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學作品在藝術價值上有高低的分別，鑒別出這高低而特有所好，特有所惡，這就是普通所謂趣味，辨別一種作品的趣味就是評判，玩索一種作品的趣味就是欣賞，把自己在人生自然或藝術中所領略得的趣味表現出就是創造。趣味對于文學的重要于此可知。文學的修養可以說就是趣味的修養。趣味是一個比喻，由口舌感覺引申出來的。它是一件極尋常的事，卻也是一件極難的事。雖說“天下之口有同嗜，”而實際上“人莫不飲食也，鮮能知味。”它的難處在沒有固定的客觀的標準，而同時又不能完全憑主觀的抉擇。說完全沒有客觀的標準吧？文章的美丑猶如食品的甜酸，究竟容許公是公非的存在；說完全可以憑客觀的標準吧？一般人對于文藝作品的欣賞有許多個別的差異，正如有人嗜甜，有人嗜辣。在文學方面下過一番工夫的人都明白文學上趣味的分別是極微妙的，差之毫厘往往謬以千里。極深厚的修養常在毫厘之差上見出，極艱苦的磨煉也常在毫厘之差上做工夫。
舉一兩個實例來說。南唐中主的浣溪沙是許多讀者所熟讀的：
“菡萏香銷翠葉殘，西風愁起綠波間。還與韶光共憔悴，不堪看
細雨夢回雞塞遠，小樓吹徹玉笙寒。多少淚珠何限恨，倚欄干。”
馮正中、王荊公諸人都極賞“細雨夢回”二句，王靜安在人間詞話里卻說：“菡萏香銷二句大有眾芳蕪穢美人遲暮之感，乃古今獨賞其細雨夢回二句，故知解人正不易得。”人間詞話又提到秦少游的踏莎行，這首詞最后兩句是“郴江幸自繞郴山，為誰流下瀟湘去，”最為蘇東坡所嘆賞，王靜安也不以為然：“少游詞境最為凄惋至‘可堪孤館閉春寒，杜鵑聲里斜陽暮，’則變而為凄厲矣。東坡賞其后二語，猶為皮相。”
這種優秀的評判正足見趣味的高低。我們玩味文學作品時，隨時要評判優劣，表示好惡，就隨時要顯趣味的高低。馮正中、王荊公、蘇東坡諸人對于文學不能說算不得“解人”，他們所指出的好句也確實是好，可是細玩王靜安所指出的另外幾句，他們的見解確不無可議之處，至少是“郴江繞郴山”二句實在不如“孤館閉春寒”二句。幾句中間的差別微妙到不易分辨的程度，所以容易被人忽略過去。可是它所關卻極深廣，賞識“郴江繞郴山”的是一種胸襟，賞識“孤館閉春寒”的另是一種胸襟；同時，在這一兩首詞中所用的鑒別的眼光可以應用來鑒別一切文藝作品，顯出同樣的抉擇，同樣的好惡，所以對于一章一句的欣賞大可見出一個人的一般文學趣味。好比善飲酒者有敏感鑒別一杯酒，就有敏感鑒別一切的酒。趣味其實就是這樣的敏感。離開這一點敏感，文藝就無由欣賞，好丑妍媸就變成平等無別。
不僅欣賞，在創作方面我們也需要純正的趣味。每個作者必須是自己的嚴正的批評者，他在命意布局遣詞造句上都須辨析錙銖，審慎抉擇，不肯有一絲一毫含糊敷衍。他的風格就是他的人格，而造成他的特殊風格的就是他的特殊趣味。一個作家的趣味在他的修改鍛煉的工夫上最容易見出。西方名家的稿本多存在博物館，其中修改的痕跡最足發人深省。中國名家修改的痕跡多隨稿本淹沒，但在筆記雜著中也偶可見一斑。姑舉一例。黃山谷的沖雪宿新寨一首七律的五六兩句原為“俗學近知回首晚，病身全覺折腰難。”這兩句本甚好，所以王荊公在都中聽到，就擊節贊嘆，說：“黃某非風塵俗吏”。但是黃山谷自己仍不滿意，最后改為“小吏有時須束帶，故人頗問不休官。”這兩句仍是用陶淵明見督郵的典故，卻比原文來得委婉有含蓄。棄彼取此，亦全憑趣味。如果在趣味上不深究，黃山谷既寫成原來兩句，就大可茍且偷安。
以上談欣賞和創作，摘句說明，只是為其輕而易舉，其實一切文藝上的好惡都可作如是觀。你可以特別愛好某一家，某一禮，某一時代，某一派別，把其馀都看成左道狐禪。文藝上的好惡往往和道德上的好惡同樣地強烈深固，一個人可以在趣味異同上區別敵友，黨其所同，伐其所異。文學史上許多派別，許多筆墨官司，都是這樣起來的。
在這里我們會起疑問：文藝有好壞，愛憎起于好壞，好的就應得一致愛好，壞的就應得一致憎惡，何以文藝的趣味有那么大的紛歧呢？你擁護六朝，他崇拜唐宋；你贊賞蘇辛，他推尊溫李，紛紜擾攘，莫衷一是。作品的優越不盡可為憑莎士比亞、勃萊克、華茲華司一般開風氣的詩人在當時都不很為人重視。讀者的深厚造詣也不盡可為憑托爾斯泰攻擊莎士比亞和哥德，約翰生看不起密爾敦，佛朗司譏誚荷馬和浮吉爾。這種趣味的紛歧是極有趣的事實。粗略地分析，造成這事實的有下列幾個因素。
第一是資稟性情。文藝趣味的偏向在大體上先天已被決定。最顯著的是民族根性。拉丁民族最喜歡明晰，條頓民族最喜歡力量，希伯來民族最喜歡嚴肅，他們所產生的文藝就各具一種風格，恰好表現他們的國民性。就個人論，據近代心理學的研究，許多類型的差異都可以影響文藝的趣味。比如在想像方面，“造型類”人物要求一切像圖畫那樣一目了然，“渙散類”人物喜歡一切像音樂那樣迷離隱約；在性情方面，“硬心類”人物偏袒陽剛，“軟心類”人物特好陰柔；在天然傾向方面，“外傾”者喜歡戲劇式的動作，“內傾”者喜歡獨語體詩式的默想。這只是就幾個犖犖大端來說，每個人在資稟性情方面還有他的特殊個性，這和他的文藝的趣味也密切相關。
其次是身世經歷。謝安有一次問子弟：“毛詩何句最佳？”謝玄回答：“昔我往矣，楊柳依依：今我來思，雨雪霏霏。”謝安表示異議，說：“訐謨定命，遠猷辰告句有雅人深致。”（見世說新語）。這兩人的趣味不同，卻恰合兩人不同的身份。謝安自己是當朝一品，所以特別能欣賞那形容老成謀國的兩句；謝玄是翩翩佳公子，所以那流連風景，感物興懷的句子很合他的口胃。本來文學欣賞，貴能設身處地去體會。如果作品所寫的與自己所經歷的相近，我們自然更容易了解，更容易起同情。杜工部的詩在這抗戰期中讀起來，特別親切有味，也就是這個道理。
第三是傳統習尚。法國學者泰納著英國文學史，指出“民族”，“時代”，“周圍”為文學的三大決定因素，文藝的趣味也可以說大半受這三種勢力形成。各民族，各時代都有它的傳統。每個人的“周圍”（法文Milieu略似英文Gircle，意謂“圈子”，即常接近的人物，比如說，屬于一個派別就是站在那個圈子里）都有它的習尚。在西方，古典派與浪漫派，理想派與寫實派；在中國，六朝文與唐宋古文，選體詩，唐詩和宋詩，五代詞，北宋詞和南宋詞，桐城派古文和陽湖派古文，彼此中間都樹有很森嚴的壁壘。投身到某一派旗幟之下的人，就覺得只有那一派是正統，阿其所好，以至目空其馀一切。我個人與文藝界朋友的接觸，深深地感覺到傳統習尚所產生的一些不愉快的經驗。我對新文學屬望很殷，費盡千言萬語也不能說服國學耆宿們，讓他們相信新文學也自有一番道理。我也很愛讀舊詩文，向新文學作家稱道舊詩文的好處，也被他們嗤為頑腐。此外新舊文學家中又各派別之下有派別，京派海派，左派右派，彼此相持不下。我冷眼看得很清楚，每派人都站在一個“圈子”里，那圈子就是他們的“天下”。
一個人在創作和欣賞時所表現的趣味，大半由上述三個因素決定。資稟性情，身世經歷和傳統習尚，都是很自然地套在一個人身上的，不輕易能擺脫，而且它們的影響有好有壞，也不必完全擺脫。我們應該做的工夫是根據固有的資稟性情而加以磨礪陶冶，擴充身世經歷而加以細心的體驗，接收多方的傳統習尚而求截長取短，融會貫通。這三層工夫就是普通所謂學問修養。純恃天賦的趣味不足為憑，純恃環境影響造成的趣味也不足為憑，純正的可憑的趣味必定是學問修養的結果。
孔子有言：“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樂之者，”仿佛以為知、好樂是三層事，一層深一層；其實在文藝方面，第一難關是知，能知就能好，能好就能樂。知、好、樂三種心理活動融為一體，就是欣賞，而欣賞所憑的就是趣味。許多人在文藝趣味上有欠缺，大半由于在知上有欠缺。
有些人根本不知，當然不會觸感到趣味，看到任何好的作品都如蠢牛聽琴，不起作用。這是精神上的殘廢。犯這種毛病的人失去大部分生命的意味。
有些人知得不正確，于是趣味低劣，缺乏鑒別力，只以需要刺激或麻醉，取惡劣作品療饑過癮，以為這就是欣賞文學。這是精神上的中毒，可以使整個的精神受腐化。
有些人知得不周全，趣味就難免狹窄，像上文所說的，被囿于某一派別的傳統習尚，不能自拔。這是精神上的短視，“坐井觀天，誣天藐小。”
要診治這三種流行的毛病，唯一的方劑是擴大眼界，加深知解。一切價值都由比較得來，生長在平原，你說一個小山坡最高，你可以受原諒，但是你錯誤。“登東山而小魯，登泰山而小天下”，那“天下”也只是孔子所能見到的天下。要把山估計得準確，你必須把世界名山都游歷過，測量過。研究文學也是如此，你玩索的作品愈多，種類愈復雜，風格愈紛歧，你的比較資料愈豐富，透視愈正確，你的鑒別力（這就是趣味）也就愈可靠。
人類心理都有幾分惰性，常以先入為主，想獲得一種新趣味，往往須戰勝一種很頑強的抵抗力。許多舊文學家不能欣賞新文學作品，就因為這個道理。就我個人的經驗來說，起初習文言文，后來改習語體文，頗費過一番沖突與掙扎。在才置信語體文時，對文言文頗有些反感，后來多經摸索，覺得文言文仍有它的不可磨滅的價值。專就學文言文說，我起初學桐城派古文，跟著古文家們罵六朝文的綺靡，后來稍致力于六朝人的著作，才覺得六朝文也有為唐宋文所不可及處。在詩方面我從唐詩入手，覺宋詩索然無味，后來讀宋人作品較多，才發見宋詩也特有一種風味。我學外國文學的經驗也大致相同，往往從篤嗜甲派不了解乙派，到了解乙派而對甲派重新估定價值。我因而想到培養文學趣味好比開疆辟土，須逐漸把本來非我所有的征服為我所有。英國詩人華茲華司說道：“一個詩人不僅要創造作品，還要創造能欣賞那種作品的趣味。”我想不僅作者如此，讀者也須時常創造他的趣味。生生不息的趣味才是活的趣味，像死水一般靜止的趣味必定陳腐。活的趣味時時刻刻在發見新境界，死的趣味老是囿在一個狹窄的圈子里。這道理可以適用于個人的文學修養，也可以適用于全民族的文學演進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