靜又嚴肅地看著她。伊迪絲笨拙地跪下膝蓋，新衣服緊緊裹著雙腿。
“格蕾斯，寶貝，”她說，聲音在斯通納聽來既壓抑又尖厲，“想媽媽嗎？你想過媽媽不再回來嗎？”
格蕾斯在面頰上吻了下她，然后嚴肅地望著。“你看上去不一樣了。”她說。
伊迪絲大笑了聲，從地板上站起來，雙手舉過頭頂，身子轉了一圈。“我穿了件新衣服，穿了雙新鞋子，還做了個新發式。你喜歡這個樣子嗎？”
格蕾斯猶豫地點點頭。“你看上去不一樣了。”她又說了遍。
伊迪絲笑容綻放，她的牙齒上還殘留著一塊淡淡的口紅的污跡。她轉過身面向斯通納，“我看上去不一樣了嗎？”
“是的，”斯通納說，“很有魅力。很漂亮。”
她沖著斯通納大笑，搖搖頭。“可憐的威利。”她說，然后又轉身對著女兒。“我是不一樣了，我相信。”她對女兒說。“我真覺得不一樣了。”
可是，斯通納知道，她這是在對自己說。那一瞬間，不知怎么，他同時清楚：可能并非故意或者想清楚了，連她自己都不一定知道，伊迪絲正在向他宣告，一場新的戰爭開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