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煦華
顧頡剛先生（1893—1980年），江蘇省蘇州市人，是我國著名的歷史學家，古史辨派的創始人，這個學派以他編著的《古史辨》而聞名于世。他又是禹貢派的創始人，以他創辦的禹貢學會和主編的《禹貢》半月刊而為學林所推崇。顧先生因考辨古史，對古代神話、民俗、古典文學和歌謠也作了不少研究，并都有開創性的貢獻，是中國現代神話學、民俗學、古典文學和民間文藝研究等學術領域里的卓越莫基人之一。
顧先生生于書香世家，原名誦坤，字銘堅。筆名有天游、無悔、張久、誠吾、桂姜園、余毅、康爾典、勞育、周壟、武興國等。他早年的生活，已見于編入本書的《〈古史辨〉第一冊自序》，不再贅述。
建國前后，他歷任廈門、中山、燕京、北京、云南、齊魯、中央、復旦、蘭州、震旦等大學和社會教育學院、誠明文學院、上海學院教授，中山大學語言歷史學研究所主任、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特約研究員暨人文組院士、北平研究院史學研究會歷史組主任、齊魯大學國學研究所主任等職。1994年后，任中國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第一所和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研究員，先后主持《資治通鑒》和《二十四史》的校點工作。
顧先生的疑古思想是繼承鄭樵、姚際恒和崔述的傳統的。他在《我是怎樣編寫〈古史辨〉的》中說：“崔東壁的書啟發我做‘傳、記’不可信，姚際恒的書則啟發我不但‘傳、記’不可信，連‘經’也不可盡信。鄭樵的書啟發我做學問要融會貫通，并引起我對《詩經》的懷疑。所以我的膽子越來越大了，敢于打倒‘經’和‘傳、記’中的一切偶像。”
顧先生的治學方法和對今、古文的看法則來自胡適和錢玄同。他說胡適給他以研究歷史的方法，使他對古史有特殊的了解，知道“不但要去辨偽，要去研究偽史的背景，而且要去尋出它的漸漸演變的線索，就從演變的線索上去研究”（《〈古史辨〉第一冊自序》）。錢玄同則使他“辨清了今、古文家的原來面目”，“今文學是孔子學派所傳衍，經長期的蛻化而失掉它的真面目的”，“古文家得到了一點古代材料，用自己的意思加以整理改造，七拼八湊而成其古文學”（《〈秦漢的方士與儒生〉序》）。
顧頡剛先生以故事的眼光解釋古史構成的原因，用民俗學的材料來印證古史則來自他看戲和搜聚歌謠。他說：“老實說，我所以敢大膽懷疑古史，實因從前看了二年戲，聚了一年歌謠，得到一點民俗學的意味的緣故。”（《我的研究古史計劃》）“使我知道研究古史盡可應用研究故事的方法。”“用這個眼光去讀古史，它的來源、格式與轉變的痕跡，也覺得非常清楚。”“用這個方法去看古史，能把向來萬想不通的地方想通，處處發見出它們的故事性，所以我取大膽打破舊有的古史系統。從此以后，我對于古史的主要觀點不在它的真相而在它的變化。”（《答李玄伯先生》）
另外，顧先生讀了羅振玉和王國維的著述之后說“我的眼界從此又得一廣”，并受到王國維等用實物材料研究古史所取得的成就的深刻影響。他說：“古物出土愈多，時常透露一點古代文化的真相，反映出書籍中所寫的幻相，更使人對于古書增高不信任的意念。”（《〈古史辨〉第一冊自序》）因此，他認為出土古物所透露的古代文化的真相，既可以用來建設真實的古史，又可以用來作為破壞偽古史的工具。
以上就是顧頡剛先生的主要學術淵源。但是把他引上考辨偽古史道路的卻是康有為。1914年，他讀了康有為的《新學偽經考》、《孔子改制考》，深受影響，《孔子改制考》中所說的“上古史事茫昧無稽”，引起他對于古書上的古史不信任的觀念，就有志于推翻偽古史。這年3月，他寫的《古今偽書考跋》，是他最早寫的辨偽文字。到冬天，他開始寫讀書筆記，以記錄蒐集到的材料和對古史的見解。
顧頡剛先生的《與錢玄同先生論古史書》揭露了我國先秦至兩漢的古書上有關古史記載的神話傳說的真面目，剝去了“經書”的神圣外衣，從根本上推翻了二千多年來人們崇信的偶像，轟動了國內外學術界，引起了各方人士的注目，在社會上產生了廣泛的影響。可以說，他的疑古辨偽，不僅具有除舊布新的重大學術價值，而且具有反封建的重要社會意義。
顧頡剛先生古史研究的成就，主要是揭示出戰國、秦、漢以來的古書，特別是“經書”上所載的古史，大多出于神話傳說的演變，是由不同時代的神話傳說一層一層積累起來造成的，從而把古書中的一些虛妄的偽史料清除出去，為進一步科學地研究我國的古代史開辟了道路。下面就從四個方面來說明顧先生在考辨古史上的貢獻。
一、創立“層累地造成的中國古史”觀
1922年，顧頡剛先生在起草《最早的上古史傳說》時，把《詩》、《書》和《論語》三部書中的古史觀念作比較，發現禹的傳說是西周時就有的，堯、舜的傳說是春秋末年才產生的，伏羲、神農的出現就更晚了。于是他立了一個假設：
古史是層累地造成的，發生的次序和排列的系統恰是一個反背。（《〈古史辨〉第一冊自序》）
這個假設的意思是說：戰國、秦、漢以來的古書中所講的古史系統，是由先后的不同時代的神話傳說一層一層積累起來造成的，不同的古帝神話傳說發生時代的先后次序和古書中所講的古史系統排列的先后恰恰相反。次年，他在《與錢玄同先生論古史書》的“前記”中又作了進一步的闡發。他說這有三個意思：
第一，可以說明“時代愈后，傳說的古史期愈長”。如這封信里說的，周代人心目中最古的人是禹，到孔子時有堯、舜，到戰國時有黃帝、神農，到秦有三皇，到漢以后有**等。
第二，可以說明“時代愈后，傳說中的中心人物愈放愈大”。如舜，在孔子時只是一個“無為而治”的圣君，到《堯典》就成了一個“家齊而后國治”的圣人，到孟子時就成了一個孝子的模范了。
第三，我們在這上面，即不能知道某一件事的真確的狀況，但可以知道某一件事在傳說中的最早的狀況。我們即不能知道東周時的東周史，也至少能知道戰國時的東周史；我們即不能知道夏、商時的夏、商史，也至少能知道東周時的夏、商史。
錢玄同認為這個“層累地造成的中國古史”的意見，“真是精當絕倫”（《答顧頡剛先生書》）。胡適則說“真是今日史學界的一大貢獻”，“這三層意思都是治古史的重要工具”。他認為可以總括成下列的方式：
（1）把每一件史事的種種傳說，依先后出現的次序，排列起來。
（2）研究這件史事在每一個時代有什么樣子的傳說。
（3）研究這件史事的漸漸演進，由簡單變為復雜，由陋野變為雅馴，由地方的（局部的）變為全國的，由神變為人，由神話變為史事，由寓言變為事實。
（4）遇可能時，解釋每一次演變的原因。
（《古史討論的讀后感》）
胡適的總括說明了如何使用“層累地造成的中國古史”觀來研究古史傳說。
為了從雜亂的古史中分出信史與非信史，顧頡剛先生在《答劉胡兩先生書》中又提出要打破四項非信史的基本觀念：（1）打破民族出于一元的觀念；（2）打破地域向來一統的觀念；（3）打破古史人化的觀念；（4）打破古代為黃金世界的觀念。
以上就是“層累地造成的中國古史”觀的大致內容。郭沫若對它評價說：
顧頡剛的“層累地造成的古史”，的確是個卓識。從前因為嗜好不同，并多少夾以感情作用，凡在《努力報》上所發表的文章，差不多都不曾讀過。他所提出的夏禹的問題，在前曾哄傳一時，我當時耳食之余，還曾加以譏笑。到現在自己研究了一番過來，覺得他的識見是有先見之明，在現在新的史料尚未充足之前，他的論辨自然并未能成為定論，不過在舊史料中凡作偽之點大體是被他道破了。（《中國古代社會研究·夏禹的問題》）
郭沫若能捐棄早年成見，作出公允的評價，這種重真理超過感情的科學態度，是值得人們稱贊和學習的。
顧頡剛先生所創立的“層累地造成的中國古史”觀，遠可上溯于春秋末子貢所說“紂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是以君子惡居下流，天下之惡皆歸焉”（《論語·子張》）以及西漢初淮南王所說“三代之稱，千歲之積譽也；桀、紂之謗，千歲之積毀也”（《淮南子·繆稱訓》）；近則導源于崔述的“其世愈后則其傳聞愈繁”（《補上古考信錄》卷上），“世益晚則其采擇益雜”（《考信錄提要》上）。從這些論述中，可見前人雖已看到了一些表面現象，但都沒有去深究其內在規律，只是到了顧頡剛先生創立“層累地造成的中國古史”觀，才揭開了“其世愈后則其傳聞愈繁”的內在秘密。因此，這個史觀既是中西文化交流后長出來的碩果，又是我國歷**辨古史由感性認識上升到理性認識的規律性總結。它的問世是我國辨偽史上的一個重大的飛躍，標志著我國古史考辨之學進入了一個新的時代。
顧頡剛先生自“層累地造成的中國古史”觀發表以后，即從事于古史傳說的各種具體問題的考辨，后來也就沒有回過頭來對這一史觀作理論上的深入系統的闡述。但他對古史考辨的歷史作過深入的探索，編入本書的《戰國秦漢間人的造偽與辨偽》就是論述這個時期古史考辨歷史的；而他畢生所作的具體的古史考辨，正是揭示這一時期所偽造的古史。
二、揭示三皇五帝的古史系統是由神話傳說層累地造成的
歷來公認的三皇五帝的古史系統，顧頡剛先生認為是由神話傳說層累地造成的。他在《與錢玄同先生論古史書》中扼要地論述了古史傳說中的三皇五帝的由來，他說：自西周以至春秋初年，那時人對于古代原沒有悠久的推測，《詩》、《書》里的“帝”都是上帝。商族認為禹為下凡的天神，周族認為禹是最古的人王。古史傳說中的帝王，東周的初年只有禹，是從《詩經》上可以推知的；東周末年更有堯、舜，是從《論語》上可以看到的。《論語》中二次連稱堯、舜，一次連稱舜、禹，可見當時確以為堯、舜在禹之前。于是禹之前有更古的堯、舜。從戰國到西漢，偽史充分地創造，在堯、舜之前更加上了多少古皇帝。自從秦靈公于吳陽作上畤，祭黃帝，經過了方士的鼓吹，于是黃帝立在堯、舜之前了。自從許行一輩人抬出了神農，于是神農又立在黃帝之前了。自從《易·系辭》抬出了庖犧氏，于是庖犧氏又立在神農之前了。自從李斯一輩人說“有**，有地皇，有泰皇，泰皇最貴”，于是**、地皇、泰皇，更立在庖犧氏之前了。自從漢代交通了苗族，把苗族的始祖傳了過來，于是**成了開天辟地的人，更在**之前了。時代愈后，知道的古史越前；文獻越無征，知道的古史越多。在這封信中他就這樣揭示了歷來公認的三皇五帝古史系統是由神話傳說層累地造成的。
1929年，他在燕京大學教中國上古史時，編著了《中國上古史研究講義》，一部書一部書地考辨其中的古史傳說，但并不是孤立地考證這些傳說產生的時代，而是用歷史進化論的方法探索其時代背景和承前啟后的演變過程，以證明二千多年來公認的古代史實是由不同歷史時期的古史傳說演變而成的。以后他又把講義擴充，寫成《五德終始說下的政治和歷史》和《三皇考》兩篇論文，進一步詳盡地論述了戰國、秦、漢間三皇、五帝演化的歷史，三皇演化的歷史則一直敘述到近代。
三、打破民族出于一元與地域向來一統的傳統說法
兩千余年來大家信從《帝系姓》、《五帝德》上的上古世系的說法，以為五帝、三王都是黃帝的子孫，中華民族出于一元；又信從《禹貢》、《堯典》和《史記·五帝本紀》的說法，以為中國的疆域在黃帝時已是“東至于海”，“西至于空桐”，“南至于江”，“北逐葷粥”了，地城也早就一統了。顧領剛先生認為，這些傳統的說法不符合先秦的歷史實際，都要打破。
先就民族來說，顧先生在《與錢玄同先生論古史書》中指出：自西周以至春秋初年，沒有許多民族公認的始祖，那時人只是把本族形成時的人作為始祖。他認為民族出于一元的觀念，是經過春秋以后二百多年的大國攻滅小國的戰爭，把無數種族合并到一起而出現的。他在《戰國秦漢間人的造偽與辨偽》中說：“他們為要消滅許多小種族，就利用了同種的話來打破各方面的民族主義。本來楚的祖是祝融，到這時改為帝高陽后人說他就是顓頊了。本來秦是玄鳥隕卵，女修吞而生子的，到這時也是顓頊的苗裔了。趙祖非子，非子也是女修之后，秦和趙就同祖了。本來越是純粹南方民族，和諸夏沒有絲毫關系的，到這時也是禹的子孫了。本來匈奴在極北，越在極南，無論如何聯不起來的，到這時都成了夏的后裔了，禹是被稱為顓頊之孫的，那么越和匈奴也同祖顓頊了。田齊自稱舜后，而舜是顓頊的六世孫，他們也就與秦、趙、楚、越、匈奴為一個系統下的分支了。”商、周是兩個很不同的種族，到這時商祖契、周祖后稷，都是帝嚳的兒子，變成了親兄弟，連帝堯也是他們的兄弟。而顓頊和帝嚳，又是黃帝的孫子和曾孫。這樣就出現了唐、虞、夏、商、周同出于黃帝的說法。晚年，他在《周公東征考證》中對《帝系》的祖先同源說出現的時代作了考證。他說：《帝系》的前半篇把歷代帝王的系統從黃帝直貫到周的先世，后半篇則從“顓頊娶于滕隍氏”起轉到了陸終氏，以至楚熊渠封子三人為王，和《鄭語》說的“惟荊實有昭德，若周衰，其必興矣”正是一鼻孔出氣。這就表明寫作這篇文字是為楚取得中原統治張目的。因此，它的出現當在楚能問鼎中原的時期，即秦還沒有稱王，楚威王滅越，統一了南方中國，有力量統一中國之際。這個考證是非常精辟的。《周公東征考證》是顧先生晚年的力作，精義紛呈。但長達三十余萬字，本書因篇幅限制，未能選入。
《崑傳說和羌戎文化》，是顧先生90年代初寫的一篇探索我國西部民族——羌、戎歷史的長文。它說明羌、戎至少已有三四千年的歷史，和中原發生關系極早，自甲骨文到《詩》、《書》全都有記載。所謂華夏之族不少由羌、戎分出，不過其中進握中原政權的已自居為華夏，而停留在原來地方的則仍稱羌、戎而已。中國正統文化，實在都從羌、戎區域里發源，及至傳進了中原，然后大大地擴展。崑是他們的宗教中心，這些宗教的儀式傳進了中原，于是有“封禪”的大典禮；這些宗教的故事傳進了中原，于是有整整齊齊的一大套中國古史。中國古史人物是由神話人物轉變而來，而這些神話人物則由羌、戎的宗教故事而來。因此，羌、戎的宗教故事轉變成了中國的古史。這是顧先生20世紀90年代研究古代羌、戎史后對中國古史及其神話人物的來源提出的新說。
再就地域來說，顧頡剛先生認為秦、漢以前的中國只是沒有統一的許多小國。關于三代的疆域，他在《古史地域中的擴張》一文中說：夏的國都有說陽城的，又有說帝丘的、晉陽的、安邑的，反正離不了現在河南省的北部和山西省的南部，帶著一點兒河北省的南端。商大約起自東北，滅夏而占有中原，比夏多出了東北方。周滅商而入主中原，地方又擴大了一些，增加了西邊的老家渭水流域，又新辟了南土，延伸到申、呂、許，即今河南省的南部。然而始終未曾沒收了蠻貊的土地人民以為統一寰宇之計。春秋以后，楚國疆域日大，始立縣制；晉國繼起立縣，又有郡；至戰國而郡縣制普及。此時，越滅吳，統一了東南；以后楚東向滅越，又南越洞庭，西越巫山，統一了淮水和長江流域。秦滅義渠和蜀，統一了西北和西南。齊向海邊開拓，燕向東北開拓，越向北部開拓，又統一了許多異族的地域。因此，中國的地域統一，是經過夏、商、周三代的不斷擴大，戰國二百余年的兼并，到秦始皇完成的。《禹貢》、《職方》、《王會》以及《堯典》和《史記》等所說的地域一統，是戰國、秦、漢時的情況，而不是如這些書上所說的自黃帝以來早就定局的地域。因此，必須打破地域向來一統的觀念，而以各時代的地域為地域。顧頡剛先生還對九州與四岳和五岳等作了探索，發表了很多論文，有不少精辟的創見。他認為西周時尚沒有九州的觀念，更不必說殷和夏。九州本是戰國人的理想制度，漢武帝時，南北東西都新辟了很廣大的疆土，就采用了這個理想的制度來區劃天下。四岳和五岳是兩個不同性質的問題。四岳是姜姓之族的原居地，及齊人、戎人東遷而徙其名于中原，是兩周時事，為民族史及地理上的問題。五岳是大一統后因四岳之名而擴充的，且在地域上平均分配，視為帝王巡狩所到的地方，是漢武、宣時事，為政治史及宗教史上的問題。顧先生還寫過不少其他古代地理的論文進行深入的探索，限于篇幅不能多述。另外，顧先生又創辦了禹貢學會和《禹貢》半月刊的學術團體和專業刊物來倡導和組織古代地理的研究，以探索古代民族和地域的實際情況，取得了卓越的成就。
四、考訂古書著作時代，為研究古史傳說的演變打好基礎
考訂古書的著書時代，是研究古史傳說演變過程的極其重要的基礎工作，“層累地造成的中國古史”觀，就是初步確定了一些古書著作的時代，拿它和書上所說的古史時代進行比較而發現的。那時顧頡剛先生排了兩個表：一個是看書上說的什么時代就放在什么時代，例如置《三五歷年紀》、《春秋命歷序》于太古，置《堯典》、《舜典》、《皋陶謨》于唐、虞，置《逸周書》、《穆天子傳》于西周；一個是看它們作于什么時代就放在什么時代，例如置《虞夏書》于東周，置《易傳》、《竹書紀年》、《胠篋篇》于戰國、秦、漢間，置《命歷序》、《五帝德》于漢，置《帝王世紀》、《偽古文尚書》于晉，置《路史》、《三墳》于南宋。把這兩個表比較起來看，就會發現作得越后，越是排在前面。為此，顧頡剛先生對古書著作時代作了大量的考訂，下面就略述他論及的各種古書著作時代。
《周易》經傳的著作時代，顧先生在《周易卦爻辭中的故事》中，推定卦、爻辭作于西周初葉，《易傳》則至早不得過戰國，遲則在西漢中葉。
《尚書》的著作時代，他在給胡適的《論〈今文尚書〉著作時代書》中把《今文尚書》二十八篇分成三組：第一組，《盤庚》、《大誥》、《康誥》、《酒誥》、《梓材》、《召誥》、《洛誥》、《多士》、《多方》、《呂刑》、《文侯之命》、《費辭》和《秦誓》十三篇，在思想上、文字上都可信為真。第二組，《甘誓》、《湯誓》、《高宗肜日》、《西伯戡黎》、《微子》、《牧誓》、《洪范》、《金縢》、《無逸》、《君奭》、《立政》和《顧命》十二篇，決是東周間的作品。第三組，《堯典》、《皋陶謨》和《禹貢》三篇，決是戰國、秦、漢間的作品。后來在《〈堯典〉著作時**》中又說《堯典》出于武帝中年以后。在《〈禹貢〉評注》中又考定《禹貢》是公元前3世紀的作品。在《〈逸周書·世俘篇〉校注寫定與評論》中考證《世俘篇》實作于殷、周之際。
關于《詩經》，他認為是一部入樂詩的總集，是西周至東周的作品，他在《讀詩隨筆》中認為，可以假定這部書輯集于戰國中期。在《〈詩經〉在春秋戰國間的地位》一文中認為《左傳》和《國語》是戰國時的作品，《儀禮》是春秋末年或戰國初期的作品，《論語》輯集于戰國初期，《禮記》大部分是西**所作。他在《討論古史答劉胡二先生》中又說：“依我考定，《左傳》是紀元前三百年間所著，約當赧王初元。《墨子》書決是‘墨分為三’之后所作。”而《論語》中的《堯曰》章，他在《禪讓傳說起于墨家考》中以為“這章文字，早則出于戰國之末，遲則當在秦、漢之交”。
《周禮》的著作時代，顧先生在《周公制禮的傳說和〈周官〉一書的出現》中說，“這原是一部戰國的法家著作，散亡之余，為漢代的儒家所獲得，加以補苴增損”而成。至于《公羊》和《穀梁》，他在《秦漢的方士與儒生》一書中說：“戰國諸子以及**所引《春秋》常是《公羊傳》里的文字，可見這本傳出來很早。《穀梁》則是西漢中葉以后的作品。”
《老子》的成書年代，顧先生在給錢玄同的《論〈詩經〉經歷及〈老子〉與道家書》中以為“當如梁任公先生說，是戰國末年的書”。后來在《從〈呂氏春秋〉推測〈老子〉之成書年代》一文中改變了看法，以為在漢初。他說：“《老子》一書的編成是西元前3世紀下半葉之事，其發展則在西元前2世紀。”《莊子》這部書，顧先生在回答錢玄同《論〈莊子〉偽書》中說：“《莊子》是戰國、秦、漢間‘論道之人’所作的單篇文字總集。”后來在《中國上古史研究講義》中又說：“《莊子》實在是一部道家叢書”，“《莊子》各篇的著作時代，從戰國中期起，到西漢末年止，約經過了三百四十年”。
《山海經》的著作時代，顧先生在給何定生的《論〈山海經〉書》中說：“《山海經》一書，從所記之故事及地名上看，可信為戰國時書。”《穆天子傳》，顧先生在《崑傳說和羌戎文化》中從它的著作背景為趙武靈王西北略地，推定它當作于戰國初趙武靈王末年。
顧頡剛先生考訂的古書著作時代，當然不能都視為定論，而且在他自己的一生中也在不斷地修訂，但他都提出了有價值的見解，使存在的問題朝著解決的方向邁進了一大步。
顧先生著述宏富，內容廣闊，且大都有發前人所未發的創見，為此可以入選的文章很多。但由于本書篇幅有限，只能選入有關他創立“層累地造成的中國古史”觀和揭示三皇五帝古史系統的幾篇論文。這是他主要的學術貢獻，由此可以推定他在20世紀史學史上的地位。
1997年7月1日香港回歸日
【注釋】
[1]本文原為王煦華先生為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古史辨自序》撰寫的前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