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云五先生近年有“古籍今注今譯”的提議，嘉惠后學實在并非淺鮮。“今注”這兩個字實在是十二年前，我對張曉峰先生注《資治通鑒》時所建議的，經過十一年的工夫，由我及朋友、學生合力完成，但后因并無充足的校刊費用能將全書刊行，于是，商諸商務印書館，王云五先生欣然答應為之完成。就是出于這個原因，他也用“今注”這個名字。至于“今譯”乃為王老先生所獨創。我所擔任的是《春秋左傳今注今譯》的編輯工作，對此書我當在序中略有說明。
（一）《隋書·經籍志》載有《春秋左氏解誼》三十一卷，漢九江太守服虔注。他所分卷數與杜預的《春秋左傳經傳集解》三十卷不同。杜預書亦載于《隋書·經籍志》，自唐作《正義》就用了他，遂為唐后學者通用書。今也照服虔例分為三十一卷，所不同的是莊公杜預只有一卷，而我分為二卷，其余如僖公三卷，襄公六卷，昭公七卷，與杜預相同。我固然不能詳悉服虔的分卷方法，但我只能想到莊公可以分為二卷而已。
（二）至于《左氏春秋》的作者，是否即《論語·公冶長》篇之“左丘明恥之，丘亦恥之”所說的左丘明？據姚鼐說：“左氏之書，非出一人所成。自左丘明作《傳》以授曾申，申傳吳起，起傳其子期，期傳楚人鐸椒，椒傳趙人虞卿，虞卿傳荀卿。蓋后人屢有附益，其為丘明說經之舊，及為后所益者，今不知孰為多寡矣。余考其書，于魏氏事造飾尤甚，竊以為吳起為之者蓋尤多。夫魏絳在晉悼公時，甫佐新軍，在七人下耳，安得平鄭之后，賜樂獨以與絳？魏獻子合諸侯于位之人，而述其為政之美，詞不恤其夸，此豈信史所為論本事而為之傳者耶？《國風》之魏，至季札時，亡久矣，與邶、鄘、鄶等，而札胡獨美之曰：‘以德輔此，則明主也。’此與‘魏大名’‘公侯之子孫，必復其始’之談，皆造飾以媚魏君者耳。又明主之稱，乃三晉篡位后之稱，非季札時所宜有，適以見其誣焉耳。自東漢以來，其書獨重，世皆溺其文辭，宋儒頗知其言之不盡信，然遂以譏及左氏，則過矣。彼儒者親承孔子學以授其徒，言亦約耳，烏知后人增飾若是之多也哉！若乃其文既富，則以存賢人君子之法言，三代之典章，雖不必丘明所記，而固已足貴，君子擇焉可也。”（見《左傳補注序》）
（三）孔子《春秋》與《左氏春秋》實是兩部書，所以顧炎武《日知錄》也說：“《春秋》因魯史而修者也；故所書晉事，自文公主夏盟，交于中國，則以創列之史參之，而一從周正；自惠公以前，則間用夏正，其不出一人明矣。”《左氏春秋》是**各國的史書而成，此種議論實由唐朝趙匡發端，他在《春秋集傳纂例》書中說：“蓋左氏廣集諸國之史以釋《春秋》，傳成以后，蓋其**及門人見嘉謀事跡，多不入傳，或有雖入而復不同，故各隨國編之而成此書，以廣異聞爾。”所說“集諸國之史”甚確，但說“以釋春秋”則非，然較為《春秋》作傳比較更近于真相。不如說它們是兩部書更可靠。并且左丘明雙姓與《左氏春秋》的左不同，所以朱熹在“語類”中就以為“左氏倚相之后”，所以后來記載楚事甚多。比如，隱公元年，《春秋》所記共七條，而《左氏春秋》就有十三條，有時也有《春秋》有而《左氏春秋》沒有的。或是相反的時候。這些皆能證兩書的不同。
細看《春秋》與《左氏春秋》皆開始自魯隱公，而所書紀年只以晉國事而論，亦始于晉文侯，早過于曲沃莊伯，而杜預曾見過真本紀年，他在后序中說：“曲沃莊伯三十一年十一月，魯隱公之元年正月也。”就是公元前七二二年，從此以后各國史料始見豐富，這也是不足為奇的事。觀《詩經》中，《雅》多作于西周，彼時東方列國尚無《國風》，衛武公所作抑篇尚用《雅》的詩調，即因衛國尚無他自有的詩調。《國風》的開始在于平王東遷以后，由此可見。東遷是在公元前七七〇年。再以出土的銅器而論，東周時代者多屬列國的作品，與西周銅器多屬王室者不同。由此觀之，東遷以后，文化中心也隨著政治中心而漸向東方轉移，列國的史料開始愈加發達，這也是自然的現象。《漢書·藝文志》尚載有《公羊外傳》五十篇，《公羊雜記》八十三篇，《穀梁外傳》二十篇，內容雖然不能詳細知道，大約也是記載同《左氏春秋》相類的故事。
（四）再細研究，兩書不太相連，并非如《公羊傳》《穀梁傳》為解釋《春秋》而作。茲舉一兩條為例作證據，如桓公元年末尾說：（1）“宋華父督見孔父之妻于路，目逆而送之，曰‘美而艷’。”而二年開首就說：（2）“宋華督攻孔氏，殺孔父而取其妻。”可見（1）同（2）兩條本來相連，后經劉歆或杜預兩書相合后，始有現在的現象。又如桓公五年：（1）“冬，淳于公如曹，度其國危，遂不復。”六年就說：（2）“春，自曹來朝，書曰‘寔來’，不復其國也。”此類尚多，舉此例以概其余。
所謂《左氏春秋》是“以列國之史參之”，這話甚有道理。比如，宋國事常舉六官的姓名，晉事常舉三軍或六軍帥佐的姓名，必是抄自宋晉各國史官所記載的材料。
至于漢以后又發生劉歆請立《左氏傳》于學官的問題，見《漢書》三十六卷《楚元王傳》，劉向是楚元王的玄孫，而劉歆是他的兒子。他移書太常博士書責讓他們，他又將《左氏傳》與《公羊》《穀梁》二傳并列為釋經的傳。其實漢朝學官已近于功名的途徑，多立一科目則舊者必有所畏懼，因此必引起爭端，所謂“利祿之途，然也”就是這種理由，書甚長現在不能博引，閱者可翻《楚元王傳》即能明白，所以在此不必細講。出于這種原因，劉歆必須將《左氏春秋》改為《春秋左氏傳》，而博士**必說“左氏不傳春秋”，以不**。至西晉杜預更“分經之年與傳之年相附”（見杜預《春秋序》）遂成現行的體系，杜并解釋為“故傳或先經以始事，或后經以終義”（見上序中）以辨別兩書的不同各點，而不欲說他們是兩部書。自唐以后遂相仍而不改，此書也不好例外；若獨創一格，反使讀者莫名其妙了，只在序中略說明我的見解。
至于編纂的經過亦當略述如后，最初“今注”由我口述而由文長徐女士筆錄，至于“今譯”則由劉翠溶女士擔任，這是僖公二十八年城濮之戰以前的情形。這時劉女士往美國哈佛大學讀書，自隱公元年至僖公二十八年共九十一年，恰與《春秋》二百四十二年的三分之一相近。以后我自己寫了幾年就由我口述而由李敏慧女士筆錄，輔以其妹李素貞襄助抄寫，以底于成，特記于此并志對諸位的感謝。
1970年2月夏正元旦·高陽
李宗侗